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俊

在德国，每年都有大批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医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在作出关乎医学未来发展或患者治疗方案之类的重大决策时，却极少有女性可以参与。而现在，一些女医生正在寻求改变，力图突破“职场天花板”。

我从一个猜谜故事开始讲起。一对父子出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儿子被送往医院，外科手术小组已准备就绪，突然一位医生说：“我不能给这个孩子做手术。他是我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孩子的父亲不是已经去世了？这个猜谜故事已流传多年，且越来越多的人猜到了真正的谜底，那就是：这位说话的医生是孩子的母亲，她也是一位外科医生。

| 消失在黑洞里的女医生 |

有调查显示，2021年，只有不到1/3的美国大学生在想到做外科手术这件事时，脑海中浮现的是女医生。人们普遍只信任男外科手术医生，这种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过去20多年，学医的女性人数一直多于男性，但在她们当中，却极少有人成为顶尖人才。医学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已确定，下一代的储备人才已选定，如何护理病人的决策已作完……总之，行业文化已然形成。在通往顶尖成就的道路上，女医生们不仅会遭遇职业偏见，还要面对更愿意提拔男医生的男领导，以及下午四点就关门的日托中心。

“没有哪个学科的性别差异像医学这么大。”从医60余载的德国女医生加布里拉·卡茨马尔奇克说。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情况非常不利。如果生产哪些药品、研究什么内容都由男性来决定，那么，本应保障所有人健康的医疗系统，就无法确保惠及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患病，每个患者都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在医学领域引入更多女性医学决策者，对权力重新进行分配，不仅关乎性别平等，更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课题。

几年前，有研究人员对医生性别与急诊治疗成功率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男医生相比，女医生治疗的患者，死亡风险略低。另一项针对约150万人进行的调查研究也显示，女医生治疗的患者较少需要到医院接受后续治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研究表明，女医生比男医生采用预防性医疗措施的频率更高，更看重有科学依据的理疗手段。科隆大学和波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对5.1万名糖尿病患者进行调查后发现，女医生比男医生更能降低病人的血压和血脂，也能更好地控制病人的血糖。“我们有时会握着病人的手。”奥芬巴赫萨纳医院肥胖症外科诊所所长西尔维亚·韦纳说。病人所需要的医生，不仅要能作出正确的疾病诊断，还要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病情或者倾听他们述说。

2022年，德国医学专业的女性占比约为2/3，与2021年和2020年一样。“一开始，这些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雄心壮志。”卡茨马尔奇克说。这位83岁的老人面容不显老态，让人猜不出她的年纪。此刻，她正穿着一件鲜绿色的西装外套，坐在柏林一间可以俯瞰施普雷河的咖啡馆里。她是当代女性在医学界顽强崛起的见证者：60 年前，她從麻醉师做起，职位一路上升；作为应用生理学的教授，她广受认可；作为夏里特医学院的女性代表，她与那些“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同事有多优秀”的男同事辩论。2010年，她获得了联邦十字勋章，但她仍在继续奋斗。有数据显示，职位越高，女医生的数量就变得越少，就好像她们消失在了看不见的黑洞里。在高级别的研讨会上以及各专业协会的董事会里，男性一统天下的现象十分明显。在德国，直到现在，医学期刊还在以“男骨科医生”“男外科医生”“男麻醉师”或“男内科医生”命名。药品广告词会说：“请询问您的男医生或男药剂师。”传达的信息是：该药品获得了男医生的认证。

| 母职成为职场阻碍 |

医学界这种性别失衡的情况一直存在。多年前，女医生玛丽琳·阿多的母亲的一位朋友在应聘妇科医生时，老板对她说：“如果你把子宫装在玻璃瓶里给我，你就能得到这份工作。”

在德国西北外科医生协会上世纪80年代末举行的一场年度科学会议上，作为会议主席的女医生多丽丝·布鲁恩斯在出席闭幕晚宴时，却被告知“只有男士才能进入晚宴大厅”。大约12年后，布鲁恩斯成为德国外科医生协会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对此，有男同事抱怨说，如果女性也能出任这样的职位，那么外科手术就不再具有价值。

于2020年退休的布鲁恩斯说：“我热爱我的工作，并且我认为自己干得不错。”然而，她的职业生涯并不轻松。当上乌尔姆医院的院长时，她儿子才上一年级，丈夫在汉堡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根本没有合适的托儿所，”她对此很恼火，“幸好我们找到了一位不错的日间保姆。”母性形象的存在，使女性更难追求事业。在德国，女性往往被告知：丈夫工作时，你应该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

