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冬,吕一昂

武举是科举制度中为了选拔武官和将材而推行的一种考试制度,始设于唐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长安二年(702),历经唐、宋、元、明、清,期间时废时置,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完全废止,上下1 200 年[1]。武举制的创立不仅推动了武技考试的国家化和标准化,而且促进了我国民间的习武热情和中华文明的传播,并为东亚诸国所效仿。中国武举研究始于武举创立时期的唐宋。科举时代人们研究武举,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当时现实的武举改革问题。1896 年,法国学者艾特尼·资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的武科制度》,可以说是最早运用现代科研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武举问题的专书。然此书出版不久,武举废止,清朝覆灭,武举研究被唾弃。直到20 世纪20 年代,在“西学东渐”的强力推动下,人们才逐渐开始运用现代学术思想来审视中国武举问题。此时人们研究武举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完善其制度本身,而是将其视作一门贯穿古今中外的考试制度或国际性学问[2]。时至今日,恰是百年。百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中国武举制度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和梳理,旨在客观评述中国武举研究百年成就与不足,以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建言献策。

1 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历程

1.1 中国武举研究的再启与重构(20 世纪20 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世纪20 年代,伴随新式教育的兴办,人们逐渐重新审视科举的积极作用。由于受新文化运动教育思潮的影响,“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故言科举者多以“考试”代之。1929 年邓定人在民智书局出版的《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开始采用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研究武举制度的专书。该书系作者在上海《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上发表的连载论文编著而成。全书共7章,系统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其中有少许笔墨润及了武举制度的沿革问题。1931年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亦是如此。全书分上、下两卷,部分章节附述了清代武举童试、会考、乡试、殿试的考试内容及录取方法。为使研究进一步系统化,1934 年章中如在《清代考试制度资料》第三章,专门对清代武举制度进行了集中阐述。此外,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1932 年)、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1936 年)两书对武举问题亦有零星叙述。民国时期发表科举学论文约90 篇,内容多以制度史考订为主,武举专文少有。

该阶段,国外关于中国武举研究以日本为多。如铃木虎雄《唐代的考试制度与诗赋》(1922 年)、加藤繁《封建与科举》(1927 年)、松元盛张《台湾在清朝时代的考试制度》(1937 年)等。其中铃木虎雄一文被张我军翻译成中文,并于1929 年3 月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此外,1946 年宫崎市定撰写的《科举》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和流变,并讨论了武举与文举的关系,其“武举是科举的别科”的观点,被后人广泛认同。欧美国家也有相关研究,如1929 年美国学者保罗在《美国社会学学报》刊发《科举制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探讨了武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作用。1932 年法国学者罗伯特在巴黎出版《唐书选举志译介》,介绍了唐代武举与铨选。总体上看,此时中国武举研究处于再启与重构阶段。

1.2 中国武举研究的迟滞与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 年里,由于遭到数次政治运动冲击,中国大陆学术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刚被重启的武举研究沉入了低谷。该时期中国大陆仅出版过4 本科举学专著和10 余篇论文,而且这些文著对武举制度的探讨大多都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即便是写作和出版过程受到高度关注的末科探花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1958 年)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1961 年)也是少有落笔。尤其是后者更是惜墨如金,仅用300 余字粗略记叙了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 年)在天京举办武乡试和武会试的时间及经过。该阶段中国大陆视科举为帝制时代反动的取士之制,很少有人去碰触武举问题。

此阶段中国台湾延续了民国时期武举研究架势,出版科举学专著26 部,论文100 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齐如山《中国的科名》(1956 年)。该书堪称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百科全书,在传统制度和文化渐成绝响的时候,作者凭借记忆和传闻撰写的武举科场旧事,很有历史实感。1960 年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虽与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1936 年)的书名相同,但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史料,系统展示了武举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进过程,其中不少见解新颖独到。黄光亮1977 年在台北振英排版打字行印行的《中国武举制度之研究》,全面考述了中国历代武举制度,具有较强的学术性。遗憾的是,该著非正式出版,流传有限。但其是年在《畅流》刊发的《中国武举制度》很为学人关注。

