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在《青春之歌》中，女主角林道静的个人成长经历在叙事上充满了复杂性。这里，将以“身体－主体”为核心概念对林道静的自我状况进行分析，所谓的“身体－主体”体现的在身心一致的观念下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把握，是人的感官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高度融合所体现出来的具有现代特质的人性状态，以林道静的身体感觉为中心的个人主体在三次情爱中是消失还是显现，它与小说主题的表达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林道静与余永泽：身体－主体的缺失

林道静生命中的第一个异性是余永泽。林道静对余永泽的第一印象并不坏，通过接触，林道静眼中的余永泽，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余永泽给林道静讲的是文学艺术，“短短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余永泽的热情、缠绵、温存和体贴都给孤独、无路可走中的林道静的生活带来了一道光亮，她在给余永泽的信中说：“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很明显，林道静对余永泽的爱情是非常被动的，一方面是为了感恩，另一方面也是无路可走下的一种选择，因此，这种爱情并非来自林道静身体－主体的渴望和认同。

随着林道静和余永泽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分歧的展露，小说中林道静对余永泽的外在形象的感受也经历着一个逐渐下滑的过程，而在这种“下滑”的描写中，“眼睛”即是作者描写余永泽形象的突破口。如写余永泽热烈追求林道静时，林道静看到的是“燃烧着热情的眼睛”、“亮晶晶的眼睛”，此时作者突出的显然是余永泽的热情和欲望，随着林道静逐渐走入余永泽为她安排的恋人、妻子的角色中，两人渐渐有了矛盾，余永泽的形象也大打折扣。如当余永泽反对她到处找工作时，“道静凝视着余永泽那个瘦瘦的黑脸，那对小小的发亮的黑眼睛。她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

当林道静已经不爱余永泽之后，小说对余永泽的描写就带有极强的丑化色彩了，写余永泽除了使用过多肉麻的爱情语言外，生活情趣也显得陈腐。此时林道静眼前的余永泽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特别是林道静新的意中人对比之下，林道静对其除了失望还是失望：“这，这就是那个我曾经热爱过的、倾心过的人吗？”就算余永泽试图用记忆中的美丽爱情挽回林道静的心，就算他再会说那些动人甜蜜的话，都毫无作用。过时的思想意识、生活情趣、连同余永泽这个人一起被林道静抛弃了。

在与余永泽的爱情关系中，林道静的身体－主体缺乏积极地参与。小说中，林道静对余永泽的身体形象的感受简单而单调，看到的最多是那双“小眼睛”。林道静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余永泽炽烈的爱情的回应，而且到最后还表现出厌恶之情，即使作者为真实起见，描写林道静在离开余永泽时，表现出的那一丝留恋和温情，也被很多评论者认为是多余的。其实无论林道静留恋的情绪是否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流露，都无损于林道静已经不爱余永泽这个事实了。实际上，这里作者面对的是林道静的感觉和文本外作者的视角如何取舍和统一的问题。显而易见，作者更愿意把笔墨放在林道静的个人感觉和主题一致的那一部分，即不爱余永泽，抛弃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感受才能导致林道静走上革命的成长之路。对于林道静感觉中和主题不一致的那一部分，即林道静对余永泽的短暂的爱，作者就只能悬置不顾了。在描写“一致”部分的内容时，由于作者全能的叙述视角赋予了林道静感觉上的“先知”，这就影响到对余永泽这一人物的客观表现，也即影响到对林道静对余永泽感觉的客观表现。

因此，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小说中应该存在着两个余永泽的形象：一个是林道静自身所看到感受到的，另一个是作者赋予林道静的。前者在文本中的表现非常有限，只是在林道静初识余永泽时有所表现，而在此之后，很大程度上都受着作者话语的支配，只不过这种支配中也有和前者合一的部分。当余永泽处在作者的视线监控之下的时候，余永泽对林道静的爱情就有了很重的机心，充满表演的性质，如小说写余永泽如何在恋爱时欲擒故纵，如何用生病、眼泪加动情的话语诱使林道静和他同居、结婚等。下面这段描写显然就是作者从“全知全能”的视角展示了余永泽对林道静强烈的占有欲和别有用心：“他是个小心谨慎、处世稳健的人，他知道过早地表露是一种危险，因此，他一直按捺着自己的感情，只是根据道静的情形适可而止地谈着各种使她中意的话语。现在，他已看出道静对他有了感情，而且很真挚。因此他就想向她谈出心中的秘密。可是，他犹疑着，怕说得不好反而坏了事。……‘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呵!……’和林道静结婚后，余永泽想，“能够把这么个不易驯服的女孩子征服了，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爱人，他是多么高兴啊。”余永泽之所以这么做，只是由于爱，不管他对于爱的理解是怎样，作者类似的主观描写却篡夺了林道静的真实感受，由于作者需要的只是林道静对余永泽“不爱”的这个结果，所以对余永泽这个人，以及林道静对余永泽的感情，作者的描写都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

