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兴

我国宋朝时代，有个名叫赵普的人，当过太租和太宗统治时期的宰相。赵普原来学识不多，当了宰相之后，宋太祖劝他读书，于是赵普就开始用功了。他手不释卷，每次从外边回到家里，就关起门，打开书箱，成天地读书，果然很见成效：处理政事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赵普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赵普死后，家里人打开他的书箱，果然只有一部《论语》。于是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传之于世。（见《宋史·列传》十五）

当然，赵普一生所读的书不会只是一部只有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但他精读了《论语》，却是真的。

我们知道，《论语》是孔子的门生记述孔子言论的一部书，讲了很多关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人治世的基本思想和道理。作为封建统治者的赵普，选定了《论语》来精读，不是偶然的。

赵普之所以精读《论语》，要从《论语》中学习和吸取的，是如何统治劳动人民的知识和才能。这固然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如果从治学态度、读书方法上来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却有某些可取之处。这就是：读书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所谓“少而精”，就是要抓住精华、精髓，最根本、最必需、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耍抓住事物的核心和实质。这些精华，量虽少，而质却高。掌握了它，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通百通，运用自如。正因为这些是最基本的、精华的，数量虽少，掌握起来却很不容易，必须精读、熟读，反复地揣摩。所以，这“精”字不但是指知识中的精华，而且还意味着要“精读”。

谁要获取某方面的知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学习时都必须善于贯彻少而精这个原则，即学会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不然，他们就会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衡量一个青年读书的效果，不在于读书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他是不是真正学有所得，能不能学以致用。坚持“少而精”，学的数量虽不多，然而真正学好了，实效却很大。如果违反这个原则，企图什么都学，其结果就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什么也学不好。俗话说：“贪多嚼不烂”，过了量，读的越多，结果适得其反，学懂的东西反而越少。这也是个多与少的辩证法。人的头脑毕竟不像装一般物品的仓库，读了书，必须经过理解、消化、实践，才能真正有所得，才能变成自己的。如果一味贪多，以为愈多愈好，多到过了量，就会在读书上引起“消化不良”的恶果。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就是这个意思。

有些青年担心学习上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就不能做到广而博，学得丰富的知识。这是不必要的。少而精与广而博两者是矛盾的统一。只有少而精，有了真知的积累，才能做到广而博。就一个人来说，一方面，所谓广博的知识，是说学习不要孤陋寡闻，但也不是没有中心，没有重点；他往往是以某一个问题或专业为中心，围绕中心，涉猎到有关知识，不断扩大，以至博览群书（这“群”也仍然是有中心的有限的），具有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人们广博的知识，又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见解一个见解长期积累的过程，积无数次的少而精，才能有整体上的博而广。

由此可见，我们提倡读书的时候要少而精，绝不是说越少越好，更不是说不要广而博。

由此可见，少而精并不意味着学习很轻松、容易，更不能成为懒汉不学习的借口。相反地，它要求：抓住精华后，就不断地学，反复地学，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它需要勤奋地学，艰苦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