20 世纪50 年代韩国展开了武举研究。至20世纪70 年代末,多次翻印我国“十通”和“武经七书”等史典,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如李成茂《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一书翔实比较了中韩武举应试资格、考试科目,以及及第者擢用等相关制度的异同,该书1993 年由张琏瑰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在日本,1963 年宫崎市定在其前作《科举》基础上修订出版《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该书较前作虽无力透纸背的亮点,但仍是武举科普著作的典范。1969 年宫崎的弟子荒木敏一著《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对宋代武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撰者也因此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欧美方面,德国汉学家傅吾康《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1960 年)考述了中国武举制度发展史。美国学者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1962 年)及其修订版《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科举和社会流动面面观1368—1911》(1967 年)运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对明清时期文武科举与社会阶层变化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此外,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亦有部分学者论及了中国武举问题。

1.3 中国武举研究的承起与跚行(1979—2000 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武举研究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如王道成《科举史话》(1980 年)梳理了历代武举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1989 年)从纵横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历代武举仕进制度的发展过程与路径;萧源锦《状元史话》(1992 年)研究了部分武状元入仕后,在德行、政绩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实际表现与社会作用等。该阶段出版科举学专著60 余部,这些书著的出版,不仅终结了对科举制度的盲目批判,而且有力促进了武举研究在中国的回转与起承。此阶段共问世2 部武举专书,一部是1997 年许友根的《武举制度史略》,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武举的专著。全书共8 章,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武举制度的创立、发展及其废除过程,但书中部分武鼎甲人的资文空缺,对武举制度局限性的论析也略显单薄[3]。另一部是2000 年赵冬梅的《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该书通过叙述武进士们的不同命运,进而揭示了武举武学对社会及价值观念的影响。全书笔调生动,但文中较多关注武举人物的遗闻轶事,学术性稍逊。该阶段发表武举专文50 篇。1984 年王道成在《文史知识》“科举史话”栏目发表的《清代的武科》是国内公开发布的第一篇武举专文。该文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武举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情况,但该开山之作并未引起学界对武举的广泛关注[4]。在为数不多的专文中,许友根独占9 篇且成系列,实为难得。

该时期,中国台港学者出版了20 多部科举学论著,其中不少论及到武举问题。如,1982 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1988 年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1990 年谢兴济《清朝科举考试述略》等。特别是李弘祺1994 年中文版的《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宋代官办武学与武举的关系,文中“武学是武举附庸品”之观点与宫崎市定“武举是科举的别科”的观点颇为相似。专文方面,苏雄飞(1981 年)《台湾历代以武选士制度的探索》、郑国铭(1996 年)《北宋武学初探》等文,对台湾武举以及武举与武学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该时期国外武举研究仍然较为活跃。1987 年日本平凡社出版宫崎市定的《科举史》,该书系宫崎晚年集大成之作,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在国际汉学界享有较高声誉。2000 年美国学者艾尔曼出版《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该书考察了中国科举制度从创立到终止的历程及其本质,认为明清5 个世纪里持续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绝非单单是一个文举和武举的考试场所,更是个人认同国家,朝廷维系政权构势的价值载体。需要注意的是,韩国经过前20 多年的学术积累,在该阶段取得了长足进步。至20 世纪80 年代,韩国多次翻印我国《增广别试文武科殿试榜》《廷试文武科榜目》等史料,并出版不少武举著作,1987 年还翻译出版了韩文版的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1990 年后,韩国武举研究进一步繁荣,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已从20 世纪60年代关注的武举与阶层移动、武举与身份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拓展到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不仅如此,韩国还从1994 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一次“科举考试”,以传扬这项古老的考试制度。

1.4 中国武举研究的兴盛与合回(2001 年以后)

新千年后,中国国内学术思想和氛围进一步解放。特别是2005 年废除科举百年系列活动,以及2007 年《科举学论丛》创刊和2009 年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带动了武举研究的兴盛。此阶段出版相关著作120 余部,其代表性著作有刘海峰等《中国科举史》(2004 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2006 年)、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2007 年)等。201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将武举研究推向了顶峰。该书由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3 位学界专家领衔,近10 位学者历时6 年方以完成的国内第一部专论科举制度的通史巨著。全书共5 卷8 册,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国武举制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而且对历代武举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精致的阐述和分析。专书方面,亦问世2 部。一部是2002 年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武状元》,该书以历代武状元为线索,串连了1 200 年武举制度产生、发展和消亡史,其284 名武状元的个人资料与生平事迹,具有工具书性质。另一部是2017 年周兴涛的《宋代武举锥指》,该书考察了宋代武举的应试资格、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录取标准、授官制度等问题,并对宋前军事人才选拔制度进行了梳理。专文方面,发表论文169 篇,经对年度见刊数进行分析,新千年前5 年发文数均在个位。从2006 年起发文量明显增多,至2013 年达到了峰值29 篇。之后逐年下滑,至2018年已回落至10 篇以下,回冷态势较为明显。

