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森

最近我有机会阅读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干部寄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这是他们在春节期间回到故乡省亲访友以后写来的。这些信反映了对农村的一些看法，其中比较普遍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农民的生活很苦，一个是说基层干部的作风很坏。

应该说，这是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农民实现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过幸福的日子。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活如果坏了，谁还有心思建设社会主义呢？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民群众最直接的领路人。他们的作风如果很坏，怎样能把农民群众带动起来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愿意谈谈自己的意见。

三月二日，人民日报一版登了一条新闻，说：中共山东省委为了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春节期间，派出一批干部，向他们在农村的亲邻进行调查访问。这些干部调查了十九户社员，其中有十户老中农、四户新中农、五户贫农。在这十九户农民中，1956年收入和消费额都比抗战前显著增加的有十五户，收入增加、消费额略为减少的有一户，收入、消费额都比抗战前减少的有三户。

我觉得，再没有别的材料比这个调查报告更有说服力了。这十九户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是目前我国农民生活状况的缩影；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材料概括地说一句：从全国范围来讲，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抗战以前；少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完全达到抗战以前的水平；个别的则比抗战以前的水平降低了。

事情本来应该这样。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提高，他们怎么会这样从心里拥护党和政府？“我们的革命胜利了”这句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说明全国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情形，可以举出两个数字：一、现在全国农民的收入大大超过抗战以前，负担却远远低于抗战以前。大家知道，从1952年起，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份的11．3％；以后逐年增长，到1956年达到三千八百多亿斤。农民除了把相当纯收入7％的粮食和现金缴给国家，作为自己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税负以外，其余全部归自己支配。而在抗战以前，全体农民要以地租、利息、赋税的形式，把纯收入的37％以上缴给地主、高利贷者和反动政府；贫农、雇农因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少数生产资料，每年付出的地租、利息和赋税，常常达到纯收入的70％，相当目前农民负担的十倍。农民的收入既然增加，负担既然减轻了，生活水平怎么会不提高呢？二、在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是逐年提高的，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好。拿粮食消费量来说：1956年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了200多亿斤，国家征购的粮食却比1955年减少了几十亿斤。这样，农民消费的粮食就增加了200多亿斤。棉布，全国农民在1949年消费了四千五百二十六万匹，在1956年消费了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万匹，增加一倍半以上。许多高级消费品，像自行车、绒毛衣、手电筒……在抗战以前很少下乡，现在逐渐成为农民惯用的东西了。

前面列举的两个足以说明全国农民生活状况的数字，是确确实实，稳当可靠，任何人都颠朴不破的。今年过春节的时候，还有些农民埋怨政府供应的猪肉少。有人由此得出结论：“农民生活水平确实不高。”依我看来，农民埋怨吃的肉少，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有提高，对生活的要求也可能相应地更加提高了。这当然是好现象。在抗战以前，贫苦农民把春节看作“年关”；地主催租，债主逼债；农民东藏西躲，求一团圆饭而不可得，哪里想得到肉多肉少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同样应该认识，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很多，情况十分复杂，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到处一个样子。还拿农民的生活水平来说，总的看来是提高了，提高的比例还很不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极少数人的生活甚至暂时降低了。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据我看，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大约有这样四种人：

遭受重灾的农户。在我们这个地跨热带、温带、亚热带的大国中，气象条件十分复杂；多少年来，由于水利不举，河道失修，经常发生水、旱、虫、雹等等灾害。据统计，从秦（公元前二四六年）到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大约两千年的时期中，平均每年要发生一次较大的水灾或早灾。解放以来，国家为了

消除和减少自然灾害，投资之大，用力之多，远远超过解放以前的任何朝代。灾荒大大地减少和减轻了。但是，依我们目前的财力、技术和建国时间来说，还不可能完全防止和消灭各种天灾。不要说1954年和1956年的大水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就是丰收年月，也会有部分地区受灾减产。在1956年，许多遭受灾荒的农业合作社，经过坚毅持续的努力，战胜了灾荒，并且取得丰产的成绩。可是有些农业合作社因为受灾过重，或补救不力，也成灾减产了，社员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我看到的许多青年学生的信，正是从灾区的故乡寄来的。可以肯定，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自然灾害的范围和程度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人力的限制，受灾的农民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援和救济。但是，希望在短期内完全消灭自然灾害却是不可能的。

