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炫等

今年四月里的一天，上海市公私合营光大染织厂的礼堂里，开了一个全厂先进生产者给奖大会。有十几个先进生产者到台上去领奖，其中也有全厂知名的青年女工李菊英。当奖品快要发完的时候，工会主席郑永庆突然走到麦克风前宣布说：“李菊英有严重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不能得奖，她的奖品给我们扣发了。”这时领了奖品的先进生产者都被邀请去参加照相，只有李菊英一个人孤另另地站在台前，几百只眼睛炯炯地凝望着她；她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了会场，

一个青年先进生产者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冷谈呢？李菊英究竟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呢？

一个好青年

李菊英是个青年团员。今年才廿四岁。她出生在一个老工人的家庭，自己从十七岁起便到上海纱厂里做工。

一九五二年她刚到光大染织厂的时候，正碰上党号召推行“一九五一年织布工作法”，要求每个工人由看四台车改为看八台。李菊英和其他几个团员一起，带头推行了新的工作法。那时车间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鼓动少数群众不要搞新工作法，说是“拿钱少，干活多，不合算！”他们在她的车上擦污油，撕坏她织的布，不许她走过道，但是李菊英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下来了；并且从那时起她学会了一手好手艺，把八台车子管得伏伏贴贴。

总路线的光芒照耀到布机车间，给了她很大的鼓舞。她在听上海市团代会的传达时，从青年挡车工李杏珍十一个月不出坏布的事迹中又得到了启发。从那时起她就下决心在自己的八台车上开动脑子找窍门。有一次，她在换梭时发现回丝很多，每天浪费棉纱不少，她就日夜想办法解决回丝的问题。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呀想的，忽然想起小时看见农家姑娘纺纱时，用手捻结纱头，越捻越紧，一点也不浪费；于是她就仿照这个方法试验了许多次，果然慢慢地消灭了回丝。她的先进方法很快就在车间里传开了。

但是李菊英并没有满足。她觉得光消灭回丝还不够，只有想办法消灭坏布，才能为国家节约更多的棉纱。于是，她每天早上班，晚下班；检查布面格外仔细。有一次，在检查布面时她发现正面看布，纹路看不清楚，坏布容易漏纲；她就试验着从侧面来看，果然检查的十分清楚。那时天气热，她弯着腰，侧着背从一台车走到另一台，非常吃力，腰酸背痛，但她从不叫苦。开头有个别工人劝她说：“现在实行计件工资，你多干几件活可以多拿点工资；何必这末辛苦，吃力不讨好！”也有的说：“李菊英这样拚命地苦干，还不是想当模范，多拿奖金！”李菊英听了这些话并不灰心，她对人讲：“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我就要干！”李菊英的辛勤劳动并没有白费，她终于第一次创造了连续四个月不出坏布的光荣成绩。那时厂里的坏布出得很凶，每个工人每月至少要出七、八匹，多的出廿匹；做了二、三十年活的老工人也不例外。李菊英的成绩对全厂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大家都来学习她的工作法，使厂里的产量提高了，质量改进了。

由于李菊英的突出贡献，一九五五年八月她被报选参加了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进退两难

当上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以后，李菊英曾经和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陈修林等见了面，听了他们的讲话；心中很是感动。回到厂里以后，，她便和其他几位先进生产者联名提出了许多创议，比如节约原团料，改进设备，减少次布等。李菊英又被厂内外工人兄弟邀请去作了几次报告，介绍她所创造的“换棱捻头”、“斜光查布”等先进操作方法。她虚心学习了黄宝妹、李杏诊等先进工人的经验；又帮助本厂俞春弟、吕素琴等十几个工人改进了操作，成为先进生产者。

但这时车间里也有极个别的工人对她有了意见，说李菊英的操作方法“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她的创议是“说大话”；作报告是“出风头”。有一次，她说话声音稍微高一点，也说是“摆架子”。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党支部书记宋桂生。他的办公室就设在离车间几十步远的小楼上，但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进车间了，平时只凭少数几个工人向他会报情况；再加上他对青年有一种异样的看法，觉得年轻人本来爱虚荣，爱面子，太积极了容易自满。对于李菊英的积极性他开头也曾支持过，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总是怀疑：“这种积极性是为了个人的名誉、面子、工资”，所以当他一听到有人向他反映对李菊英的意见时，他既没有深入了

解情况，具体分析问题的性质，也从不曾找李菊英本人谈过话，便凭着想像推测说：“李菊英当上积极分子，受了表扬，必然会产生自满情绪；近来到处作报告，尤其使自满情绪滋长起来了。”他并且在周围同志中间散布这种看法。李菊英听了这些意见，曾仔细检查了自己，觉得她提创议、作报告只是为了搞好生产，并没有错；但后来又想，“近来太活跃了，也许显得有点好表现吧！”从这以后虽然在生产上她还是埋头苦干，别人有困难她也肯帮助，但她却没有再答应作过报告，也很少主动提出什么创议了。可是立即又出现了新的指责：“李菊英太骄傲了，有经验不肯告诉别人！”有的说：“李菊英最近不大说话，思想不开展。”奇怪的是，这些论调传到宋桂生耳朵里，他不作任何的具体分析，便又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李菊英因为自满，所以必然脱离集体，脱离群众！”并要团支部对她进行批评。

