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春

从一九五○年至今，我十年没有间断过储蓄。但是在刚刚参加储蓄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下就认识到储蓄的意义。我曾经认为储蓄是一种麻烦事，不如把钱放在兜里方便。事实教育了我，钱放在兜里的确是比存到银行里去要方便一些，可是这仅仅是月初的方便，一到月底，因为用钱没有计划，结果，真正的麻烦就来了：需要用钱的时候兜里已经空了。我尝过这个“苦头”以后才开始存钱。存了钱了，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每月五六块钱能顶什么用，真正能帮助国家积累资金的应该是钱多的人。过了一个时期，我发觉自己账本上的钱渐渐多了起来，这时，我才算了一笔账：每户每月存五块钱，北京市近二百万人口（1950年的数字），假如以五人为一户计算，就有四十万户，每户每月存五块钱，一年就可以存二千四百万元；要以全国六亿多人口算起来，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就更加可观了。这一算可把我算清醒了，使我认识到积少成多的道理。就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我才坚持了十年不间断的储蓄。

在储蓄过程中我也有过思想矛盾：生活越过越好，个人还会有什么困难问题解决不了的，何必攒钱？生活越来越好这是事实，但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家庭，能担保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吗？总不能事事都依赖公家。不能事事都依赖公家，自己生活又没有计划，这怎么行？后来的事实也使我懂得了这个道理。我是在一个缝纫社工作，每月收入六十元。一九五六年我爱人带着孩子来北京安家，可以想到，如果不是我在银行有储蓄，安家的困难一定很大。还有一次，一个同志病了要住医院，临时缺钱用，我把银行的存钱借给他。事后他感谢我时，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应该归功于储蓄。事实也是如此，要不是我几年来坚持储蓄，怎么能有钱借给他？

有时我也想：挣钱就是为了改善生活，何必储蓄。但是我也想到，改善生活也应该有计划地逐步来，而且生活没计划，随便花钱，大吃大喝这也不能算是改善生活。想起解放前，我也是个缝纫工人，可是生活一点也没保障，累了一天得到的工资有时连吃饭都不够用，还受尽剥削和压迫。现在，挣的钱可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孩子还能吃上牛奶，每人还有两身衣服穿，星期天还可以看看电影，参加郊游。自从我爱人来了以后，我们还添了新棉衣和三床新被褥。此外，为了外出联系业务和上下班方便，去年我还花了一百二十元买了一辆自行车，今年花了七十四元买了一只手表。这和解放前半饥半饱的生活比起来，真是有天渊之别。而我的生活能

有这样大的改善，根本是解放带来的，同时与我有计划过日子也很有关系。我自己在干活，所以特别珍惜自己劳动的成果，我知道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很快，但是我国是一个大国，家底又薄，特别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快发展，在国家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厉行节约。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和过去比起来已经改善了很多了，所以在我们国家的物品还不是十分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克勤克俭。本着这个精神，我们每月的生活都有计划的安排，工资发下来以后，除去最近需要买粮食，油、盐、煤等用钱外，其余的钱暂存到银行里，随用随取，并且有计划地积累起来。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可以少买的东西尽量少买。如我们家孩子多，每月可以买三斤白糖，但是我们计算了一下，一斤也就够了，因此就节约了两斤白糖。我想：个人能少消耗一份便是给国家多积累一份。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因此，我们每月除了买肉以外，布、粮、油票都有剩余。我的最小的孩子本来可以订一磅牛奶，但我只订了半磅，不够吃就搭配其他如玉米粥等东西，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并没有什么影响。同院一个孩子，比我的孩子大一个月，每天一磅牛奶，还常常喝鲜桔汁，但我的孩子还是长得比他健康。

几年来，由于我们能够做到有计划地安排生活，每月坚持参加储蓄，所以不仅没有外债，没有向公家借过钱，从未因为急需用钱而着过急，而且还买了好些公债。因此，我们的生活也过得很愉快，我工作起来思想也很集中，从来没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