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黎

党的二中全会巳在11月15日闭幕。从这次会议的公报中，我们知道会议讨论了目前时局、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以及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曾就这几个问题分别作了报告，最后毛主席又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不用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们当前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对于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我们青年是很关心的。在这里，想着重谈的一个问题是：党和毛主席在会上所提出的一个响亮号召：要在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中间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这是二中全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精神。

二中全会的公报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重工业和农业的生产都有增畏，基本建设有巨大成绩。”“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改善，就案有增加。”这是党对国家建设成就所作的估计，这些成就我们很多青年都是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但是，在国家建设取得这些辉煌成绩的情况下，为什么党又要号召国家干部，全国人民搞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反对铺张浪费呢？读过“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青年都知道，当前我们国内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开国几年以来，我们建设成就虽然很大，但我们社会的生产力仍然是很落后，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经济文化的需要。前些时候，国际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个丹麦朋友谈到我国情况的时候就这样说：“如果把中国和我从那里来的丹麦相比的话，无论技术和社会方面，中国都是落后的。”他又说：“在试图描写一个国家进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把它（指中国）和自己的国家（指工业国家）相比，而要和那个国家的过去相比。”（见11月22日中国青年报）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既然还落后，还不能和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克勤克伦，厉行节约，努力发展生产，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案国。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时候，就应该把积累和消费这两方面的关系安排恰当：一方面我们应该关心人民的疾苦，每年都要拿出一笔钱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不然，人民不能从实际上休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发挥就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不能繁荣富强。生活的改善是必须建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注意提高生活水平，不注意工案建设，那生活的改善也就没有可靠的保证。就以城市建设而论，现在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人都常常感到居住交通等问题上有许多不便：城市人口增多，过去基础又薄弱，以致房子不够住，有的人家还必须一家大小都挤在一间狭窄的屋子里；上下班电车汽车也拥挤不堪，星期天上街就更麻烦。但是，要使这些现象大大地改观，要多修些房子，多增加交通工具，那一椿不有待于工案的发达。所以党在二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我们对改善生活不能要求过高，我们要增产节约，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我们这样作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为了人民的当前和长远利益。

以上的道理我们是不难了解的，但是在生活实践当中，我们是不是都真正身体力行了呢？并不是这样。就从青年当中来看，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有些青年对提高生活水平这个问题有着片面的理解，他们看到党指出要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福利，于是就错误地认为：生活需要可以大大满足，就可以斤斤计较生活待遇，安于享乐，因而对生活就有过高的要求。譬如今年增加工资，平均指数到达百分之十几，在老一辈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些青年不但不以为奇，反而觉得增加得太少；有的机关在评工资的时候，竟因为争工资而闹得评不下去；有些机关宿舍本来很挤，现在经过调整已宽敞多了，但有的青年还不满意，在学校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学生要求修建游泳池，健身房之类的呼声；这些要求，当然是不能立刻得到满足的，但有的青年却不体谅国家的困难，竟肆口直骂领导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是“官僚主义”，有的甚至无理地要挟领导马上解决。此外，有不少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社会风气：大家在穿著上很讲

究阔气，衣必呢绒绸缎，鞋必革履，如果那个穿得简朴一点，人们往往会投以奇异的眼光，而他自己也觉得“太寒伧，很丢人”。有一个女干部，她的丈夫薪资较高，她买一只价值一千元的手表，还直摇头说：“比这个好的还有！”表示仍不满足。凡此种种现象，虽然还只发生在一部分人间，但也说明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是有抬头的趋势，如果不加以提醒，就会影响到我们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保持与发扬，就会消磨我们高昂的革命斗志。因此，二中全会提出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的问题是非常适时的，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我们应该怎样响应二中全会这个号召呢？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发言的时候，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发扬艰苦朴素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这个要求自然也适用于我们青年团干部和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青年。所谓与群众同甘共苦，就是说，革命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今天，当我们国家经济还没有摆脱落后状态，群众生活还不可能得到很大改善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克勤克俭，不铺张，不浪费。在物质生活待遇等问题上，我们虽然不提倡往后看或是平均主义，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使干部的生活水平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差过于悬殊。干部待遇过高，增加国家行政费用的开支，就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使我们脱离群众。我们革命历史不是告诉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得人心，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群众同甘共苦，人民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革命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发扬过去艰难的战争岁月里的光荣革命传统，不但在生活上不能要求过高，而且在愈艰苦的地方就更应孩缩短自己与群众生活水平的距离。这样，才正是革命干部的本色。

我们说，要与群众同甘苦，另一方面也是意味着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把自己的命运和群众的命运紧连在一起，反对那种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既然，“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是渐进的，”那首先对于来自群众既合理又能办到的要求，就应该立即设法办到。像前些日子报刊揭露的某些工厂学校伙食太坏，饭用有煮死的老鼠，菜里有蛆虫泥沙，某些工厂和机关领导对待怀孕的女同志不加照顾以致流产，某些工厂领导忽视工人的保安设备而损害工人健康等等问题，就是可以而且应该立即解决的，我们难道应该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其次，二中全会指示我们，对于“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清楚。”这也是很重要的。譬如房子太挤，交通困难，学校设备不现代化等等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解决的。这就要耐心地向群众讲清我们今天不能百废具兴，而是要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解决，使他们了解到不是领导不关心群众，而是有实际困难。只要我们不向群众隐瞒困难，不乱开支票，同时叉在实事求是地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群众是会相信我们的。反之，如果采取那种既不解决又不向群众解释的官僚主义态度，那就会招致群众的不满。与此相同，对于群众某些不合理的要求（譬如有些同志过分计较物质待遇，无理地要求增加工资，则要给以教育和适当的批评。

在我们青年中间，培养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是关系到我们青年自己思想面貌道德精神成长的重要问题。我们许多青年没有经历过革命时期艰苦残酷的对敌斗争，三大敌人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苦难，失业、饥饿、绝望的贫困在今天青年中的印象是不深刻的，从我们进入青年时代，就已经是生活在幸福的五星红旗下了。因此，我们很天真地把一切都想象得非常美好，似乎幸福生活的得来是易如反掌的，创业艰难对于找们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对生活条件要求过高，与这一点大有关系。今天革命成功了，生活改善了，但是面前的困难还很多，古话说“由做人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们青年过惯了安乐舒适的日子，一旦承担重任，就不能忍受艰苦克服困难。为什么我们有些在根据地久经考验，吃过千辛万苦的同志，到了城市后，虽然党一再告诫提防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他们仍然会花天酒地腐化堕落起来？为什么有些入了城市的同志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就千方百计地推托拒绝呢？为什么有些青年过去能忍受艰苦现在反而计较工资待遇？应该说，这就是由于他们忘记了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经常保持革命的精神。

所以，我们青年要响应二中全会的号召，除了在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中来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外，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经常刻苦自励。我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那么真金不怕火焚，什么困苦也难不倒我们，多么舒适温暖的环境也不会使我们思想蜕化，我们将能健康地成长，成为社会国家的栋梁。

另外，二中全会还提出要采取整风的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这也是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党其所以要整风，就是因为这些不良作风的存在和滋长，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妨碍到党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开展这次整风也将大大推进增产节约运动，也将有助于我们克服铺强浪费等现象，培养和发扬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朴素的作风。因此，积极协助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也是青年的一个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