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楠

摘 要：“世外桃源”这个美好的文学意象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们探索构建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前承先秦的“大同社会”，后启唐宋的“大辟天下寒士”，三种社会模式都反映了纷乱时代背景下人民对安定和谐社会的向往。但“桃花源”与“大同社会”“大辟天下寒士”这两种社会理想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是构建三种社会理想的哲学思想不同，“大同社会”“大辟天下寒士”都是儒家思想的产物，而“世外桃源”是道家思想的产物；二是存在着“公”与“私”的不同，“大同社会”“大辟天下寒士”都以“公天下”为目标，积极入世，而“世外桃源”离群避世，将目光聚集于百姓，为研究纷乱时代下个体为求生存而挣扎的悲剧命运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结合陶渊明的家庭出身、人生变故、宦海浮沉等历程，分析了隐喻在“桃花源”背后美好人生理想走向幻灭的命运悲剧，旨在运用对比冲突的手法探究悲剧形成背后的社会历史成因，凸显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世外桃源；陶渊明；隐喻；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2-0153-04

一、绪 论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之一，从魏晋到明清时期的文论批评家和学者对他的评价不外乎“隐逸之宗”“田园诗人”和“靖节典范”。观其诗文，“出则田家语”“入则率真平淡”，出入间尽显“朴实自然之态”[1]。其好友颜延之称他为“南岳之幽居者”，更在《陶徵士诔》中誉其为“靖节先生”。历代关于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陶渊明的诗文特点

历代文人对陶渊明的诗文评价颇高，南朝钟嵘在《诗品》中评云：“岂直为田家语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梁代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写道：“渊明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道：“渊明之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金代元好问则在《论诗绝句》中直接宣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明代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中曾说：“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钟惺在《古诗归》卷九评曰：“渊明言语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使人心平累消。”清人尚实证、重考据，言必溯源、理必振本，因而多有异声，却颇敬渊明，沈德潜在《说诗蒣语》中云：“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安天命语，有物我同得语。”

近现代学者在古人的基础上对陶渊明及其诗文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鲁迅先生反对旧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田园”“隐逸”之类的帽子概括陶渊明及其诗文特点的做法，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学界致力于对陶渊明的生平考据、文献整理、诗文校雠和译注等工作，以及运用马克思哲学与文艺学理论，力求还原被类型化了的陶渊明及其诗歌，代表学者有钟优民和唐皀章等。改革开放后，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切入点和立足点也屡有创新。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文学接受论”的影响下，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研究年年有新篇，时至今日，相关研究已成范式。一方面说明陶渊明在当今时代仍然备受推崇，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为人及诗文研究又回到了过去类型化的模式，这对后世读者立体化了解陶渊明及其诗文是颇为不利的。

（二）《桃花源记》背后隐喻的失落人生

《桃花源记》是深入认识陶渊明的重要研究材料，桃花源里的世界更像是摒弃名利场争斗的世外仙境，关于桃花源是否有原型可考、桃源是否真实存在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和唐长孺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陈寅恪认为，“桃花源”是有原型可考的，真实的桃花源在北方弘农或上洛，是北方坞保组织，桃源人最早是为了躲避苻秦战乱入山的[2]；唐长孺则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传说，陶渊明也是根据听说加以理想化描写的[3]。

《桃花源记》中渔人为了进入桃花源，需要舍弃赖以生存的渔船，这似乎也象征着桃花源与外在世界的彻底割裂，只有完全舍弃俗世的一切，才能走进世外桃源，这是桃花源与寻常世界无法互通的鸿沟。陶渊明特意将桃花源与寻常世界割裂，将桃源人与武陵渔人的生存状态割裂。桃源世界无疑是理想社会的写照，只有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具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才能描写出这样与众不同、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割裂本身除了是世外桃源与寻常世界在空间感上的疏離，还反映了陶渊明对桃源生活的无限憧憬，桃源有多美好，现实就有多残酷。本文结合陶渊明的生平资料，分别从桃花源的生活场景与陶渊明的现实命运、桃源人的生存状态与陶渊明落败的家庭遭遇、桃源人的热情好客与陶渊明友情的疏离陌路、桃花源的再次寻而不得与陶渊明的理想追求破灭四个方面，对《桃花源记》背后隐喻的陶渊明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究悲剧形成背后的社会历史成因。

