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德

任何文艺作品，总是不可避免要表现出作者的立场观点；但作者往往并不是在作品里直接宣布，而是通过对于复杂的人物和生活联系的形象描绘，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因此，文艺作品比较复杂，要正确地理解和评价它，并不很容易。每一个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也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审美趣味和思想方法出发的。如果不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首先从政治上去看问题，当然其评价一定是错误的；同时，如果思想方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不是充分考虑到文艺的特点，那末即使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去看问题的，结果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作品。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借口文艺的特殊性，煽惑人们丢弃政治标准和阶级分析方法，抹煞新文艺作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要着力反对的。但是，如果不按照文艺的特点去欣赏作品，不从作品整体着眼，不区别总倾向和个别细节的主次关系，不仔细研究作品反映的具体时代、地点、人物的特定情况，如果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具体分析，而只是孤立地抓住个别细节，用一些政治概念，教条主义地去硬套，那也是错误的。即使这样做的用心可能是好的，是为了要坚持无产阶级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但实际上是庸俗化、简单化地理解这一原则。毫无疑问，政治标准第一，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必须坚持；然而，同时也必须善于按照艺术特点，具体贯彻和灵活运用这些原则方法。这也是不可偏废的“两条腿”。在阅读文艺作品中，非政治观点和不根据艺术特点具体分析的形而上学方法，都必须批判与克服。

我认为郭开同志“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一文（下简称郭文）正是后一种错误的表现。

因为用这种错误方法，不对整个作品作具体分析，只是孤立地抓住一些细节，误解它们的原意，所以郭开同志认为“青春之歌”充满了和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而林道静是一个未经改造的应该批判的小资产阶级。这样一种论断，显然不能不歪曲了作品的原义。

这里，可以举郭文所提出的关于林道静在海边的表现这一例证来说明郭开同志是怎样歪曲了作品的原意的。必须看到这一细节是怎样地安排在整体中，它的主要思想意义是什么，这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细节。林道静第一次到海边，是到北戴河投亲不遇，碰到余敬唐一口答应解决她工作问题之后；她欣幸自己工作有了着落，因而一夜睡得香甜，第二天很愉快地到海边去了。作者并未把她这种表现美化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而是说明她“对人生充满着幻想”（23页），真实地表现了她的单纯幼稚，不知世事。拜且还要看到其主要目的是紧接着写出她的“幻想”在现实打击下的破灭。狗吃牛奶，荒淫无耻，残暴压迫等严酷的事实，第一次教训了林道静，打断了她的“幻想”，小说清楚地写着，她回家时心情就大不轻快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耀武扬威，贫病妇婴的痛苦挣扎，使她开始看到旧社会的不合理和狰狞面目。接着是余敬唐不怀好意的拖延，这时她心里怀疑，恨不得赶快离开。但是，世界虽大，她却举目无亲，无处可去。无可奈何，她只好咬紧牙关，忍受那莫名其妙的生活的熬煎。为了避开余敬唐询问婚事一类的唠叨，为了打发那难过的日子，她才整天滞留在海边，排遣痛苦无望的生活。作者也清楚地写着“她再没有刚来那天的兴致”了（30页）。她“挨着海，像挨着亲爱的母亲”这一句叙述，一般说来，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才有的感情，但是，对小资产阶级感情也必须具体分析。这里的主要之点是，真实地表现了她孤苦无依情景下的心情。她当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还很幼稚，充满着幻想，不知道阶级压迫和革命斗争，因此她在痛苦时会这样表现，并不奇怪，相反是很真实的。她当时并不是知道了正确革命出路而不走，自甘麻木，逃避斗争，沉醉在幻想中自慰自怜；也不是如郭文所说“无忧无虑”地在海边“玩”，“还有兴致去欣赏大海”。作者也不是如郭文所说是在写“离奇爱情”的“浪漫情调”；在那样的情景下，幼稚的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很自然的，后来作者和林道静都批判了这段爱情。按作者所写，后来林道静成长起来，政治上有进一步认识时，就坚决离开余永泽，正表明了这一点。

