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九科

一九六一年底，我调到生产队担任副指导员，主要分工管理养猪场。

我刚来养猎场时，这里的情况很不妙。一走进猪场，脚底下不是踢着砖头，就是踩着猪粪。我看到猪圈里很脏，叫饲养班副班长刘文良打扫打扫，他说：“脏猪，脏猪，猪就是脏，扫它干啥！”这天晚上，我组织大家读报，没想到有的人还不来，其中就有刘文良。读报时，还有不少人打瞌睡。另一次，我搞了个紧急集合，吹了半天哨子，东来一个，西来一个，最后还少了两人。我来时热情很高，谁知一出马，接连碰几个钉子，碰得我决心变成了灰心，愿望变成了失望。我琢磨着：在连里，遇到天大的事，上有连长、指导员顶着，战士们也服管服教。在这里自己单独管一行，工作又不熟，下面尽是“自由兵”，难呀，还不如回连队去呢！

这个念头一露头，正好部队首长到猪场来检查工作，我就向他汇报了。他对我说：“我看你这几天情绪不高，原来你有思想问题。赶快安心干下去吧！共产党员可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啊！”经首长这么一说，自己心里感到很惭愧。这天晚上，我翻开《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当我读到：“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心里一下就亮起来了。我从毛主席为了人民的事业，冒着极大的危险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联想到中国革命遇到的千难万苦，深深感到上面这段话正是他伟大实践的结晶。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难，只不过是需要把一个比较落后的环境改变过来而已，怎能遇到一点挫折就想拔腿而去呢？我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力量，重新下定决心：不管多么大的困难，也要在猪场扎下根，搞出个名堂来。

我自己树立了以场为家的思想，并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当时我刚从排长提升为副指导员，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在一大堆问题面前，简直是“狗咬刺猬，没法下嘴”。我只想到，可能是猪场环境不好，影响了大伙在这里安心工作。我就积极带头，领着大伙先从改变环境人手。搞了几天，效果不大。比方说，打扫猪圈时，我去抬土、起粪、垫圈，可是饲养员们照样动不起来。为什么呢？我反复琢磨，没有弄通。有一天，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当我读到“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这段话时，脑子里一下开了窍。是呀，猪场的群众发动不起来，不正是缺乏骨干，只有我个人在那里跳“光杆舞”吗？

当时，猪场除了我一个正式党员外，还有两个预备党员，都是班长，一个叫邢小乱，一个叫范庆珍。我打算先把他们抓起来。怎样抓呢？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干部政策的论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毛主席在这里对如何爱护干部讲了五条：第一，指导他们。第二，提高他们。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五，耍照顾他们的困难。我就根据毛主席这些指示来抓骨干。

怎样“指导他们”呢？经过了解，我发现邢小乱和范庆珍同我刚来的时候心情一样，也是由决心变成灰心，想回连队去。我就在党小组会上，和他们一起学习《关于重庆谈判》，讲我的思想变化过程，启发他们安下心来，扎下根去。这次学习，效果不错。他们检查了自己的思想，立志要做毛主席所说的“好同志”，绝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

为了“提高他们”，我一方面组识他俩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有关论述，使他俩懂得不仅自己要忠于党的事业，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作用，而且要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把群众带动起来。另一方面，又经常交给他们工作任务，交代工作方法；在工作过程中，听群众的反映，听骨干的汇报，进行检查；工作做完后，再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因此他俩不但在生活上、工作上、作风上都能给群众作出好样子，并且在组识群众方面也成了领导的得力助手。

骨干培养出来之后，果然工作就好推动了。有一

次我外出开会，走时，我告诉两个班长组织人把一些倒塌的猪圈垒起来。他们在家干得非常好，领导大家分工包干，展开竞赛，不仅把猪圈垒好了，而且打扫得很干净。学习也是一样。过去我督促一下就好一阵，不督促就停下来。骨干动起来后，我们又订出了学习计划，大家就主动分头干起来了。

培养骨干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他们，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因此，在有了一定的骨干，工作稍有头绪以后，我就着重从抓思想入手，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党小组会上，我们研究了群众的思想情况，发现多数不安心猪场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养猪光荣”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比如，饲养员李廷亮，打扫猪圈时，总是挑干净的地方扫，脏的地方就不愿意扫。再如，饲养员宋志华到猪场工作，给家里写信，从不说是喂猪，信皮上写的不是“后勤”，就是“生产连”，“畜牧队”。而最突出的、最棘手的要数副班长刘文良了。他的生活比较散漫，外出经常不请假。有一次到营房里去玩，半夜才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外出，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在这里已两年啦，从来就这样，你看着办吧！”在猪场，数他饲养经验最丰富。可是，别人向他请教：“猪不吃食怎么办？”他说：“把它圈起来，饿一顿就好了。”问他：“猪不喝稀的怎么办？”他却说：“多放盐，渴了就会喝稀的了。”当他负责饲养的猪死了，找原因时，他还说：“死就死呗！”因为他这样，对一些新饲养员的影响很坏。大家反映：“要把刘文良改变了，猪场也就改变了。”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重点帮助刘文良。邢小乱和我都和他谈过话，但效果不大。这时，骨干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反正改不了，干脆不要理他；另一种意见是，赶快把他调出猪场吧！我当时也很苦恼，究竟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在毛主席著作的宝库中找到了钥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从这里我联想到毛主席所说的：“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此较落后的三部分人”，认识到后进是客观的存在。再进一步研究这些后进的同志又是谁呢？又联系到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有关教导来分析，明确了他们就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到对待后进同志抛开不管是不对的，是对阶级弟兄不关心；等待上级把他调走，更是对阶级弟兄不负责。接着，我们就仔细地研究了刘文良落后的原因。刘文良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哥哥是干部，他本人又是一九五六年入团的老团员，一九五九年参军后，在连队呆了三个月就调到猪场。因为他有一套养猪的技术，在猪场他说了就算，养成了自以为是的坏习气；再加上长时间没人管他，思想背上了包袱，认为自己落后了，入不了党了。我从连队调到猪场后，要求严格一些，所以他认为“你是连队来的，我是猪场的，你瞧不起我”，以致有些对立情绪。经过这样研究，大家提高了认识，把问题找出来了，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耐心地对刘文良进行帮助。