这样，李菊英就开始感觉到周围有一种窒闷的空气向她袭来，使她不能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她感慨地对人说：“现在才晓得做人真难，当积极分子尤其不容易。”

一次坏布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十月末的一个下午，在李菊英的车上出现了一尺二寸的坏布。事前李菊英曾建议行政上修理机器的零件，她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出了坏布以后，她又立即去找管理员和生产小组长来检查责任；他们都证明这段坏布是由于机器零件的毛病而出的。这时李菊英便要求把坏布排掉重织，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硬不答应，说：“不管是谁的责任，过了九寸的坏布都不能拆，这是制度！”李菊英觉得这种无人负责的制度很不合理，便在激动之下把这一小段坏布拆了。

当时站在旁边看清了事实的工人和机匠，都说这件事故李菊英没有责任；尽管如此，事后李菊英还是向同志们检查了自己态度不够冷静的缺点。但宋接生听到了以后，不加分析地认定李菊英“居然破坏操作制度”，这就恰好证明了他过去认为“李菊英的积极性是为了爱面子”的估计是正确的。于是他便对干部分析说：“李菊英这个人的问题太严重了！她过去提保证说是要在一手之内不出坏布，现在怎么样？还不到半年就出坏布啦！说得到做不到，怪不得人家说她是说大话，假积极！这个人的积极性确实是有问题的。”随着他又分析了李菊英故意‘拆坏布，破坏制度”的思想根源，第一，李菊英以为自己是积极分子，所以就特别骄傲，觉得高人一等，自己可以不遵守制度；第二，既然也是积极分子，所以面子观念特别重，出了坏布不肯承认自己的责任，便把坏布拆了。根据他这样的分析，所以他认为李菊英拆坏布正是李菊英“骄傲自满严重发展”的结果。

这样，宋桂生便布置团支部接二连三对李菊英进行严厉的批判，要李菊英承认拆坏布是“破坏制度”，是“严重的骄傲自满思想”。团支部副书记陈巨石那时是盲目跟着宋桂生走的，他也就不问情由，格外积极地给李菊英扣上了一大通‘死顽固”，“死落后”，“个人主义”，‘不尊重领导”等大帽子。李菊英自然不肯承认这些罪名；而她越不肯承认，他们就越认为她“不虚心！”‘不缮教育！”“很难改造！”

过了几天，李菊英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宋桂生，曾向他诚恳地解释出坏布的真实原因，并说明自己当时态度有缺点，而且请他去作调查，请他帮助分析，他却冷冷地回答说：“不管怎样，你破坏制度就是不对！群众影响坏极了！”说完就扬长而去，也不让人家辩解。后来，在一次工会小组会上，李菊英又曾鼓起勇气给宋桂生提过一次意见。她说宋桂生“主观主义，不深入事间了解情况，只听少数几个人的会报是不对的”。宋桂生听了不但没有虚心检查自己的看法是否有错误，而且更加固执自己的成见。第二天便有一位党支部委员找李菊英谈话，警告李菊英说：“人家老干部在发脾气呢！他说你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不作深刻检讨，还不服从领导，对党不满，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李菊英听了，觉得又气又恼，真是有苦无处诉。

自从李菊英偶然出过“一次坏布”以后，宋桂生对待李菊英的错误看法是更发展了，成见更加深了。当着上级党委或团委来厂了解情况、问到李菊英的问题时，宋桂生等人总是摇着头连声说：“这个人太落后了，垮了，扶不起来了！”甚至当人们问他李菊英有什么优点的时候，他竟这样答复：“李菊英的优点是生产积极，但这种积极是为了个人名利，更重要的是为了多拿工资！”

从先进生产者的名单中抹掉

李菊英虽然内心感到极大的苦闷，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但她并没有灰心丧气，在生产上仍然继续前进着。她的产量和质量继续保持全厂最高的指标。并且还创造了“红花查布”（用两朵红花做标志，可以从较远的地方控制产布的速度）的方法，，使查布的速率提高了一倍；给工人姊妹们生产上解决了很大的困难。大家都说：“阿菊的手是灵巧，又肯动脑筋。我们要向她学习！”但是李菊英的这些成绩并没有得到领导的支持；而她的“缺点”却越来越被夸大了。

工会主席在一次交流先进经验大会上报告了李菊英创造的先进方法，却一句也不肯提到她的名字；甚至把李菊英创造的“斜光查布”先进方法硬说成是另一女工所创造的。

当时在场听见的人都很气愤，但李菊英并没有计较，她说：“说谁创造的都一样，反正都是为了生产。”

