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

（一）

现在的青年人再不容易看见这样的人了：他面带饥色，瑟缩着两肩，腋下挟着几本旧书或者一个小小的不值钱的包裹，然后来到旧书摊或者典当铺，好容易卖得或者当得几个钱，买几个烧饼，拿回家来叫挨饿的孩子吃上一顿，或者自己到小饭摊上吃个半饱……“九一八”后，这是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在那内忧外患、黑暗重重的旧社会里，这样失业落魄的知识分子是很多很多的。他们的生活惨况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他们精神上的状态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当他们只是为个人的衣食、为家庭的温饱或者为个人的生存而奔波劳碌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是忧郁、苦闷的，是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也是繁琐卑微的。许多青年时代奋发有为的人，大学或中学一毕了业，一走到社会上来，失业的痛苦，家庭的牵累，个人前途的黯淡，穷愁潦倒，就这样丧掉了一生。而另一些人呢，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景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一个人一旦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一旦用马列主义的理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那么，他不仅思想变了，行动变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会与从前大大不同，他会从繁琐卑微、只为自己渺小的生存而劳瘁的状态，变得开朗、愉快、襟怀磊落；他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后，他的生命也自然变得充实、巨大起来；他从个人的小天地中跳出来了，他就不再为个人的衣食（名利）、个人的前途而担忧，他的目光不再落到个人身上，却落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上——而他们的幸福、人民大众的幸福也就变成了他自己最大的幸福。这些感受和认识在小说“青春之歌”里，我是贯穿进去了的，当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时候，也贯穿了这些思想和感受。

电影“青春之歌”是通过林道静的个人命运、通过她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来构成全部的故事情节的。当林道静不甘当封建地主的俘虏，不甘当官僚特务们的玩物而企图个人奋斗的时候，她不得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她自杀不遂、教书被逐、寻找职业到处碰壁、最后无可奈何地投入余永泽的怀抱里，可是他却又是那样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于是当林道静在年夜里，正凄惶悲痛无可奈何的时候，卢嘉川出现了——他以党的使者的身份出现了。他告诉林道静，一个人只有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结合在下起，这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出路。这种思想认识，在小说里原是有的，但在改编剧本时，尤其在导演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就比较原小说鲜明得多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其结果不是走余永泽、白莉苹的道路，就是走林道静投海自杀或者苦闷彷徨、抱恨终身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生活的逻辑。

但是社会不同了，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已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党像冬日的太阳出现在青年人的面前，把正在苦闷中的青年指引到一条多么光明、多么健康、又是多么宽广的道路上。从此以后，林道静的精神状态变得大不相同了，她不再为个人的出路而发愁，她不再去幻想什么个人的“独立自由”，她所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命运，因为这个命运已经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这样，因为有了党的引导，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所以以后不管林道静再遭受什么样的打击、挫折，她却再不沮丧、再不悲伤。她有力量有勇气面对强暴，面对一切无耻的引诱，甚至面对死亡也能毫不动摇。她为什么能这样？这就因为她心上有一个党，她身后有无数握紧拳头的群众，这就是因为她的生命不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把它和无数的生命联结在一起。

根据以上的想法、意图，电影林道静是不是比小说里的林道静更坚强一些？那倒不是。我只是企图把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依照那个时候的真实面貌表现出来。林道静——一个平凡的女孩子，尽管有缺点，尽管还很幼稚，但因为她的道路走对了，她的生命就会变得坚强，就会发出动人的光彩；而那些走个人主义道路的人呢？尽管白莉苹有鲜衣美食的亨受，尽管余永泽在做“学者”、“教授”的美梦，尽管胡梦安、戴愉之流穿着漂亮的西装，从外表看，也像个人样，然而这些帮闲、帮凶的人们，哪一个的身上不发出一般叫人作呕的腐臭。所以叫青年同志们应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在改编剧本时是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

以上是我改编电影“青春之歌”的主要意图。同时也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和写小说一样的想法：叫青年同志们看看过去人们的生活和斗争。人是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只有亲身经过了，或者叫青年同志们又看见了过去人们的痛苦生活和先进的革命者英勇无畏的斗争，他们才会体会出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也才会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基于这种想法，电影剧本在这方面比起小说不是削弱而是企图有所增强。而在拍摄过程中，由于导演和演员同志们的加工创造，影片比起小说似乎还有所丰富。

