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钱振明

［摘 要］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可以发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基础、发展目标、价值导向、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五大维度，分别在国家、区域和城市三重尺度上，指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国家尺度上，要重视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关注城乡差距缩小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东中西部城市的均衡发展；区域尺度上，要聚焦城市间的联合与一体化建设，重点在于壁垒的打破、产业链的联结和共赢思维的塑造；城市尺度上，要努力实现城市内部发展的均衡性、宜居性、文化性、文明性、生态性与和谐性等目标，并妥善处理各类冲突与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推动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要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向度

［中图分类号］ F299. 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4）03-0001-13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所谓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1］。从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述，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再到党的二十大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表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现代化一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目标。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化道路［3］。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高质量发展［4］。这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引。

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和城市发展由“高增长”向“高质量”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完整、准确、科学地解读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思路，是一个具有独特时代价值和深刻理论价值的重要命题。现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涉及金融［5］、数字经济［6］、社会保障［7］、体育产业［8］、基础教育［9］等多个领域，尽管都与城市有着密切联系，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目前还鲜有学者专门以城市为对象开展高质量发展的相应研究，且缺少分析框架的支撑［10］。在新型城镇化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城市发展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的当下，拓展和深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1］。这实际上从现实基础、发展目标、价值导向、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五大维度全方位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这五大维度不仅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12］，也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客观的国情背景和明确的思路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我们理解和把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论。

尺度（scale）是研究城市发展的重要认知框架。这一术语源自地理学中的“比例尺”，起初被用于测量特定地理事物的大小、高度、精度等内容，客观性和固定性特征明显［13］。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发生“尺度转向”，学界逐渐意识到，尺度并非完全静态的客观存在［14］，而是为度量和认识世界所形成的抽象性、动态性认知框架［15］。这一属性使得尺度概念的应用范畴超越了传统地理学的界限，在多个领域尤其是城市研究领域中展现出良好解释力［16-17］，对尺度的层级性划分［18］，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思维脚手架”［19］。

综上，在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基础上，应当从国家、区域、城市三重尺度切入，分别解析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维度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向度。其中，国家尺度聚焦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价值引导及城乡关系；区域尺度聚焦中观层面，主要关注城市之间的联合、协作与共赢；城市尺度聚焦微观层面，主要关注城市内部的均衡、宜居与和谐发展。这种基于尺度和维度的综合比较分析，可以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增添“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概念的理论丰富度，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具体方法。

一、现实基础维度：面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20］如此庞大的人口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21］，城市必须在人口流动、劳动力配置和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发挥足够的鼎撑作用（见图1）。

（一）国家尺度

一方面，城乡间要实现人口有序流动。202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22］，按照2035年达到77.29%的目标来计算［23］，未来10～15年还有近1.7亿乡村人口要进入城市。如何使这部分人口分阶段、有秩序地从乡村进入不同级别、不同规模、不同特质的城市之中，是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上亿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更关系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必须要以制度创新打破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阻碍，充分发挥县城在城乡人口流动方面的阶梯作用［24］，推动乡村人口稳步向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还要合理安排进城人口和驻村人口的比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储备必要的人才［25］。

另一方面，东中西部城市要实现人口均衡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人口迁移的管控逐步放松，东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西部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从而造就了长达几十年的中西部向东部的人口迁移。但是，如果一味单向流动，将对中西部城市建设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带来发展动力不足的隐忧，加剧地区间不平衡，这有悖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思路创新、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推动东中西部城市人口均衡流动，促進智力、资金、信息、服务、文化等要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的均衡配置，以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展所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西部多省人口出现回流［26］，这一趋势表明中西部城市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全国层面人口均衡流动的格局也正在塑造之中。

（二）区域尺度

一方面，要利用都市圈做好区域劳动力要素配置。都市圈是一个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组合形成的区域发展共同体，体现了城市间协同发展的思维，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均衡配置［27］。在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背景下，都市圈建设进入加速阶段，其在区域劳动力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在都市圈内部，要利用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引导具备不同劳动技能的人口选择相应的城市工作或定居；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克服阻碍人口流动的行政性壁垒，不断提升都市圈内劳动力流动强度。在都市圈与都市圈之间，则要做好人口跨域流动的交通保障、信息保障和公共服务保障，为人才自由流动保驾护航，以此助力更大范围的区域劳动力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要深化区域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举措，对促进区域人口流动和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已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正在全面放宽落户条件。但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还主要由中央进行宏观指导和各市推行试点，从区域层面看，各市的改革思路、步伐和手段存在一定差异，还未能形成政策的连片效应，区域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仍存在相当大的阻碍，这容易造成区域劳动力供给的不稳定和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在区域层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多市联动格局，为全国层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做好铺垫，以此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缓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所表现出的“半城镇化”状态。

