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群，张 文

（1.邯郸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2.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关键问题。少年儿童群体一直是我党重点关注、重点培养的对象”［1］。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儿童与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儿童接受我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取得进步，他们开展农业生产，参加革命活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地教科书的编撰者从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出发，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对儿童的生活进行描写，通过塑造进步儿童的形象促进儿童发展。在根据地，教科书、儿童以及农村生活是相互建构的关系：教科书塑造了理想化的儿童，展现了儿童应当有的样子；儿童以教科书为依据，对乡村社会和自身进行改造；乡村社会改造的成效又增进了儿童对于教科书的信赖。本研究将从分析根据地教科书中儿童形象入手，探究教科书对于儿童培养以及社会建构的作用。

一、根据地教科书塑造的儿童形象

（一）现代化儿童：思想观念的进步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农村社会在思想上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导，儿童必须无条件遵从父母之命。与男童相比，女童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根据地政权建立后，党和政府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溺婴和早婚①，同时强调适龄女童须与男童共同接受免费教育。在根据地的教科书中，也写入了“作为新儿童，做事要勇敢”等进步的思想观念。针对一些家长欲将女童许配给成年男子的做法，教科书教导女童：“一来你年岁还小，二来你自己不愿意，做爹娘的决不能勉强。他们要实在不听，你可以找妇联会主任去商量。”［2］58儿童在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之后，自我意识显著增强，在劳动生产和革命斗争中展现出非凡的力量。

在农村，卫生条件比较差，群众的卫生意识比较淡薄。只有对儿童进行教育，使他们接受文明进步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针对一些人随地大小便的情况，教科书教导儿童，不要在井边大便；针对一些人喝生水的情况，教科书教导儿童：“生水里，有病菌，喝上生水肚子疼。”根据地大都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文化落后，疾疫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安全。在抗战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封锁，疟疾、痢疾、天花、伤寒、斑疹伤寒、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回归热、麻疹等疾疫在根据地时有发生。教科书担负起宣传疾病预防知识之职，教导儿童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在根据地，沙眼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为了降低沙眼的发病率，教科书向儿童介绍了防治沙眼的方法：“常用手揉眼，或是用有沙眼的人的手巾、脸盆，都能得沙眼。你应该拿温开水泡上盐，用干净棉花蘸着盐水，每天洗两三次，这样会慢慢好起来。记住，以后不要用别人的手巾，不要再用手揉眼。”［3］37改善家居环境是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家庭预防一是要改善居住环境，二是要对猪圈进行改造。教科书教导儿童：“要想牲口不生病，住的要干净，圈要大，门向阳，多垫土。多出粪，不叫积水积尿。”儿童体质较弱，如果缺乏卫生常识就容易感染疾病。于是，教科书对儿童进行教导：“长指甲，指甲长，指甲里头多么脏。放在嘴里好生病，抓痒痒，要生疮。长指甲，快剪光，剪光指甲才不脏。”［4］32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群众生了病就去找巫婆神汉。针对这种情况，教科书援引实例证明生活卫生的重要性，教育儿童摒弃信奉神灵的旧思想。在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时期初级小学常识课本》等教科书中，除了介绍自然常识、日常生活常识、政治常识之外，还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介绍了生理卫生常识［5］。

（二）劳动化（劳力型）儿童：参加劳动生产

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每逢农忙，年龄稍大的儿童就要参加“变工”互助组织，帮助劳力较少的家庭从事生产。为了增强儿童参加劳动的自觉性，根据地教科书向儿童宣传互助的好处。教科书这样教导儿童：“拨工互助实在好。翻地多，下种早，深耕细作功夫到。”［2］25“今天收割了，明天往回送。谁家活儿急，先给谁帮工。拨工纪律好，人人不放松。识字来挑战，大家争先锋。晚上常检讨，奖励又批评。”［6］根据地教科书倡导在农业生产中互帮互助，与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传统是一致的。在农村，大部分儿童都要参加劳动。男孩子春天要打“土疙瘩”、拾粪、送粪、拾柴、送饭、放羊、担水，夏天要割麦子、锄地，秋天要割谷子、背炭，冬天要拾柴、担炭等；女孩子要纺花、烧火、做饭、照顾小孩、挖野菜等。根据地教科书中的儿童也是按农时作息的，因此，教科书中的儿童形象与我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是协调一致的。