在中国台湾,武举研究较为类似。该时期20 多部相关专著,大多发表于2013 年前。2006 年戴伟谦在师大书苑出版的《中国武举与武术之探微》是新千年唯一的一本武举专书。专文方面,除赖盟骐(2001 年)《明代的武学与武举制度》、龙炳峰(2002年)《清代武举制度之研究(1644—1901)》、方震华(2004 年)《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张家宁(2008 年)《清康熙武举制度之研究》外,其他论及武举者少见。此阶段,国外武举研究亦有减弱。除2003 年越南阮翠娥的《我国的武举与武进士》、2004 年韩国李成茂的《韩国科举制度研究》等文著外,其他论及中国武举者鲜见。

2 百年中国武举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2.1 关于中国武举制度演化与变迁的研究

武举历时千年,其时立时废的制度变迁,是百年武举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百年来,大部分武举著作和专文均或多或少论及到武举制度的起源、演化与变迁问题。如林伯原[5]、付旭辉[6]等对武举制度史进行了梳理,认为武举起源于“武选”,萌芽于隋,创立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清;杨艳[7]、李江[8]等对武则天创设武举的原因进行了探析,认为既是加强中央集权、笼络民心、加强统治的需要,又是选拔武将,抵御外敌,建立新军事制度的需要;郝刚领[9]、周兴涛[10]等结合宋代“重文抑武”的社会背景,认为宋代设置武举有内外军事需要的现实基础,亦有文武分途的历史必然;张祥明[11]、曹循[12]等通过分析兵部档案等史料,认为明代武举由正统年间考试选拔京营、镇戍将领的政策发展而来,是军制与武官制度演变的产物;张祺航[13]、周小青[14]等对武举制消亡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认为火器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致使武术在晚清戍边卫国维护政权稳定上功能的丧失是武举制度消亡的根源。此外,不少学者对武举制得以延续千年的原因进行了探析,认为主要是武举制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定数量的军事之才,能为朝廷所用。总体而言,此类研究较为丰富,对武举制度演化变迁的过程及其动力与方式的分析也较为准确、客观。

2.2 关于中国武举制度体系及特点的研究

相较于文举,武举虽不及文举受朝政重视,但历代武举均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并深受学者青睐。如陈志学[15]、周兴涛[16]、袁智亮[17]等对唐朝武举制度结构、考试科目、授官办法进行了探析,认为唐武举创立后,被列为常举科目,每年考试一次,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武举考试合格后,不论出身、家境均由兵部根据考试成绩的高低分别授予相应的官职。朱希伟[18]、李英[19]、王文军[20]等对宋代武举制度的内容、形式及特征进行了论析,认为宋朝进一步规范了武举制度,武举与文举一样分为三级考试,即解试、省试和殿试;考试内容除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或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宋武举由于统治阶层始终存在着“尚武”与“禁武”之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又遏制了“尚武精神”的扩布,使得武举为国举才的作用并未真实发挥出来,呈现出明显的“重文轻武”特征。兰婷[21]、闫兴潘[22]等对金代武举考试程序、考试内容及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金代武举制度比较严密,录取也相对公正,考试程序和考试内容模仿北宋,时间每3 年一次;金代武举文武兼试,既重策又重艺,并结合本民族统治需要,建立了较为完备、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最具特色的武举体系。李建军[23]、晁中辰[24]、王凯旋[25]等对明代武举制度的构成与运作方法进行了探究,认为明代武举制度在延承以武选士的理念基础上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考试制度,考试内容逐渐变多,不仅涉及了马步射、刀枪剑戟等内容,还涉及了营阵、地雷、火药战车以及兵法、天文等知识;明武举受文举影响,“重文轻武”特征较明显,在评定方法上也呈现出简单化特征。王殿英[26]、张永江[27]、李林[28]等对清朝武举制度体系及特点进行了探究,认为清朝武举基本上沿袭了明末的武举制度,考试程序大致可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 个等级;考试内容主要为弓马技勇和策论武经;清朝的武举是最纯粹的军官选拔制度,通过武举考试的武状元所授予官阶略高于文状元,略呈“重武轻文”之特点。

