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禹九　殷之慧

今年五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参加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都是十九就到二十二岁的青年。其中大多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上海机床技工学校和格致、长宁等中学的学生。几年来这批反革命分子潜藏在各个学校，进行了猖獗的反革命活动，他们的最后目的是阴谋举行暴动，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从立场反动发展到反革命

事情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当时上海格致中学等有这样的几个学生：杜通泉，他父亲当过伪保长，为非作恶，犯有血债罪行，镇压反革命时被政府判处了无期徒刑；张维珊，他父亲曾当过二十五年的伪巡捕房的警察和巡官，他哥哥也做过伪巡官等职，解放后，“巡官”作不成了，家中没有非法收入，生活也不如以前了，金忠彬，出身於资产阶级家庭，外婆家是地主，土地改革中被斗争。这几个人解放以来，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对於他们作恶多端的父兄、亲属不仅不痛恨，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面站住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对人民政府和新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这三个人和每一个家庭过去也在反动政府做事、深受反动思想影响、又不愿接受新社会对他的教育的唐光武，很快地熟悉了，他们彼此臭味相投，经常聚集一起，发牢骚、说怪话，暗中收听“美国之音”，互相传播反动思想。杜通泉曾说：“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太不自由，只允许你前进，不允许你后退。只有美国生活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这些话，在他们中间是深深得到共鸣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外滩公园聚会，谈起了他们的“远大理想”。他们幻想自己将来成为“大好佬”，成为“干一番大事业”的“英雄”，比如金忠彬美着望“世界上都知道有我金忠彬”；他们要“报仇”张维珊说：“如果我将来作了要人，政权拿到手，我要……”。他们越谈越起劲，在强烈的阶级仇恨和腐朽的个人名利思想的支配下，这撮毒菌，开始萌起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念头。

当时，他们也感到干反革命勾当，自己还缺少经验。为了学习反革命的本领，他们在书摊上买了“步兵操典” 、“童子军操典”等书籍来传阅，积极作好准备。一九五三年年底，班上几个团员发现了他们鬼鬼祟祟的活动，便把这个情况向团组织反映了。他们本来就“看不惯”团员和进步同学，知道这件事后，更愤恨在心，处心积虑地去打击、暗害团员和进步同学。他们先是写信给学校行政，以两个团员有病，会传染人为藉口，要求校方勒令这两人退学。学校当然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又写信给“解放日报”，这个阴谋也失败了。但是，这些从阶级仇恨出发巳经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伙并不死心，相反的，手段更加毒辣。他们偷偷在金忠彬家里制造了砒霜，并乘人不备把砒霜放在团员田晶、周丽娟的饭盒内，一连下毒三次，只是由於他们配方错误，才没有毒死人。

这次放毒以后，他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又开始试制炸药和化学武器等。他们又认为光靠三、四个人，成不了什么“大事”，还必须扩大反革命的队伍，以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于是张维珊和唐光武参加了基督教，企图在教徒中物色“对象”，并利用教堂做为反革命活动的场所。

政治阴谋

在上海长宁中学，本来也有个反动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五个人大都因为出身於反动家庭而对政府不满。其中的一个名叫杨士斌，他后来在学校的教育和同等的帮助下，有些转变，学习和工作也一度表现积极，因而被吸收参加了青年团。但他在入团的时候，欺骗了组织，没有把小集团的事讲出来；入团以后，他也知道不向组织交代这件事是错误的。又始终缺乏向组织忠诚老实的勇气。他还这样想：“能隐瞒住，就隐瞒算了吧。反正我也不参加小集团了。”

向组织隐瞒自己政治问题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呢！就在这时，一九五三年四月间，正在四处寻找“对象”的张维珊和金忠彬等人经过坏分子的介绍，发现了这个对组织不忠实的杨士斌。来往了几次，最初杨士斌还怕“出事情”，不想参加，后来张维珊就写信给他，称赞他“爱国（按：实为叛国）热情，高超非凡”，“应争取作一个不平凡的人”，他就动摇了。他想，不参加吧，他们“大概巳经知道我过去的活动”；参加吧，“将来事业有了发展，自己就是有功劳的人”。把柄在人家手里，再加上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杨士斌和小集团中其他四人就都决定参加了。於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就这样合流了。

合流后，他们曾开过几次会议，策划和布置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时，他们已经从中学毕业，除杜通泉失学在家外，其他人都分别考入上海和杭州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一九五三年秋天他们又开了一次会，为了参加和主持会议，金忠彬还远道从杭州赶来上海，在这次会议上。互相介绍了“工作”情沉和经验。一致同意成立正式的反革命组织，准备定名为“中华党”或“三民主义小组”，并且制订了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守则”和“工作大纲”。会议中，杜通泉还根据“美国之音”分析了“国际局势”。他说杜勒斯正在积极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假如世界大战一旦发生，我们就可以趁机发展”，他们还狂妄地计划在十年内推翻我国人民民主政权，他们说：“只要我们组织发展到二百万人，就可以在各大城市一起暴动了”。“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是中央啦”！

