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国文 汪达

［摘 要］推动外资平稳发展对于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厘清其对FDI流入的影响，有助于今后有效利用外资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采用2004—2021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如何影响FDI流入，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FDI流入。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高、营商环境优化来促进FDI流入；异质性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行政等级高的地区、经济规模小的地区更为明显；拓展分析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从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容、提高政策差异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FDI；机制检验；营商环境；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  F713.3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4）03-0065-1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多年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202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到1 891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8%，彰显出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也体现了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1］，中国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因此，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FDI持续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过2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7.1%。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2015年国务院在杭州市设立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旨在跨境电商企业监管、税收征收、通关效率等方面进行改革，形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可复制经验。从2015年至2022年底已经设立7批次，共有16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当前文献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企业出口、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等，但是已有文献并未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FDI流入的影响。

因此，亟待回答的问题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新举措，能否对FDI流入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促进FDI流入？回答上述问题，对于科学评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应，以及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外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与FDI相关的文献。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学界对FDI的研究如汗牛充栋，十分丰富。有关FDI影响因素的文献中，部分学者关注了营商环境、制度环境、人力资本、产业集聚［2-7］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而且还有学者评估相关政策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区位导向政策、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8-11］等政策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二是与跨境电商相关的文献。在理论探索方面，相关学者分析跨境电商存在的挑战［12］，分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特点及现状［13］，从多个维度研究跨境电商税收监管中面临的难题［14］。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难以直接获取跨境电商企业的相关数据，因此当前研究主要是以双重差分方法研究跨境电商的相关经济效应。相关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15］，促进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高［16］，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转换［17］，降低企业进出口贸易成本［18］，促进企业出口［19］。三是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相关的文献。当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20-21］，提高工资收入［22］，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23］，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出口［24］，缓解城乡收入差距［25］，通过制度创新的示范引领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6］，通过贸易便利化及产业融合促进企业创新［27］，促进地区就业增长［28］。

景国文，汪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

2024年第3期

从上述文献可知，已有文獻对FDI、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行了富有启示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以往有关FDI流入影响因素的文献中，还未涉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此类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对FDI流入的影响；二是有关跨境电商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创新效应、出口效应等，也并未考察跨境电商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如何影响FDI。事实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各试验区在建设中对地区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而营商环境、人力资本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前研究内容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为此本文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如何影响地区FDI流入，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影响FDI流入。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及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供政策参考；二是从人力资本提高和营商环境优化两方面，构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FDI流入的作用机制，丰富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的文献；三是从地理位置、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行政等级、经济规模四方面，探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有何异质性，丰富了有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研究内容；四是探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否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丰富了FDI溢出效应相关方面的文献，也为政府制定吸引外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政策背景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模式，在扩大对外贸易及扩大消费需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成绩斐然，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连年攀升，2022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15.7万亿元，进出口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为推动跨境电商规范发展，中国政府已经将跨境电商发展规划连续1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中国政府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旨在跨境电商进口、出口、物流、支付、海關监管、税收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先行探索，从而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跨境电商管理体制和规则。2015年国务院批复在杭州设立首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后到2022年底已经设立了7批次共16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二）理论假设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简化企业进出口手续等，对地区营商环境优化等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推动了地区科技人才需求增长，带动了地区人才结构优化，提高了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营商环境对于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从人力资本、营商环境优化两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提高地区人力资本。一方面，通过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促进人才结构优化，提高人才资本。金智和彭辽（2022）［29］研究发现，人才引进政策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人才引进政策还释放了地区重视人才发展的信号［30］，促进人才流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出台了相关人才引进政策，对所需人才提供创业启动资金、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同时还为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提供安家补贴，促进了相关科技人才往试验区流动，从而改善地区人才结构。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地区技术创新，增加科技人员需求，改善人才结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后促进地区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推动跨境电商企业出口增加［24］，推动地区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增加。而为获取更多跨境电商市场份额，跨境电商企业间竞争程度提高［15］，且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不得不主动进行技术创新，进而增加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推动地区科研技术人数增加。此外，创新要素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人才需求的重要因素［31］，企业创新受到融资约束的限制，企业创新面临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的问题。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企业融资方面进行相关改革，通过订单抵押等多种方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24］，进而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15］，增加科技人才需求，促进研发等科技人才往试验区流动，从而优化地区人才结构。而关于人才结构与FDI二者间的关系，人才结构优化，促进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减少外资企业搜寻员工的时间成本，有助于提高地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从相关文献来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促进FDI流入［4，32］。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

