程　麻

在鲁迅诞生百年纪念的时候，我国的鲁迅研究工作，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繁荣景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鲁迅传记创作的大丰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出版发行了四种新的鲁迅传记，即林非、刘再复合写的《鲁迅传》；林志浩的《鲁迅传》；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吴中杰的《鲁迅传略》。彭定安的《鲁迅传》也即将出版。这些新的鲁迅传记，各具异彩，不仅是我国鲁迅研究工作的重大收获，同时也将推动整个传记文学的创作出现新的局面。

最早给鲁迅立传的是日本的增田涉和美国的斯诺，这些在鲁迅生前写的传记，尽管内容简略，立论和史实不无失当之处，但他们筚路蓝缕，功绩是不可抹灭的。国内第一本引起读者注意的鲁迅传记——王士菁的《鲁迅传》，出版在全国解放前夕，它和朱正的《鲁迅传略》成为我国鲁迅传记的奠基之作，尤其是王士菁所写的《鲁迅传》，后来曾多次修订再版，影响是广泛的。这之后的近二十年间，日本的鹿地亘、竹内好、山田野理夫、丸山升、上野昂志、高比良光司、山田敬三和苏联的L.D.波兹涅娃等人又写了一些新的鲁迅传记。

一般地说，初期的鲁迅研究，大都着眼于从总体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那时出版的鲁迅传记势必致力于摸清鲁迅一生的基本线索，重轮廓而不尚精细。王士菁和朱正的两本鲁迅传记的价值和特点就在于此。后来，随着全国政治条件的根本转变和文化的全面发展，鲁迅研究开始了认真整理生平资料、具体分析思想和作品的新阶段。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已有可能根据积累的新资料，加以分析并系统化，结合鲁迅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对他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和文学活动进行较前更为全面、准确的新概括，从而更深刻地说明他占据的历史地位。按照鲁迅研究的这条发展规律，我们可以把新出版的五本鲁迅传记看做是二十多年鲁迅研究的成果的一个综合，对鲁迅生平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充实、准确化和系统化。在这几本新传记中，诸如鲁迅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上海藏书室、和陈赓会见、电贺红军长征胜利等等解放后新发现的生平资料，都占有显著的地位。传记的作者们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了一些过去的鲁迅传记中不准确的叙述，使鲁迅传记中的资料错误大大减少，增强了鲁迅传记的真实性。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这些新的著作大都注重了过去相对忽略了的鲁迅后十年在上海的思想风貌和战斗业绩的描绘，林非、刘再复合写和林志浩的两本著作，鲁迅后期生平的叙述都占全书的将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样的编排意图，反映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业绩的重点和精华。终鲁迅之一生，他从走上社会那天起，就是一位勤劳不息、奋斗不止的战士，在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他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最有光彩的，还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十年的生活。这一段生平，理应大书而特书。林志浩的《鲁迅传》对鲁迅后期生活和思想的叙述，在第二编的末尾即已见端倪。而在重点部分则具体细致地分析了鲁迅和三十年代青年作家的关系，又以田汉、刘半农、许广平和海婴等人为例，刻划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精神境界。此外，还谈到了鲁迅对民族和阶级的关系的认识，并借用冯雪峰、柳亚子和郁达夫等人对鲁迅的印象，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即“鲁迅是富有革命人情味的战士，他对于年轻一代，是辛勤的园丁；对于浪漫蒂克的朋辈，是难得的诤友；对于故人、亲人，则始终如一、笃守情谊，坚持原则。”这种把鲁迅的战斗、工作、生活和交往结合起来描绘的写法，生动地展现了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的“崭新姿态”。林非、刘再复合写的《鲁迅传》，在《窃火者》一章中，着重分析了鲁迅到上海后给中篇小说《尘影》写的题辞：“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入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结合鲁迅在上海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全面分析了鲁迅实现了世界观的质变之后对于各种问题的正确见解，令人信服地表明，鲁迅这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尽管这几本著作对鲁迅后期杂文的分析还可加重，但和以前的鲁迅传记相比，对鲁迅后十年的思想和生活的认识程度显然是提高了，这反映出我国的鲁迅研究达到的新水平。