相比较而言，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的关系中，余永泽对林道静的身体感受要丰富细致得多，作者描写了他眼里的林道静以及他对这一身体之美的痴情，恋爱时期自不用说，就是在两人感情出现裂痕之后，余永泽眼里的林道静仍然是美的，如在卢嘉川找林道静谈心，引起余永泽的嫉妒和不满的那天晚上，余永泽在给卢嘉川写了一封谴责的信之后，心情大好起来，这时他看见睡熟的林道静的脸孔像大理石的浮雕一样，“恬静、温柔，短短的松软的黑发覆披在白净的丰腴的脸庞上，显着一种端庄纯净的美”，马上觉得林道静是不会背叛他移情别恋的，于是，“他伏下身来在道静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在林道静不听他的劝说，去参加“三一八”纪念大会后，他一个人在家里在回忆和想象中看到的林道静仍是“好像仙子般穿着白衣，苗条的身段，雪白的面庞，睁着大大的深情的眼睛在等待他……”即使到了最后感情裂痕明显的时候，余永泽仍赞美着“静，你多美！真象海棠春睡的美人儿……”余永泽经常得意地欣赏林道静的美貌，带有一种对“美”的占有欲，林道静觉得这是拿她当玩艺儿。余永泽与林道静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林道静高高在上，余永泽对林是仰视的、单方面的热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余永泽对林道静的感情是热烈而真诚、无可厚非的，小说中肉麻的情爱语言和身体动作完全来自作者对不关心革命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的创作立场。余永泽对爱情的抒发和表达尽管是人之常情，但却因其与整个小说的主题指向不相符合而显得做作、突兀。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作者所丑化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特性的爱情表达方式，也正是余永泽的感性、真实所在。

可以看到，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情爱关系中，她的身体－主体是缺失的，这里面既包含着作者的主观干预，又包含着林道静的部分真实感受，不过，当与余永泽的感情破裂之后，林道静身体－主体的缺失却体现了人物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因为移情别恋，这时她的身体的无所作为并非意味着一种空缺，而是意味着她对其身体－主体被余永泽当作“玩艺儿”的客体地位的一种消极抵抗。由此看来，林道静的身体－主体只有在与主题意义的表达相一致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这一点可以从林道静与余永泽之后的两个男性的交往中得到说明。

二、林道静与卢嘉川：身体－主体的积极呈现

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感情萌发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其实从一开始，在卢嘉川面前林道静就不愿提余永泽，余永泽的懦弱、书生气让她感到难堪，而卢嘉川及其所代表的人生方式才是林道静钦佩和想往的。小说中写卢嘉川登门看望林道静，林道静就为自己正在做琐碎家务而感到羞臊。这种对自我生活方式的否定，已经暗示了林道静的离开——只有离开余永泽，才会有重新选择另一种人生的可能，而林道静是一个尊重自己的生命感受的人，她的离开是决绝的。

因为有爱，林道静对卢嘉川的身体形象的感受比对余永泽要丰富、生动得多：卢嘉川不仅有“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挺秀的中等身材，聪明英俊的大眼睛，浓密的黑发，和善的端正的面孔”，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卢嘉川“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林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卢嘉川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小说中的多次集会中，卢嘉川常作为众人视野的焦点侃侃而谈：白丽萍家分析局势、“三一八”纪念大会上演讲，都显示出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这让林道静十分崇拜。在和林道静的数次交谈中，卢嘉川的循循善诱、细心体察，更打动着林道静的心：“他诚恳、机敏、活泼、热情。尤其他对于国家大事的卓见更是道静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性吸引主要是通过对话语占有和使用而取得的：送书、谈心这些方式显然是为了首先在话语上占据制高点，作为国家、民族话语的发言者，卢嘉川表现出更多男性的魅力，他所代表的一个“新世界”激荡着林道静单纯的心灵，而由国家、民族话语走向个人话语的通道也在这个过程中暗自打开：当卢嘉川来看林道静时，“道静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种油然而生的尊敬与一种隐秘相见的喜悦，使得她的眼睛明亮起来。”余永泽引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看眼睛知道在恋爱的青年人”说明，余永泽正是从林道静变得热情明亮的眼睛中看到了卢嘉川对自己所构成的严峻挑战。