缺粮户。解放以前，在某些地区，缺粮户要占当地农村户口的20％到40％。这些农民或者失掉了生产资料，或者缺少劳动力，农田的收人不能糊口，被迫外出雇工、作小生意……。解放以后，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粮户已经逐年减少，到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缺粮户大的只占农村总户口的10％了。应该说，我们“消灭”缺粮户的速度是很不慢的。现在，有些贫苦社员因为“家产”太薄，在合作社中一时还没有完全翻过身来；有的因为缺乏劳力而享受“五保”待遇，因为合作社的公益金还比较少，他们的生活还是不够宽裕。这就是这部分社员“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可以肯定，随着农业合作社公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剩下的缺粮户在三、五年内是可以全部“消灭”了的。

有些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暂时低于合作化以前，甚至低于抗战以前。在那个时候，他们出租少量土地，雇佣少数短工，贷放小额债款，取得部分剥削收人；有的附带经营一些投机生意。他们的生活超过一般中农的水平，有的甚至接近富农的水平。解放以后，富裕中农的剥削收人逐渐受到限制；但是，即使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中，由于他们的生产资料较多较好，如果把生产资料分红和劳动分红合并计算，收入还比贫农或中农多。高级社取消了生产资料分红的制度，有些富裕中农的收入突然减少，生活水平就显著降低了。“农民的生活不如过去了！”这话如果不是指着地主、富农说的，就是指着这些富裕中农说的。当然，合作化不仅惠及贫农、中农，而且惠及富裕中农。再过三几年后，所有的合作社全都巩固下来，生产水平都超过抗战以前的富裕中农，那末，这些人的收入就会逐年增援，生活也会稳步改善。他们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极少数农业合作社办的不好，使一部分社员、包括贫农社员的收入减少了。这样的合作社总数不多，各地大体都有一些。这些合作社有的在去年春夏两季，放松了副业生产，虽然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农副业生产总值没有增加；有的把生产技术定的过高，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并且一度发生铺张浪费现象，在集体生产的第一年，没有显出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来。有人说是农业合作化使农民的收入减少了，如果还有某些事实根据，只不过这么一点点。我们承认，尽管这种现象在合作化初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只要有人减少收入、降低生活，总是令人遗憾的缺点。去冬今春各地普遍整顿合作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灭这种现象。我们完全相信，在两三年以内，也完全可以消灭这种现象。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两个年头中基本上完成了的。它的规模之浩大，进展之顺利，在全世界是空前的。一面建社，一面生产，在合作社还没有巩固下来的第一年就战胜严重的天灾，增产两百多亿斤粮食，这在全世界也是空前的。这个伟大胜利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党的坚强、及时的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要求和觉悟，十多年来互助合作工作的基础，等等。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广大基层干部辛勤、努力的工作。在前年冬季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的时候，在去年春季准备春耕生产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就像置身战场一样地热烈、紧张。名种事情千头万绪，时间却是十分紧迫，多少人跟着他们，催促他们，要求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作决定；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耽误个人的生产，影响自己的生活在所不惜。大家想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坚强、庞大的队伍，怎样能够把几万万农民在短的时期内顺利地带动起来呢？

在农业合作化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任务起了重大的变化。在合作化以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农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当时基层干部注意的重点是各种迫切的政治任务，对农民日常的经济生活是不大过问的。合作化以后，农民把自己的主要生产资料交给合作社，委托基层干部（特别是社的主要干部）“当”合作社的集体之“家”。这时候，基层干部不仅要继续领导农民完成各种政治任务，而且要研究和解决农村中各种经济性质的问题，像耕作制度的改革，集体劳动的管理，社员的经济生活的安排， 等等。这副担子是很重的，广大的基层干部愉快地把它承受下来了。结果，在灾区，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严重天灾造成的损失；在非灾区，使80％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80％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基层干部的重大作用，首先是要加以肯定

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基层干部只有功劳、成绩，没有错误、缺点。各种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基层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在某些人身上还是很严重的。问题同样在于要对这些错误、缺点加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这样才能明白事情的真象，想出克服它们的办法。

