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一些人往往由于受了批评而对组织心怀不满，甚至怀恨在心。他们受到了批评不是虚心接受意见，努力克服缺点和错误，和组织更加靠近，变得更加积极，进步更快，而是不接受意见，从此消极，和组织更加疏远。这样的人平时对组织有一股子怨气，而一旦遇到机会就往往会起来攻击组织，有的竟至因此走上了反党的道路。他们之所以拒绝批评，以怨报德，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组织上批评他是在打击他，丢了他的面子，或者是组织不实事求是，“冤枉”“委屈”了他，是在用固定的眼光看他，不信任他。不难看出，他们抱有这种怨恨的情绪，就说明了他们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革命组织都有着极端错误的态度。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革命组织的关系。

因为凡是稍稍懂得一点革命道理的人都会了解，我们党和我们革命组织，不是什么图谋私利的、狭隘的、行会主义的小集团，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革命队伍中的成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的而奋斗。为了要把革命推向前进，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就要不断地克服在自己身上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影响，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我们革命组织生活的一种常规。这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漱。‘流水不腐，户枢不蠢，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我们革命组织中特有的一种同志关怀、爱护，真诚的互助。而有些人却把它看做是对个人的打击，岂不是很可笑的吗？如果说批评就是在进行打击，那干脆一脚把你赐开，岂不更省事些？为什么我们革命组织又要花费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你，在批评你之后，又为什么总是满腔热情地欢迎你改正错误，而且还对你进行热情的帮助呢？

正如前面所说，有的人把批评看作是打击，是有他的“理由”的。在他们看来，开展批评，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就使他丢了面子，有损于脸上的光彩。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说，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就好像脸上有灰尘一样，确实是有损于脸上的光彩。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你开展批评，就是帮你洗掉脸上的政治灰尘，这难道不是一番好意，而是打击你吗？我们革命者应该要什么“面子”呢？我们要的是革命的面子。谁的思想好，谁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谁就有面子；反之，谁的思想不好，谁损害了革命的利益，谁就面子无光。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为了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有助于个人的进步，使我们能对革命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从而遍体荣光，我们正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和愉快，为什么会感到这是受了“打击”呢？

显然，这些人对以上都是属于常识性范围的道理都不明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看问题，一切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自然会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不能接受组织同志的监督和帮助，把组织同志对他的监督和帮助看做是有损个人面子的事情；也自然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组织看成图谋私利勾心斗角的集团，把批评看成是来自个人利害冲突的倾轧打击。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如果不改变，在批评问题上是很难与我们有共同语言的。“组织委屈了我。”这是另一些人对组织不满的又一个“理由”。为什么说组织“委屈”了他呢？这不外乎是：一、组织不实事求是，把他的问题夸大了；二、只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未看到他的优点和成绩。当然这些“理由”也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了对革命负责，我们革命组织总是本着爱护同志的原则，对于每一个干部都是毫无例外地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他的优点，也从不抹杀他的工作成绩，而另一方面当发现他有缺点错误的时候，就要严格地提出批评。这样作对革命对他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开展批评就是为了检查缺点错误，指出缺点错误并不等于不实事求是，抹杀了优点，低估了成绩，夸大了问题。这就象说一个人的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有病，并不等于是说他其他器官也有病一样。应该说，我们在开展批评中间，只有着重帮助同志检查缺点，才有可能帮助同志认识缺点，使他警觉到缺点的危害性，从而得到很好的改正。而无数事实也证明：有些人在受了批评之后，大喊委屈，倒不是因为大家批评他过了火，恰恰是由于他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严重，再不然就是讳疾忌医，想借此博得别人的同情，自欺欺人，蒙混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难道应该采取姑息的态度吗？相反地，我们只有坚持对他的批评，对他大喝一声，才能够使他猛省，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根据这一点，我们也认为，一个革命青年如果真正以革命利益为重的话，当组织和同志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的时候，他就应该首先听取组织和同志的意见，深刻检视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觉悟，得到进步。

当然，我们也承认客观情况总是复杂的，同志们又毕竟不是我们自己，有些时候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某种情况了解不够具体，以致个别意见与事实有所出入，不完全中肯，甚至发生了些误会，这也是难免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批评自我批评中间，总是首先强调要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只有勇于暴露自己，让组织和同志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得到组织和同志更切实的帮助。而对那些不切合自己情况的意见，我们也应该深信同志们帮助自己的好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应因此而产生埋怨和不满情绪。退一步说，即使组织上由于一时的误会，使你受了些委屈，我们也应该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受得起这种委屈，而不应该和组织疏远。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难道一点暂时的委屈和冤枉我们就不能忍受吗？

组织批评了我们是不是就是不信任我们，是用固定的眼光看人呢？有这种猜疑的人，多半是过去有缺点错误，曾经受到过批评的人。他们有这种情绪，也说明了他们对革命组织和批评自我批评有着同样的错误认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十分清楚：我们党对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是这样认为：“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诚恳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了解和改正错误。”而有些犯过错误受过批评的人，后来组织上对他还有意见，还要批评他，并不是因为对他有成见，是在用固定的眼光看他，相反，倒恰好是由于他未接受教翻，很好地改正自己，老毛病还在的缘故。现在组织上还是继续帮助他、教育他，正表明对他还抱有希望。他在这次如果能够接受批评，幡然改悔、靠近组织，组织上又有什么理由不更信任他呢？

因此，那些因受了批评而对组织有怨恨情绪的人，不管他的理由有多少，都表明了他对组织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错误的认识。他们对组织的怨恨情绪如果不及时克服，任其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就会在个人和组织之间筑起一堵高墙，与组织离心离德。他们由于不相信组织就会整天疑神疑鬼，察颜观色，对于一点一滴小事也都特别敏感，生怕组织和同志又要找他的岔儿，又要给他过不去。他们像戴上了有色眼镜看问题一样，在很多事情上，往往把组织和同志的好心当作恶意，这样日积月累，就越来越拉长了自己和组织的距离。

但更严重的还在于，有了这种思想情绪，不但平时会和组织与同志格格不入，而且往往一有机会就蠢动起来进行反攻。由于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到“冤屈”，所以就会起来喊冤叫屈，大肆攻击和污蔑组织；由于他们是在用资产阶级眼光看待组织和同志，认为别人批评他是在故意与他为难，是在打击他，所以一有机会，他就会用“以牙还牙”的态度，抓住领导和同志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起来，进行报复，就会觉得“过去你们把我整成了那个样子，现在该我出头了！”这样他们就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最后毁灭了自己。这种例子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就曾有过。有的人过去受了组织批评，不但不悔改，反而怀恨在心，经常和对党不满的人在一起拉扯，散布流言蜚语，攻击领导，说这个同志是“阴险”，那个同志是“毒辣”。在大鸣大放中，就起来谩骂领导，最后终于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与此相同，在最近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是也看到，有的人之所以变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由于过去没有虚心接受组织的批评和帮助，反而对组织心怀不满，日久天长，愈发展愈严重，最后抓住我们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缺点，起来攻击党的领导。

历来起心不良的人，必然害了自己，这些平日对组织怀恨在心，一旦有机会就向组织进攻的人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样他们就自己走上了原来的阴谋的反面，未害到组织，反而害了自己。

由此可见，能否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是关系到个人与组织、个人能否正确对待党对待革命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我们如果对革命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考虑问题能够从革命利益出发，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听党的话，那就能和党永远站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反之，我们如果不以革命事业为重，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组织对自己的批评看作是对个人的“打击”，有损个人的威信面子，那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最后终归会脱离党脱离革命而陷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这两条道路走哪一条，我们每一个青年都应该认真地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