卢嘉川在林道静的面前有绝对的自信和优势，他点燃了林道静的生命激情，每次见到卢嘉川时，林道静的兴奋、慌乱与卢嘉川的自信、镇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道静在向革命靠近的同时，也在向自己最爱的人靠近，因此，革命事业对林道静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就再清楚不过了。小说第十三章把三个人的微妙关系展示得非常精彩：余永泽回来看见林道静和卢嘉川在家谈心，嫉妒让余永泽恼羞成怒，这必然更让他在林道静面前失去风度，把林道静推向卢嘉川一边，两个男人谁对林道静更有吸引力，一目了然。

在卢嘉川这个精神导师面前，林道静的身体语言非常丰富：“眼睛又大又亮”、像个小女孩，“头歪着、噘起嘴巴”。和卢嘉川在一起谈话，林道静变得活泼而开朗，卢嘉川满足了林道静的精神饥渴，从小说不多的几处细节中读者同样也能感受到卢嘉川心中澎拜的爱情，如参加纪念“三一八”集会后，卢嘉川问林道静害不害怕，林道静显得很委屈，觉得卢嘉川不信任自己，接下来作者描写道：“卢嘉川挨近她，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这女孩子的热情、大胆和奔向革命的赤诚深深感动了他。他望着她的脸，有一会儿没有说出话来。”不需要更多的语言表白，人物的身体语言就已经说明了爱情的不可阻挡，“她真不愿意和卢嘉川分别。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她就觉得心安，觉得有勇气、有力量。”这是林道静最热烈的爱情表达。

林道静的骨子里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宁愿热烈地死，而不愿麻木地活。从这一点来看，林道静与茅盾笔下的那些新女性如孙舞阳、章秋柳应属同类，只是因为不同的机缘她们最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并没有从政治的层面真正理解革命，而只是从个人生命的角度把自己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在这一过程中，她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和个人身体的享乐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显然是一种极具小资产阶级特征的生命方式。与她们不同的是，林道静在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接触中，才开始不断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性迈进。当然，在和卢嘉川的接触中，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也并不都是反面作用，它实际上对她走上革命道路也起着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的热情、崇高的理想、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卢嘉川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因此，林道静身上部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也正是她走向阶级革命的一座桥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并不突出却又存在的思想意识，在革命话语中表现人物的身体－主体才有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正是作者创作中尽力回避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成就了她与卢嘉川的爱情，也成就了林道静的革命之路。卢嘉川给了林道静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见不到卢嘉川，林道静就陷入痛苦，“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在进入革命行列之初，“党”就是卢嘉川，卢嘉川就是“党”，正如有研究者所说：“《青春之歌》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当然，也不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恰恰是‘政治’与‘性’的神奇组合。”①这样一种同一关系，也是“革命”＋“恋爱”小说所难以避免的常用模式。

《青春之歌》发表后，一个名叫刘茵的读者在《文艺报》上撰文指出，卢嘉川“在宣传革命真理的时候，却对一个‘美丽’‘活泼’‘热情’的有夫之妇发生爱情，这是不道德的，也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完整”，同时指责林道静“这时对余永泽并没有最后绝望，只是恨铁不成钢，怎好对另一个产生这样的感情?”又认为，“她总是摆脱不开一些个人的问题，总是把对一些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羼杂在一起，这的确有损于这个人物形象的光辉。举一个例：卢嘉川第一次给林道静任务时，他们就是这样纠缠在这种感情中。在这时候，林道静似乎没有更多地想到工作、想到党，而总是想着卢嘉川，纠缠在个人的爱情激动里，这种感情使她不能提起腿来，迅速去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林道静完成这件工作是出于对卢嘉川个人的爱，还是为了党的工作呢？况且林道静当时正处于急于追求革命，而终于找到革命关系并为之而振奋之时。”②

