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树

滴沥一声。几乎在大拇指离开那一瞬，指纹锁开启。外出一段时间，这一刻打开家门的感觉，有着旅途后期日渐积累起来的热切。我是一个恋家的人，稳定的空间和有序的生活，让我能够保持一种个人气息的稳定，进而随时展开想象的翅膀。妻子天生向往远方，越远的地方越给她带来兴奋，和距离成正比。比如去北京这一天阳光明媚，去新疆那一天下着小雨，她的脸上露出的热情，后者远大于前者。而去拉萨和欧洲，则是有着更大差异——前者除了热情，还有几分骄傲——去雪域高原是要带着几分勇气的，像我这样的人想去又不敢去，就无形中支持了她略微抬高的下巴；而送她去欧洲的那天傍晚，去机场的路上，她小鸟般在副驾驶上叽叽喳喳，仿佛当下的时空，不是傍晚而是早晨。但是她无不是在旅途的后期，开始恋起家来，新鲜感的过去、车马劳顿的疲乏积聚，以及某个旅馆房间的不尽如人意，都会让她变得归心似箭。

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妻子一边说，一边抢先一步进门。她一怔，直直站住：家里真成狗窝了。地板上满是灰尘，餐桌上堆满外卖的包装，茶几变成揉成团的面巾纸的天下，儿子卧室被子凌乱，满地衣服、袜子、奶茶瓶子，一只矿泉水瓶装满烟蒂……这个臭儿子，妻子边收拾边念叨。我走到阳台上，出门时绿叶葱茏红花满枝的三角梅，叶子落光了，枝桠突兀，奄奄一息；两盆绿萝也露出黄叶……等我们收拾一阵，坐下来歇口气，想喝杯热茶，发现饮水机也“干枯”了。打电话让人送水——打开饮水机的柜门换出空桶——将放上茶叶的杯子搁在饮水机的水台上——按下红色按钮，热水汩汩流出……这才找回十几天中断的生活节奏，安心在沙发上坐下来。墙上挂钟的吊锤，仿佛此刻才悠然摆动起来。

饮水机具体是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小时候，在乡下，每家每户都是喝塘水。日落时分，田埂上布满挑水人的身影。“半桶水跳得厉害”，有过挑水经历的人，听到此话，一定会心一笑。没挑过水的人，很难感觉满满两桶水在肩膀的两边节制的荡漾所带来的快感，尤其当越过某个田坝口。扁担在肩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水在桶里静静跳荡，石楠上的喜鹊叽叽喳喳，燕子偶尔无声地从前面掠过……水始终在桶里节制地荡漾，从水光中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控制力和平衡力，甚至身体的协调能力。从被父亲命令的不快，从被“控制”，进入自己“控制”水的快感，一种奇妙的乾坤大挪移完成了。换肩之时，将扁担腾起来，两只水桶稍稍往上一跃，我会瞄一眼桶里的水，忽然往上一跳，又稳稳落下，波澜尽在掌控之中——我不禁有几分骄傲了。水的动荡，轻快的脚步，仿佛一切都有了美妙的节奏，随着我的呼吸而起伏。

雨季塘水的浑浊，大旱之年塘水的干涸，烧水壶底沉淀的厚厚水垢，塘水的泥巴味道，这一切我当然不会忘记，只是说塘水在我生命中作为矿泉水或纯净水的前身，逐步演化为了一种时间形态。虽然我不再厌恶挑水——它的轻盈节奏带给了我快乐，但并不意味着我会忘记某个沮丧或狼狈的时候，某一次分神了，或天空下着小雨，小路变得湿滑，突然在田坝口踩空，两桶水哗的一声，从两边流开，消失在田野的裂缝或砂石里，我仰面朝天坐在地上，招来一阵笑声。坐湿的屁股，歪斜的水桶，只留下幾道湿印的清水，构成一个小小停顿。但这样的戏剧事件还远不足以形成打量时间的契机。一个没有河流的村庄，池塘的盈亏，那个过程之缓慢，比起月亮的圆缺还要不明显——一种静止的感觉，然而它又那么小，很难让人感知时间的形态，更不要说感受河水潺潺流淌带来的那种无限能量了。四季的轮回，塘水的消涨，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去感知世界的变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没有河流的暗示，时间一如静止，一种麻木感和混沌感，耗去一代又一代人的年华。当然这一切都很快改变了，从塘水、井水，到自来水、矿泉水、直饮水，无论乡村或城市，水和人的相互映照和存在形式的变化，已经同步于文明的大转折。

