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八月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导），分析了青年作家刘绍棠的堕落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对于作家和青年作家，是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的。

刘绍棠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党的培养下，得到了初步的成就；然而他就骄傲自满起来，个人主义越来越滋长，终于发展为反党，堕落为右派。刘绍棠的反党经过，正和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丁路、冯雪峰、陈企霞等等，有其基本的类似之处。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根源而发生的骄傲自满，是相同的；由于骄傲自满而发展到和党对立，不肯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和忠告，也是相同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是相同的。

所不同者，刘绍棠究竟还年青，从事于文学工作还不过五、六年，因而他的反党言行还没有发展到像丁、陈、冯等人那样的骇人听闻地恶劣。但是，如果不是在这次的反右派斗争中，党及时地对刘绍棠大喝一声，严正地批判他，从而挽救他，那么，刘绍棠将来会堕落到怎样的更丑恶的地步，那就谁也不敢设想了。我和刘绍棠没有接触，也不认识他，然而我读了他的一些作品（最近的）和论文，以及最近他的被揭露出来的言论，（例如他说赵树理是山西派，而他自己则是北京派，例如他看不起老舍先生），使我不禁忖量道：呀，这宛然是熟人的声音呀，谁呀？哦，这宛然是丁玲、冯雪峰的声音呵！我这样“描写”，并没有把刘和丁、冯拉在一个集团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是相同的，他们的确有共同的语言，的确有对于我国文学（从方针政策到个别作家的评价）的不谋而合的一整套看法。

首先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瑟”的歪曲，右派分子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歪曲“讲话”，其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在这里，没有时间来分析和批判所有的右派分子的歪曲的言论，这里只就刘绍棠对于“讲话”的谬论简略地批判一下。刘绍棠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分破纲领性部分和策略性部分；他的所谓纲领性部分，指艺术的源泉，艺术与生活的区别等等，他认为这个纲领性部分对今天应有指导意义；他的所谓策略性部分，指普及、抗日等等，对于这，他认为今天已经过时了。（根据刘在市委宣德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姑且不说这个分法是十分荒谬的，单看他在他的所谓纲领性部分中没有强调地提到立场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就可以看出他的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态度了。刘绍棠的在其他场合的言论（包括他最近所写的论文）以及他的对于文艺实践的态度和主张，都使得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推论：刘绍棠认为他自已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从他带红领巾的时候起，到他入党，从他最初的文学习作，到他成为出了几本书的相当有名的青年作家，都是在革命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党的领导、教育、爱护、培养之下的。正因为他处的是这样的顺境，于是他就产生了自欺欺人的幻觉：在他身上，不发生思想改造问题。他却没有认识到：正因为他自童年起就处于顺境，从没经受过考验，甚至于也没有在“三反”、“五反”等五大运动中受到教育，因而思想改造问题在他身上应当说是分外迫切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使在老根据地经过若干考验的，本来就在党的教育之下是大起来的个别作家，入城以后，却渐渐蜕化变质，成为反党的右派。刘绍棠当其成为作家之前，在劳动人民中间受到了好的影响，这一生活环境，成为他最初发表的几篇小说的素材；这时的刘绍棠，虽然还不免幼稚，但还是纯洁的。在他成为作家，而且定居于北京之后，旧社会的思想毒素，开始向他侵蚀；而正因为他一向处于顺境，从没受过考验，他的抗毒力是薄弱的，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他那从他的小资严阶级家庭环境带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恰好和浸润他的旧社会思想毒素一拍即合，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中了毒了，还以为这是自己更加“成熟”，更加“老练”了，还以为自已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知他的这些“独立思考”是反党的，反马列主义的，正是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从反党、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自称的“独立思考”是一样的！这就是刘绍棠之所以会从小有名而骄傲自满，而终于发展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程度。而也是刘绍棠写了十来个比较好的短篇以后就写不出好的东西之所以然。（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在他最近的几篇论文中，刘绍棠的确也说到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必要，也说到思想改造，也说到“深入生活”，等等。但这些话都是装门面的，都是有口无心的；因为，他在说到具体问题时，例如他诬蔑我国最近十五年的文艺工作的成就不及前十五年，（他以一九四二年作为支点来划分前后的），诬蔑苏联的文学也是前二十年胜于后二十年，诬蔑我国最近十五年的文学是图解政策法令，没有艺术价值，等等，他就完全忘掉了马列主义世界观指导作家认识社会、反映现实的重要性了。他认为：“在今天，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是要求作家们努力探索和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亦即是艺术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他并且断言：我们文艺界今天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思想性不高的问题，而是艺术性不