（三）城市尺度

第一，要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工作。农业转移人口出于追求更高职业报酬和更优生活质量的目的进入城市，有着十分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尽管他们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大量的体力、智力和精力，但是，由于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的服务保障衔接不到位，以及与城市本地人口在生活习惯、风俗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冲突难以迅速消弭，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仍面临困难。因此，城市政府必须要加强就业、生活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倾斜，着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公共资源的占有率和使用率，在引导和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不断强化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以及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感，避免出现城市内部的社群分化与冲突。

第二，要推动实现职住平衡。由于新城新区快速扩张、交通规划不合理、功能组团空间错配等原因，城市内部产生了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不匹配的现象［28］，造成人口在城市不同功能区块间的“潮汐”式流动，由此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空城睡城”等问题，严重降低了居民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幸福感。因此，必须要贯彻“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规划理念，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29］149，共同编制城市规划，构筑起以“日常生活单元”为基础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和公共交通连接网络，以此推动城市内部职住平衡目标的实现。

第三，要大力建设老年友好型和青年发展型城市。中国的老龄化率已由2012年的14.3%上升至2022年的18.9%，而且，自2022年起，中国正式迈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一人口发展趋势使得许多城市都面临着老龄人口增多、青年人口补充不足的巨大压力。如何为数量持续增长的老龄人口提供高水平养老服务，以及如何吸引更多青年人口并支持他们成长，成为城市政府不得不思考的两个关键问题。因此，建设“老年友好型+青年发展型”城市，应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取向。

二、发展目标维度：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0］早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要把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决定，经过70多年的建设，城市已然成为资本、技术、劳动力、先进文化等要素最为集聚的场所，理应担负起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任，而共同富裕目标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所提出的核心要求为减小差距、协同发展（见图2）。

（一）国家尺度

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乡土中国”逐渐发展为“城乡中国”，城乡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也随之被拉大［31］，这一度使农民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差距大幅缩小，但城乡差距仍客观存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还需进一步走深走实。因此，必须要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推动城乡在交通、市场、产业、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深度融合，以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另一方面，要利用城市的优势来缩小全国各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推进中部崛起、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就。然而，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的不同，区域间差距仍客观存在，这是共同富裕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要以全国一盘棋的思维谋划各个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城市在资源集散上的优势，推动资源跨区域空间优化配置，以此激发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活力，有效缩小区域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二）区域尺度

一方面，要用区域一体化打开城市发展新格局。从全球经验来看，城市从单体发展走向区域一体发展是经济规律驱动下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促进产业合理分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促进共同富裕［32］。尽管区域一体化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放眼全国，许多城市仍未突破“孤军奋战”的思维桎梏，倾向于“画地为牢”，这大大限制了单个城市发展能级的提升［33］。因此，必须自上至下贯彻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发展思路，不断打破城市间的有形和无形壁垒，推动区域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制度一体化、治理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以此打开城市发展新格局，实现区域内各城市的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要推进区域内部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间的对口支援、合作共建机制制度化。共同富裕的核心特征是“先富帮助后富”，具体到城市发展层面，则要求发达城市支援欠发达城市建设。这种支援和共建不仅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常规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发达城市的规划制定理念、市场组织原则和管理服务经验。尽管目前区域内的城市支援和共建已形成一系列有效机制，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这容易导致执行效率低下和权责划分不清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对口支援、合作共建机制进行制度化，为区域城市互助共建提供规范性保障，这对于推动实现区域城市间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三）城市尺度

第一，要避免不同级别城市出现发展“鸿沟”。中国的城市建设受到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不同级别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和权限存在显著差别［34］。行政等级越高，城市发展优势往往越明显，这使其更易获得中央层面的政策照顾，也更易虹吸周边城市的资源要素。如果不对此现象加以干预，很可能造成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高等级城市和低等级城市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甚至达到难以弥合的程度。因此，必须要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等级划分对城市发展资源流向的影响，推动不同等级城市共同走向富裕。

第二，要推动城市经济、文化、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协同发展。发展经济是城市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经济增长潜力直接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各地城市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GDP竞赛中。在此过程中，部分城市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轻视了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导致市民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事实上，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经济上的富裕，更要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同步富裕［35］，过于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視民生改善显然不能满足共同富裕的要求。因此，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贯彻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在大力建设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人文关怀、生态营造等领域的发展，以此推动多领域、全方位的共同富裕。