饮水机汩汩流出热水。我续了一杯茶。阳台上三角梅的花钵里，过量的水从塑料托盘溢出来，形成一条细细的涓流，阳台地面顿时显露出它的不平。我想起不久前在微信公众号“我爱新诗”读到的一首诗，是一个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回国的青年科学家写的，他叫Kinnosei，不用中文名，大约是不想让他的那些自然科学同行知道他写诗。他的青年科学家的称号，源于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过几篇论文，一个标准理工男，却写出了清澈细腻的诗，激起了我的好奇。我记得那首诗把“饮水机”纳入到了一个古老的视野，或者说以现代性视野重新审视古人的命名，视角非常新颖，我一下就记住了。此刻我又把它搜出来，诗的题目是《逝者如斯夫》，“猫注视/饮水机的样子//就像是忽然/发现了/时间的样子//也试图用猫手/打断它”。诗看上去很简单，文本背后隐含的写者姿态和写作观念，却尽显写作素养。写作主体完全退隐到语言舞台的幕后，以猫和饮水机的存在场景，去呈现个人在现代生活中对于时间的态度。大河般连续流淌的时间形式，在此变成了饮水机的间断出水片段，而猫也试图打断它，一个“也”字，是否蕴含着某种潜意识？即是说，人类的潜意识里，有着深切的留驻时间的渴望？

这个时候，岳母还在我家住。她不懂怎么开饮水机，时常到厨房里烧开水来喝。一天早上，我看见她从厨房端着一杯水出来，就指着饮水机问她，“不会用这个，是吗？”她说你们买的这些东西都太复杂。我就取笑她年少不读书，大字不识一个。她背着手，像个老干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说，我教你用吧，很简单的。她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说，是啊，是蛮简单，一边打开饮水机，水流汩汩地注入她的杯子，直到溢出来。我说你松手啊，她哈哈大笑。有一次舅子们来看她，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大家都笑她。她也不知道我们笑什么，也跟着一起傻笑。

儿子买回一只布偶猫的那天早上，岳母在乡下去世了。老太太手术做了三次——一次胆囊切除。医生说，老太太您太胖了，肥肉那么厚，虽是微创手术，切口却不得不加长，足有半尺长的伤口。两次支架手术。第一次是十几年前做的，从股动脉引导植入，那时技术还不够先进，她扶墙走了半年。但她始终乐呵呵，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谁说话都想插一嘴。如今她永远地沉默了。漂亮的布偶猫认生，躲在沙发底下，像一个羞怯的灵魂。我们几个人从悲伤的沉默中，一齐将注意力聚集在那只猫身上，打破了一时的缄默。而它，短暂地打断了时间。只是短暂地打断时间——小车在楼下等，我们要立即返回乡下。等到这只布偶猫有了名字，学会在我们喊“虎皮”的时候回转那双湛蓝的眼睛，饮水机也从我们家的生活中退场了，换成更为方便的自动烧水壶。矿泉水从壶的底部直接吸入，虎皮无法伸出猫手去打断时间，连做出那种姿态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我常想起鲁迅先生这句话，心中莫名有一些悲凉。有时，整个人仿佛笼罩在一种未知的恐惧中，犹如在茫茫大海里游泳，始终看不到陆地。但一首小诗，会像你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突然出现的绿岛，横亘眼前。Kinnosei还有一首诗，叫《到底是哪里会让人害怕》，“很多鱼出现在水中/颜色比水要深//你说，是真的鱼吗/为什么周围都没有人//一个建在五层/被水占满的房间/鱼和水，看起来毫无问题”，是的，大可不必焦虑，鱼和水在五楼的房间，不是“看起来毫无问题”？