H1：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通过促进人才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人力资本促进FDI流入。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以来，各地区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营商环境。一方面，出台各类举措缓解企业融资压力［24］，改善企业融资环境。融资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33-34］，融资环境改善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跨境电商试验区通过对相关企业提供贴息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按照信用等级进行授信，积极探索动产抵押等信贷模式，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及使用成本，使得地区融资环境得以改善。另一方面，创新税收监管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税收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35］，优化税收环境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36］。为方便跨境电商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推出“无票免税”等海关监管模式，使碎片化、订单化的跨境电商业务能够享受到出口退税等优惠，并使企业税务办理流程简化，企业税负减小。此外，还通过简化出口流程，提高企业通关效率。“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37］，廖福崇和张纯（2022）［38］研究发现，提升行政审批效能和优化政务服务能够降低企业行政负担，推动营商环境改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简化归类，对相关不涉及出口征税等商品进行归类统一办理业务，将商品物流信息、支付信息等推送到“单一窗口”办理审核，提高企业通过效率。上述相关举措显著改善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营商环境。而关于FDI与营商环境的关系，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降低外资企业成本，减少外资企业投资风险［2］。此外，李蕊等（2021）［10］研究认为，营商环境能够通过降低外资企业时间成本、投资成本等，提高外资企业回报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

H2：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FDI流入。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本文旨在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由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样本期间分批次设立，因此本文建立多期DID模型，模型设计如下：

FDIit=a+β×broderit+ηXit+vi+vt+eit（1）

式（1）中，FDI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外商直接投资；ɑ是常数项，变量broder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X是控制变量；vi、vt分别是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eit是残差项。β是本文感兴趣的系数，若其大于0，则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下标i、t分别表示地区、时间。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借鉴华岳和谭小清（2022）［9］的做法，本文采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对数（FDI）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broder）：定义变量broderit是政策变量，若i地区在t年是试验区，则变量等于1，否则变量等于0。

3.控制变量

参考孔令乾等（2023）［8］和王智新等（2023）［39］的做法，本文采用以下相关变量：产业结构（service），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也不利于外资企业投资，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表示。人口密度（people），一般地区人口集聚水平越高，说明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投资，本文采用地区总人口与地区行政面积的比值表示。经济发展（lngdp），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对外资的需求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實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财政收支（govern），地方政府间存在“晋升锦标赛竞争”，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政府可能采取相关优惠措施吸引外资企业投资，本文采用地区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表示。教育基础（education），地区教育水平会影响人口流动、劳动力迁移等，进而影响城市的宜居性，可能会对外企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教育财政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是2004—2021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财政支出、财政收入、GDP、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教育支出、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统计公报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分析

表2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FDI流入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是不加入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2）～（4）列分别是逐渐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第（4）列中，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地区FDI流入，表明随着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推动相关试验区的营商环境改变，促进地区的人才结构优化，提高人力资本，进而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在第（4）列中经济发展（ln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FDI流入，可能原因是当前随着收入水平增长，消费需求扩张，有助于吸引外资。产业结构（service）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当前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难以满足外资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people）的回归系数为正，然而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规模一般较大，导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吸引外资的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发挥出来；财政收支（gover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较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使得政府难以有更多资金用以吸引外企流入。

教育基础（educatio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当前地方教育投入主要在中小学教育，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较为有限导致。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上述研究结论证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那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是否稳健呢？由于本文采取的是双重差分模型，因此有必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借鉴BECK等（2010）

的做法［40］，采用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模型具体如下：

FDIit=a+δi×∑t=6t=-6dumi×dutt+ηXit+vi+vt+eit（2）

式（2）中，dum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虚拟变量；dut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时间虚拟变量；本文考察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6年和设立后6年内的平行趋势变化；X是本文控制变量；参考SHA（2023）［41］的做法，将-1期，即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1年作为基准期，然后绘制出前6年和后6年时期对应的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系数的置信区间如图1所示。可以发现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之前，-6期到-1期之间的回归系数置信区间均包含0，因此不显著，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并且从成立之后来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后的第2期、第3期、第6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2.控制省市×时间固定效应