第三，要推动城市内部不同区块协同发展。在空间规划的引导下，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块有着差异化分工，例如核心商务区、工业集聚区、旅游度假区、生态涵养区等，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导致不同功能区的发展速度的差别。商业和人口集中的区块往往发展较快，反之则较慢，长此以往则很可能造成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协调，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要关注城市内部不同区块对城市整体建设的独特意义，大力提升城市内部不同区块的功能混合度，增强城市内部布局合理性［29］127，从而推动城市内部均衡、协调发展。

三、价值导向维度：面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36］城市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主战场，必须率先贯彻落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要求，并发挥带动乡村的能动作用。但从目前城市发展的现实来看，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还存在着不同步、不协调的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基于多数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现实，我们应高度重视和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对不同尺度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见图3）。

（一）国家尺度

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发展中的价值方向引导。改革开放后，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地方发展权限不断扩大，“经营城市”理念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以经营公司的理念来经营城市，在带来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本逻辑驱动下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这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要求，偏离了应有的城市发展价值取向。因此，必须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宣传引导，自上至下贯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发展要求，并在城市考核指标中增加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比重，以此来推动建设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城市。

另一方面，要重视解决城乡文化发展失衡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但在城乡之间，由于二元结构长久积弊所带来的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具体表现为城乡在文化设施、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数量，以及质量上的明显差距。为解决上述问题，城市须利用自身的文化辐射力，担负起带动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任，在向乡村输送文化人才和文化建设经验的同时，着重帮助乡村培养文化生产能力，以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

（二）区域尺度

一方面，要联合多个城市，形成区域文化认同。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顺利开展不可或缺的条件［37］。积极向上的区域文化能够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推动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城市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要空间，必须加强彼此间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联合，以此凝聚区域文化共识，推动形成区域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新格局。

另一方面，要以节点城市为引领，建设区域文化产业带。“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产业带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区域文化要素的重新整合与合理配置，也有利于挖掘文化的经济价值，实现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统一与互促。为此，有必要选择区域内文化资源较为集中的几个节点城市，充分发挥它们“以点带面”的引领作用，优化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区域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创新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从而推动建立统一的区域文化要素流通市场，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城市尺度

第一，要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保留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国悠久的历史，使许多城市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然而，在短期政绩观和资本逻辑的刺激下，高强度、快速的城市开发严重破坏了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景观，阻碍了历史文脉的延续，甚至带来了“千城一面”的后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29］99失去文化底蕴的城市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对待老城，要注重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践行有机更新理念，避免盲目拆建；对待新城，要注重城市独有文化的传承，避免一味追求洋景观、洋建筑。唯有如此，才能“让城市留住记忆”［29］113，避免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失去每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印记。

第二，要挖掘和塑造独特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社会风貌、市民素质、情感认知、心理状态、道德理想等文化要素在物质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综合反映， 是市民共同认同的精神追求［38］。例如，上海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贴切地反映了其鲜明的城市气质。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发挥着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的关键作用［29］110。因此，每一座城市都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精神的挖掘，努力塑造符合时代要求和城市气韵的独特精神，以此展现积极的城市形象、引导城市发展方向。

第三，要激发市民参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市民文明素质决定着城市文明程度［29］151。因此，城市政府必须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市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同时要畅通参与渠道，例如增加志愿服务岗位等，提高市民的参与热情；还要建立系统的评估机制，让市民拥有评价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渠道和权利。通过以上途径，让市民真正成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评价者和受益者。

四、发展理念维度：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可持续的高度，明确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论断，要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既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全面贯彻，也是对西方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超越［39］，不仅从生态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为全人类的现代化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城市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也是人与自然矛盾最突出的地方。能否在城市发展中贯彻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不仅关系到城市宜居性的提升，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见图4）。

（一）国家尺度

一方面，要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生态环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使城乡生态成为一个整体［40］，城市和乡村在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料、废气等污染物，会通过空气和水等媒介进行流动，形成相互影响。然而，这种城乡间的相互影响并不对等。由于城市集聚了更多的经济活动和常住人口，其所产生的污染物规模远超乡村，会给乡村带来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影响。因此，必须贯彻城乡生态权利平等的理念，通过加强法治化、吸纳多主体、构建新机制等方式，促进城乡生态发展在组织、空间、资源、制度等方面的全面融合；城市尤其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发挥其在生态资源、生态技术、生态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乡村生态建设，保障乡村生态权利，以此推进城乡在生态发展领域的公平与正义。