表现党的伟大崇高；表现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党走才能找到光明、正确的出路：表现“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这是小说“青春之歌”的主题思想，同时也是电影“青春之歌”的主题思想。不过因为二者表现的手法不同，因之取材也不尽相同。

（二）

当“中国青年”和“文艺报”讨论“青春之歌”的时候，也正是我改编电影剧本的时候，因此能够及时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有益的意见。这不仅使我改编电影剧本获得不少裨益，而且对我今年又把小说修改一遍的工作也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无论是电影剧本的改编，或者是小说的修改，我都是吸收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循着这样三个方面来进行工作的：一个是把林道静思想发展的脉络理清楚，使得她的成长、发展更加合情合理，并且要加强她思想上的自我斗争（这点电影里做起来不大容易，小说则比较做得多一些）。电影里增加了学生南下示威卧轨那一场戏，其目的就是要叫林道静亲眼看到这一壮举，并给她的思想以启发。后面增加定县农民收割麦子那一场，删去小说中的小学生闹风潮，而改成现在这个样——农村革命斗争的场景，其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叫林道静看到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看到党在农村中的力量，从而使她受到较深刻的阶级教育，对她以后被捕、受刑坚不屈服的一连串的行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其他，像年夜的白莉萍公寓里一群流亡学生悲愤气氛的加强，卢嘉川对林道静的许多谈话内容的变动，也都是为的使林道静的思想成长更加合理，更加使人信服这一点。

在讨论小说的时候，有不少同志都谈到知识份子没有和工农结合这一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时机条件还不成熟（知识分子比铰大量接近工农还是“一二九”以后的事）；另一方面也确是我主观上的原因——因为我个人这方面生活的缺乏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所致。因此，电影里增加定县割麦斗争、和叫林道静黑夜替江华送信这一场戏的另一个意义（小说里增加了七章，专描写农村阶级斗争和林道静所受到的严峻的考验和教育，电影则因为长度限制，无法做到），也就是想把知识分子和工农打成一片、并在工农当中受到锻炼、教育这一种思想意图表现出来。同时这样写也还有另一种好处，那就是整个电影的背景差不多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增加了农村革命斗争这场戏，对于整个作品的时代背景，观众的视野都会宽广一些。这就是剧本内容比起小说变动较大的第二点。 第三，电影和小说都要改动的地方是，林道静入党之后对革命所起的作用问题。原小说对林道静入党之后的描写有点儿停滞了。因为前面党对她作了那么多的培养教育工作，到后面就应当看出她应有所作为，应当更坚强有力些，否则这个人物就会感到缺点什么东西似的，感到不满足。她缺什么呢？就缺的是她对人民的贡献。所以，这部电影虽然只能写到她入党，为止（后面“一二九”的大场面是做为虚场而出现的。不过在这场戏里就已经暗示她将成为“一二九”时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暗示她将会做为一个坚强有为的人），不能把她入党后的作用再写下去，不过如果能够再拍一部影片，专门描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我是准备大大加强林道静的作用；使她为党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的（小说的修改已经加强了这一点）。

当然，一部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不可能只是我以上所说的的这一点变动，零零碎碎，为了适合电影的特性，许多地方都有了改变。但改编的主要内容却是集中到如何弥补小说的缺点，如何更能把林道静这个人物塑造得合情合理有血有肉，如何把城市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尽可能地与农村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不过因为水平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做得还很不够，因而使得改编的剧本本身还存在许多缺点。幸而由于导演同志和演员同志们的加工再创造，尤其是导演同志们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才使得剧本中的缺点得到不少的纠正。譬如时代背景、时代气氛这一点，影片就比小说或者改编的剧本都好得多。这就是因为导演同志充分利用了电影这一视觉艺术的特性，使得影片从不少角度弥补了小说或剧本中的不足之处。

最后，我要谈一点作者的心情或希望。请看过这部影片的青年同志们，好好思索一下林道静这个人物的遭遇吧！请看看她所走的道路吧！假如你在寻找幸福，那么，请你想想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幸福，然后，再去寻找你的欢乐和你应当寻找的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