根据毛主席要“亲近”后进同志的指示，我们热情地从生活上关心刘文良。原先他住在母猪产房的窑洞里，臭味熏得实在难过。我就领着大家，把电磨房的垃圾拉出来，把墙用白灰刷了一遍，叫刘文良和其他两个饲养员搬进去住。我也借这个机会搬进去和刘文良住在一起。我发现他不太讲卫生，我爱人来队时，专门帮他拆洗了两次被子。有一天半夜，刘文良病了。我跑了两里地给他把医生请来，从炊事班端来病号饭，送到刘文良手中；工作中照顾他的病，不让他干重活。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刘文良和大家的感情逐渐密切了。一天夜里，刘文良主动找我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说：“副指导员，我错了。过去我以为你看不起我，我故意和你闹别扭，给工作造成了损失。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党。你今后看我的行动吧！”

经过不断的教育，刘文良一天一天变好了，工作更加积极起来。一次猪不下奶，我正愁没办法。他说不要紧，跑去买了几只免耳朵和猪蹄壳，烘干磨成面，给母猪吃了，果然很快下奶了。一个晚上，预计一只母猪当夜要生育，他就抱着被子到猪产房去守护。下了小猪以后，他还把小猪放在被子里，揣在怀里取暖。饲养员孟吉祥过去认为养猪不光荣，刘文良还主动和他谈心。大伙都说：“刘文良转变前后，简直好像两个人。”一九六二年以来他立了两次三等功，去年光荣入了党。

刘文良进步了。原来一些比较后进的同志，也在毛主席思想光辉照耀下进步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李廷亮，学了《为人民服务》，对“脏”有了正确的看法，很快改变了劳动态度，对养猪积极钻研。他发现猪吃食时，大小在一起，小的吃不饱，所以发育肥瘦不均，就建议分开饲养。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半个月后，猪普遍长了膘。过去那个写信都不敢暴露自己是做养猪工作的宋志华，当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后，热爱本职工作，处处关心猪场的建设，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连续被评为五好战士。

对于改造环境的问题，从我到养猪场的第一天

起，就有了这个打算。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改造环境的决心更大了。过去猪场同志们不热爱养猪事业，固然是他们思想上有毛病，可是环境太坏也不能不是一个因素。比如：过去大家为什么老往外跑呢？因为没有个玩的地方。唯一的地方就是一个球场。场地很窄，又紧靠臭水坑，打一次球，总得到水坑里拾几回球。猪场本身确实是脏，到处是猪粪，有时候人和猪住在一块。这样的环境很需要改造。

改造环境怎样着手呢？我原来一开始就想大搞，提出个全盘计划。后来接受了帮助后进同志操之过急的教训，决定用毛主席思想，从解决认识问题人手，然后一步一步地开展。

开头，我针对有的同志还存在安于现状的思想，组织大家学习《愚公移山》这篇文章。诱导大家讨论，统一认识。大伙一致认为不能安于现状，要做环境的主人，不做环境的奴隶。这时，我就提出，搬掉垃圾堆，填平臭水坑，得到了大家的赞成。经过二三十天奋战，垃圾堆逐渐搬掉了，水坑也渐渐填平了。我观察群众的情绪，垃圾搬掉一点，群众的心情就舒服一点；水坑填平一点，大伙的干劲就更足一点。又经过十几天的时间，终于把臭水坑填平了。并且从外面拉了许多新土盖在上面，把篮球场移了过来。

填平了臭水坑，猪场的面貌开始有了改观。这时，我又因势利导，把全面改造环境的计划拿出来，先从修补猪圈开始，慢慢再修路，砌围墙，修点房子，然后种些树，美化环境。但是有些同志却反对这个计划。他们的主要意见是：过去填个坑是小打小闹，又不花什么钱；现在这样大打大闹，得请领导拨点钱买砖买工具。否则，猪场人少，办不成，

这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彻底改变环境，究竞是自力更生呢，还是向上级要人要物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重点组织大家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毛主席的教导一针见血地给我们指出了建设猪场的方针应该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大家从毛主席著作中获得了力量，真是干劲冲天。垒猪圈和铺路时没有砖，我们就到破窑里去挖。夏天的中午，坐着不动还一身汗，战士们却冒着烈日在窑里挖砖，灰土沾得满头满身，汗水一出来就成一身泥，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有次下着小雨，刘文良和李廷亮等冒着雨到四里地以外去拉砖，回来后，放下砖，就参加别的劳动去了。另一次抹房顶，需要麦拮拌白灰，因三齿镐搅不匀，刘文良脱了鞋光着脚跳到白灰里去搅拌，双脚都烧破了皮，情绪仍然高涨。修猪圈门没有木工，宋志华就担当起来。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铺砖路二百多公尺，填坑七百多立方，垒砖墙一百五十公尺，修猪圈、猪产房、猪食堂三十三间，植树四百多株。

猪场的环境改变了，大猪小猪饲养分了槽，母猪的产房建成了，猪的“食堂”和“宿舍”也分开了。加上明确了管理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猪场连续被评为四好单位。这一切，我深深体会到，最根本的原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