实际上，在小说中，戴愉就指责卢嘉川“用共产主义的崇高名义，来达到个人的私欲”。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格外热情也引起了好友罗大方的注意，罗大方于是提醒卢嘉川林道静是有夫之妇，卢嘉川则辩解说与私人问题无关，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把林道静引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实际上，卢嘉川对林道静早已是“耿耿于怀”了。为了革命而革命的纯粹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革命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纠缠不清，才是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常见的表现内容，只不过，生活在新中国的杨沫，并不是为了表现这种“纠缠不清”，而是为了表现革命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在这两种叙事之间留下了缝隙。正如李扬所说：“在叙事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本质尚未真正建立，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各种自然状况组织到话语状况中来。因此，叙事的文本让我们完整地看到这种组织过程的不自然性。无论多么高明的艺术家，在拼装这两个世界时不可能不留下痕迹。”③林道静“身体”的一些主体性呈现，说明小说主题表达的并不是革命的绝对优先性，即并不是革命改变和塑造了林道静的人生道路，也不是先有革命才有爱情，而是革命和爱情同时发生，个人叙事和革命叙事混溶一体，这就颠覆了在革命中个人生活具有从属性的既有模式，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真实关系。

相对而言，林道静与卢嘉川的感情，无论是从小说的叙事逻辑还是从小说的主题需要来讲都是最具合理性的，因此作者对他们俩爱情的描写也最坦荡。同时，因为个人叙事和革命叙事的完全重合，林道静的身体－主体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尽管林道静在与卢嘉川的接触中，并没有真正情爱性的身体接触，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和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安排问题，林道静的身心其实早已投入到了这火热的情感之中了，正如她自己对刘大姐所表白的：“表面上没有恋爱过。但是内心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卢嘉川的被捕不但没有改变林道静的爱情，反而使她的感情变得更加强烈，即使后来有江华的追求，林道静仍然坚定地认为，“她不会忘掉他的，永远不会”。由此看来，在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关系中，尽管林道静开始是被塑造的角色，但由于这种塑造是和林道静的身心渴求合一而得到了她的认同的，因此，在她被塑造的同时，她的身体－主体也同样是得到呈现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感情中，林道静的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在小说中，作者终强调林道静的热情单纯，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父亲式的精神导师，是一个她崇拜和仰慕的男性，而不是一个能够和她平等对话的异性，这与她儿时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大关系：父爱的缺失导致了她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但同时又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林道静的被塑造也促使了她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个人感性还没有完全被革命理性剥夺的前提下，所有的被塑造都必须获得林道静的身体－主体的认可才有可能，如果林道静只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客体，就会只是一种单一、透明、缺乏张力的叙事。在《青春之歌》的初版本中，林道静感性世界的存在也正是为了保留这种张力。

当然，如果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成为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契机，那么这显然是违背革命叙事的纯粹性的，因此，对于林道静的成长来说，这一阶段还只能是一个过渡，还需要另一个更纯粹的革命叙事来弥补这一阶段叙事的不足。

三、林道静与江华：身体与主体的分裂

小说在卢嘉川之后又安排另一个革命者江华在林道静的生命中出现，有着特别的用意——不是为了通过江华来延续林道静和卢嘉川未实现的情爱，而是通过江华来完成对林道静的进一步塑造，更完满地表现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

江华给林道静的印象是“踏实、坚强、勇敢、从容镇定”，林道静对他充满敬仰和信赖。江华虽没有余永泽的浪漫多情，也没有卢嘉川的英俊善谈，但工人出身的江华沉稳、质朴、坚韧，且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以，林道静说：“你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这一点卢嘉川都不如你。”（注：引自初版本，再版时删去）在作者的设计中，林道静的成长离不开革命男性的引导，江华不只是卢嘉川的替代和延伸，林道静的感性和浪漫在这里正是通过在爱情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修正。

林道静对江华的感情，开始一直停留在革命同志关系层面，而从革命战友之情到恋人之情的转变，是在小说的第十八章：为了安全，江华让林道静把名字改一下，林道静说：“你替我起个名字吧!我这个不好的名字是我父亲替我起的。你也像父亲一样替我另起一个好名字吧。”而江华并不愿意只是做林道静兄长、父亲这样的角色。林道静逐渐感受到了江华对她的热情，这在林道静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这时的林道静还不知道卢嘉川已经牺牲，还在心中默默地等着卢嘉川，对卢嘉川仍然强烈的爱情使她在面对江华时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她对江华虽然也有好感，但在江华表达感情之前她对他存有的仍是一种没有杂念的同志之情，这里她让江华象父亲、兄长一样替她重新起了名字，显然是拒绝江华的暗示，江华心知肚明，所以也没有答应林道静这一请求。小说对此进行描写的一大段文字再版时全部被删去，原因显然是其所表现的一个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徘徊和犹豫的心理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感”。