根据地教科书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7］。教科书中有对于蝗灾预防知识的介绍：“春天挖一碗，顶打飞蝗好几千。”还有对于劳动观念的宣传：“每天我上学把书念，到了家里不偷懒，浇地看畦和送饭，捎带还把野菜剜，剜了野菜把猪喂，喂成肥猪好过年。闲了还要搂树叶，搂了树叶来垫圈，碾棚磨棚打扫净，牲口圈里背个干。”［8］79也有对于农业生产经验的介绍：“干锄谷子湿锄豆，天阴下雨锄黑豆。”“犁地犁得深，上粪上得多。”教科书还借儿童之口，夸赞了生产劳动的好处：“小纺车，摇钱树，天天摇着自然富。织布机，聚宝盆，一家吃穿不求人。”“多下地，少赶集，肩上粪筐总不离；吃得省，花得细，保管明年添头驴。”保卫劳动果实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教科书对打狐狸的过程进行了介绍：儿童组织“儿童团”，“拿了柴火，到地边狐狸洞口去熏。有的拿了扒沟棍子准备打，各组又派了专人找窝”［8］17。教科书还介绍了制作生产辅助设备的方法。例如对于如何编草帽，教科书是这样介绍的：“泡麦的时候，要注意时间不要过长；但也不要过短……选麦秆要选长的。粗的、细的要分开使用：细的编帽顶，粗的编帽沿。”士敏县一高为了准备生产要求全体师生拾粪，“学校并把拾粪列入课程，给儿童讲授各种粪的用途与拾 法”［9］。

（三）政治化儿童：宣传革命思想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革命是生活的底色，根据地儿童也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抗战是战时儿童生活的一部分［10］。为了配合抗战，教科书积极向儿童宣传革命思想：“拿上木刀和木枪，大家都来学打仗，你们装做日本兵，我们装做八路军，他们有的装汉奸，有的装做老百姓，八路军帮助老百姓，打走了汉奸和日本。”［11］根据地小学以戏剧作为活教材，发挥戏剧感染力强的优势，对儿童进行政治启蒙教育，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在晋察冀、晋绥、太岳等革命根据地，剧团宣传不仅使贫苦儿童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大大增强，而且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培养了有生力量［12］。与此同时，儿童也经常利用戏剧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宣传我党的政策。当时的儿童剧团实行半工半读的制度，小演员一面演戏，一面学习，他们的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根据地教科书是一个讲解者，也是一个平台，它通过塑造进步儿童的形象，展现了根据地儿童的新面貌。儿童在接受了教育之后，积极为抗战出力，他们办黑板报、代人写信、演戏，在他们身上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儿童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内部，他们能动性的发挥受到限制；在革命根据地，儿童走上社会，他们施展才干的空间得以扩展，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儿童接受了教科书的教育，又用学到的知识去启发群众，他们是社会化、政治化的儿童。当时，农村中很多人知识水平都不高，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比较肤浅，儿童在学校中接受了教育，又用学到的知识去启发群众，改造农村社会，他们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先生”。

二、根据地儿童对乡村社会的改造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儿童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根据地的建设者。教科书用知识武装儿童，使他们具备了从事农业生产和政治宣传的能力；借助教科书赋予的力量，儿童对自身进行完善，同时也努力改变农村的社会和心理环境。