各省市可能会基于自身的实际，出台适用于各省市的相关政策，这可能会影响地级市政府的相关作为，进而对FDI流入产生不同影响。为控制地级市所处省市层面各类宏观政策的影响，本文控制省市×时间固定效应，进而实现在地级市层面控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宏观政策影响。表3的第（1）列是相应的回归结果，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省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宏观政策不会影响本文结论。

3. 预期效应检验

如果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能够被试点地区提前预测到，那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就难以满足政策的外生性假设，因而相应的研究结论也可能并不稳健。对此，本文参考宋弘等（2019）［42］

的做法［42］，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施前1年虚拟变量和试验区虚拟变量（dum1）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表3的第（2）列是预期效应的回归结果，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预期效应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相关试点地区并未预期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实施时间，因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满足政策的外生性假设。

4.PSMDID

为检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选择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即试点地区是否是基于地区相关特征进行选择。本文进行PSMDID检验，首先通过采用logit回归，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近邻一比一方式进行PSM。共同支撑检验发现相应的协变量偏差率绝对值都小于15%，之后进行DID回归。表3的第（3）列是PSMDID的回归结果，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FDI流入，说明研究结论稳健。

5.内生性检验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选择可能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为避免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借鉴黄群慧等（2019）［43］的做法，本文采用1984年地区的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IV），由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地区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关系，而中国早期互联网上网是通过电话机拨号方式进行的，所以

1984年固定电话数量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间存在相关性，而且1984年的电话机数量不会影响当前的FDI流入，因此工具变量所要求的外生性条件符合。采用2SLS进行回归，表3的第（4）～（5）列是2SLS的回归结果，第（4）列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I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且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值大于其10%的临界值；第（5）列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促进FDI流入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6.排除其他政策

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施期间，也存在其他的政策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在各个省市内部也会出台吸引外资的相关政策，而与跨境电商类似的政策有“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回归中加入上述两类政策，具体而言，根据“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实施时期虚拟变量与试点地区虚拟变量来构建政策虚拟变量然后加入基准模型中；并且为避免省市内部各自出台政策的影响，加入省市×时间联合效应，从而克服各个省市分别出台相关政策的影响，表3的第（6）列是相应的回归结果，可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排除其他政策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促进FDI流入的结果依然稳健。

7.安慰剂检验

由于本文难以穷尽所有的控制变量，导致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验证本文结论是否是遗漏变量所致。具体做法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随机设置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时间，然后设置新的政策变量，加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同时重复上述操作2 000次，若对应的2 000次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则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随机设立时间后并未促进FDI流入。而图2中的虚线表示基准回归系数的大小，通过对比可知大部分的回归系数均小于基准回归系数的大小，说明本文结论通过安慰剂检验。图2是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可知回归系数在0的两侧均匀分布，而且呈现正态分布的特征，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异质性分析

（一）东、中、西部地区

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出口便利化等方面有较大差异，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当前已经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因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可能会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对此，将样本设置为东、中、西部地区①，分组进行回归。表4的第（1）列是东部地区回归结果，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第（2）～（3）列分别是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之所以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在地区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差距，因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虽然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

（二）数字经济发展

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受到地区数字经济的影响，若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能够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优质的互联网服务，进而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因此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促进FDI流入的效果可能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存在差异。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2014年第一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地区公布，“宽带中国”战略旨在加强城市及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宽带能力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依据各地区是否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地区，将地区划分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分组进行回归。表4的第（4）～（5）列分别是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回归结果，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是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FDI流入，可能原因是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能够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互联网人才、互联网技术等，因而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对FDI流入产生积极影响。

（三）行政等级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试点政策，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及提供的配套政策，而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由于自身行政级别较高，能够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同时政策的执行力度也较强，因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吸引FDI流入的效应可能在行政等级低、行政等级高的地区存在差异。依据样本是否是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将研究样本划分为行政等级低、行政等级高的地区，分组进行回归。表5的第（1）～（2）列分别是行政等级低、行政等级高的地区回归结果，可知第（1）列中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行政等级低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未促进FDI流入；第（2）列中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行政等级高的地区FDI流入。原因可能是行政等级高的地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更高、优惠政策更丰富，因此效果更明显。

