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城

我在中学的八年，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剧烈变化着的时代。六年来，我经历了两个社会，过着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我在小学还只读到五年级，由于得到一位先生的帮助，弄到了进中学的法宝——一张假的毕业证明书，才考入了省立抚顺第二中学。我踏进了中学的三层楼房就把什么都忘了。整天贪玩，连上课也不注意听讲了，所以我的成绩在小学时还算好的，到中学后就坏下来了，等到放了寒假发下了分数单，我差点没哭了出来，因为有几门功只得六十分。

在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我恨透了两个人：一个是训导主任，一个是训导干事。同学们都管他们叫“王圈胡”和“小鲁子”。他们不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对学生。真是一百二十分的专制，没有受到他们打骂的同学实在不多。譬如我吧，在入学典礼那天就挨了“小鲁子”一拳。“圈胡”整天拿看“操行簿”，我们管它叫“生死簿”谁要是在走廊里大声说了一句话，他就要问你叫什么名字，在“生死簿”上给你记上一笔账。如今想起来，我真恨透了国民党的军阀式的教育制度。

我在抚顺二中念了一年半就随着家庭来到了北京，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转学到北京育英中学念初中三年级。在北京，在育英，我讨厌学校里的那些少爷公子哥们。我自己使劲地往书本子里钻，我和学校，和同学隔绝了。（我当时孤僻的程度简直都有点不能叫人相信，比如：我一直到解放后初中结业时，从初中毕业证书上才知道校长的名字，我和很多同学一学期没说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