（一）现代化的儿童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

儿童生活社会意义的生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儿童，如果不与社会发生关系，其活动就只是生物体的个体活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儿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了社会性，最终，他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将生活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类，日常生活构成了“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微观根基［13］，在日常生活之外，又有非日常生活。马克思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文化活动，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活过程，精神生活可以看作物质生活的投射，因此，物质生活是日常生活的关键。对于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一个儿童就等于减少了一个劳动力，因此，一些人家起初是反对儿童上学的。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使贫苦农民分到了地，其家庭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这为儿童上学提供了条件。根据地教科书借儿童之口赞颂了共产党的恩情：“要不是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我二十岁也上不了学哩。”［8］4在根据地，儿童的革命活动是以学习作为前提的，学习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道德”，若连续留级，跟不上课，就会被嘲笑为“逃学鬼”，并在生活讨论会上接受大家的批判［8］20。在这样的氛围中，根据地儿童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学习形式［8］24-25。

（二）劳动化的儿童是乡村社会的改造者

儿童在接受教育之后责任感显著增强，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且应用学到的知识为群众服务。1944年，河曲县“儿童海罗子家一亩棉花被害虫吃光，棉种也没泡好。他学了怎样种棉后教给他父亲，结果第二年棉花全部成活”。保德县柳树沟儿童徐良永学习了珠算后，回家帮父亲计算应分得的粮食，他父亲高兴地说：“我娃以前念书，就是瞎混哩；这会念书，学会打算盘回来帮我算账，可是能干啦。”［14］儿童将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农业生产，不仅使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而且还提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根据地儿童作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还主动走出家庭，为广大群众服务。根据地教科书中编入大量的应用文，儿童学会了应用文体，就帮助乡邻写报告、写春联、写招领启示、写售货广告。例如：在根据地，介绍信是一种应用范围很广的文体，然而，当时很多群众都不识字，无法写介绍信，粗通文墨的儿童就承担起代写介绍信的职责。另外，一些儿童还教成年人识字，使他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4］11。儿童应用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知识为群众解惑释疑，为改造社会做出了贡献。

（三）政治化的儿童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简单地将儿童生活等同于儿童活动。当儿童的表现符合其社会特征时，儿童生活便具有了社会意义。“根据地的学校除常规化的教学内容之外，还以各种形式鼓励学生主动接触报纸，充分利用报纸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5］。陕甘宁边区对儿童读报作出规定：首先，儿童自己要读报。初中学生“一年级以《群众报》为主，要求他们完全看懂。二年级则要求能看懂《解放报》上二版消息，以《群众报》为辅。三年级以《解放报》为主，要求他们能看懂《解放报》”［16］。其次，儿童还要为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读报。1946年8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小学生“刚把《解放报》和《群众报》贴在墙上，赶会的人就挤满了。晚上他们睡下很久了，又从别的村里来了很多男女，要求给他们读报。他们听到轰炸延安的消息都很恼火，并要求常给他们读报”［17］。为了更好地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地教科书介绍了提高读报效率的方法：“读报，首先要看听报的是什么人，再挑选读报的内容。比方庄稼人，爱听生产的事，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找这些材料读。另外，读报的时候，讲话要通俗，让听的人能听懂，不要照报上原来的字句念，也不要讲得太快。最好几个人先研究一下，自己把这个消息先弄明白了，再给别人读。还有，不要妨碍群众做活，趁他们的闲工夫，找他们去读。这样，人们才会好好的安心听。”［18］教科书还告诫儿童，学习文化应当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学的功课，要真正做到会用。这样，才算一个好学生”［3］1。办黑板报是革命根据地时期重要的宣传形式。黑板报具有出版方便、机动性强的特点，“为宣传革命理论，为唤起人民群众，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19］。在陕甘宁边区，儿童办黑板报的热情很高。他们“用心把字写得端正，并且想出办法，把他们的报装潢得好看，他们用颜料把粉笔染成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紫色，每期都画一个新鲜的报头，又征求同学们的意见，给他们的刊物取了名字，每期出来，都是红红绿绿、花花草草，很合乎小读者的口味”［20］。儿童办黑板报，“为他们实现自身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条重要途 径”［21］。

三、根据地教科书儿童形象塑造的启示

（一）塑造理想的儿童形象可以为现实中的儿童“赋能”