七、拓展分析：FDI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促进FDI流入，而FDI流入会产生溢出效应，即FDI在流入東道国过程中，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及技术水平等会对东道国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文献研究发现FDI会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产生溢出效应［48-51］。对此，本文建立了调节效应模型，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否通过FDI流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overit=a+b1×broderit+b2×broderit×FDIit+b3×FDIit+ηXit+vi+vt+eit（5）

式（5）中，over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upgrade）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表示；技术创新（ino），采用地区的技术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经济增长（grow），采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示。若式（5）中的交互项b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FDI流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

表7是FDI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第（1）列是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结果，可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2）列是技术创新效应的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技术创新。第（3）列是经济增长效应的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21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显著促

进FDI流入，在样本期内使得试点地区的FDI流入规模提高了15.9%；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促进FDI流入的政策效应随时间延长而增强；此外，还通过控制省市×时间联合固定效应、PSMDID、安慰剂检验等多种方式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通过促进地区人力资本提高、营商环境优化来促進FDI流入。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促进FDI流入，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并未促进FDI流入；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促进FDI流入，但是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未促进FDI流入；在行政等级高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促进FDI流入，但是在行政等级低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未促进FDI流入；在经济规模大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未促进FDI流入，但是在经济规模小的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最后，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通过促进FDI流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

（二）政策建议

一是总结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经验，扩大试验区范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产生积极影响，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现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积极总结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扩大试验区的范围，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地区纳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范围，引导地区跨境电商企业和产业集群发展，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完善对试验区的考核和监督机制，从而最大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应。

二是拓宽促进FDI流入的相关渠道。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以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高、营商环境优化来促进FDI流入。因此要拓宽促进FDI流入的相关渠道，重视科技创新环境的改善，为企业创新提供政策扶持，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提升创新积极性；要完善地区人才引进和培育政策，吸引科技人才来当地发展，在教育、住房等方面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要破除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障碍，通过减少行政审批流程等方式优化地区营商环境，进而为促进FDI流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是要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促进FDI流入的效应在地理位置、数字经济等方面表现出异质性。因此在完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时，要因地制宜，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要充分考虑地区地理位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例如中、西部地区要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减少跨境电商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政策障碍，为企业提供税收和财政补贴等优惠，进而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使得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能够兼顾地区间差异。

［注 释］

① 东部包括的省市有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BFQ][ZK）]

［参考文献］

［1］田毕飞，李彤.中国城市工业数字化能否促进FDI流入［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12）：69-84.

［2］张应武，刘凌博.营商环境改善能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1）：59-70.

［3］DU J，LU Y，TAO Z.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FDI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3）：412-429.

［4］SALIKE N. Role of human capital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DI in China： new evidenc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66-84.

［5］DUTTA N， OSEIYEBOAH K. A new dimens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the role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3， 25（2）： 160-179.

［6］GUIMARAES P， FIGUEIREDO O， WOODWARD 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 47（1）： 115-135.

［7］曾鹏，秦艳辉.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04-115.

［8］孔令乾，陆烨飞，张潔.环境目标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3（2）：109-125.

［9］华岳，谭小清.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2（1）：130-145.

［10］李蕊，敖译雯，李智轩.自由贸易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1（8）：91-106.

［11］赵红军，高恒宇，黄丹煌.“走出去”与“引进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调整［J］.财经研究，2022，48（3）：19-32.

［12］LIU A， OSEWE M， SHI Y， et 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in Chin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21， 17（1）： 69-88.

［13］魏浩，涂悦.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发展特点、存在问题与政策建议［J］.国际贸易，2023（4）：31-39.

［14］侯欢.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难题与破解——基于微观、中观和宏观税收公平的思考［J］.西部论坛，2017，27（5）：94-101.

［15］倪一宁，马野青，孟宁.跨境电商促进了企业创新吗？［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3）：83-93.

［16］周科选，韩永辉，余林徽.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J］.兰州学刊，2023（2）：41-58.

