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夸

在“中国青年”这次所发起的问题讨论中，徐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反映了很多青年所关心的而又有模糊认识的问题。徐进同志看到自己当年的同学和自己的弟弟：当初，没有参加革命留在学校学习，现在有的已当了工程师、讲师，有的还将出国留学，被国家培养成专家。而他自己由于早参加了革命：离开了学校，虽然辛勤地为人民工作多年，并上过朝鲜战场，但到现在还是个一般政治行政工作干部，连科长也没有当上，无论在掌握专门技能上，或物质待遇上，都不如他们。于是产生一种委屈情绪，觉得党对他不公平，很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早革命。

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待徐进这样的干部不公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对职位待遇提拔等问题如伺看法。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革命队伍里的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少，提拔的快慢是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决定，而不是根据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这就是说革命队伍里并不是根据有多少人适合当部长，于是就设几个部长，也不是根据参加革命历史的长短来决定某些人是否应该当部长，而是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设置的，如果革命当时不需要设置任何部长，即使有一万人适合当部长或者要求当部长，我们也一个不设置一个不提拔。待遇的问题也是这样。

另一种看法是：革命队伍里的职位待遇提拔等不应该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决定，而应该根据参加革命历史的长短来决定，也就是说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少，提拔的快慢应该根据某个人的革命历史来排定。譬如说同是一九五0年参加革命的，要提拔最好一起提拔，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在待遇上不应该有什么差别，如果有拿钱多的职位，首先应该让那些参加革命早的人去担任。

根据前一种看法：革命队伍里的职位待遇提拔等，凡是根据革命需要来决定的都是合理的，公平的。自已是不是担任较高的职位，获得较高的待遇，对于抱这种看法的人来说，是无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切真正抱有正确革命观点的人的看法，

根据后一种看法：如果职位待遇提拔等不是根据革命历史来决定，如果各种职业之间待遇上有差别，如果提拔上有快慢，这就是不公平。这一种看法，是徐进的看法。这实质上是把参加革命当做追求职位待遇的人的看法。

就拿物质待遇来说吧，科学技术人员一类的专门人才，享受较高的待遇，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迫切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大量具有各种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适当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就能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人员享受较高的物质待遇，并不是国

家偏爱他们，而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在这里并不产生公平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而只从个人的角度去比较，是永远也不会想通的。

再拿干部的提拔来说，这也是决定于工作需要，那里需要人，那里就提拔的快一些，比如，解放初期，我们要建立革命政权，设置国家机构，需要大量政治行政干部，那时，做行政、政治工作的干部就提拔的快一些。在战争中，死伤较多，需要增补，那时部队干部就提拔得较快，当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建设时期以后，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要建立大批工业基地，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大量的工业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但过去我们的工业和科学事业是落后的，这方面的干部也比较少，远不能满足当前需要，这就需要大力培养和提拔新干部，因此这几年来，从事工业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就提拔得快一些。而做行政政治工作的同志，虽然他们的工作也做的不错，工作能力也不断提高。但是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干部现在一般都已初具规模，所以这方面的干部就会提拔得慢一些，这样做也是对的，否则如果一个部门的部长、科长等都配备齐了，但还大量提拔一些人做各种“长”，这样“长”太多了，就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国家又有们么好处呢？其实，我们今天许多行政、政治干部，也还是赶不上工作的需要，不是大材小用。即使同样从事政治或技术工作的人，由于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干部的提拔也是不平衡的，在新建立的企业、学校，骨干少，人员少，干部的提拔就要快一些。在于部比较多的地方就要慢一些。另外，干部提拔也受到职位的限制，一个科只需要一个科长，虽然两个人都差不多，都适合做科长，但也只能在他们中间提升一个。这样就不能像徐进那样只是从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来比，也不能因为有一个一九五0年参加革命的同志，现在提升为科长了，或工程师了，就平均地要求所有一九五0年参加工作的人都应该提升。

徐进同志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既然今天需要大批的科学技术干部，徐进也愿意去学习技术，掌握本领，但为什么党又不让他去呢？而那些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现在倒能继续上学深造，这样不是又不“公平”吗。事实上党和国家是尽量照顾像徐进那样的同志的，他们过去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了学业，今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有可能总是尽量让他们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过去几年，有很多老干部被送到各种学校去学习技术、文化；也有很多像徐进那样的同志投考了大学。今天在高等学校里，不是有很多在职干部在学习吗？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革命的需要问题，国家一方面需要有一批人去学习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一批人继续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党不能把那些凡是想学习的都送去学习，否则其他工作谁来做呢？正如解放初期或抗美援朝时，很多青年都想参干、参军，但是不能全部去，有的需要留下来做其他工作，有的需要继续学习，如果因为当时参军、参干光荣，大家都去参军，不培养一批有学术有本领的专家，那么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又靠谁来做呢？今天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上学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些使我们不难看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对参加革命如何看法，如果到革命队伍里来，是为了争地位、争待遇，那么比来比去，会觉得到处都很不公平，自己也陷入不可自拔的苦恼中，如果参加革命，是做人民的勤务员，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是自觉地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那么他就不会为一些待遇地位问题而争吵不休。这里让我们来举一个事例吧！在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里，写了这样一个革命战士——何天星同志，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二十多年，立过三次特等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营长，但一九五二年，他带着一身的窟窿和一笔残废金复员回到了家乡，当了农业社的主任。如果按照有些青年的看法，何天星同志比徐进同志还要不平。但是何天星同志并没有这样想：他回到家乡以后，没有向群众居功，没有要求人民给他一点特殊的照顾，更没有和这个人那个人去比地位，比待遇，而一心只是想着群众的利益，他和群众一起劳动，领导群众走合作的道路。群众生活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残废金来帮助群众；遇到水灾，他就以带着伤又有病的身体，跳进急流去抢救群众的房子，受灾后，他日夜睡不着觉，想各种办法来导找生产窍门，使得他领导的合作社虽然遭受了五十年未有的大水灾，还能获得丰收，创造了奇迹。这就是崇高的革命者的品质。本来使得同一辈人幸福，使得下一辈人更幸福，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