妻子一杯茶没喝完，又忙碌起来，抱着一大堆衣服往厨房外的生活阳台上去。说来惭愧，有一天，当我突然想起女儿小时候挂在嘴边的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才头一次抱着脏衣服，去阳台上开洗衣机。密密麻麻的按键和标识，居然让我无从下手，瞎点几下，不行，埋头看一回，再点，还是不行，就大声喊妻子。她跑过来，笑着说，你不是工程师吗？那工程师也需要说明书啊，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妻子指点一下，我立即心领神会。洗衣机发出一阵流水声，然后就轰隆隆地转动起来。

我是不想听妻子的抱怨，才来弄这个东西的。以前我工作忙，妻子当然不会让我操心洗衣服之类的事，现在一天到晚在电脑上啪啪地写文章，或许在她看来，不过是追求个人的精神生活罢了，那些文字能变几个钱？约等于价值低廉的废纸盒子。她当然不是这样的，她更多想的是让我多活动一下，不管以什么形式，拖地或炒菜都行，总之不能坐着，不能不动。是的，我可是有“前科”的人，再来一次脑中风，可不是好玩的。几年前我的那次身体坍塌事件，在她的心里仍有余悸。

我对洗衣机生出某种类似花痴的“痴迷”，是妻子没有想到的。有一天，我在阳台上一个人观察洗衣机的进出水管道，并对排水管的位置，进行了改造。我发现楼房里这些陌生家庭，表面上互不关联，实际上处在一个循环系统中。落水管不断传来水声，污水的声音，你不能去想象它的形态和气味。它垂直向下，不由分说，你只有“独善其身”，所以我改好排水管道，还对地漏的水封和出水口的衔接，进行了深入的“完善”。我跑到五金店买了一个水封效果更好的地漏和橡胶密封圈，这样不但彻底解决了污水溢出的问题，连污水的气味也隔绝了。整个阳台看上去更加整洁美观，清洁。妻子什么时候悄悄站在我身后，看着我一会儿扳手，一会儿塑料王，弓身忙乎，我恍然不知。当我直起身，长舒一口气，她大加赞赏，到底是工程师呢。

我们家的洗衣机经历了单缸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到滚筒式洗衣机的迭代。每次洗衣机迭代，也伴随着房子的迭代：从出租屋到带天井的市场区混合楼，再到环境优美南北通透的板楼。所有人都会说洗衣机的发明是对妇女的重大解放，它把妇女从洗衣服时弯腰驼背的顽固姿势中解脱出来，让女性保持了女性渴望和热爱的那种生活的清新性。我对洗衣机迟到的“迷恋”不在于此，而是在于一阵轰隆和呼呼声之后，打开洗衣机盖子那一刻，我看到衣服或被单在滚筒内形态的改变，就像有了某种依恋。我有一首诗写洗衣机，就是来自这样一个时刻，“滚筒开始转动/衣服形成漩涡/洗衣粉从小盒子下水/产生大量泡沫/不像码头上的跳水/激起明亮的水花//地球转动也不像滚筒/正如觉察不到/权威的搅拌/当声音渐渐轻盈/你打开盖子会发现/一种依附如相恋//长久反复的清晰/衣服开始发白/多么古怪我竟然对它/生出莫名的依恋”。那一刻敞开的洗衣机，让我浮想联翩，拿出那些甩干的衣服，把它们从皱褶中，啪啪啪地抖出原来的大致形状，挂满整个晾衣架，我仿佛看见一个个人的社会形态，无法再回到那个隔着茫茫岁月的遥远的自我。

