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福元　韩志刚

编辑同志：

我是一九六0年初中华业后参加农业生产的。今年四月份，社员们选我当了生产队长。我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心想：倘若生产搞糟了，不仅完不成国家的任务，也影响全队社员的生活。我想把生产队搞好，可又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因此，希望你们能给我介绍如何当好生产队长的经验。

河南泌阳县沙河店公社杨庄大队后刘庄 程福元

程福元同志：

新当上队长，决心想搞好工作，叉怕没那么大的能耐，搞不好，使生产受损失，社员生活受影响，这种心情我也曾有过。那是一九五七年，我刚回到农村，才劳动了两个来月，对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技术、知识以及经营管理等等，什么都不懂，社员就选我当了生产队长。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敢接事，唯恐架不住“辕”，失误了生产大事，给党和群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而社员却非要我干不可，党支部也决定要我担当这个任务。我想：自己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不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难道就被这点困难吓倒不成？那还算什么革命者！知识是学来的，路是走出来的，别人敢走我为什么不敢呢？干革命就是耍有个闯劲。想到这里我决心承担这个任务，闯过这一关。

接任了生产队长，刚走进家门，爷爷就骂我：“你吃了豹子胆，敢接wai大的事，连自己五口的家也没当过，竟敢接一百多口人的‘当家。生产领不好，跌了产，全队社员跟你饿肚子，你能担起这责任！”老人的这些话并没有使我害怕，因为我心里有个“闯”字在鼓舞着我。可是后来爷爷又说：“明早几十个男女劳力拥在咱门口，给你要活干，我看你给人家唱啥戏呀！如今秋收大忙，秋咋收？麦咋种？你知道个啥！”爷爷这一说可真把我难住了。是呀，明天该咋办呢？慢说是给几十个男女劳动力安排活路，咱没办法，就是自己明日该干啥，我也不知道。愁得没办法，就去找党支部书记杨文中同志。他说：“干革命工作不能没有困难，有：难就找党找群众嘛。把自己看小一点，请教不为低。好好学着干吧，不要害怕。”我一想，对呀！有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还有什么力量比这更大呢？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马上找到牛巨才叔叔和姚振杰爷爷，拜他们为师。他们以为我只是请教农活，就喜洋洋地收我作徒弟。可是当我请他们对队里的工作出主意想办法时，老汉们却不干，怕人们说他们多嘴多舌。这又给我出了难题。我思谋了一阵，觉得要消除老人的顾虑，首先得设法使他们在队上有个适当的地位。我请示党支部批准以后，当晚就召开了社员大会，选出了几个成份好、思想红、技术精的老农组成了参谋部。老人们见社员对他们很重视，都非常高兴。会后，参谋们和两个生产组长没挪地方，就帮我安排第二天的活路，讨论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地块。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火。我坐在一边，象学生一样，用心听，细，心记。第二天的生产出人意料，井井有条，很有秩序。这年秋收不仅进度快，而且质量是全乡第一。爷爷担心我唱不出来的戏，群众却帮我唱得很好。就这样，我这个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学生，架着生产队这股“大辕”，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开了第一步。事后，我认真总结了这段工作中依靠群众的经验，并详尽地记在日记本上，牢记不忘。从此以后，我依靠群众就比较自觉了。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复杂多变的特点；我经常到参谋、干部和群众家里登门请教，或在田头征求他们对农活的意见。大伙帮我出了不少好主意，不仅对生产起了大作用，我自己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向群众请教，有时也不是很容易的，一定要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特别还要注意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哪怕是一个人的不同意见，也要认真对待。不能认为少数人的意见不可取，就不听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过教训的。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为了使盐碱地用粪方便，我提议在胭脂河岸建立一个养猪场，这个方案得到绝大多数干部和社员的赞成，唯有大队管委杨文兴一人反对。他说那里冷，不能养猪。我没有很好地考虑他的意见，反而批评他怕困难、右倾保守。后来把二三十头猪赶进了新猪场，数九寒天，小猪冻得吱吱叫，不几天都冻病了，与杨文兴讲的完全一样。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召开了干部会、社员会，向大家和杨文兴当面作了检讨，会上决定马上把猪场撤回来。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以后我对个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敢忽视了。

经过一段工作，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工作非依靠群众不可。群众的智慧无限，就看我们能不能象海绵一样，着于吸收。一个人再有能耐，也大不过群众的智慧。只有依靠群众，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个人的能耐就大了。

担任生产队长不久，由于群众的支持，工作搞得很顺当。这时有些好心的亲友却来劝我不要再干下去了。他们说：“当干部迟早会犯错误，最后没落个好。”听了这话，引起了我的深思。的确，有的农村干部犯了错误，但农村的大多数干部还是受群众欢迎的。他们为什么受欢迎呢？我认真分析了一些我所熟悉的、深受社员群众欢迎、生产搞得又很出色的队干部，发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听党的话，大公无私，劳动带头，作风民主，熟悉生产。工作只要做到这几点，就能不犯大错误，就能把工作作好。对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来说，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有这个自信。

为了把工作作好，我一直把那些模范干部作为自己的榜样，虚心向他们学习。我当生产队长时，仍然坚持参加体力劳动，没有多记过半个工分。社员给我评了一些误工补贴工分，我觉得自己没有几个老农对集体的贡献大，就把那些工分全部奖给了队里的几个参谋。一个干部不可能是万能的、没有缺点的，但只要脑子里去掉一个‘私字，只留一个‘公字，事情就好办了。

几年来的农村工作，使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做好革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几年来，我一直坚持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它给我指出了方向，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一九五八年春天，我担任了高级社的社主任。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大，土质差，产量低，缺牲口，少农具，真是人缺口粮马缺料，社员的生产情绪不高，干部劲头也不大。面对着这一大堆复杂而又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真不知该怎么办好。我就反复学习《矛盾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这些矛盾中仔细分析、研究、寻找主要的矛盾。轻过和干部贫下中农多次讨论商量，终于找出全村的五六百亩盐碱地产量低是我们队里的主要矛盾，是北马贫穷落后的老根子。

牵住了牛鼻子，我们就决定从盐碱地上开刀。盐碱地能不能改造，穷队能不能变富，群众中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北马条件不好，穷帽子永远也摘不掉。有人说，要想变富只有和富队合并。有的说什么办法都不行，只有靠国家多贷款。群众对改造盐碱地还缺乏信心。这时我就和群众一起学习了《勤俭办社》这篇文章，全国闻名的建明公社社员的穷棒子精神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我自己。大家认识到，只要有穷棒子精神，就可以改天换地。在全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四年的苦战，碱退下去了，产量大幅度增加，过去每亩只产二百来斤粮食，现在亩产不下五百斤。我们大队从此也由一个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程福元同志，你要问我对搞好农村工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说，这就是：一颗红心、一套毛选，一个好作风。我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总结得也不够，这些意见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