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献泽

摘 要：为了更好地推行“双减政策”，教育相关部门应重视和解決教育类政策信息传播渠道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教育类政策的传播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双减”政策的传播效果除了受家长自身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传播各渠道的特点影响，同时政策信息在传播中表现为大圈层的形式多样和小圈层的内容多样。在“双减”政策传播中，一些渠道信息的传达十分明确，使得家长及时了解到“双减”政策带来的好处及其实施的真正意义，但是教育政策在某些渠道的传播也存在不足，导致信息传播受阻并且影响了“双减”政策的传播效果。对此，本文根据教育类政策信息的性质和传播特点，对“双减”政策的传播机制及其信息在各传播渠道上的通畅度进行了分析，旨在对优化教育类政策信息的传播效果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政策传播；传播效果；精准传播；互动仪式链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2-0128-04

一、引 言

2021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拉开了“双减”政策的序幕。

国内学界都肯定了公共政策传播的重要性。由于公共政策传播对提高政策的知晓度和理解度、促进政策顺利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行公共政策，政府相关部门要通过丰富的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传播形式来提升政策传播精准度，提高公共政策的公众满意度，为政策推行者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1]。学者段林毅、王官仁明确提出了“公共政策传播”的概念，即“政策传播是指政策信息在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传播过程，它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共享性行为活动。”[2]

武汉市各小学虽然试行“双减”政策初见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内学习压力和课外辅导培训负担，但是在公共视野中仍然颇受争议。原因在于家长采取新的教育方式、形成新的教育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需要政策的调整和家长的反馈。这也表明一个可供大众参与、协商、对话的公共政策正在社会的各界努力下逐步形成。本文根据教育类政策信息性质和传播的特点，对教育类政策信息的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究，旨在提出更适合教育类政策传播的路径。

二、教育类政策的性质及传播特点

（一）服务于教育生态的公益性质

教育类政策关乎每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不同于其他政策对有关部门的直接作用，教育类政策的颁布是一个长期的、对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信息传播活动，它将学校作为主阵地，旨在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从青少年、家长到学校，再到社会教育辅导机构，都要协同宣传与治理，广泛凝聚起社会共识，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而服务。

（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教育类政策信息的传播是一个长期跟进的过程，要考虑到公众的认同感和意见。由于政策关系到青少年的培养与发展，政策内容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不断完善和观察，在不同的实行阶段制定相对应的措施。通过观察教育类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在政策落实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策略，从试行到深入落实再到深化改革教育体系，均是持续地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三）新媒体为教育类政策传播过程的“对话”赋能

新媒体使教育类政策信息的传播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可讨论、可反馈、可“对话”地传播。教育类政策信息关系到学生发展，紧贴家庭教育，与公众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意见领袖可以是专业领域人士，也可以是集中反映公众心声的普通社会个体。因此，在宣传教育类政策信息的过程中，政府要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积极与公众进行对话；在实施教育类政策的过程中，政府要充分考虑民间舆论场和公众讨论形成的意见共识，重点解决公众担心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的反馈渠道，把政府的回应精准传播给公众，从而使教育类政策在新媒体环境下具有极大的“对话”空间。

三、武汉市“双减”政策的传播现状

学者刘雪明、沈志军认为，受众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接收信息的客体，又是处理信息的主体，同时受众的社会类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众对媒介的接触水平、动机和习惯等，都会影响他们对公共政策的理解[3]。笔者随机选取了武汉市20位家长作为访谈对象，将家长对政策的了解渠道、了解程度、政策期许、教育理念、隐忧态度等进行编码并制作成图表，以此分析媒体框架和公众认同感。

（一）媒体框架：依托新媒体与人际交流融合式传播

为了更好地分析“双减”政策的传播机制，笔者将“双减”政策的传播制作成模型图，并对其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

“双减”政策信息的传播表现为多渠道、多层次地传播。政策发布之初，相关部门通过官方媒体网站和新媒体账号采用自上而下的层级递推传播模式进行宣传，呈现出明显的单向特征。同时，教育部将政策信息传达给各学校，再由学校向家长普及，家长不仅能通过学校、官方媒体获取到相关的教育政策信息，还能通过网络新媒体平台接收政策信息、广泛发表意见、了解他人观点，从而形成民间舆论场，增强了传播的声量。在此基础上，政策信息的传播也会不断尝试一些新的方式，以实现更好地双向互动，比如，官方媒体会在新媒体平台对政策进行二次解读，本地媒体也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家长群体进行具体阐释，这一过程使得政策信息更为清晰，也更易于公众理解。整体来说，“双减”政策的传播是依托新媒体和人际交流的融合式传播，家长可以与同属群体通过线上新媒体或线下人际交流进行意见信息的接收与表达，结合自己的认知基模，形成自己的判断和对政策的整体认识。

（二）公众认同：实际公众认同与政策意图存在一定偏差

“雙减”政策出台以后，武汉市也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具体方案推进政策落实。笔者对20位家长的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家长对该政策的了解重点大多放在“减负”这一层面，这与“双减”政策的实际意图存在一定偏差，并得出以下具体结论。

