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

自从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以来，成千上万的下放干部、成千上万的毕业学生参加了工农业劳动，给劳动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给知识分子开辟了极为广大的政治学校，双方都觉得气象一新。可惜还有若干没有呼吸惯这种新鲜空气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蝉联被旧历史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特殊化的现象，故意制造一些，“大才小用”或“用非其才”的论调，企图挽留他们那种不太光荣的“历史传统”，所以还有辩论一番的必要。

“才”的种类甚多：有“经邦济世之才”，有“专权弄势之才”；有“发明创造之才”，有“欺世盗名之才”；善经营者是有“生产之才”，惯敲诈者是有“剥削之才”……“才”，本来就是“知识”和能“力”，用到好的地方是越多越好，用到坏的地方是越多越坏。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不论一般知识分子，不论专门人材，都是由劳动人民花钱培养成的——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由国家直接从劳动人民手里拿过钱来培养成的。人民花钱培养人材，为的是叫给自已办事，因此在没有托付你办事之前，就须要先考查一下你是否和他们自己一条心。当他们对你的心没有把握的时候，不敢只凭你的“才”就把事情交给你办，何况连你有多大的才也还不知道呢？想要考查你的心，最简便而可靠的办法就是请你到他们队伍中过一过日子，看你和他们是否一家人，或者现在虽然还不像他们的自家人而过一个时候是否可以成为一家人。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要经过劳动锻炼”的基本道理就这样简单，不过我认为这种道理是无可反驳的。

以“大才小用”或“用非其才”为反驳理由的，一展开来谈就谈得矛盾百出，不是劳动人民所希望之“才”。“中国青年”本年第二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黄玉麟同志给他们编辑都一封信，最足以代表这种思想本质，且引几处作些例子：

一、“党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领导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大家都热烈响应，普遍报名，有的还写了大字报表示决心。当时我虽然还有些犹豫，但想到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能落于人后，又估计到我的工作离不开，领导不一定批准我，所以也报了名。隔不几天，名单批下来，我竟然被批准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就缩紧起来，我的计划，我对未来的希望破灭了。”

一个共青团员，听了“党”的号召，听了“领导”的动员报告，在“大家”“热烈响应”“普遍报名”“贴大字报表示决心”的影响下，开始“犹豫”，继而怕担落后之名，又估计到工作“离不了自己”，领导“不一定”批准，这才“也”报了名，等到领导上批准了，自已的“希望”反而“破灭”了。这一段响应党的号召过程，可以叫做“弄假成真”。黄玉麟同志固然自己坦白地承认了，不过其所悔恨的不是不该“弄假”，而悔恨的是不该“成真”。黄王麟同志虽曾说过“不能落于人后”，而实际上不但落于“大家”之后，而且也落于不愿表示响应者之后——因为不愿响应者还不曾“弄假”或无“弄假”之“才”。从黄玉麟同志这一段表现上看，不论其才大小，人民把事情交给他办是不会太放心的。

二、“我是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的，原先是个高中学生，高中毕业后本来准备考大学，只是由于组织上调动，我才服从了祖国需要而离开了学校。自参加工作后，我深深感到自己能力不高，未能学有专长，因而只能作一般的工作。自从去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来，我更加感觉到必须努力学习业务，以便使自己逐渐成为专家。我曾请求组织准许我报考大学，但是因当时本单位要求报考的人太多，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申请，我只好在工作岗位上暗自努力。”

这一段也是很坦白地埋怨组织要他工作，因而耽误了他的前程。组织认为他有“才”可“用”而用将起来，使他早日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对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来说，应该说是最偿心如愿的事，而在黄玉麟同志这样一个青年团员（虽然也称为“共青团员”）看来，却是一种妨害，而且五、六年来不能忘怀，一有机会就想溜开。是不是“大中小用”了呢？黄玉鳞同志自己也不便那样说，而转了个弯说他是有可造之才，组织不让他“造”，因而“只能作一般工作”。在“简未”学得“专长”之前，就不大愿意作“一般”工作了；等到学成专家之后谁还“用”得了他呢？混在“一般”工作里专心一意地“暗自”准备当

“专家”持续到五年之久，这样工作态度的干部，谁敢把更“特殊”一点的工作交给他干呢？黄玉麟同志把他的个人打算说成是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自然好听一点，不过党却不是只号召他一个人，而是连作“一般”工作者都号召在内的。党也没有说学得了科学知识之后都不要再作“一般”工作，更没有说把机关解散了大家都去投考大学。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他可以和党“同床异梦”，等到“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号召提出来之后，连“床”也不得“同”了，于是便只好“弄假”。黄玉麟同志响应号召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用这些态度来对付党的人，如不好好锻炼一下，不论他有多大的才，谁还敢把事情交给他办呢？

三、“正当我重新安心下来努力工作的时候，领导上要我下去参加农业劳动，我怎能想得通呢？我最大的顾虑是业务问题。我的业务能力提高，是不能在农村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个人的前途也将会暗淡了。我承认我的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缺乏政治锻炼，思想上还有不少毛病，但是我总以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过程……难道说当几年农民就能改造好了吗？”