［17］李小平，余娟娟，余东升，等.跨境电商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J］.经济研究，2023，58（1）：124-140.

［18］张洪胜，潘钢健.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21，56（9）：141-157.

［19］马述忠，房超.跨境电商与中国出口新增长——基于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双重视角［J］.经济研究，2021，56（6）：159-176.

［20］王利荣，芮莉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J］.南方经济，2022（3）：53-73.

［21］ZHONG M， WANG Z， GE X. Does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pilot zones［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7）： 11032.

［22］胡浩然，宋颜群.跨境电商改革与工资收入：一个新开放视角［J］.财经研究，2022，48（5）：49-63.

［23］胡浩然，宋颜群.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与企业风险承担［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4）：16-28.

［24］马述忠，郭继文.制度创新如何影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来自综试区设立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2，38（8）：83-102.

［25］黄先海，虞柳明，崔雪.长三角共同富裕新实践：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浙江社会科学，2022（11）：20-31.

［26］张兵兵，陈羽佳，朱晶，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窗口辐射还是虹吸效应［J］.财经研究，2023，49（7）：34-47.

［27］史亚茹，于津平.跨境电商改革与企业创新——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国际贸易问题，2023（4）：37-55.

［28］李震，赵春明，李宏兵.贸易新业态与稳就业——来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证据［J］.经济科学，2023（4）：28-44.

［29］金智，彭辽.地方人才引进政策与公司人力资本［J］.金融研究，2022（10）：117-134.

［30］刘春林，田玲.人才政策“背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1（3）：156-173.

［31］李丽.企业创新人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改进的企业创新需求模型［J］.东岳论丛，2019，40（8）：91-104.

［32］张继武，姜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能否吸引更多的境外直接投资［J］.国际贸易问题，2022（9）：88-105.

［33］邱康权，陈静，吕雁琴.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2）：121-143.

［34］王兵，刘志彪，孔令池.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的测度、评估与区域分异［J］.经济地理，2023，43（4）：1-9.

［35］杨仁发，魏琴琴.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J］.调研世界，2021（10）：35-43.

［36］李建军，范源源.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否激励企业创新？［J］.科研管理，2023，44（8）：100-108.

［3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马建堂，袁东明，等.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J］.管理世界，2022，38（12）：1-9.

［38］廖福崇，张纯.“放管服”改革何以优化营商环境？——基于政企互动理论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4）：91-100.

［39］王智新，王辰筱，朱文卿，等.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统计研究，2023，40（3）：71-84.

［40］BECK T， LEVINE R， LEVKOV A．Big bad banks？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finance，2010，65（5）：1637-1667.

［41］SHA W. The political impacts of land expropri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3， 160： 102985.

［42］宋弘，孙雅洁，陈登科.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6）：95-108.

［43］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377（8）：5-23.

［44］白俊紅，张艺璇，卞元超.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2（6）：61-78.

［45］祝树金，张凤霖，王梓瑄.营商环境质量如何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J］.宏观质量研究，2021，9（5）：37-51.

［46］辛金国，蔡婧靓，杨晨，等.营商环境、融资结构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J］.科研管理，2023，44（1）：56-65.

［47］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48］邹志明，陈迅.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J］.科研管理，2023，44（2）：165-175.

［49］董有德，夏文豪.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2（8）：94-106.

［50］随洪光，余李，段鹏飞.外商直接投资、汇率甄别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省级样本的经验分析［J］.经济科学，2017（2）：59-73.

［51］PAVLNEK P， DOMASKI B， GUZIK R.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European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6（1）： 43-63.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on FDI Inflow

—Evidence Based on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s

Jing  Guowen1，  Wang  Da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Jiangx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00，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hina to expand its openingup. Clarifying its impact on FDI inflows will help effectively ut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uses panel data from 278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rom 2004 to 2021 to study how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affect FDI inflows and its mechanism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FDI inflows; mechanism testing found tha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mainly promotes FDI inflows b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eterogeneity testing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on FDI inflows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regions with high level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high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regions with small economic scales. Expan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has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y promoting FDI inflow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and improving policy differences.

Key words：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FDI; mechanism test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digital economy

（責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