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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与纳谏

1979-07-15于迟

读书 1979年6期

于 迟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些大臣说,我发的诏命,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们也要提出来。不许“阿旨顺情”,“知而寝默”。如果你们不给我提批评建议,只是收收发发文件,那谁都可以干得了,我何必要挑选你们来干呢?!李世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封建统治者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机构的统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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