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态保护的引导。2000年以后，土地财政的兴起在极大刺激城市化过程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规模无序扩张的问题，再加上缺乏规划层面的统筹引导和严格控制，许多城市开始“摊大饼”式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违背了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原则，也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大量涵养生态的绿地、水田、湿地被水泥路面所侵占，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在此背景下，许多城市都开始由“摊大饼”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城市生态环境得以显著改善。但是，也要客观地看到，在许多城市，尤其是一些对周边具有强大虹吸能力的中心城市，仍在延续着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环境破坏还在继续。如需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态保护的引导，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严控城市开发强度，严守城市生态底线，以此推动城市由粗放式发展向绿色式、精细式、内涵式发展加速转型。

（二）区域尺度

一方面，要利用都市圈推动区域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都市圈已成为区域城市联合发展的主要形态，利用都市圈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也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都市圈要强化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的工作要求。因此，在区域层面，必须发挥都市圈这一城市联合体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带动周边城市共同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网络化的区域生态发展格局，以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要求。

另一方面，要发挥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区域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区域范围内的各个城市要实现生态保护方面的长期可持续合作，成熟的机制支撑必不可少。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秉持区域生态共同体的强烈意识，加强区域内的城市合作，共同构建包括政策法规机制、组织动员机制、生态空间规划机制、污染监测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子机制在内的区域生态保护机制，以此保障区域生态保护的长效、高效和有效推进。

（三）城市尺度

第一，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风尚。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41］。粗放型、消耗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和浪费型、攀比型的市民生活习惯，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的过量排放。因此，必须锚定“双碳”目标，因“城”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在煤炭清洁使用、现代化工、智慧电力等领域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同时，要在全市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引导市民积极开展垃圾分类、主动选择绿色出行、自觉抵制攀比浪费，形成共同参与、共同行动、共同受益的城市绿色生活新风尚。

第二，要高质量建设城市生态空间。城市生态空间是一座城市维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建设、维护与管理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态功能的实现和市民生态福祉的达成［42］。但是，目前许多城市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期，生态空间建设还未能完全满足市民需求，面临着总量不足、类型有限、破碎化程度高、稳定性低等突出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不断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数量、提升生態功能服务质量，以生态节点、生态廊道的串联促进城市生态空间网络的形成，推动实现兼具整体性、稳定性、多样性、公平性以及韧性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目标。

第三，要建立城市生态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城市生态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会随着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实时变动，对其承载能力开展监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而且，只有首先做好城市尺度的生态承载能力监测，才能有效推动区域尺度和国家尺度大范围生态监测活动的开展。因此，必须在城市层面建立实时监测与定期评估相结合、设施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从严管控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43］的生态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以此形成对城市生态状况的科学认知，为后续决策提供支撑。

五、发展方式维度：面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立足历史与现实、顺应时代前进潮流，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与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式、殖民式的现代化道路形成鲜明对比，也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后发式的现代化选择存在显著差别［4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做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选择，这对人类文明演进有着深远的历史性意义。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主战场，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中和平发展的要求，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光荣的使命。对城市而言，和平发展不仅意味着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展广泛合作，也意味着贯彻和谐、共赢的发展思维，还意味着以积极的态度化解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冲突和矛盾（见图5）。

（一）国家尺度

一方面，要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城市合作与交流。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国城市间尤其是全球城市间的竞争，但从人类和平年代的发展经验来看，合作仍然是城市之间的主基调，全球产业链的建构、全球治理的推进和全球安全的保障，离不开各国城市间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在国家层面积极鼓励国际城市交流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抓手，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际性都市为主力军，充分利用历史优势、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广泛开展城市间国际合作，以此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和平发展愿景，推动全球城市合作网络的构建。

另一方面，要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经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平等、尊重地对待各国文明发展经验并学习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开始时间较早，因而积累了一定的建设经验可供参考。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发达国家低碳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的建设经验；既要学大城市，也要学小城市，还要学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对于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经验的学习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并且要根据中国特定城市的具体情况进行本土化调整。中国的城市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29］30。