像黄玉麟同志这样五、六年来热衷于爬高的人，“听”到了个“参加农业劳动”的号召，马上就能“重新安下心来”“努力工作”，并且“顾虑”到“业务问题”，说句笑话，也可以说是这个号召的附带作用，不过对黄玉麟同志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光凭这个作用还不行。不顾社会需要而只热衷于个人向上爬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只能算是具有剥削阶级思想，何况黄玉麟是直接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呢？出身不能决定人之一生，只是锻炼一定得经历一下。老革命同志们是经过几十年地下工作和革命战争锻炼的，现在地下工作不做了，仗不打了，青年同志们不到劳动中锻炼，又该到什么地方去锻炼呢？黄玉麟同志问：“难道当几年农民就能锻炼好了吗？”我也可以反问一下：难道上几年大学就能锻炼好了吗？留在机关里就能锻炼好了吗？你在机关里锻炼了五、六年，不是越锻炼越觉着组织屈了你这可造之才吗？和你上学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孩子，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就跟着解放军走了。他们都胜任愉快地各就岗位战斗着、工作着，并没有觉着屈了自己的才。你难道能说这些“干粗活的”孩子们天生“不堪造就”只有你这“豪家子弟”才是“可造之才”吗？难道当几年农民不能改造你这种思想吗？抱着这种思想假如不经过改造能算个好的机关工作干部吗？

四、“……农民也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有个人主义、自私、落后等缺点……他们目前虽然走上合作化道路，但是时间很短，他们思想上的缺点一定还很多，是否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好的思想呢？会不会反而沾染一些落后意识呢？”

农民是有黄玉麟同志所指的那些缺点，不过哪一个缺点也不是黄玉麟同志自己所没有的，而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很少有黄玉麟同志那个不安心工作向上爬的缺点。他们的“衣食住行”虽然会使黄王麟同志“感到极大困难”（见原信倒数第二段），而在他们自已可是习以为常，不但以他们的生产供应着自已，而且还供应着包括黄玉麟同志在内的城市人民维持着城市生活的水平。黄玉麟同志见到上述情况，不但不对他们起敬，而且还老以为自已比他们高明得多，说如要叫自己长期当农民是“大才小用”（见原信第三段结尾）。这种特权思想如不在参加劳动中长期改造，能和劳动人民算一家人吗？劳动人民敢于把重要事情交给他办吗？

五、“……我听说下去劳动之后，一来听不到政治报告，二来没有时间学习理论。这会不会也使人落后了呢？”

好像黄玉麟同志不想下去是为了求得政治上进步快，其实仍是个挡箭牌。我们国家的政令遍行全国，在农村里，书报不过来得晚一点，政治报告不过传达得慢一点，难道就没有学习机会了吗？况且黄玉鳞同志的落后不在于文件读得少、报告听得晚，而在于思想歪在剥削阶级那一边。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劳动”的理论遍布于各种报刊，黄玉麟同志见得不少；领导上的动员报告，黄玉麟同志也听得不晚，然而当他的思想于曾扭正之前，这些东西不是只起到促进他“弄假”的作用吗？这比得上他去参加一段劳动锻炼吗？

六、“同时我认为思想改造应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进行，体力劳动仅是一方面，而且也不能适用于一切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者就不一定到农村中去（原信的下一段以他弟弟为例又说知识分子也不必要当工人）……不是有许多进步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并没相当过农民吧？而相反，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并不个个都是思想健康的人。我就知道有些工农干部，思想毛病也并不少。”

对非劳动出身的人进行思想改造的确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例如“中国青年”发起的这一次辩论也正是方式之一种），但其中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劳动锻炼。这可以适用于“一切青年知识分子”，理由就是我前边说过的，“要看你是否能和劳动人民成为一家人”。农民出身的干部要是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也应该再回农村去和自己原来的一家人团聚几年，克服一下新染上的毛病。绝不能以为农民出身的人也有不健康的思想，从而就说到了农村不能改造自已。

至于黄玉麟同志所提到的“并没有当过农民”（可能指的是体力劳动者）的“进步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们有好多人是愿意参加锻炼的，可是有些人工作一时放不下手，有些人的身体条件巳经不宜于再参加缎炼了。我们年轻的党团员和知识分子们，不应该和这些高龄的老同志们在生活方面争高论下。

对黄玉麟同志的信，我姑且谈到这里，至于以下的所谓“过分强调思想改造”、“不重视文化、忽视业务、轻视知识分子”，和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资”等等论调，无非是为他不想参加劳动找理由。“改造”正是“重视”，“贤”应该包括“资”在内，道理非常简单，不必

一一细论了。

以下我准备再谈谈知识分子到农民队伍中去是否有可学习的东西和长期当了农民是否屈“才”的问题（可能还会引用到黄玉麟同志那封信）：

这首先还得决定于下去的人持的是什么态度。假如你为的是电镀一下，取得个经过锻炼的表面“资格”，然后回到你的小圈子里更特殊化一点，那末你将会觉得一无“可取之经”，二无“用武之地”，因为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他们”的事情，与你个人的所谓“前途无补；反之，假如你决心和他们成一家人，把他们的事作为你自已的事，那末你便会感到他们的本领学不完，而你的知识不够用。