今天，有些青年从不健康的趣味出发，在这完全不同于林道静当时的时代里，不去正确地体会当时林道静的痛苦，从而憎恨旧社会，反而把海边的细节孤立起来，废寝忘食地朗读和欣赏她在海边的忧郁抒情的调调，机械地模仿当时林道静的心情和行动，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这是读者自己思想意识不健康，怎能怪作者呢？

由于对文艺作品任务的庸俗化、机械的理解，郭文还提出了一些要求，对一部文艺作品说，是超过它的任务的。例如，郭文认为作品不该不以较多篇幅去写劳动人民和工农群众运动。但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写尽有联系的全部重要生活，只能选择能够为其主题服务的生活细节来写。郭开同志十分不满意林道静和北戴河做饭老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连瞧也不瞧一眼”，还有林道静对任玉桂父子，“学习些什么呢？她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作者没有写这些郭开同志就据此说明林道静没有与工农大众结合，这样的要求未免太机械了。林道静满心想着工作，连饭也不想吃，当然不会和端饭老头说话。其它时间，他们也可能说过其它的话，但是，小说只是抓住主要的写，不需要样样都写，件件照顾，此其一。其次，正如郭开同志所说：“和工农结合并不一定都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主要的还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不把自己看成特殊人。”而林道静呢？自从认识真理以后，就身体力行，参加了工农大众的革命工作，这不是她和工农民众结合的最重要的标志吗？革命所需要的工作，她都认真去做，甚至愿意献出生命。出于工作需要，她做饭、洗衣、送信，毫无怨言。假如工作需要，派她到工农群众中去，完全可以相信她是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的。不能认为，出于工作需要，没有机会和工农群众直接接触的革命干部，都是没有和工农结合的，都还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且林道静对书中出现的劳动人民态度是十分体贴的，如自己宁愿饿着把窝窝头偷偷地省给任玉桂父子吃，不让他们饿着，都是表现得很好的，并没有自视特殊的架子。

郭文责备作者不应该全书一共只写七位劳动者，而且加起来，只写了“不过三四千字。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机械要求，也是不通情理的。“青春之歌”的主题是写各种知识分子的道路，作者完全有权利，在自己作品中以绝大部分篇幅写知识分子。而且，也决不能这样算法，加一加，写了几个人，多少字，来评断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态度。问题在于作者是以什么阶级立场去写和怎样写法。郭文说，特别“令人气忿的是，所有写进书来的劳动人民，几乎都是老、弱、残、病，乞求为生的人。林道静就没有遇到过一个体魄健壮的劳动者吗？为什么不写他们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作品的无理苛责。为什么不能写这些不幸的人民呢？这些人在旧社会被弄得老弱残病，不得不乞求为生，这不是很真实的吗？作者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郭文却认为这是“丑化”劳动人民，难道要把这些被旧社会无情摧残的人，都写成体魄健壮吗？那倒恐怕反而不真实。林道静当然可能遇到过健壮的人民，但是否一定要写进作品来呢？又是否这样写了，就说明作者对人民才是观点正确呢？无疑，作者的确是“为了情节的需要”才有选择地写这些人民的，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据此就说是“丑化”人民，实在不能令人折服。

“青春之歌”确如郭文所说，是突出地写了知识青年，没有突出地写工农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如果作为小说的不足之处来提出，那是可以的。可是，决不能同意，郭开同志据此就说“结果，使学生运动失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歪曲了历史事实。过分强调了知识青年的作用，使人误认为当时的知识青年似乎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缺乏理由的。事实上，小说里也提到一些工农活动的时代背景，只是未突出具体地写。小说是着重突出写了知识分子，但并没有表示知识分子是革命主力军。因此，我们可以对小说提出希望，如能再写些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的联系，那就更好。但，现在没有很具体写，也决不是错误与歪曲。因此，对“青春之歌”作出这样要求和批评，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