高（缺乏技巧）的问题。这是既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完全对立起来，而且问题的提法也是本末倒置的。我以为我们今天还存在着文艺落后于现实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应从作家们认识、熟悉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去寻找，亦即是在作家的思想方法和生活经验上去寻找，而不应该从作品技巧上去寻找。（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耍提高技巧了）。刘绍棠自己的创作经验，就活生生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他经到假期，回故乡和农民一块下地的中学时代，他写出了使人喜悦的富于生活的清新气象的短篇小说如“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篇。如果曾有人以轻面的口吻把刘绍棠的这些早期作品称为“田园牧歌”，那是不妥当的；可是我们也应当而且必须指出：那时的刘绍棠的作品正因为是“田园牧歌”式的，所以给人清新之感，所以使我们在这个青年人的作品里看到了他个人的一种风格的萌芽，然而，也正因为只是“田园牧歌”式，而且即使是田园牧歌罢，也还缺乏那种耐人再三讥咏，再三咀嚼的思想的深度，因此，这位初露锋芒的年青人（当时的刘绍棠），如果不提高他的思想水平，不用马列主义武装他的头脑，不在生活经验方面求深入，求广傅，那么，他就很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可以这样地用一句喜欢玩弄词藻的人爱说的话：他也许将永远只能写田园牧歌，而不能进而写史诗，而且，恐怕那“田园牧歌”也将越来越淡而无味了。

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刘绍棠自己在倒空了他童年时代的储蓄以后，固然自己也感到无以为继了。他作了主观的努力。然而，初步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助长了他的没有克服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作主观努力时不听从党的指导、不接受同志们的忠告，不走正路，——就是说，不想法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全心全意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这样地来求得出路，而是相反，钻到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去，希冀用技巧来掩饰他的思想的空虚；而尤其糟的，是他自以为思想没有问题，而且好逞其所谓“独立思考”，他把自已创作上停滞的原因归咎于文学批评的一些教条主义的现象，甚至诬蔑党的文艺领导是教条主义的，这样，一方面日益滋长了反党情绪，另一方面就在“大胆干预生活”幌子下，对于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感到极大的兴趣，于是乎就写出了歪曲现实的“田野落霞”。看题目，“田野落霞”似乎比“大青骡子”飘飘然得多，好像更有刘绍棠所追求的“艺术性”，但是实质上这是刘绍棠在田野上祭起的一片乌云！这是违背了党的文艺政策方针，违背了毛主席的教训，而被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所俘获、要从技巧上找出路的必然结果！

刘绍棠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也常常提到深入生活的必要。但是，正像他也常常提到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必要，思想改造的必要，作品的政治标准是第一等等一样，好像他这些话只是说给人家听的，并不对他自己的言论和实践起的束。他在艺术实践上，骨子里（最近的作品）是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一，而把政治标准完全忘掉，这是我在上文已经说过的了。那么，他在“深入生活”问题上的实际表现是怎样的呢？据揭发出来的事实看，他是“另有一套”。他是突击式的带着一篮馒头到农村去“走马猎奇”的，（他还不是走马“看花”，而是走马“猎奇”，他猎的“奇”是什么呢，是专在光明的生活中找黑点，）当一篮馒头吃完，“奇”猎够了，他就踌躇满志地回来，而且题为自己积累的材料足够写几部长篇，甚至能写出像“磨刀石农庄”那样的作品了；而他的这样的大计划之所以不能实现，据说是因为教条主义“束缚”了他，甚至“压迫”了他。这真是“拉屎不出嫌坑臭”的最无聊而且恶劣的自解嘲！我们要正告刘绍棠：照你这样去体验生活，至多只能写出像“田野落霞”那样的东西，而“田野落霞”是反现实的、反人民的有毒素的东西！

上面说过，在“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上，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上，在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的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上，在所谓“写真实”的问题上，等等，刘绍棠的看法是和文艺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的。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呢？我着重要的，还不是谁影响了谁的问题。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根源是相同的，即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正因为思想根源相同，所以财各种问题的看法就会那样不谋而合了。

刘绍棠的思想蜕变的过程，是有典型的教育意义的。因为他是在顺利的环境中、受党的教育、爱护、培养而取得初步成就，然后又因骄傲自满，不进行思想改造。终于反党，堕落为右派。对于青年文学工作者，刘绍棠是一面镜子，大家可以用来照照，看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或部分的影子。

刘绍棠最近作了检讨，表示“认罪、悔罪、赎罪”。这是好的。但重要的，还不在说，而在做。错误的思想根源，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要能认识到它的为害性，似乎也还不很难，尤其在刘绍棠那样的受旧社会毒害还不很深的年青人；但是，要能真正从自己的头脑中挖掉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却不是轻而易举的。

这必须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从投入火热的斗争，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来逐渐地挖掉这个毒根！这对于刘绍棠说来，就是扔掉作家的架子，到群众中去，真正地去工作，去生活，而不是道听涂说，搜集所谓写作材料；就是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参加火热的斗争，给自己以考验、锻炼，并从而改造自己的思想。我读过刘绍棠的早期作品，它们曾经给我以相当好的印象；我觉得他有一定的才能，如果他真能实践他在第一个小说集“青枝绿叶”的“后记”中的“诺言”，他本来是有广阔光明的前途的。（附带说一句，他在“山楂村的歌声”写的“后记”，就有点不对头，因为他在这个“后记”中只强调了必须多写，而没有提到“长期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在坚苦的斗争生活中锤炼自己。”这是小事，然而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一点苗头）。因而，我希望他在这次的反右派斗争和对他的批判中，真能吸取教训，洗心革面，在党的教导和挽救下，开始新的生活和新的工作。

（九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