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文

贫农伍子仁缺一条背小孩的背带；伍壬保有病不上医院医治；伍福祥的娃仔得了病，老奶奶主张送鬼；伍德忠想学记工分……听来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小事情。

可是，伍子仁没有背带，他的爱人就不能出工，给他家庭经济生活带来不少困难。

伍壬保得的是肺病，已经几个月了，不到医院去看，只找草药医生，钱花了不少，病一直未好。

伍福祥的娃仔屙肚，不去找医生，却去送鬼，病势日重，发展到三度脱水，病情危急。

伍德忠要学记工分，因为他从小家贫，读不起书，现在虽很勤劳，但全家三个劳动力，一年的工分自己既不会记也不会算，心里很焦急。

这些事情，我们下乡干部要不要过问呢？

过去，我们有的下乡干部，住公社、住干部家，听基层干部汇报，这种“小事”是很少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即使听到了，也引不起注意，因为我们有所谓“自己的任务”，关心的是带下来的任务能否完成。如果照过去那样，我现在下乡搞工作，对这些事情就可管可不管了。

这次下乡，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要和群众“三同”，住在真正的贫农、下中农家。我们通过认真“三同”，思想感情有了变化，对问题的看法也自然与前不同了。我们把贫农、下中农的困难，也看作是我们的困难，他们有病就如同我们自己有病一样，一定要管！所以，我叫家里把我的小孩使用过的旧背带寄来，送给子仁；说服壬保并亲自带他到长安民族医院看病；对福祥娃仔的病，反复动员他去找医生看，在他娃仔病危时，我一口气抱着他跑了八里路到长安医院去抢救。当时我想：一定要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不能听任疾病和迷信夺去一个贫农孩子的生命。我还帮助德忠进了文化班学习。

现在，子仁的老婆可以背着孩子出工了；壬保的病好转了，也能出工了；福祥的娃仔已痊愈出院了；德忠在下乡干部开办的文化学习小组里，已经初步学会了记工分。

群众说：“你们下乡干部真好，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贴赖（依靠）你们，要不他们（壬保、福祥儿子）怕都没命了。”我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这是我们份内应该做的事。”的确，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功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自己也从这些小事情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事情正是这样，原来伍福群和他父亲伍启和过去对我们下乡干部是有顾虑、有很大距离的，连会都不来开；现在他们感到我们下乡干部是真正关心群众的，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就把我们当作自家人看待，积极参加开会等活动，并且向我们反映了很多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小事”不屑去做，我们就无法和贫农、下中农坐在一条凳子上，我们就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变成“外人”、“客人”，我们也就不可能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