一旦怀孕，女医生就暂时无法再上手术台，实际就等于中断了执业生涯。德国《生育保护法》规定，如果怀孕的女医生愿意继续工作，应该被允许。但同时，为了保证孕期安全，怀孕的女医生被禁止在夜间工作或者加班。这样一来，长时间的手术几乎就不可能了，所以院长们往往倾向于尽快寻找可完全替代怀孕女医生的候补人员。在一项对医生进行的调查中，约有一半的女医生表示，她们对“向老板告知自己怀孕”一事有所顾虑。在2016至2019年间怀孕的女医生中，有超过50%认为，法律的限制妨碍了她们职业生涯的发展。一位受访者说：“我的上司明确告诉我，自从我做了母亲，我就变得太不灵活、不可靠了，无法适应部门工作要求。”还有一位女医生曾被问：“你是想生儿育女，还是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对此，消化内科高级医师安吉丽卡·贝伦斯并不感到惊讶。她说：“休完产假的女同事不再获得劳动合同续约，这种事我见过很多次。假设这些同事没有生孩子，那她们肯定会被继续聘用。”好在贝伦斯自己的老板并不这样。他不顾反对的声音，让贝伦斯在休完产假后回到了工作岗位。最终，贝伦斯成为了一名高级医师。“有些同事不相信我能一边带小孩一边工作，他们害怕我请假时工作会落在他们头上。”但是，最终她做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更多的女医生得以在产后顺利回到医院工作。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榜样的作用非常重要。”主任医师卡嘉·施洛瑟说，“你见过，也许你就能做到。如果有女医生当了妈妈还能继续做医生，那么就会有人跟随这一步伐，走上这条道路。”为此，2021年，她与其他20名女外科医生一起成立了女外科医生协会，为年轻女医生的职业规划提供咨询。“越往上，路越难走，因为这一层面上几乎没有女性榜样。即使出现高级职位的空缺，女医生也会因为履历有一点点不符合要求，就产生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够格。”施洛瑟说。

各类男医生协会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而现在，像女外科医生协会这样的女性组织成为了制衡它们的一股力量。这些组织的存在，证实了一条简单的社会心理学道理：人们都喜欢和自己相像的人。几年前，美国研究员凯瑟琳·米尔克曼做了一项实验，她以申请读研或读博的学生的名义向一批研究生导师或博导发送了一封内容相同的电子邮件，询问是否有机会做科研工作。在发件人那栏，她选取了那些能够轻易辨别性别的名字。结果，男性发件人得到的回复率，明显高于女性发件人。2018年，德国健康基金会研究了医生如何评价自己的同事，結果发现，男同事获得的评价全面优于女同事。实际上，由男医生和女医生组成的混合团队往往更加高效，因为他们能以更综合多样的方式应对挑战，工作重点也会有所不同。2022年，德国利奥波第那国家科学院一份报告指出，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缺失会危害德国科学的未来，放弃女性的创造力将使德国科学界遭受损失。

“看看性别医学就知道了。”卡茨马尔奇克喝着第二杯卡布奇诺说，“几十年来，在接受治疗时，女性一直被当作‘小一号的男人来对待。对于疾病的性别差异，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男性和女性的免疫系统运作方式不同，不知道女性在心脏病发作时通常会出现与男性不一样的症状，也不知道在使用某些药物时，男女的剂量必须不同，才能起到有益而非有害的作用。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些，也是归功于女科学家们的努力。”

| 医学需要女性 |

无论如何，挥舞着手术刀、独享尊荣、几乎被奉为“半神”的男医生们统治医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享受育儿假的男女医生都可以加入相关协会来获取支持，也有研究基金会可以为有孩子的女医生提供职业生涯保障，而且越来越多的行业会议允许医生在线参加。尽管如此，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医学界还需要作出更多改变。比如，工作模式应当更灵活，允许医生兼职工作。风湿病专家斯蒂芬妮·萨克斯2020年从大医院离职，因为需要轮班、上夜班和周末班的全职工作让她难以兼顾母亲角色。现在，她为一家风湿病专科诊所兼职工作。作为一名两岁女孩的母亲，她说：“现在，我可以把育儿和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在这条路上，萨克斯并不孤单。在所有新开张的诊所里，有60%是女医生开的。并且，医生之间合作开诊所的现象愈发普遍，这为大家提供了更多自主性。

“就提高工作灵活性而言，传统医院没有作出太多改变，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败。”女医生阿多说，“医学界需要女性，女性有权说：‘我生了孩子，现在我要回来工作，只是暂时没法全职工作。为了让我在从事有价值工作的同时还能承担家庭责任，你们能给我提供哪些选择？”诚然，在一个患者需要全天候护理的体系中，灵活安排医生的工作时间并非易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应对医学领域未来的挑战。”阿多说。

柏林伊丽莎白福音医院的安吉丽卡·贝伦斯和维拉·斯蒂尔向我们描述了未来医生职业的新模式。“做了几年高级医师后，我原本想再往上走一步，”贝伦斯说，“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一边带孩子，一边做主任医师。”她的同事斯蒂尔也有同感，“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主意：两人共同申请一个全职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的职位。”这个共享职位的理念非常成功。如今，两位医生的孩子已经长大，除了伊丽莎白医院之外，她们还领导着附近的马丁·路德医院的内科。她们也许会成为后来者效仿的榜样。这样，20年后，就不会有人再问，一个死去的外科医生怎么能给自己的儿子进行手术了。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