今年一月间，1955年先进生产者的评选开始了。在各组酝酿提名的时候，大家觉得李菊英对全厂的贡献是最大的，应该当选为先进生产者；但是各小组掌握会场的干部却一再向群众解释说：“李菊英骄傲自满，思想落后”，举的就是“拆坏布”的例子；后来在评选委员会上也发生了争论，正争论中，工会主席郑永庆连忙去请示宋桂生后，向大家宣布：“李菊英因为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思想，不能当选，选出来群众会说我们包庇！”结果，有五个小组提名的李菊英，被他们从候选人的名单上勾掉；而另外一个只有两个小组提名的候选人却被补上了。当选举揭晓时，许多工人都围着光荣榜寻找李菊英的名字，他们都不禁惊讶地问：“为什么没有阿菊呢？”

这样检查“保守思想”

“落选”以后，李菊英没有悲观消极，她想，“我搞好生产是为的社会主义，管它当选不当选！”她仍然埋头苦干着，周围的群众都说：“阿菊真经得住打击。光这一点我们就要好好地学她！”

但是关于一尺二寸坏布的事并没有从此结束。宋桂生虽然叫团支部一再对李菊英批判，而且他认为在评选中又给了她一个“相当的打击”；但看来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李菊英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而且对领导“不服气”；群众也开始不耐烦，说“老是拆坏布，听腻了！”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从宋桂生等人的主观偏见和对青年的错误估计出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

今年二月间，当上级布置各厂矿检查保守思想的时候，宋桂生也在一次职工大会上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保守思想。他说：“学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我认识到保守思想的错误，我对先进人物支持不够，使得李菊英在评选中落选了……”李菊英听了信以为真，感动得哭了起来，说“人家老干部都在为我的事检讨，我要是再不好好争取先进，怎末对得起党？”但是事情并不像这个年轻姑娘想像得那末简单：就在当天晚上，党支部一位委员来找她谈话，说：“人家老干部已经在检查保守思想，你也应该检查检查骄傲自满思想！检查得好还可以发展入党。”她连忙解释说：“检查是可以的，但我没有骄傲自满，怎末检讨呢？”于是这位支委又翻出半年前“拆过一次坏布”的老账要她承认，而且气势汹汹地威胁她：“你还是检查检查的好，你知道高岗饶漱石吗？那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啊！”李菊英又气又怕。她说：“这下子莫不是把我当作反党分子了吗？”算了吧，还是检讨检讨的好，否则这关是过不去的。于是她就答应检讨。在这位党支委的“帮助”下，第二天的大会上，她就把“拆坏布”、“反对领导”的事全都包下来了；最后总的给自己扣上一面“严重骄傲自满”的帽子。她一面检讨一面流泪，觉得很委屈。群众以为她谦逊，她严格要求自己，谁知她内心的痛苦！但是宋桂生在听完李菊英的检讨后还是觉得她的检讨不深刻，连声说：“虽然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思想不巩固！不巩固！”

打入冷宫

这次检讨大会以后，李菊英因为苦闷压抑到了极点，身体越来越坏，经常生病；但是她得不到一点同情和关怀，群众也不敢多和她接近。甚至害病也成为讽刺嘲笑的对象。有一天，李菊英做夜班，胃病发作了，她因为怕月底影响国家的生产任务，没有请假，只好用肚子顶着机器干活，一直熬到天亮七点钟交班，实在支持不了她才请假。但宋桂生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这样说：“有人头天晚上晚班就预见到第二天会生病，事先请了病假，这真是怪事！”在得的群众听了都非常气愤。李菊英更感到无限委屈。

李菊英和她的爱人吴金坤原来感情很好。吴金坤觉得她是“生产模范，劳动好，觉悟高”。自从出了一次坏布以后，宋桂生和陈巨石从主观成见出发，抹杀了李菊英的一切优点和积极性，便经常找吴金坤谈话，说李菊英“死落后”，“根本没法教育”，这样使吴金坤也渐渐对李菊英冷谈，经常和她吵架；甚至在吴金坤入党大会上，李菊英问吴金坤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意见，宋桂生却从他的成见出发，站起来为吴金坤辩护，说“李菊英说的不符事实，我相信吴金坤不会有那些缺点。”使吴金坤对自己错误不能很好认识，回来以后更吵得凶，并向李菊英提出离婚，几至夫妻离散。这时李菊英真感到四面楚歌，受尽了痛苦和折磨。幸而上级团委给他们及时帮助，使吴金坤对李菊英有了正确全面的认识，才重归于好。

还是“落后分子”

就在这种重重打击之下，李菊英的生产成绩仍然保持着全厂的先进水平，连续几个月没有出现坏布，于是今年四月她又一次被多数群众提名为先进生产者。但是事情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末顺利，就在全厂先进生产者给奖大会上，又布置了那末一场难堪的局面，使她受尽了嘲笑和屈辱。

事后在群众的愤怒要求下，宋桂生、郑永庆等人虽然不得不被迫在扩音器中更正，并把奖品补发给了李菊英，但他们对自己打击先进的行为并没有作出任何的检讨；直到现在，李菊英在他们眼中还是“落后分子”。

正在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大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今天，一个先进生产者竟受到这样的打击，人们不禁要问宋桂生等人，你们究竟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