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扬

一

最近，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同志首先发难的！引起文艺界热烈讨论和注意的，对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的工作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展开批判这一事件，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文艺思想所作的剧烈斗争，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又一次严重斗争的开始。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工作中，虽然在考据上获得了若干有用的成绩，而在他评价、分析这部杰出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却十分明确地表露了他底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

早在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对于文艺，除掉赏金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三……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趣味的）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木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个闹着顽亦可。这种不严肃的没有科学观点的“闹着顽”的研究态度，正充分地表明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封建意识较浓厚的知识分子，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在一九五四年，俞平伯先生所作的“红楼梦简论”一文的结尾，他虽然宣称对待这一古典巨著“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卢山真面，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同时减少它的流弊的发生。”但我们检验一下他的研究实践，就不能不说他的研究实践和他这一段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他在一九五0年把“红楼梦辨”修订出版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从他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若干近著，特既是从他说出这一段话的那篇“红楼梦简论”中，我们仍然看到：他研究“红楼梦”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三十年以前“闹着顽”的态度，他那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不但是原封末动，而且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的。

二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底态度”那一章里，牵强附会地根据所谓“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和所谓“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历史”认定“红楼梦”纯粹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底思想内容只是：（1）感叹自己身世；（2）情场忏悔；（3）为十二钗作本传。在“红楼梦简论”里，他自己依然批判了“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的错误看法，认为这有三种不妥当处，认为“虽有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文学的手腕修饰以后，却巳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但这是由于他经过多年的考证工夫之后，觉得如果死抱住“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观点，就有许多地方发生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才下了“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也不等于贾宝玉”的新判断。是从“小说恐怕不好写”的文章家的眼光着眼的。他仍然认为“红楼梦”是作者“自从生平”的书。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极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每一典型人物都系由作者高度地综合了作为社会的人的无限丰富的内容而创造出来的。由于俞平伯先生对于现实主义的无知，更由于他那半封建半殖民地所孵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底软弱性，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认识到这部深刻地暴露了并批判了了整整一个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底一切缺点和弱点，并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制度再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和必然崩溃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对于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教育作用。他只能把它理解为描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个人穷通的，供人“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作品。虽然在某些地方，他也说到：“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和“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均见“红楼梦底风格”）。但他所说的革命精神，是指的曹雪芹敢于在文章风格上打破能人的里臼，“他（指曹雪芹）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玷”的。而这部问题小说所揭露的究意是些什么社合同题呢？从事“红楼梦”研究三十年的俞平伯

先生，却完全没有接触到。全面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溃疮，几百年来为千百万人民用热烈爱好的“红楼梦”的产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现象。对于这样重大的社会现象，不联系时间、地点和条件去作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论断，而把它孤立起来研究，认定“红楼梦”只是叙述某一家族某一个人的与衰穷通，而降低它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这正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和他们底真正意图的所在。

俞平伯先生认定“红楼梦”以梦幻为本旨，其生要观念是“色”、“空”。那就是说作者曹雪芹底著书基本思想就是这个观念。而当俞平伯先生论述到书中人物的功能问题的时候，说道；“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日净末丑脚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句的戏叫《红楼梦》。这正如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在他们的文章里所指点出的：那就是说书中这些人物都是在表演这个基本观念的。在俞平伯先生看来：不是艺术家从现实中得到感受，用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不是艺术家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物典型，而这些人物的遭遇，也似乎不是现实的悲剧；在俞平伯先生看来，这些人物却都不过是艺术家借用来表演他的主观观念的工具，就好像黑格雨的哲学，说一切客观实际都体现着他那所谓“绝对观念”一样。就这样，俞平伯先生便完全抹煞了“红楼梦”这一悲剧的现实意义。虽然，这里的唯心论观点是十分明白的。

我们姑且不说，从“红楼梦”的正面典型人物底对于封建制度、礼教、伪道学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的深刻憎恨上，从他们对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热烈执着和追寻上，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上，我们决不能得出“色”、“空”观念是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的结论。即如作品所题示的：这个观念确也在若干篇幅上出现过，曹雪芹出身于封建贵族，而又亲身经历了家庭破落的境过，那么，在他的整个思想意识中出现了道个落后的虚无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落后的虚无的思想，原系一切没落的阶级所难以避免的。但由于作者正视了现实，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所创造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已使这个灰色的观念暗然失色。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战胜了他的人生观的最后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头脑的批评者就不能根据作者某个落后的观点来评价全书，而是要根据全书主导的方面，根据艺术形象所显示了的东西，根据作品客观上所引起的实际效果，并且要站在人民的观点上，来封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托雨斯泰在“安那·卡列尼娜”的首页上引用了一句圣经作为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注）我们如果按照作者这句题词的思想去评价全书，那就只能得出反动的宗教的结论。而列宁在论及这部分伟大的作品时，却称誉托雨斯泰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在他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反映了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可是我俞平伯先生正是属于前一类的批评家而不是后者。俞平伯先生为什么特别喜欢曹雪芹这一落后的观点，而不喜欢他好的东西呢？我认为这是和俞平伯先生自己的人生观和阶级立场有关的。

俞平伯先生论及“红楼梦”的传统性时，不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扬，民族及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以及进步的美学观点上，去发掘、阐明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性，以及“红楼梦”这一巨著封它们的继承、发展和达到的高度。而荒谬地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色”、“空”观念；又因“红楼梦”中的人物谈论到前人的著作，或因它的个别形象和前人著作有相似的地方，就认为“红挨梦”是在这些地方继承了《西厢记》、《金瓶梅》、《水许传》、《离骚》和《庄子》的文学传统。这是由于除了对现实主义的无知之外，又加上了只讲究词章笔法而不注意思想内容的评点家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