例如前举黄玉麟信中说农民“目前虽然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但是时间很短，他们思想上的缺点一定还很多”，从而便怀疑到不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好的思想”。的确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时间还很短，最早的试验性初级社的成立，和黄玉麟参加工作同年（一九五一），可是全国的初级农业社在一九五五年一个冬天就大部分高级化了，而黄玉麟直到今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据他说才算安下心来（真的安下心来了没有还无从考查）。就这样一个进步速度，已经值得黄玉麟和具有同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一阵子。

绝大部分的农业社，不折不扣地响应着党的号召，积极完成着四十条规划，现在不但有提前完成了规划的县、乡、社，而且大大有超额完成规划中亩产量的地方。要把这些社的主任让一个出来叫我这个知识分子来当，不但我自己不敢领盘，而且群众也不敢把这事交给我。也许有些群众不会怀疑我和他们不一心，只是光凭一心也不行，还得有那种领导生产的本领，否则他们会跟着我饿肚子。我不止当不了个全权主任，而且连个队长也当不了，勉强当个社员还不能算个好社员。一个知识分子学成个好社员是可以的，但也不太容易，要耐心学下去；至于当队长或社主任，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份，全看各个人自已的努力。

知识分子当初下去连一个队员也当不好的时候，只应该承认自己还少“才”或无“才”，不应该认为是“大才小用”。也许有人说这虽不是“大才小用”，而可以说是“用非其才”吧？这也不对。这是旧的看法。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常以为一切劳动者都是天生就的碌碌庸才，只能“吃苦”，而知识分子自然就都该是“指手划脚”的“高等”人物。要把这种观念维持下来，不是教育普及之后就没有体力劳动者了吗？你学得的知识，自有用得着的地方（下面再谈），可是你所缺乏的生产技术、组织经营能力、吃苦耐劳习惯、实干精神、平等观点等等，是非马上学习不可的。

以一个队长为例，至少要作下列一些事：决定种植、估工估产、调配人材、调配畜力、调配肥料、调配农具、安排耕作顺序、检查耕作质量、检查牲畜喂养情况、会议汇报、解决队内外纠纷、收藏、分配、审核队内开支、评定和审查各种定额、评定奖惩、带头劳动等。这些事绝大部分与每个队员都有关系，因此队员懂什么队长也就得懂什么。有些项目包括的详细内容甚多。例如检查耕作质量一项，就包括每一个粮种从耕地到收获的一系列技术。要想全都懂得队里那一大堆事，就是好好努力学习，也不是一二年内所能学全了的；要说精通，那就得更长的时间。

知识分子的知识在农村中有没有用处呢？农业生产需要的而我们自己没有的知识和能力固然要学，但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学会了以后就能完全满意的话，那就不能算是个知识分子。有好多事情急待改进或创始，农民自已苦于没有这些知识不能作到，所以才需要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来作第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假如我们只能固守成规，那样何贵乎有我们去参加农业生产呢？农民想简化生产管理手续和账目，缺乏精确计算的知识；要改良土壤，没有分析土壤的知识；要加大肥源，没有分析肥料的知识；要防治病虫害，没有昆虫学和微生物的知识；因为不懂机械原理，有好多小型农具和运输工具不得改良；因为不会测量计划，有好多基本建设磨子洋工；没有病不会防病，有点小病也不会自已治疗……所以这一切急待要作的事，一个高中毕业生，如果不向更高一些科学工作者请教，凭自己的知识还不能胜任，不过请教之后可以完成科学工作者的意图，而一个没有入过学的农民，甚而高小、初中的毕业生还不见得能作到这一步。也有些性巧的农民已经能创造出变轴水车、抽水机带磨面等惊人的事物来，一个知识分子，只要能把农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既不怕无用武之地，又不怕做不出成绩来。所谓“屈才”的论调，是站不住的。

最后我再批驳一个大喊“屈才”的高中毕业生的论调，作为我这篇文字的结尾。有个高中毕业生，为了抵制参加劳动生产，给他的老师写了一封叫屈的信，原信过长，我只举出其中涉及农民的部分来谈谈。他说农民是“互相嫉妒、互相包庇、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个人崇拜、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拣轻怕重……”几乎把他能够想出来的缺德的事，全部加在农民头上。假如他把他这封信写成大字报贴在农村的墙上，农民要不把他斗争一番才算怪事。接着他又说：“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从此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他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好像毛主席的话是要他等到农民自己把自己教育好再回去似的。请你不要这样侮辱毛主席的话吧！农民如果自己会把自己完全教育好，还用拿着粮食来培养你这种知识分子吗？你说农民“根本不听”你的意见，“硬顶撞”你。照你那样来看农民，农民如何能不“顶撞”你呢？据你的信上说，你的父兄就是本村的农民。其他出身的知识分子，还要让他们在劳动锻炼中和农民成为一家人哩，而你和农民本来是一家人，为什么偏要说两家话？持着这样态度到农村来，就非觉得一无“可取之经”、二无“用武之地”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