许多人对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有意见，这种意见是正当的。但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许多基层干部富有为人民办事的热情，但是缺乏领导集体经济的经验。他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搞好最多的事情，难免发生一些毛病和错误，引起某些农民的不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合作化运动，许多地区是在一年以内实现的。许多合作社建立起来，来不及进行从容、周密的准备，就进入包括大规模改变耕作制度在内的生产高潮中。许多事情只能边作边学，逐渐摸索，谁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某些错误、缺点，自然是难以避免的。以大规模的打井运动为例：去年河南全省新打一百零四万眼水井，其中废井约有五万眼。是在短时期内担负五万眼废井的损失，打成一百万眼好井，使它马上发挥作用呢？还是为了不产生任何废井，因而不去打井，或者小手小脚地慢慢来呢？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容易回答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没有经验，现在逐渐摸到了经验，再加上领导机关的帮助，基层干部这种性质的错误、缺点也会大大地减少。

少数基层干部在办社、生产的过程中，被胜利冲昏头脑，担绝群众的意见，脱离群众的监督，一意孤行，给村里、社里的工作造成某些不应有的损失。极少数人贪污粮款，多占工分，开始走上堕落蜕化的道路。农民对这两种人最有意见，这意见是很正当的。许多地区正在进行整社整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整掉这种恶劣现象和作风。只要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这种工作，一定可以逐步整掉这种恶劣现象和作风。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某些基层干部所以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有时候和上级领导机关是分不开的。去年某些地区的领导机关，片面地强调合作社增产、建设的潜力和可能性，制订了过高的增产指标和过多的建设项目，规定了过分严格而又不切实际的技术改革措施，命令下级普遍照办。有些合作社勉强执行，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基层干部是这些错误决定的直接执行者，群众的意见自然容易集中到他们身上。但是，这些错误主要应由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任，而不应该由基层干部负责任。随着领导机关工作作风的改进，随着基层干部鉴别是非能力的提高，这些错误是会逐渐地减少的。

既然多数农民的生活是有改善的，是向上的，多数基层于部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那末，为什么这些写信的青年同志竟作了相反的判断呢？断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观点、方法有毛病。

首先，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全面，所以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他们听到有些农民反映生活苦，并不调查研究到底有多少农民反映生活苦，是真苦还是假苦，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就率尔作了“农民生活苦”的结论。把部分代替全体，结论自然就错了。这些青年同志还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叫苦的农民的身份，他们所以叫苦的原因，来追究农民生活苦的真象，结果又把少数富裕中农的意见，当作了全体农民的呼声。这些青年同志还不善于追寻各种现象的原因，不会对各种事物作历史的分析和比较，结果把历来就有的缺粮户看作合作化以后的新现象，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归罪于合作社的经营不良。

其次，他们没有真正懂得农业合作化是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是革小农经济之命的道路。在合作化过程中，生产关系在变化，耕作制度在变化，农民的经济生活也在变化。在诸事变化的时候。就难免发生一些变的过多、变的不适当的现象。比如：有人认为合作社中的农活太累，冬季都不能休息休息。把过去的冬闲变成现在的冬忙，对发展生产是必要的。可是，如果劳动份量增加过多，农民自然会不满意。合作社实行集体生产，必须要建立相当的制度，规定必要的纪律，对农民自由、散漫的习惯加以适当的约束。可是，如果制度、纪律过分严格，不能照顾各种特殊的情况，农民就要埋怨“太不自由”、“卡得过死”了。当然，谁都希望这些变化恰到好处，可是，恰到好处谈何容易！没有几年的时间，没有逐渐积累的经验，想把全部合作社巩固下来，怎么可能作到呢？

第三、他们看问题常常不从实际出发，而从希望和幻想出发，这也难免发生偏差和错误。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耕地很少（按人口平均）的大国，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压迫和剥削，生产力很低，人民生活很苦。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几十年时间，需要持久的艰苦的斗争。举例说，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粮食，这个要求不能算高。可是，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就得增产一百三十多亿斤——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考虑任何问题，总要从今天出发，既看到明天，也想到昨天，这样就容易接近实际情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报刊宣传社会主义只讲结果、不说原因，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若干年后，肯定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毕生的努力，这目标怎么能够达到呢？我们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主义者。我们不能只收获不耕耘，也不能只责备不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