二、桃花源的生活场景与陶渊明的现实命运

《桃花源记》作为陶渊明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深入研究陶渊明现实命运的重要途径。观其文知其人，以陶渊明的视角进入桃花源，观察桃花源里的生活场景，对研究陶渊明理想世界的失落具有重要意义。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桃花源中生活场景的描写，桃花源的建立是为了“避秦时乱”。身处深山之中却能有这样一片乐土，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火涂炭，人们自给自足、安居乐业，与陶渊明所处世界的生活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观陶渊明所处的现实世界———他出生于东晋末年，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门阀氏族观念颇深，其曾祖父为东晋开国元勋，也曾战功显赫，《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徒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戎马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渊明在《命子》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但是陶侃死后，家道中落，子嗣或相残而殁，或罪或诛，陶渊明的祖父与父亲的情况不见于史传，唯有《宋书·隐逸传》存句“祖茂，武昌太守”，家境早已不复当年。且陶渊明非嫡嗣子孙一脉，与宗族门阀关系早已疏远，在以“九品中正制”为纲、氏族大家把持朝政的时代，丧失宗族的荫庇，为陶渊明的悲剧命运埋下祸根。《桃花源记》以人人平等、相亲相爱、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图景反衬出当时社会等级森严、门第差别、家庭不幸的现实，陶渊明正是遭遇这样的现实打击后，将理想生活和残酷现实的深度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桃源人的生存状态与陶渊明的家庭遭遇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是桃花源人伦之乐的写照，这里的人伦之乐对陶渊明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得的。陶渊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原生家庭破碎，生计举步维艰，生活的阴影未曾来得及消散，又遭丧妻之痛。他的爱情可分三段：第一段他与亡妻之间，属于天人永隔型。《南史·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第一任妻子早丧，遗有一子。傳云：陶渊明与妻“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由此可以推断，他与亡妻情投意合、百般恩爱，这段感情也让陶渊明最为依恋，但妻子的不幸早亡，从此天人永隔，冷暖两不知。第二段是他与第二任妻子之间，由于记载甚少，如今只知其为翟氏，生有四子，实难品评。第三段是他与一位富家女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当属单相思型。陶渊明在《闲情赋》中以极尽夸张之态描写了美人的容貌与品行，是他作为文人对理想爱情追求的写照，但是由于门第之禁、富贵差距、贫贱悬殊，最终只能作暗恋之思，拟痛诉之辞。他本想获取佳人芳心，以解与亡妻之间天人永隔的愁苦，却迫于现实条件，以至于陷入“新愁压旧愁，无计可消愁”的双重悲痛境地。由此可见，陶渊明的爱情终究陷入了不下黄泉不可见、生在世间不可得的意难平处境，也彻底摧毁了他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丧弟之痛，他没有同胞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和两个叔伯兄弟，仲德与敬远。而仲德与敬远先后早亡，渊明皆作有悲文，如《悲从弟仲德》《祭从弟敬远文》。陶渊明三十五岁时，其生母病逝，这对他而言犹如当头棒喝、晴天霹雳，他不得不辞退桓玄幕僚，回家奔丧，为母守孝，直到四十岁才重新出仕。丧父、丧母、丧妻、丧弟，眼睁睁地看着身边至亲至爱之人相继离世，陶渊明内心的悲苦自是痛彻心扉。

四、桃源人的热情好客与陶渊明疏离陌路的友情

桃源人民风淳朴，得知武陵渔人来自外世，“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陶渊明的诗文里也曾有描绘他与三五朋友欢聚一堂品酒赏乐、杜撰新词的场景，比如“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及“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便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但是，自他辞彭泽县令归来后便开始深居简出，与之前官场上的朋友也少有接触，大多时候是迫不得已的应酬，《陶徵士诔》（并序）记载：“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远乎。”《晋书·隐逸传》有载：“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继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工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陶渊明壮志未酬，面对昔日显达旧友，难免会产生“卿当日盛贵，吾独向黄泉”的自卑心理。旧友相交，情非昔日，多做口体之奉，岂不痛哉？再看陶渊明与慧远的关系，前期二人相游庐山曾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庐山记》云：“远法师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过虎溪，虎辄鸣号。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传三笑图。”然而，前人已有的考证认为慧远与陆修静年龄差距颇大，慧远亡时陆修静才十三岁左右，无法与其作同日之游，但是陶渊明与慧远相交是可以确定的。后期陶渊明与慧远的哲学观念发生了分歧，陶渊明作了《形赠影》《影答形》以及《神释》等篇章向宗教神学发起反击，在并序中称：“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4]慧远捍卫的佛教神学遭此攻击，昔日友谊也渐行渐远。

由于身份地位、价值观念以及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陶渊明也遭遇了友情背叛疏离的痛苦，其心境已不复当初，友情的疏离与桃源人的真诚淳朴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凸显了桃源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