2.3 关于武举人物群体与地理分布的研究

群体和地理是解读历史的两个核心要素[29]。吴黎等[30]对我国历代武状元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历代武状元的数量在时间上呈“W”型分布,在区域上以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为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武举制度、军事冲突和尚武文化等是导致差异分布的主要原因;李晴[31]对明代武举开科科数、武状元人数以及不同区域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较为系统考察,认为明代武状元南多北少的特点与明代倭寇侵袭、武学兴起紧密相关。张琴[32]、王金龙[33]等考察了清代武状元的地域分布,认为具有“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特点。此外,何文婷等[34]分析了唐代山西武状元的地域分布特点与规律,张震等[35]分析了清代“禁武令”背景下武举人才的来源。群体形象方面,刘红军等[36]基于文官治国下文官对武举制度以及武举人的情葛交缠,认为武举制度只是文官治国方略的一种工具,武举人始终没有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境遇;周兴涛[37-38]分析了小说、戏曲、宝卷、弹词、鼓书等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武举人物形象,认为大多面目模糊不清,有文士化甚至女性化倾向,社会对武举及武举群体的整体评价偏低。但也不少学者对武举名人的个体评价较高,如张剑光[39]认为郭子仪不仅是“再造王室”的功勋大臣,而且是“大雅君子”,忠君始终如一,为人宽厚坦诚。

2.4 关于武举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的研究

武举以武取士,只要习武之人能够在武举考试中胜出,无问出身来历,便可获取功名利禄,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如吴咏梅[40]、赵富学[41]等从社会学角度探析了武举制度对古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武举制度的确立,一是为封建国家培养选拔了一定数量的武技人才,对巩固中央集权、抗御外来侵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是为平民习武者提供了步入官爵的晋升机会,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政权稳定;三是改变了我国古代军事教育师徒相授的基本形式,促使了武学(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的兴起;四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重文轻武思想,武举入仕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武举制度对我国武术发展的影响方面,李君华[42]、樊勇[43]、冯寒[44]等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考察了历代武举对中国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认为武举制把文武兼备作为评价社会人才的标准,为武术的传播和技艺的积累提供了条件,但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使得武人社会地位低下、尚武精神沦丧,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阿柱[45]、刘冬[46]、王凤杰[47]等分析了武举制对当代体育教育与武术人才培养之启示,认为当代体育教育应重视尚武精神的培育,高校武术人才选拔要改变以竞技武术为核心的考核内容。陈文[48]、马文锋[49]等探讨了中国武举在古代朝鲜、越南等东亚周边国家的移植与效行,认为古代朝鲜、越南等东亚周边国家武举制度,无论是应试资格,还是考试程序和内容,均深受我国影响。

3 百年中国武举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研究力量:群体薄弱,后继支持不力

百年来,虽然涉足武举研究的学者不乏有国内外知名学者,但为数不多,且大多出生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近年新锐涌现不足。近40 年有武举专文、专著者不足150 人(第一作者,下同),而且这些学者大多为在校研究生或讲师,有教授职称者仅3 人;近10 年,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重大项目立项中,除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有一项关于中国武举文化的专题立项外,其他年度少有武举立项。此外,大多数学者对武举相关问题的研究都是一过性研究,能撰写和发表2篇及以上专文、专著者不足20 人,高质量的期刊专文仅有24 篇。由于学术力量薄弱,使得该领域很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论证。

3.2 研究方法:简单移植,史料考证不实

不少研究缺乏对史料的深度挖掘和考证,有的甚至不加辩证随便引用,以致讹误不断。例如,明代武举开科的时间,很多学者依据《明史·选举志二》记载,认为吴元年是明代武举的起始年。史实是,吴元年是明王朝建立前一年的1367 年,此时明太祖朱元璋正在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为鼓舞士气,延揽天下英雄,特在吴元年诏令天下三年之后“设文、武科取士”。《明史·选举志二》将这一历史事件记载为“武科,自吴元年定”。这里的“定”,应取“约定”之意,然不少学者对此没有加以考辨。无独有偶,部分学者据上述明太祖诏令,将洪武三年(1370 年)认定为明代武举的起始年。但实际上,3年后(洪武三年)开设的科举仅有文科,没有武科;且洪武二十年礼部奏请开设武举时,明太祖还出尔反尔地指责礼部“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50]”事实上,关于明代武举开科的时间,我国史学家黄云眉在1979 年出版的《明史考证》中已辨析明了。