（二）区域尺度

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构建区域范围内统一的要素流通机制。经济合作是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城市间经济合作的开展离不开大量生产要素的支撑，这些生产要素能否有序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潜力［45］。因此，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规划这些城市在区域产业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与分工，在此过程中要尤为关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城市政府对要素流通的调控作用，以此构建统一的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区域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另一方面，要加快打破城市间行政壁垒，不断提升区域合作质量。同一区域内的城市具有地理和人文邻近性，有着开展合作的天然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区域城市间的合作形式、合作数量和合作质量都迈上新台阶。但是，就现实来看，区域城市间的合作仍然存在着许多不顺畅，主要是因为城市间根深蒂固的行政壁垒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消除［46］。这种区域内城市之间制度和行政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与和平发展理念存在出入。因此，区域内的城市主政者必须树立积极、主动的合作意识，利用党政联席会议、市长峰会等平台，建立稳定的城市间协商会晤机制，开展定期交流，在确定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城市间行政壁垒的打破，以此拓展区域内各城市间的合作范围，提升合作质量。

（三）城市尺度

第一，要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在较短时间内汇聚了大量的人口和经济，各种现代性要素的集聚和流动，在城市内部造成了激烈的冲突与矛盾，带来了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空间紧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和谐发展。城市治理理念相对落后、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手段较为传统［47］，是以上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29］87，不断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9］35，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市民带去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要着重处理好老城和新城的关系。由于老城区土地空间有限、人口集聚严重、建筑设施老旧，许多城市选择另建新城来拓展发展空间，如南京的河西新城、广州的珠江新城、苏州的工业园区和高新区等，这是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十分常见的营造方式。然而，由于许多城市未能处理好老城和新城的关系，二者往往面临着距离较远、交通不便、产业失衡、资源交互不足等问题，由此带来了新城“高大上”、老城“脏乱差”的割裂景象，这直接影响了城市内部空间发展的协调性。因此，必须秉持保护与发展并行的理念，加强规划引领和制度保障，妥善处理老城和新城的关系，可以学习苏州的“一体两翼”“双面绣”经验，整体保护老城、有序开发新城，并不断加强二者之间的空间联系和资源互动，形成“老城和新城协调共生”局面。

第三，要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冲突。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48］。现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成为西方文化与中方文化、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激烈碰撞的场所，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从积极角度看，这种冲突会催生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但从消极角度看，持续、剧烈的文化冲突会阻碍城市精神的塑造，最终损害城市文化活力。因而，必须直面城市文化冲突，以政府的积极作为，推动文化制度建设、塑造正确文化观念、提升市民文化素养、凝聚城市文化精神，从而消解城市文化冲突的消极影响，最大程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以此推动城市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意  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是优化城市结构、改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发展动力和协调城乡关系的根本行动指南。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维度，分别在国家、区域和城市三重尺度上，指引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方向（见图6）。国家尺度上，要重视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关注城乡差距缩小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东中西部城市的均衡发展；区域尺度上，要聚焦城市间的联合与一体化建设，重点在于壁垒的打破、产业链的联结和共赢思维的塑造；城市尺度上，要努力实现城市内部发展的均衡性、宜居性、文化性、文明性、生态性与和谐性等目标，并妥善处理各类冲突与矛盾。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推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遵循国家-区域-城市的尺度认知框架，系统解读了中国特色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思路。从理论维度看，这既是对现有研究空白的有效填补，亦是对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丰富。从实践维度看，这既对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提质增效具有指导意义，也对下一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某些参考价值。

当然，研究也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从中國式现代化五大维度入手，对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进行的解读，虽然是立体化、全方位的，并由此能对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形成全局性的认识和把握，但这也导致对一些细节性问题的分析不够到位，例如区域一体化的具体实施路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行举措等。因此，未来需要学界继续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每一维度之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思路，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进一步丰富既有研究。另一方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城市建设理论的不断更新，中国式现代化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会继续丰富。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对理论和实践的持续追踪，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国家政策的最新进展和城市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时俱进地解析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思路和方法，以此贴合现实的最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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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owa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actical Orientations Based on Five Dimensions and Triple Scales

Yu Jie1，2，Qian Zhenming2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 Center for Chinese Urbanization Studie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Citie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issu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carrying out urban 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inting out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fter indepth study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urban work， we foun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huge population siz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coordination betwee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taking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five major dimensions： the real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goal，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way of development. These five dimensions and the triple scales of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urban levels have guid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On the national scal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value guid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narrowing of the urbanrural gap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On the regional scale， the focus should be on intercity alliance and integration， with emphasis on the breaking down of barriers， the linking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the shaping of a winwin mentality. On the urban scale， th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alize the balanced， livable， cultural， civilized， ecological，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and to properly deal with all kinds of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urban work provide a guide for us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style urbanization centered on human beings， and als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it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actical orientation

（責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