洗衣机处在一个家庭最不起眼的位置，厕所，阳台，或者专门的洗衣房，它的隆隆声和嗡嗡声经过几道门的阻挡，基本上约等于无，至少会被电视里的声音和窗外传来的市声覆盖。洗衣机让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形象消失了——妇女坐在矮板凳上，面对装满衣服、冒着水泡的盆子，低身弯腰，双手并拢在搓衣板上揉搓，脊背在一缕阳光下或哗哗的雨帘后，一起一伏。这不单是妇女的劳动形象，也是妇女经典的文化形象。2011年，我在凤凰认识了一个老作家，他在《老凤凰》一书中描写了那些沱江镇的妇女在河边洗衣服的场景，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河水的哗哗声、揉搓衣服的声音和捣衣声，夹带着青年女子银铃般的笑声、中年妇女的打趣声和老年妇女偶尔的一声叹息，无论是女青年失恋的郁结，中年妇女对婆婆的抱怨，还是老年妇女沉默的孤独，仿佛都在两手一甩、衣服舒展那一刻消失了。当有人说起某个男人走了野，或某个青年对姑娘动了心，就会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的欢笑，连那个老年妇女脸上纠结的皱纹，也舒展开来了。

妻子从阳台抱回从晾衣架上换下来的干衣服。衣服将她的整个身子遮住了，只露出两只眼睛。我忽然想，她要是有什么委屈或悲伤，面对阳台上洗衣机的独自运转，又如何倾诉衷肠呢？岳母走后的那段时间，她就一直沉浸在悲伤中。她若不是面对洗衣机的嗡嗡声，而是在河边和一群妇女洗衣，是否在捣衣声和笑谈声中，就不知不觉消解了心中的悲痛？洗衣机解放了妇女的双手，但是也取消了河边洗衣那样富有诗意的社交方式，甚至取消了手和衣物接触的微妙感受。洗衣机的出现，使得某些风俗场景随之消失，这中间的断裂正如生死间断处的沉默，它要跃身文明的画廊，如何能够离开语言的命名？

201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诗人吕德安从美国给我发来他的长诗《曼凯托》，当时我正在写关于他的诗歌的一个长篇随笔。曼凯托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吕德安曾经在那里短住过几个月，长诗《曼凯托》实际上是把中国福建一个叫马尾的地方的诗人的童年记忆，装进一个陌生的词：曼凯托。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诗中的大雪和教堂的晚钟，就大概率源于曼凯托，因为马尾是很少下雪的。三十个片段拼贴成一幅中国南方海边小镇的风俗画卷，诗中有一个片段，正是妇女洗衣服的场景，它的细致令我心里怦然一动。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没有河流的村庄，但是我能无障碍地進入诗中的画面，并感觉出它比《老凤凰》更为细腻的笔触。“下了一个月的雨，就有井水溢出/把搓衣石板上的女人们惊起//她们笑着骂着，闪跳一旁/她们彼此告诉对方身上有水//企图阻止，避免水荡开，晕开/又紧贴着把部分肉体显现//手在这里是徒劳的/衣服在水里展示了丝绸质地//……//这里还有像地平线那样遥远的颜色/可以点燃，而当你把它点燃//你就无法把它熄灭”，这种自然清新、天人合一的场景，不啻是一个文明链条断裂处的崭新活结，且蕴含着某种冷静的、艺术风格上表现为中性的全球视野：曼凯托和马尾的相互置换，生成语言的陌生感。翌年春天吕德安邀请我去福州，他带我去探访了《曼凯托》中的那口井。一个晴朗的春日，马尾那些黄色墙体在阳光中闪耀。我们沿着闽江的河岸，去寻找税务局的老房子，河边的老房子所剩无几了。德安身材消瘦，但身子骨硬朗，步态轻盈，头发白了一大半，眼角有几道深深的皱纹。他对我说，那时他在马尾认识了舒婷，她还是个年轻姑娘呢，时间过得真快啊。几十年在国外，中间也没有回过这里，他也有些找不着北了。好在有高德地图，但是拐几个弯，小高又说往回走，于是不得不向那些老居民打听。在一个布满防盗网的老社区，沿着坡道下去，我们找到了那口井。德安反复核对四周，说，没错，就是这个地方。井完全干枯了，井口靠内下去半尺焊着铁栅条，螺纹钢锈迹斑斑。

