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内心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前途可能也将就此断送……

我是个十七岁的青年，1954年在崇阳县初中毕业后没有考取高中。今年当国家扩大招生名额，号召青年升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咸阳中学补习功课，准备投考高中。升学的愿望又将实现了，多高兴啊！我几乎整天钻在书本里，迎接着考试的一天到来。

没想到，在六月三日晚自习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和我同床共桌的钱立强同学丢了三块钱、毕业证和布票。为了寻找失物，在班主任郭老师的指导下，就寝时室长安东华召集了全室同学开会，动员拿了东西的人当天晚上交出来。果然，第二天的早上，毕业证和布票在失主的口袋里找出来了，但钱仍没有下落。当时室长和钱立强就对全室同学进行了人身搜查。搜查的结果，发现三个人身上有钱：一个是我，有五块钱，另外两位同学，一个有一块多钱，一个只有几分钱。

于是，我们三个就成了怀疑对象，室长找我们去谈话，叫我们拿出来，绝对保密。钱是我们自己的，当然不会拿出来，谈话毫无结果。

第二天午睡时间，郭老师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根据一切推理和十足的证据，不可否认的，钱是你拿了，现在只等你承认错误了。”接着他又“好心”地动员我：“你若是怕承认了错误对你升学有影响，我可以以一个人民教师的身份保证决不会这样。”我听了他这番话，真是祸从天降，活天冤枉。我的五块钱（一整张）是上星期天哥哥给我的。我哥在咸阳一个小学教书，我告诉郭老师，要是不信的话还可以派人去调查。但郭老师不管这些，只一口咬定，钱是我拿了的，只要我承认错误，把钱交出来，就绝对保守秘密。我不能就这样“承认”，要求老师告诉我，有什么证据作这样的肯定。

郭老师回答说：第一，你的生活可能有点困难；第二，毕业证和布票是第二天从钱立强口袋找到的，这可以说明是偷东西的人在头天晚上交出来的，经室长调查那天晚上谁的鞋都没有动，而你与他同床睡，可见这不是别人了；第三，你这几天情绪不安；根据以上三点偷钱的不是你又是何人呢？”

天哪！这算得什么根据呢？我向他解释说：第一，我家庭生活并不困难，父亲、母亲、哥哥都有工作，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满可以过得去；第二，晚上鞋子动没动是无法调查的，即使肯定鞋子没有动，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晚上要是有人起来，打赤脚定不是更好吗？第三，我那几天情绪的确不安，那是因为自己才来半个月，大家都不了解我，而丢钱的人和我关系密切，嫌疑较大，事实上又受了很大的委屈，心情怎能安定呢？

我申述的理由他们毫不考虑。六月七日，学校的周主任又找我谈话，还是要我好好承认错误。我请求他把寻找范围扩大些。周主任说：这没有道理，我们对好人不能无故不疑，而对错误者一个也跑不掉。”晚上在寝室全体同学会上，室长安东华又说：“限你在九日前坦白，不坦白也得坦白，你要回家去也得承认错误，把钱交出来……。”

编辑同志：他们把偷窃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硬逼着我承认错误，还说，不承认就升不了学，而我是多么想升学呵！但是我不能违背事实无故承认错误，我也不能背上个小偷的名声，编辑同志：我要申冤，我要升学，请你们帮助我。

湖北省咸阳县中三丁班丁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