五、桃源的再次寻而不得与陶渊明理想追求的破灭

渔人无意闯入世外桃源，后又违反了对桃源人“不足为外人道”的承诺而转告世人，但无论是太守还是隐士皆寻而不可得，最终“后遂无问津者”。“桃花源”作为一个理想世界般的存在，与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的水深火热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现实环境下，如果没有栖居田园的诗心，就无法写出精神超越现实的理想的田园场景[5]。而桃源失而不得，在一定意义上也象征着理想世界的幻灭，抱负无处施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氏族大家把持着社会政治权力，寒门士子的出路主要依靠举孝廉等方式。陶渊明受士族身份和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也渴望通过仕途实现人生抱负，但屡屡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皆是“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对现实秩序的厌倦和治世期待的幻灭，最终导致其政治理想的粉碎[6]。

陶渊明的一生宦海浮沉，四十一岁是其人生的分水岭。三十岁才入官场，后州郡又征召其出任主管文书簿籍一职，推迟不就；三十五岁时重返仕途，在荆、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但是上任没多久，因生母病逝，陶渊明得以辞退，后再征召，他以守孝拒绝。据前人考证，魏晋时期的官职分为清官和浊官，清官位高权重且待遇良好，事务不多，主要被氏族大家把持，而浊官职位低下、事务繁多，“爵同下士，禄等上农”（《陶徵士诔》）。直到四十岁时，陶渊明再次出仕，作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投策命晨司，暂与田园疏。”可以看出，他是颇为兴奋的，但不久便“返班生庐”。第二年，又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作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不久后便被刘敬宣命“自表解职”。这两次出任的心路历程在《杂诗》中有所体现：“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之后，他又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还是发出“我且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感叹（《陶渊明传》），解绶去职，彻底放弃仕途抱负，自赋《归去来兮词》，决定终老于田园。

但是他的人生悲剧并没有到此截止，身体疾病彻底打碎了他田园理想的最后期望。陶渊明“少而贫病”（《陶徵士诔》），健康向来不佳，中年后又患上“脚疾”，晚年更是“抱病多年”“复老病又继之”，最终死于“疟疾”。这样的身体怎能全力参加繁重的耕作劳动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陶渊明的消忧之词罢了，而其真实的处境则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再加上天灾，陶渊明年迈时已经需要靠旧友馈赠和“乞讨”生活，可参见其《乞食》《咏贫士》等诗，诚如“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尽管“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他最终还是在《自祭文》中发出了“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痛苦呐喊。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真”与“自然”并非脱离世俗、与世无争，相反是在遭受门第、家庭、爱情、友谊、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打击后的被迫选择，这类“隐世”文学正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照，钟优民先生在其《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思想》一文中，深刻透彻地总结了这一观点，他说“隐士都是不满和逃避现实的，‘不满’和‘逃避’现实本身，不正是表示他们对现实的关心吗？”陶渊明和其诗文更为“旷真”和“自然”的地方在于，他在诗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极端化笔法”来揭露其人生、仕途、命运的悲剧真相。“桃花源”之所以成为千古以来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处，离不开作者叙事描写的精妙笔法，全文虚实结合，用极端化的落差凸显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陶渊明笔下的桃源生活越美满幸福，越能看出现实生活的破落、民不聊生[7]，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被同时调动起来，从而使得叙事内容更加生动充实。

六、结 语

作为一个在空间、时间上均与现实世界割裂的“异境”，“桃源”自给自足、井然有序、其乐融融的图景，皆是“渔人”“隐士”所渴望的理想社会模式。可以说，“渔人”是陶渊明生命的前期意识，“隐士”是他生命的后期意识。在陶渊明的生命前期，他为自己理想的“世外桃源”努力奋斗，但是在经历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仕途失意、爱人早逝、友情疏离、疾病缠身的多重打击之后，陶渊明郁郁不得志，不禁感叹“世与我而相违”，于是，在这种人生际遇后他产生了“归隐”的生命后期意识。“桃源”如同镜花水月，无处可寻，尽管陶渊明描绘出了怡然自得的理想的桃源世界，却也不得不痛苦承认“后遂无问津者”的事实，亲手揭下了桃源幻境的面纱，宣告纷乱社会下“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惨淡收场。

参考文献：

[1] 陶潜.陶渊明集校笺[M].龚斌，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88-200.

[3] 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5-198.

[4] 姚云帆.逃/“桃”重读《桃花源记（421-2008）》[J].新美术，2020（10）：79-85.

[5] 方立娟.希望之延续与自然之呈现：陶渊明的田园与田园里的陶渊明[J].海峡人文学刊，2021，1（4）：145-150+156.

[6] 伍海欣.“桃源”失落的隐喻———《桃花源記》叙事新探[J].名作欣赏，2021（36）：50-53.

[7] 范宇佳.《桃花源记》的理想与现实[J].文学教育（上），2022（10）：91-93.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