老公，去菜市场买点五花肉啰。妻子在厨房喊。准是她在擦洗电烤箱时来了灵感。好主意，我也好久没吃烤肉了。我一边应着一边出门。

我们家的电烤箱很少用，因为女儿喜欢吃韩式烤肉，才买了它，也只是刚买回的那段时间，频繁启用。它做的烤肉味道不错，但终不如“玖拾烤肉”有现场感：五花肉在烤炉的铁网上起泡，冒烟，上面垂挂着一个锥形的吸烟机，它让你既能看见青烟又不被它呛到，且带着浓郁的香气。妻子尝试着烤了几回面包，对照“抖音”或“好看视频”的讲解，照葫芦画瓢，要么烤焦了，要么太硬，总之烤箱里灯照下的面包，它的隆起和颜色发黄变焦，很难激发内心的波澜。或许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只有烤红薯的传统。我去菜市场的路上，就有好几家西式面包店，他们做出的面包的松软香脆一点不亚于洛杉矶或巴黎的某个店，但是和我们的记忆没有关联，倒是街头大油桶上冒着青烟和甜香的烤红薯，更令人徘徊流连。我记得小时候几个孩子蹲在柴灶旁，眉眼带笑地望着那个火焰刚刚熄灭的孔洞，上面的大铁锅停止了鼓泡，揭了蓋子，冒出热气，几只红薯经由我们的小手和铁钳，已经埋在灰烬中。那仿佛是一个机密，如强大的磁场，吸细铁屑一样把我们吸在那里。时令当在秋冬之际，红薯就是在那个时候出土。天气开始转凉，天空阴沉沉的，但是我们心中都揣着一团小火：没有火焰的小火，等待着红薯的香味渐渐冒出来。

红薯皲裂的黄心冒着热气和香味，与面包的微微隆起和淡黄而焦黑的渐变，有怎样的内在的关联性和可比性？我想起一句话，语言和面包有共同的命运：受难。这是曼德尔施塔姆说的，一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小个子诗人。没有哪个中国诗人说语言和红薯一样有着受难的命运，也许面包在《最后的晚餐》注入的文化基因已经深入西方诗人的血液。中国绝大多数诗人没有这样的信仰，或者说他们信仰的，就是诗，所以中国有诗教一说。红薯的黄心的柔软和香味的天然，“相逢飘雪时，围炉烤地瓜”，似乎还不能上升到存在之道。

地瓜在南方叫凉薯，类似红薯，很多年我都没弄明白，一直把地瓜混同为红薯。在南方乡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薯拯救了一代人。但是我们这一代“红薯孩子”，对大铁锅里的红薯的厌恶，对大堆红薯上一碗米饭的垂涎，有着十分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那一大碗米饭是要留给下重体力的父亲吃的，母亲一边揭盖子就一边嘱咐我们。当孩子在街边嘴巴咬着红薯的黄心，目光在大油桶的青烟上流连，我从来不会靠近，只是远远站着。童年时几个人围炉烤红薯，不是对红薯感兴趣，而是钟情于烤红薯本身。但是近年来，由厌恶红薯到不再排斥，甚至欣然接受，我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红薯美学渐变？

我在菜市场不单买了五花肉，还买了牛肉、韭菜和金针菇什么的。孩子们的嘴巴越来越刁，总是跑到厨房瞄一眼，一看没有称心合意的，就不声不响点了外卖。这一代孩子对来自西方的众多舶来食品，总是情有独钟，比如三明治、汉堡包、吐司等。他们倒不是什么崇洋媚外，这一点我看得出来。大约是那些食品的精致和美味结合，迎合了他们敏感的味蕾和舌尖的美学，而街边的烤红薯，简陋或朴拙，也并未被排除在他们的舌尖之外。我对他们的饮食心理着实捉摸不透，但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那就是从那个电烤箱出炉的东西，没有一次不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吃了太久的外卖，必须来一次节日般的晚餐，让他们在家里吃出比在“玖拾烧烤”更多的欢快来。