这一充满怀阶级仇恨和政治野心的反革命分子，还决心要“为父亲报仇”，而确定“当前的任务”是“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的策略

不可把这一批狂妄的反革命分子看得太简单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也有一套恶毒的“策略”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杜通泉写信给金忠彬说：“以后如有密信，请将邮票贴在信封口上，如平常信可贴在正面左角上……因为这样可以在我们拆信时注意周围。”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杜通泉给金忠彬的信中说：“……首先，应在各方面表现积极，……如有可能，争取作点班会工作。但注意，不要太做作……。其次，和全班同学的感情要搞得好，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对那些团员，要避免跟他们谈政治；……要探探落后团员口气，看看他们的思想，同时也必须注意一般同学的政治反映和政治态度，尤其要注意各人的“牢骚”，因为“牢骚”就是表现“反应”和能度“的。并且还须随时（有机会）用各种方式、语气（如讽刺性的笑话等）去刺激他们的“牢骚”。……还必须注意长期，不要心急……。”

九天之后，金忠彬在回信中写道：“到现在为止，班里同学认识很少，……没有发牢骚的发现。……当然，二十四个团员中，不会都是绝妙的，可能亦有‘进步的。”他又说自己在班上是“亦不前进，亦不落后，以后我还要设法改进。”他又分析了同宿舍的七个同学，说某人是现任团组委，在宿舍，只有他比较前进，应把他另眼看待，……我当然和他极热络（按：即很能谈得来的意思）”；某人“虽是团员，但各方面都极差，……成为开小组会的检讨目标”；某人“比较好些，不问政治，钻功课”；某人“规规矩矩，非常遵守“纪律”……是十足“‘呆鸟”；某人“平时作风极散慢＇，是团员中的‘标准油条，与我很谈得来。”……

金忠彬在宿舍中特别看中了那几个“不问政治”“不关心社会活动，小组合上不发言，对政治课、大报告不感与趣”和“作风极散漫”的同学，尽量迎合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接近他们。对於喜欢下棋的，金忠彬就经常陪他下棋，还故意输棋，以讨对方的喜欢。对於一天到晚钻书本，扣数理，想当专家名扬天下的，金忠彬就时常陪他上图书馆，和他研究数理，鼓励他不要过问政治。

不久，那个“作风极散漫”的团员犯了严重错误，被开除团籍。金忠彬连忙去拉拢他，挑拨他和团组织的关系。金忠彬在写给杜通泉的信中详细地叙述道：“×月×日，团组织公布×××开除团籍……班团小组开会，邀请我参加……会上决定大家应很好地帮助他。会后，团组委找我谈，说我和他感情较好些，叫我常常和他谈谈……。我觉得迫是很好的机会，就答应下来，还吹了一吹。当天，××就找我，问我团里说了些什么。我就说，没关系，只要学习上努力点，不要太“乌搞 ”（按：不要太糟糕的意思），就不要紧。……并说到学校来是求学问的，何必给大家“攻击”呢。……我就一边去团组委面前吹吹，问他对××有什么意见，……一方面就和××讲，是“团”来了解你的，你以为怎样讲比较妥当些。这样，我们感情就更好了。”

杜通泉等知道金忠彬找到了这个“对象”后，马上回信说：“继续了解他……发现有什么不利於他的事，就告诉他叫他注意。……使他与你感情更好起来，慢慢变成知己朋友。然后再用方法跟他坦白说”。“若有可能，争取他入团（按：指参加他们的反革命组织）。

与此同时，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在积极进行物色“对象”的工作。唐光武在交通大学物色了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华侨同学。他对於这两人，特别是这个“一个人在上海，没人照顾”的华侨同学，更是十分“关切”，企图把他们拖下水。

在两年中间，这个反革命集团已有十二个成员，并且物色了不少“对象”。如果不是这个反革命组织被破获得早，大概还有一些“对象”会叫他们网罗去的。

必然的可耻下场

一九五四年四月，金忠彬写信给张维珊说：“一年以来，实际工作进展极少，尤其是组织人员方面。而近来形势发展极为迅速，奈何。”在同一信中金忠彬还说，要准备“发起高潮，并策划在八月（暑期里）正式成立小组……现已开始筹划基金，以便备用”。

怎样才能发起“高潮”，“基金”又从哪里“筹划”呢？他们开始四出寻找支持力量了。杜通泉找到某中学一个“圣母军”的“小头目”，张维珊访问了一个脱党变节分子，他们企图通过这些人和美蒋特务建立联系。但是，没有等到他们“发起高潮”，和美蒋特务取得联系，他们就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了。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一样，这一撮毒菌的阴谋已经被人民彻底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