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珍

我原来是天津市女七中高中班的学生。一九五七年暑假毕业后，我积极地响应了党的号召，第一批走上了农业战线，来到了静海县团泊洼，当了一个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时间过去二年了，可是，有好多事情在我脑子里印象还很深。头一件就是未来之前和家庭的斗争。说实在话，父亲母亲是非常疼爱我的，我长到这么大，说什么算什么，百依百随，唯有这次我要求到农村来，他们不同意。说什么“乡下人都向城市跑，为什么你偏要向农村去？”虽然我也知道城市生活比较好，但是，年轻人火热的心在燃烧着我，共青团员的使命在鼓励着我，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我说服了二老亲人，离开了繁荣的城市，离开了温暖的家庭，走上了祖国最需要的光荣岗位。我由一个学生一跃变成了一个农民，在农村扎了根。

我来农村才短短两年，但这是我一生以来最重要最宝贵的两年。两年使我知道了许多在学校、在城市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使我受到了在学校、城市很难受到的锻炼；使我由一个年轻、幼稚、脆弱、娇气的人，开始转变成了一个体强力壮、能经风雨霜寒的新式青年；使我永远生活在农村的根越扎越深，越来越巩固。今年二月我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被社员们推选为公社委员，后来又被团县委命名为红旗手。十月一日，我和本地的一个农民青年、团的支部书记、红旗突击手赵福平同志结了婚，现在我俩受党委的委托，领导着一个水稻试验小农场。我真正在农村安了家。我的成长是党的培养教育的结果，是劳动锻炼的结果。每逢回想起我两年来的经历，我就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更加敬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还是刚到农村的时候，好多人一见面就问我：“王同志，受得了这个累吗？这里可没有天津好。”这句平常的话，包含着多方面的含意。每逢我听到之后，就暗自思量：一定要克服困难，拿实际行动让人们看看。农村的生活与城市确实不同，一开始水土不服，闹肚子，不舒服。在天津时从小不愁吃、不愁穿，很少参加劳动，在学校身体还不错，但来到农村实际一干活就不行了。头一天割稻子，腰酸腿疼，手攒不住镰把，一天就磨了四，五个血泡，晚上回到家，指甲缝里向外冒血。这时，我就想起了来前学校领导上的嘱咐和目己所作的保证，于是，咬了咬牙，自己鼓励自己：一定干下去，绝不作逃兵！每天愉快地去干活，走道也是气昂昂的。时间久了慢慢地手也磨出来了，生活也正常了，身体也不累了，不但能干妇女活，有时抬大筐等累活也能干了。我真正体会到：“劳动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这句话的含意。这就更加鼓励了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思想。无论什么活，只要你思想不泄劲，就一定能完得成。冬天挖梁是个难活，地冻的象石头，铁镐打下去崩的冒火星，北风吹的呜呜响，雪霰打在脸上象刀子割，这样的活，农业社规定不让妇女和身体弱的人去干，我觉得我这个身子够壮实，再说多去一个人就增添一分力量，就能提前完工。我找到队长左说，右说，后来说的队长没办法了，让我去了。干了一天，汗水湿透了农裳，雪把我穿的那双破球鞋也湿透了，第二天一早起鞋和袜子冻的棒硬，我咬着牙勉强穿在脚上，冷的受不了，我就跑着走，到了工地上和一个小伙子抬大筐跑了几趟，浑身出了汗，我的两只脚由冰冷变得热乎乎的，鞋里的冰旱化成了泥汤。在天津市，在马路上看见粪都掩鼻而过，通过实际劳动，使我和粪发生了感情，因为我真正的体会到：没有粪就没有粮食。当我背起筐去拾粪的时候，常常天真地想：“为什么牲口不多拉一些呢？”一见到粪，象得到了宝，便高兴的不得了。人尿是一种好肥料，可是这里的老乡们还没有单存的习惯，社里决定每天早晨把各户的尿敛起来，我积极的报了名，当了敛尿员，每天早晨到各户去端尿盆，同时结合宣传人尿对庄稼的作用。每逢我端起尿盆，在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时我的劲头也就更足了。老乡们感动的说：“大学生来敛尿真是少有的事。”慢慢的人们也就把积肥、敛尿看成是一种光荣的事情了。

当我未来农村之前，我有时想，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到那里没有一个熟人，两只眼睛黑乎乎，谁是亲人哪！其实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亲身体会到，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大家庭里，到处是家，到处是亲人。天津有我的一个母亲，团泊洼有我的无数个母亲。还是我们刚去的时候，村里的老大娘，远接近迎，腾房子让住，真象接待远途归家的儿女一样。过年过节，有什么样的好吃喝都给我们送去，嫁闺女、娶媳妇、办喜事要我们去陪客，我们稍微有点不舒服，多少人几次去问长问短，后来，有不少老人干脆把我叫闺女。永远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学扬场，稻糠迷了眼晴，一个稻毛跑进眼里来，越揉越流泪。这时王七奶奶看见了忙跟过来，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翻开我的眼皮经心的拨，还是拨不出稻毛来，这时我感到眼里进来一个微热的东西，啊！原来是王七奶奶用舌尖把稻毛舔出去了。生身母亲也只不过如此吧！感动的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此外，乡党委负责同志、社长、队长和团委书记，经常征求我的意见，和我谈心，给我讲团泊洼的过去和将来。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每逢我碰到困难，一想起党，想起同志们、老乡们，我的干劲就更大起来。