妻子动作麻利地搞定了塑料袋里的一切：五花肉和牛肉切片，金针菇和韭菜清洗干净待命，并且以尖椒、葱和生抽麻油做了蘸碟。一切就绪，她按下电烤箱最下面的开关按钮，仿佛一个作好一切应战准备的司令官，下达了开火的命令。我站在旁边，头一次端详起这个长方体的东西：开关上部写着一排韩文——居然是韩国进口的，SKG，调温开关、火焰模式控制器和定时开关，标注的都是英文。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没有中国制造的吗？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当然没有说出口，或许喜爱吃烤肉的韩国人设计的电烤箱，自有一些微妙深含其中，这也难说呢。如果一个法国母亲在圣诞夜烤面包，面包的隆起和发亮，激起孩子们欢呼，它和一个中国母亲在小年夜包饺子，饺子的花瓣般的折边带来的赏心悦目，是一样的。二者自然不能相互置换，除非深入传统。这有点像读策兰，你若不是深入策兰的诗歌和背后的传统，就很难真正理解他的诗，比如《数数杏仁》。在策兰眼里，母亲置身的集中营，正如一个电烤箱，而诗人说，数数杏仁，把自己也数进去，他似乎又想起了母亲在烤面包的时候，将杏仁放在里面。正是回到记忆和语言的深处，策兰为母亲四处漂泊的灵魂重新命名，让她有了一个词语作为栖身之所，“唯有那儿你完全进入属于你的名字，/迈着自信的步子走进你自己，/钟锤在你沉默的大钟内自由摆动，/你听到的感动了你，/那死去的也伸出手臂拥抱你，/你们三个穿过夜晚”。三个女人手拉着手，轻易地越过了集中营的铁丝网，把焚尸炉的滚滚黑烟甩在后面。电烤箱淡黄色的灯光中，五花肉开始起泡，渐渐改变颜色。肉香引来孩子们，他们从肩上探过头，嘴巴蠕动着，把我从一首诗的历史时空中，一把拽了回来。

电视机曾经是家庭的核心，占据着客厅最重要的位置，到了夜晚，它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在播放《北京人在纽约》，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打开电视机等着。那时我租住在市中心的一栋楼房，观众不单是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帮我们做事的一帮青年小伙，一间小客厅挤得满满的，洋溢着欢声笑语。每天晚上电视剧播完，那些青年小伙仿佛还恋恋不舍，意犹未尽，长长伸一个懒腰，才转身离去。影碟机是电视的延伸部分，或者另一个连接世界的端口。孩子喜欢看一部英国动画片，约略记得名字叫《庞哥》，庞哥是一只英国犬，是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它很漂亮，高大，威武，长着满身花斑，就像奶牛身上的那种花斑。它的不无侠义色彩的经历，牵动着孩子的心，也牵动着我们的心。庞哥带给我们的快乐，一点不亚于任何一部连续剧。当然，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忧伤。快乐的忧伤或忧伤的快乐。含着泪的笑。橄榄般的泪和笑。

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不怎么看电视了，电脑的流行大约是一方面的原因。门户网站上每天有海量的新闻。视频电影——不需要等待，随时可以下载播放，智能手机和微信的出现，又让电脑退居了二线，手机变成了新的中心，只不过相对于电视机在空间意义上的中心，手机是多个中心，各自独立，各有各的自由，各自进入不同的朋友圈或者趣味点，尤其是当孩子将成年或已成年。手机就像后现代的先锋艺术，不知不觉实现了“去中心化”，但它过于“自我”，连家庭的闲聊，都变得稀缺起来。有时候妻子放下手机，突然冒出一句，请同志们放下手机，现在是家庭交流时间。几个人的目光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归来，一时回不过神。