而当后来江华越来越感到，“她不但是一个坚强的同志，而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的需要感情慰籍的女人。从她的眼睛中，他看出了里面的空虚和寂寞。”“而他自己呢，他自己不是也在痛苦中等待许久了吗？”江华向林道静表明感情后，林道静则表现出犹豫，因为“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对卢嘉川强烈的没有实现的感情还折磨着林道静，即使卢嘉川牺牲了也不能改变，不过当初林道静在余永泽和卢嘉川之间进行选择时则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的犹豫和道德自律，这只能说明爱情本身对于林道静的重要性。小说中最后让林道静接受江华的是她的革命理性：“象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政治”和“被爱”是林道静决定选择江华的理由。

也就在这天晚上，热烈感情驱使之下的江华马上提出了留宿的要求，林道静一时不能接受，她站起身一个人走到寒冷的屋外，心中却沸腾着对卢嘉川的思念之情，不过，斯人已逝，林道静回到屋里，对等着她决定的江华说：“真的？你——不走了？……那、那就不用走啦！”“她突然害羞地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并且用力抱住了他的颈脖。”《青春之歌》中，对林道静恋爱中这样表示亲热的身体行为的描写并不多，然而，这是否就是身体－主体的呈现还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身体－主体并不体现为身体外在的表现形式，虽然性爱就是一种身体参与，但这里的身体更多的是被理性意识所指挥的客体，身体行为变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和理性选择，而不是来自感性本然的主体的需求。

那一夜后，江华忙得半个多月没来看林道静，第二次来看林道静的晚上，林道静却已经为自己在情感上的自私感到内疚了：“道静站在床前，用沉痛的眼睛凝视着江华那张憔悴、焦黄然而又是那么刚强而坚毅的脸。为了使她安心，他决不喊一声痛；对于她那怀念别人的诗——虽然他明知她的爱情属于那个死去的同志比属于他的更多、更深，他也并无怨言，他只是在尽一切可能使她感到幸福、感到欢愉，虽然，他的时间和力量是这样少得可怜。她默默地凝视了他好久，一种近似负疚的情感隐隐地浮上了她的心头。”追问林道静到底爱不爱江华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爱在这里已不是全部的内容。林道静经过革命的磨砺：监狱生活、林红的教育、卢嘉川的牺牲，农村的革命经历，她身上已褪去了个人主义色彩,她不再浪漫、固执，而是变得成熟、冷静。而在再版中，作者还在林道静接受江华之后为她加上了“卢嘉川——林红——他，都是多么相象的人啊！……”这样的心理独白，也就是说，她对江华感情的认同是因为江华和卢嘉川是同类。

林道静无论对余永泽还是对卢嘉川，都是一种非常感性的浪漫之爱，具有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特点。只不过，对余永泽的爱中缺少身体－主体的参与对自我的发现，是一种来自对方的单向度的爱，而在对卢嘉川的爱情中，生命的激情被燃烧，自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江华的结合，可以说是林道静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灵魂的彻底抛弃，显示出一个革命者的理性和成熟。这里，林道静所表现的是理性主体，而不是身体－主体，这是由于和主体与身体已经分离，所以即使是发生了性爱关系，身体仍然是被放逐的，并不参与个人意义的叙事，参与的只是革命意义的叙事。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随着个人身体叙事的消失，作者设定的主题成功凸现出来，另一方面，缺少身体－主体参与的革命叙事，因人性内涵的缺乏而显得说服力不足。

总之，在《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有两种“身体”的呈现，一种是客体的身体，也就是被规定、被塑造的身体，这是文本的显在主题所表达的。另一种是主体的身体，林道静的身体－主体只有在与主题意义的表达相一致的时候，才会明确显现出来。这两种“身体”在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情爱关系中此起彼伏，逐步塑造了林道静的个人成长过程，这也正是作者所说的描写了“她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和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是怎样互相消长、互相斗争的艰苦过程”④。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作为客体身体的声音压倒作为主体身体的声音，但在此之前，林道静的身体－主体合乎个人感觉逻辑的发展过程似乎又表明，个人世界在被组织进政治话语结构之前，其所依据的基本生命原则之所以还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它的最终指向是和设定的政治叙事目标一致，否则，这些关于身体－主体的叙事都将难以在文本中存在。也就是说，身体－主体不能被单独表现，必须在革命话语的控制下才能获得表达的可能。这当然可以看作政治叙事对个人叙事的控制和规范，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于个人感性充满艰难和危险的的表达，它不仅对继承和延续“五四”以来个人启蒙的主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成就革命叙事本身也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②刘茵：《反批评和批评》，《文艺报》1959年第4期。

③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④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文艺论丛》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