我常想：我这么一个中学生，到农村来参加生产有什么了不起呀！同志们、老乡们这样重视我，这样高待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作的还不够，还对不起党，对不起这里的父老兄弟。因此，我经常暗暗合计：一定要拿出我的全部力量，为党的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

团泊洼的人民，由于过去生活贫困，上学识字的人很少，文盲很多，几年来，已扫掉一部分，但还有不少青年（大部分是妇女）是文盲。我是个知识青年，帮助农村青年摘掉文旨帽子是我应尽的义务。1958年我担任了赵连庄的扫盲教师，怀着满腔的热情立志把农村的青年文盲扫掉。可是就在这件工作中也碰到不少困难，头一天叫人上民校，一闹闹到半夜，叫了三、四趟才来了十几个人。他们来了不是念书写字，反倒是嚷嚷没座位，没法学习。我把这个意见反映给社委会，立刻用废木料作了十一条凳子，但是上学的大更少了。这时，我才知道学员们指东道西不过是不愿意上学的推辞。为什么人们不愿上学？我找了几个人聊天，他们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年年办年年散，白费功夫学不了什么，干一天活不如早歇歇。我找到了病根，于是我通过郝泽祥的妈妈拿着粮票当布票的事例说明不识字的害处，劝人入学，并认真去教；下地带黑板，抓住地头休息的时间学习。于是学员们情绪高涨了。学员越来越多。正在这时社里决定让我到外村去学技术，这和晚上教文化有了矛盾。怎么办呢？我就每天利用傍黑休息时间跑回来给学员们上课。这样一来感动了大家，他们说：“王同志不辞辛苦为了谁？咱们不好好学，对不起人家王老师！”

人心都是肉长的。老乡们对我的父母般的关怀，在我的内心中起了极大的反应，别人拿我当亲人，我拿别人当亲兄弟，亲姐妹。在掘地时一个叫大顺的把手碰破了，鲜血直往下流，我一看见马上把自己的挂子撕下了一块帮他裹上手，任文才的妻子说天气冷，没棉袄，下不了地，我马上脱下自己的棉袄给她穿上这些小事情，对社员们影响很大。

社员们俭朴的生活作风，深深教育了我。两年来我在劳动中也培养了一种俭朴的习惯。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还是自己作饭，我学会了每关早晨把一天的饭做好，节省时间和柴粮；晚上和社办公室合用一盏灯，节省灯油；穿衣更不讲究，夏天下地经常光脚，洗脸不用香皂，每月发了工资以后，大部分储存起来。出门开会，能不坐车就不坐车，一点一滴，尽量为国家、为公社节约。一次去开会，背着行李步行了七十里路，另一次去开会，社里非给路费不可，结果我没坐车，把那路费为员校买了三个灯和打了灯油。就连我们这次结婚，虽然银行里有存款，但是，除买了一个热水瓶、两个茶盂、一个小镜子外，什么也没买。

两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事事要听党的话，不要闹个人主义。只要对党有利的事，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两年中我的工作变化了好多次，我都一一服从了。刚来不久，当了民校教师，后来又当了高级社的副社长，又参加了水稻试验站，还当了一段养猪场场长，又在管区作过一段妇女工作，后来又调到小农场来。这些变动，我只有一次闹了思想毛病，可是很快的就解决了。那是在1958年，水稻试验站刚结束，大部分同志转到团泊洼农业大学。我当时也报名上大学，领导上也批准了，可是，后来社里又不让去了，叫我去养猪，当时心里有些不愿去。但是我又一想，养猪是党的需要，个人必须服从党的分配，于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整个养猪场只有我一人是妇女，晚上下雨猪圈里被水淹了，我就带头冒雨掏水，一个小猪耳朵烂了，长了蛆，我就把自己的洗农盆和鞋刷子拿来给猪洗刷，用手弄掉猪耳朵上的蛆。这些事在过去就是看一看恐怕也要嫌脏的。

我们第一批来农村的十几个女同学，有的经不起考验，当了逃兵，有的转了工作岗位，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女同学仍在农业战线上。有的老乡对我们是不是永远在农村还有问号。有的说：她们呆不长便要走了；有的说：别看现在干，将来一结婚就走了；有的开玩笑说：“王同志，什么时候复员哪！”这些都促使了我全面考虑如何在农村安家落户。今年不少同志给我介绍对象，我在实际劳动中和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农村青年，经过一年时间的交往，我俩最近结了婚。这本来是一件普通事，可是竟成了团泊洼的新闻，各村都传开了，县剧团还排了戏。人们再也不象从前那样担心我走了。

我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恒心是永远不变的。我的幸福是党给的。今后我要拿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为美好的将来贡献一分力量。公社党委的意见明年我们改为水稻科学试验站，扩大到40人种200多亩地。我一定作好这件工作，决不辜负党的希望，永远作党的好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