钢琴堪称家庭的奢侈品了。我们家的钢琴，是为了女儿学琴买的。毕竟是两万块左右的东西，我反复问女儿，你是真的喜欢钢琴吗？她说真的。那时候她大约七岁左右，一时的喜欢难保一辈子喜欢。我自然明白这一点，但是有一台钢琴，总是会促成她学到一点东西，而且我总觉得音乐教育对女孩特别重要，想想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家庭钢琴音乐会——当然那是幻想。女儿学了十年钢琴，在家里的练习总是必须依靠妻子的监督才能勉强完成，百般不愿，皱眉瞪眼，经过枯燥又不无难度的练习，终于还是能够奏出流畅的音乐来了。有一次一個诗人来家里吃饭，我让她弹奏一曲，她弹了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狄丽娜》，琴声悠扬而明快，让那位诗人兴致陡起，读起北岛的诗，手在空中挥舞，终于烂醉如泥，从凳上直接坠到地上。

女儿参加艺考前那段时间，家里每天都萦回着琴声。有一天，女儿参加舞蹈学院的专业考试回来，一声不吭，回来就坐在琴凳上，打开琴盖。我和妻子坐在沙发上，一齐将目光投向她。她一遍又一遍弹着勃拉姆斯，满脸忧愁，和我们两张笑脸形成鲜明的对照。我拿起手机从女儿背后远远地拍摄，把镜头拉近，看见钢琴的烤漆面映照出她的上半身，锁骨突兀而瘦弱，那张美丽的脸有些绷紧，嘴巴微微嘬起，脸色苍白，笔直的鼻子上面，一对眉头紧锁。顿时，我脸上的笑容大约也凝固了——我反对勃拉姆斯，我在心里说，不敢说出口。那还没有十分流畅的曲子，似乎也染上了一个少女的忧伤。午后的一道阳光从阳台照在地板上，就在女儿背后一米远的地方。

如今家里的钢琴像一个哑巴，静静靠在客厅和电视斜对面的墙边。两个哑巴终日面面相觑，可不是什么“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当然我也没有看出它们之间互有什么厌恶之情，黑屏的隐隐光泽和钢琴烤漆的反光，倒是共同阐释了沉默。直到小虎皮加入这个家庭，她偶尔的一次“弹奏”，才能让钢琴发出惊悚之声，把埋在手机里的同志们一个个拽出来。相比而言，冰箱永远在咕哝，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祖母。它永远是主妇的贴心小助手。它的寒光有着滚烫的爱。它的开启和关闭，有着深长的意味：大后方保持着稳定的供给，确保“战士”放心在前线冲锋陷阵。记得雷蒙德·卡佛有一个小说，写冰箱没有氟利昂了，从外面工作回来的妻子闻到房间一股怪味，就打开冰箱，发现冻着的食物，冰全部化了，而失业的丈夫依然躺在沙发上——失业三个月以来他就一直躺在那里。那个主妇清理了食品，发现丈夫的脚站在冰箱食物化出的水中，她抹上口红，一声不响打开门，去了电器博览会。

冰箱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它的正常运转，意味着整个家庭的头项大事不会出差池。它是一种秩序的保障。我们家出门总会记得关掉所有的电器，但是冰箱例外，也必须例外。全家去往外地旅游或回到老家过年，家里所有的声音都止息了，冰箱还在嗡嗡响。没错，她就是个孤独的老祖母，一直在咕哝。

关于现代家庭的电器，还有什么可以说说？撤换的中央空调？它曾经是一个在我心里有着某种宏大叙事意味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控制面板，操纵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的统摄力延及整个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它的风机盘管和格栅的集尘污染，使得它创造的气流越来越让人感觉腻味和沉闷，最终使它被柜机和分体式空调取代——又一个“中心”无声地土崩瓦解。昙花一现的扫地机器人？像个小老鼠在地板上四处窜荡，在桌子和茶几底下钻来钻去，不知什么时候，它也悄然离场。对了，饮水机，它已经被自动烧水壶取代了，小虎皮若要打量时间的样子，必须另寻他途。挂钟永远在做单摆运动，不是那种到了整点会响一声的座钟，是挂钟，以轻盈往复的空间形式，无声地显示时间的流动。小虎皮迟早会发现它，只是挂得太高了，它要伸出猫手去打断时间，必须等待未来某个千载难逢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