我国传统的童蒙教材塑造的多是儿童的道德形象，塑造此类形象的目的是施行教化。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在诞生之初并未完全摆脱传统蒙童教材的影响，塑造的多是乖巧、孝顺的儿童形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教科书也趋向于贴近儿童的生活、展现儿童的天性［22］。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撰理念被确定为“回归儿童”［23］，然而，只有在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中，儿童才真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根据地的教科书中，儿童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迪，其自我意识逐步觉醒，他们不再是稚气未脱的少年，而是具有社会身份的革命者。他们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主动服务群众生活，广泛开展革命宣传，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家人和乡邻。根据地教科书塑造了理想的儿童生活和儿童形象——这是儿童需要学习并进行实践的内容，儿童将从书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使教科书中的内容得到了印证②。在根据地，被动员起来的儿童同成年人一道为了建设新的国家而忘我工作。这些儿童在农村中出生和成长，农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同时也是他们发挥才干的舞台，根据地儿童和农村社会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根据地教科书通过塑造理想的儿童形象为现实中的儿童“赋能”，促进了儿童和农村社会的相互建构，这是根据地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根据地教科书的编撰者曾经尝试在书中写入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内容，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发现，这些内容并不适合农村儿童学习，由此他们进行了调整，将农村生活作为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24］。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教科书呈现的儿童形象及儿童生活，既是对现实生活反映，也是党和政府对儿童的期望，这说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引导儿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 活 动［25］。

（二）塑造儿童形象应当注意彰显儿童的主体性

儿童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根据地教科书中的儿童是乐观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们为了建设新的国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教科书中的儿童是被建构的，而且这种建构是社会化的建构。

要求教科书在叙事时完全采用儿童视角是不现实的，因为儿童并不具备编撰教科书的能力，教科书中的儿童形象必然是由成人根据一定的观念形塑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儿童观，教科书总是依照某一时代的儿童观对儿童形象进行建构的。例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教科书中的儿童是政治化的儿童；而在当下，教科书中的儿童形象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征。

在封建时代，教科书将儿童塑造为弱者，这些儿童心智不成熟，行动能力较弱。中国共产党倡导人人平等，强调公民无论年龄大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在根据地教科书中，儿童被塑造成与成人平等的个体，这是突破刻板印象的尝试，是教育思想进步的表现。实践证明，根据地教科书的编撰者将儿童作为价值主体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做法有助于促进儿童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使儿童成为自我创造者［26］。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教科书中的儿童不应当被塑造为被管教和被驯服的形象，教科书应当通过塑造具有“社会意识”的儿童形象，引导儿童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努力。

教科书虽然是面向儿童编写的，但却不可能彻底摆脱成人印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使教科书中的儿童形象尽可能接近现实中的儿童。因此，在编写教科书时应当坚持以下三条原则：第一，将儿童作为叙述主体。在教科书中，“我”“我们”等词汇被打上特殊印记，这些词汇有助于使阅读者产生代入感。第二，以儿童生活为中心。每个历史时期的儿童活动都有其特点，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儿童的活动主要围绕抗战展开，因此，教科书也主要围绕抗战来编写。第三，要广泛选取题材。教科书应当完整呈现儿童的生活，从而使不同身份的儿童都对学习内容产生认同感。

注释：

①1939年3月发布的《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提出，“要求政府禁止打骂、虐待、侮辱妇女和童养媳，并颁布明令禁止买卖妇女和杀婴的法令，颁布禁止缠足及保护孕妇、产妇和儿童等法令”。1941年2月发布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注意保护母亲、儿童（注意使孕妇、产妇得到休息，儿童得到适当保育等）”。1940年8月发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提出，“反对蓄养童养媳、溺婴与残害青年发育的早婚恶习，树立优良的家庭教育，养成儿童优良的生活习惯，实行孕妇儿童保健”。

②有学者提出，儿童不是被动地被社会建构，儿童与社会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参见辛旭的《儿童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儿童史研究突破的一种可能》，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笔者对于这一说法并无异议，在这里只是强调根据地教科书作用。笔者认为，尽管教科书中的儿童属于成人“制造”的儿童，但它仍然对人们形成科学的儿童观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