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宇

阿Q——这是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笔下一个不朽的典型。阿Q这个形象，个性鲜明，独一无二；又具有极为广泛

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体现了十分深广的社会内容。它不仅活在书本里，而且走进了生活，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就象熟悉诸葛亮、贾宝玉、孙悟空和鲁智深等人一样，中国有几个人不知道阿Q呢？而且，这个阿Q，全世界都知晓他，就象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也负有盛名。这个典型的影响，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五四”以来最杰出的小说。把《阿Q正传》成功地搬上话剧舞台，让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变成活生生的舞台形象，这是三十年代以来我国许多话剧艺术家的愿望，也为世界上许多戏剧艺术家所关注。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院排演了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同志改编的话剧《阿Q正传》，由雷恪生同志主

演阿Q.演出获得了戏剧界内外的好评。我们感到兴奋，但也仍然感到有些担心。担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担心我们的分寸感还掌握得不够好，我想这只有在今后的演出中努力更透彻地理解阿Q这个形象；另一方面，也担心青年人是否能

看懂这个剧，因此也就很愿意和青年们谈谈阿Q这个人物。

阿Q是个什么样子呢？“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

阿Q是很不幸的。他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没有家，多半时间寄住在未庄土谷祠里，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糊口。“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劳苦雇农。阿Q连起码的社会地位都没有。他本来大约是姓赵，但因为未庄的大财主赵太爷姓赵，便被勒令不准姓赵了，并为此挨了一顿嘴巴，还被地保罚了二百文酒钱。象别的人们一样，阿Q也有着七情六欲，也想过女人。可是他的“恋爱悲剧”是这样的可笑而且短促，不过是跪下去对赵太爷家的女佣人说了两句“我和你困觉”，便在一顿毒打和种种罚处中结束了。

然而，阿Q最大的不幸，是他连灵魂也被一种“鸦片”深深地毒害了，使他不知苦楚地熬过一生，直至糊涂地死去。这就是那使人逃避现实、自我超脱、在心理与精神上转败为胜的“精神胜利法”。阿Q就是依仗它来支撑自己活在世上直到离开人间的。你看：

阿Q是那样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一贫如洗，却要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阿Q头上长着癞疮疤，极力要掩藏，并因此很忌讳别人提到“癞”、“灯”、“烛”等字。但别人揭短时，阿Q却回答说：“你还不配……”仿佛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阿Q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碰了响头之后，只要想“儿子打老子”，便也就心满意足，反败为胜了。甚至为了解除内心的“忽忽不乐”与“失败的痛苦”，也可以自己打自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阿Q畏强凌弱。在强者面前，他甘受屈辱，自轻自贱。赵太爷不让他姓赵，他不敢抗辩；假洋鬼子打他，他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而在小尼姑那样的更弱者面前，他又放肆欺辱，并且自鸣得意。

阿Q健忘、愚昧、麻木。被别人打过，转瞬就可以忘却干净。对清政府残酷屠杀革命党人，他无动于衷，反觉得“好看好看”。待到自己受冤被抓进衙门，已经在亡命状上画押时，仍无半点醒悟，却生怕圆圈画得不圆被人笑话。及至被押赴刑场，死到临头，虽然急得有些发昏，却也有些泰然，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确实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

身受重重压迫，过着非人生活的阿Q，也有改变现状的原始状态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起来了，他看到举人老爷和赵太爷等人十分害怕慌张，就改变了一向甘受屈辱和痛恶革命的态度，变得“神往”革命，要“革这伙妈妈的的命”，要“投降革命党”了。正象鲁迅后来说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但是，阿Q的革命“理想”是十分模糊和混杂的。它除了合理的内容外，还包含了许多荒唐和可鄙的东西，比如“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之类。出于报复心理，他的革命对象既有压迫他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之流，也有平素打过架的小D、王胡等等。限于眼界的狭窄，他的经济要求则是抢些东西，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来。然而，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阿Q失望之余也就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赵家遭了抢劫。于是，机关枪架在土谷祠前，把阿Q抓了去。糊里糊涂地过了堂，阿Q便被枪毙示众，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大团圆”了。

阿Q，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落后、不觉悟的贫苦农民。鲁迅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深刻解剖了“精神胜利法”，把它的种种表现集中、概括地揭示了出来。

“精神胜利法”绝非中国农民阶级本质的写照，更非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而是一种堕落、消极的现象，是失败主义矛盾心理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和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正象鲁迅指出的那样：“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阿Q生活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期，清王朝丧权辱国，革命运动连遭失败。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胜利法”就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病态的民族精神，一个令人痛心的“疮疤”，成为农民阶级和整个民族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桎梏。

阿Q，就是这样一个带着民族耻辱烙印，令我们深深自省的典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在阿Q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揭露。他也是在向阿Q一类的人众呐喊，以期待他们“觉醒，走出，都来开口”。

按鲁迅小说所说，阿Q是辛亥元年被枪毙的。如今，阿Q所处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阿Q精神”是否就荡然无存了呢？鲁迅于1926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著名文学家茅盾曾谈过这样的感受：“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在排演话剧《阿Q正传》的过程中，对茅盾的这些话我们有了更深的体会。

感谢剧作家陈白尘忠于原著，紧紧把握住“精神胜利法”这一核心内容，改编了一个出色的剧本。我们演出的这个话剧，基本上是叙事喜剧的风格。在诙谐、幽默的形式下，让观众去思考那内在的、严肃的、悲剧性的主题。在这个话剧里，特别安排了一个解说人。通过她的解说，让观众始终保持一种客观和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看戏和思考。“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这原是鲁迅的意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