由于对于现实主义的无知，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唯心观点和形式主义的治学方法，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加以研究的结果，竟作出如此的评价：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语。即后来底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红楼梦辨》中卷《红埃梦底风格》）

而他对于《红楼梦》最高的赞誉，只是它那一“怨而不怒”的风格。“怨而不怒”的心理，正是士大夫顺从封建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敦厚、和平”意识的残馀，也正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委屈求全的本色，和上文所引的贬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心理，正是这个阶级底性格的两面。这样的评价，不能显露《红楼梦》的真实价值，欲恰恰暴露了批评者的立场和观点。

三

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的三篇关于批判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中错误思想的文章（即）“开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见文艺报第十八期；“评“《红楼梦研究》”，见十月十日光明日报；“走什么样的路？”，见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已经从根本上扫除了三十年来胡适派“新红学家”们对于《红楼梦》的谬说和错误，而使它从唯心论的迷雾中解放出来，显露其实的面目，得到应有的评

价。所谓从根本上，即是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原则，对渗入《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和方法，给以尖锐的揭露和摧毁。李、蓝两位同志都是很年青的，都是青年团员，他们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红楼梦》的研究，都在解放以后，时间是很短暂的，但由于他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而且勇敢地参加了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可贵的成绩；而俞平伯先生从事《红楼梦》研究三十余年，却仍不免慨欢地说：“我这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魔，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红楼梦研究的自序）历史生动地证明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真理：不仅是对《红楼梦》的研究，对任何的古典文学、任何的学术的研究，如果你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你就休想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的结论。也证明了资产阶级底唯心论思想在学术研究中的彻底破产。列宁说过：“对托雨斯泰的正确的评价，只有依据社会民主主义的（扬按：即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才有可能。”（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我们要想对曹雪芹作出正确的评价，何尝不应该如此。

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了全中国以后，曾经领导了“三反”、“五反”的运动，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进行了斗争，在此之前，它还领导过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对隐藏在文学艺术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两个运动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使广大人民日益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但中国的工人阶级，因过去长期领导着武装斗争，解放以后又忙于工业和经济的建设，没有充分的余暇对文化战线进行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因此在文化战线上，一般地说，就比其他战线较为薄弱。姑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文化战线就不可能不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侵蚀，这也就影响到文化战线在理论斗争上显得轻弱无力，缺乏生气。我们的理论家们对多年来隐藏在学术研究中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去仇恨，不去斗争。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有害思想，在中国传布了三十多年，并因此成了新红学的“权威”，我们的文艺界却一直是熟视无睹，而且还容许人去作错误的赞扬。在这文化理论战线沉寂的日子，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同志，能够在工人阶级的思想指导之下，独立思考，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挨，有着锐敏的感受，有着深刻的仇恨，从而就不曾被传统习惯上所谓“权威”所吓倒，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鲜明旗帜，对隐埋在学术研究中的资产留级错误思想，进行着坚忍的清醒的战斗，这就充分地皮示他们具有理论上的勇敢，具有工人阶级的志气。

他们这一战斗，震惊了在沉睡状态中的文化理论战线，使战士们清醒过来！重整旗鼓，投入战斗。

他们这一战斗，是勇敢地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过我们的接受中国古典文化遗产的正确方向，并使它赋有了生气勃勃的内容。

他们这一战斗，不但摧毁了胡适派“新红学家”们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有害思想和错误方法，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阵地，而且开辟了为肃清胡适派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毒害而进行全面思想斗争的道路。胡适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中国流毒数十年，学术界受它的影响和毒害是很深的。解放以后，还有公开传开这一套的，如俞平伯先生、周汝昌等人的《红楼梦》研究著作，就是一例，也有改头换面，引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而实际上仍然版卖着旧货色的。一切有志气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和这些公开的、隐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才能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无论是哲学的、历史的和文学）扩大并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削弱、不打破、不肃清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影响，就不可能增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乡。而对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任何程度上的容忍和妥协，都意味着对它的投降。

他们这一战斗，也引起学术研究工作中自由讨论的风气。在学术研究上开展自由讨论，开展原则性的批评，坚持思想斗争，将会使我们的科学、文学、艺术得到正确的发展。得到飞跃的进步。因为自由讨论的方式，是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批判，因而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阵地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

他们这一战斗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新生力量的出现、生长，总是艰难的。他们在战斗的开始，也不被重视，没有受到足够的支持。然而，正因为是新生的，而且是美好的，它就一定会显露出来，茁壮起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长期的艰难的工作，必须获得广大的新生力量陆续的参加，才能取得巨大辉煌的胜利。而且缩短它的行程。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应该取得一个宝贵的教训：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我们国家的任何部门，必须对新生力量不仅在口头上面且在实际行动上采取积极关心、培养的态度，如果对新生力量采取漠不关心的，甚至是压抑的老爷式的态度，就是对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事业犯罪的行为。

青年同志们都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有力的支柱，青年团员同志们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不但要勇敢地参加工业建设、经济建设的各个战践的斗争，而且也要关心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大家要注视这次思想斗争的发展，并从中学习，吸取经验，提高思想。要学习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的善于独立思考、保持对新鲜事物的锐敏感觉、仇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勇于和敌对的思想作斗争的精神，在中西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为完满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奋斗。

注：这句圣经的全文是这样的：“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巳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仲冤在我，我必报应。”——见季摩菲耶夫“怎样分析丈学作品”二十九页附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