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我们发表了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和英勇保卫祖国财产的徐学惠两位同志的文章，他们都用自己切身体会谈了黄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此外，在本期发表的几篇读者来稿中，有些意见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希望读者们加以研究。

黄里说：“有些革命老干部，终日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有好处首先让给别人，有困难自己承担，难道他们都是怡然自得吗？”我知道的革命道理不多，但是作为一个老红军战士和老共青团员，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我从九岁起就给地主当长工，非人的生活整整过了十一年，直到1929年，才有机会参加了红军。此后，随着党长征到陕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南北转战二十年。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了，所带给我的欢欣鼓舞是可以想象的。当时我是团长，因为身体不太好，党照顾我到延安去休养。休养的生活，自然是安逸、舒适的，但我却整日感到坐卧不安。我想革命虽然胜利了，但建设任务还很艰巨，国家的困难也还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多多劳动，怎能给党增添负担，叫党白白养活自己呢？因此尽管身体还不很好，我也不顾再休养了。经几次三番地请求，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不安的心才落实了。我带上一卷行李、两套单衣和五百斤米条子，回到老家从事农业生产，直到如今。既然黄里同志因为牺牲点个人利益就感到勉强、不舒畅，那么，他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革命这么多年才胜利了，放着团长不干，回家当农民，会不会有些勉强和不舒畅呢？这里，我只能坦率地告诉黄里同志，我正因为没有让党白白养活自己，还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线上为党贡献一分力量而感到内心无比的舒畅。

刚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土改。家里七口人生活很困难。我起早落晚，摘野菜、采菱角，掺些粮食过生活。没有土地，我从富农那里租了九亩地来种。生产工具缺乏，我就抽空给人家做短工，挣几个钱来添置。为了节省鞋袜，我从三月到十一月赤脚干活。从部队带回来的棉衣，又穿了七年。有人问我：老方！你几十年革命，当上了团长还回家生产，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有困难怎么不让政府补助一些呢？或许黄里同志也会认为补助一点是应该的吧！可是我想，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不是商人作生意。为革命就谈不到功劳、苦劳，更不能说过去付出多少，今天要回多少。何况当前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底子还未彻底改变。自己吃苦一些，就为集体减少一些负担，就是多为革命出力，让国家有更多资金从事建设，这就是我的心愿。再说这跟长征时期吃草根、啃树皮的生活相比，真不知好多少倍了。我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我只有为党为人民作更多工作的义务，而没有比群众吃穿得更好的权利，更不应该向人民要这要那。所以，政府几次想给我补助、修房子，我也没有同意。如果让国家给我补助、修房子，反而会使我感到不舒畅，因为我觉得是让国家增加了负担。

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也许不能对黄里同志有多大的帮助。但希望黄里同志以及跟他思想类似的人，能够认识到：时刻为集体利益着想，必要时乐于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是可以得到人生的最大快乐的。而这种快乐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得到，只有克服各种各样个人主义思想、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人才能得到。黄里同志对这一点之所以觉得难于理解也主要是由于人生观的不正确。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的人生观就是很正确了。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是一辈子都要努力的事。只不过在党这么多年的教育下我粗浅地体会到：对集体愈是贡献得多，对个人主义思想愈是克服得彻底，他得到的快乐也就愈是纯正、愈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