3.3 研究视域:聚焦国内,国际眼光不足

武举制度横亘中国1 200 年,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百年武举研究大多聚焦于中国武举微观制度研究。从思想史、文化史、体育史等学术维度研究中国武举与中华武术、历史传统文化、民族体育互融互促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历代武举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士子博弈,以及武举对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社会、军事、文化、教育、体育发展的历史影响及现世意义的文著还很鲜见。针对当前中国武举制度日益国际化异化,以及中国武举制度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问题,国内研究缺乏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以致韩国可以拿科举去申遗,笹岛恒辅(1988)可以说武举在中国断断续续只实施了大约200～300 年[51]。

3.4 研究成果:脱离时代,应用价值不大

百年来,大部分研究成果脱离时代需要,实际应用价值较低。多数科举学著作只是将武举作为科举制度的点缀,体例大同小异,内容陈陈相因,或罗列历代武举的典章规定,或停留在对历代武举制度更迭的过程梳理与文本分析,制度背后的人,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以及时政经济对制度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限制作用所及不多。少有的几本专书大多是作者对已有论文的再度修撰和整理,对制度运行的实际环境及效果缺乏系统地综合考量。学术论文方面,大多在浅说制度本身的历史与结构,或是反复讨论武举的起源、复置,以及武举制度的发展对武术发展的影响等,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对制度演化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社会关联,以及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度挖掘,时代价值彰显不足,有的甚至还存在相互“洗稿”现象。

4 破局与展望

4.1 在研究群体上,涵养队伍,潜心治学

武举研究,人才是根本,治学是关键。首先,要遵循武举研究的学科特点和规律,切实加大政策和经费支持,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防止人才断档。第二,在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中成立武举文化分会,涵养一支理想远大、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武举科研团队。第三,国内学者要扛起中国武举研究的大旗,加强武举在国家重大基金项目中的立项。第四,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潜心治学。武举研究有“冷门绝学”的学科特点,需经得起诱惑,坐得住“冷板凳”。

4.2 在研究方法上,考辨史料,学科融合

武举,是一部科举史,更是一部古代史。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考证是研究和认识武举制度的基本条件。因此,首先要拓宽史料的发掘渠道。除究溯古代正史、官书外,还要加强对民间传世古书、摩崖石刻,以及地方志、人物传等武举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其次,要加强考据。对收集到的资料要通过校订、训释、纠谬等方法考辨真伪。第三,要突出问题意识。武举研究不是“重现”过去,而是带着问题意识“重构”过去,通过追问,不断进行深化、创新。第四,要加强学科融合。要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将历代武举与历代朝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全面考察,深度立意。

4.3 在研究视域上,立足国内,放眼世界

武举发源于中国,是中国不应忽视的文化遗产。武举又是世界的,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尽管该制度的设计并非尽善尽美,然而从历史的贡献来看,武举不仅对日、韩、越等东亚诸国的历代吏治和社会稳定功不可没,其影响更是远及欧美。武举既非单纯的人才选拔制度,亦非单纯的社会文化制度,它的兴衰废止与同时期世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密不可分。因此,武举研究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要将其置身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宏观探寻不同历史时期武举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与演变规律的同时,又要将其置身世界,用世界的眼光和思维,全方位考察、审视历代武举的世界影响及其现世意义等。

4.4 在研究成果上,经世致用,服务时代

武举蕴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思想智慧,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重要源泉。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武举研究要从武举这一古代军事人才选拔制度中汲取智慧,不断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经世作用。广大学人更要肩负时代重任,充分挖掘和阐发武举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当代价值,积极探索中国武举研究新范式,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5 结束语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好现在,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武举制度和文化,其延绵千余年之“赶考”精神,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愈显弥足珍贵。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保护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挖掘和阐发武举等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本文名为综述,实为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寻思学理,用“千年武制”之实回答“百年武学”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