如果说上面所谈的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这两个特点还主要属于史料范围的问题，那么，说到如何描绘鲁迅的形象，就分明取决于一个作者的史识高低，即处理史料的指导思想了。在这方面，几本新的鲁迅传记显示出它们的第三个特色，就是传记的作者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白了一个根本宗旨：要写“人”而不写“神”。黑格尔曾在《美学》一书中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虽然这话原是对文艺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提出的要求，其实传记中的主人公的描绘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写好鲁迅，把他写成“人”而不写成“神”，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着笔，即不但写他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立场，也要写他的生活、感情以及音容风貌，使鲁迅的形象生动、丰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以前某些名人的传记和文艺作品一样，也有忽略生活气息而使人物形象干瘪生硬，令人敬而远之的缺憾。鉴于历史的教训，几位新的鲁迅传记的作者坚持鲁迅所说的英雄也有常人的生活的唯物主义观点，注意了鲁迅的生活的有血有肉的生动描述。这种描述和鲁迅思想的深刻剖析相得益彰，使人们对鲁迅倍觉亲切。林非、刘再复合写的《鲁迅传》冲破了过去鲁迅研究中的多余的忌讳，把鲁迅和朱安的结婚与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各辟专章，既对历史如实描述，又从中挖掘出内在的意义，指出：“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统治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他和朱安的婚姻悲剧，只是四千年旧帐中的一页。毁灭无数青春的悲剧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祖传的吃人的筵席、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国吃人的封建制度。这种自称为‘东方文明的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负有多大的历史罪恶啊！”这样认识鲁迅的婚姻悲剧不仅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伟大人格，而且说明了鲁迅对封建制度的罪恶有切身的感受。另外，这部著作还专门叙述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分裂，说：“有一些使事情发生变化的原因，从它本身看来也许并不重要，然而正是这样的原因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命运。这样说起来，周作人跟鲁迅绝交，就使他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潜伏着一个危机，因为从此以后，当他怯懦和阴暗的念头不断升起时，就再也听不到出于手足之情的忠告了，他终于在后来一步步地堕入了黑暗的深渊。”由于作者把家庭事件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就更加发人深思。曾庆瑞、吴中杰两书对此事的分析也具有这种特点。

几本新的鲁迅传记的再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恐怕是对那些历来有争议的问题的评价了。他们对这些历史悬案，既不回避，也不感情用事，力求综合学术界的各种看法，谈出自己的见解。在林志浩、曾庆瑞所写的带有评论色彩的著作中，这点尤其突出。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的论争，曾庆瑞认为：“今天看来，尽管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是可以避免的，这场‘革命文学运动却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者不仅详尽地叙述了论争的经过，而且把双方的观点加以比较，既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又分析了鲁迅高于创造社的地方，同时也不避讳鲁迅的欠妥之处。当然，如果作者更广泛地考虑到这次论争和当时日本文学状况的联系，可能会使分析再深入一步。对于作者的结论，人们尽可以批评、争论，但说到作者的这种对历史认真而不敷衍的态度，无疑是应该推崇的。据说惠特曼对为他作传的特罗贝尔这样说过：“无论你怎样，可是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都要放进去。……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它们是不真实的。我国的许多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惠特曼说这话颇有些浪漫，但作为一种观点，他是对的。他的意思用另一个外国人的话来表达，就是“写好一生可能和过好一生同样困难。”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人生之难在于能自觉地认识自己，特别是不足之处。这是人前进的基础。而写传记之难，则在于真实地、恰如其分地描绘一个人，包括他的美德和缺憾。一个人的长处和不足都能对别人有益，问题是要采取正确观点去认识。说到这一点，就不单单是针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了，也可以进而作为整个传记文学的借鉴。

这四本传记，在写作风格上也是各有特点的。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意在“比较简明地介绍鲁迅的生活、创作及其重要的社会活动。”林志浩则“力求把鲁迅的战斗历程、作品评述和思想发展结合起来”，“采取叙述、描写和议论并重的写法”。而林非、刘再复合作的指导思想，却是“不仅追求它的学术研究价值，更注意它的通俗性和形象性，让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也能阅读。”值得称道的是，两位作者配合默契，使得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抒情笔调，描述生动，文辞优美，很有艺术感染力。这种以文学笔调写传记的尝试是十分有益的，给传记创作开拓了广阔的视界。曾庆瑞之作又与上述格调不同，他想写“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虽然作者在章节编排上稍见繁缛，但因为抓住了鲁迅思想发展这条主线，全书脉络还是清晰的，而且对鲁迅各时期思想特点的归纳评点时也有精湛之处。

不过，后一位作者想把“人物传记”写得既不同于理论著作，也和传记文学相区别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如果这种划分意在使自己的著作在色彩上有所独创，那可以理解，但要是把这三者彼此孤立起来却不妥。从文章分类的角度说，传记源出于历史，但到了现代，它却在国内外都逐渐带上了浓厚的文学色彩，而且也时时不能摆脱理论的分析，尤其是当写那些文化成就卓著的人的时候。因此，美国的杰拉尔德·克拉克说：“最好的传记作家向小说家求救。尽管没有必要崇拜事实，但必须尊重事实，以善意对待事实。”并且要求传记作者“解释”主人公的生活。这是说传记与历史、文学和理论三者不可分割。正如不应该因为文艺辞典上没有关于“杂文”或“科学文艺”的确切定义就否认这两种文学体裁一样，我们大可不必以文章分类的僵硬定义去界说传记。而且所有的传记也不能都是一种格调，而要根据所写对象的不同去确定传记的不同色彩。但如果从目前传记的发展趋向和人们的好恶着眼，我觉得现在还是把传记归入文学、称为“传记文学”为好。在不否认传记的历史价值和理论分析的必要的同时，强调一下传记的文学倾向对其发展大概有益无害罢。

有人说，从世界范围看，现在传记创作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希望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有更大的繁荣。鲁迅的传记应该是不厌其多的，关键是必须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质量。

(《鲁迅传》，林非、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1.20元；林志浩著，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1.70元；《鲁迅评传》，曾庆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2.68元；《鲁迅传略》，吴中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