家长对“双减”政策存在一些隐忧，主要表现为：1.对政策解读不够清晰、不够细化，难以形成完整的认知，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部分家长难以理解政策的深层次意图，容易造成政策认同困难。2.部分家长担心“双减”政策的施行会造成学生学习成绩下降，因此私下补课现象依然存在，且补课费以及相关培训费用有了较大幅度地上升，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家长的负担。3.教育资源由大众化向小众精英化转变，家境优越的群体更容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较多家长利用“双减”政策下的空闲时间对孩子进行所谓的全方位培养，不仅会进一步拉大学生全面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容易在后期升学过程中造成“教育不公”现象。4.相较于低年级学生家长，高年级学生家长面对孩子升学的压力更大一些，他们更希望在课余时间为孩子安排课外辅导，而低年级学生家长则会提早对孩子的未来学习进行规划。

四、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造成公众认同的现状分析

家长获取“双减”政策的渠道可以分为新媒体渠道、人际传播和校方科普三种类别。笔者根据问卷结果统计相关数据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绘制出家长通过不同渠道获取“双减”政策信息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尽管使用新媒体渠道传播政策信息能够使“双减”政策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得到较好地传播，但是家长更偏好于以家长群体为单位通过校方科普渠道了解“双减”政策信息，而不是以家人、朋友为单位了解“双减”政策信息。这说明，通过新媒体渠道和人际传播渠道的教育类政策信息传播存在一定的阻碍，校方科普能够使教育类政策信息传播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一）新媒体渠道具有强娱乐性，难以引导公众认同

笔者对武汉市家长接收“双减”政策信息的渠道及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新媒体平台的政策内容普及较为广泛，但是家长从新媒体渠道了解“双减”政策信息并不通畅。就传播形式而言，教育类政策信息主要通过宣讲方式进行传播，但是新媒体平台对教育类政策信息的解读难以使受众获得良好的阅读体验[4]。就平台性质而言，新媒体平台是人们交流和娱乐的场所，人们更愿意通过它去浏览休闲娱乐类信息，教育类政策信息具有严肃、单一的特点，与新媒体平台的性质不够契合，较难满足大众的媒介使用偏好和需求。就信息到达率而言，新媒体平台对政策新闻解读的到达率也有所欠缺，即便有自媒体进行了政策内容的深度解读，也难以吸引受众关注。同时由于新媒体平台的信息量较大以及受算法机制影响，受众通常只会选择浏览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甚至陷入“信息茧房”，因此，难以获取到有关“双减”政策的有效信息。就内容层面而言，非官方账号发布的文章点击率较低，而官方账号发布的文章虽然质量高、数据好，但是官方账号对政策的解读相对较少，大多为政策内容的复刻。

（二）人际传播影响程度较小，难以放大讨论声量

“双减”政策的人际传播渠道主要为家人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但从问卷结果来看，家长从此渠道了解政策信息并不通畅。根据访谈内容分析其原因得出，在对政策进行探讨时，由于缺乏意见领袖对政策的具体解读与传播，容易导致人际传播渠道的交流仅停留在传递浅显信息层面。意见领袖不仅对其追随者的态度、行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甚至还支配着他们怎么说、怎么看。家长对政策了解得不够深入导致没有形成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扩大影响力，使得政策的传播声量较小。政策信息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家长的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如果政府或者官方新媒体平台仅发布政策而没有引导家长提高获取信息能力去主动了解政策，也会导致家长理解不了政策内容，从而无法通过人际传播方式进行有效传播，难以在小圈层的人际传播中形成广泛地讨论，这表明家长的媒介素养在网络时代也亟须提升。

（三）校方科普具有强互动性，帮助公众达成共识

能否影响到公众的行为是“双减”政策传播效果的具体体现，这也是推进政策落实的直接目的。从调研结果来看，校方科普渠道对家长的影响最明显且最具说服力。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提出，情感能够联系社会团结与个人行动，互动仪式链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认为，互动仪式链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包括4个要素：第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保持身体在场，即聚集在同一场所里；第二，对局外人设定界限；第三，共同的焦点或关注，即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中；第四，共享情绪，即彼此间能够分享共同的情绪和体验[5]。学生家长对“双减”政策的参与和讨论是互动的具体过程，家长之间的实时交流、校方对家长的政策科普，都是个人与个人或者是个体与团体之间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在思考“双减”政策在校方科普渠道方面具备的优势时，可以将家长、教师、校方视为处在同一话语空间中的主体，认识到他们的身份与其他社会成员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三方共同关注着学生的成长和培养，从而在讨论过程中加强信息的交流、分享彼此的意见，这说明传播的即时互动使得信息的反馈更加迅速。由于面对面的语言或社交媒体的直接沟通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传播关系的成立上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多种渠道和手段的配合能使信息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因此，校方科普形成的互动仪式在“双减”政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优化“双减”政策传播效果的路径

认知、态度、行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本研究测量“双减”政策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从媒体对政策信息的发布、获得受众的反馈以及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三个层面，对“双减”政策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

（一）提升公众对政策的认知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前提

良好的传播效果离不开对政策的正确认知。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家长不清楚政策发布的目的，说明“双减”政策传播在目的普及层面有待进一步加强。政策出台的目的在于将深层意义传递给家长，影响其教育理念，因此各个信息传播渠道应相互配合。为了让家长深入了解“双减”政策，校方应积极开展政策知识小问答活动，调动家长的参与积极性；新媒体平台在对政策进行解读时，可以针对不同家长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软件平台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有的放矢地对政策内容进行解读，在引导家长形成意见共识的同时，还要提高全民媒介素养，积极参与政策的意见发表，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功能，形成一种更充分、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模式。

（二）对“双减”政策的积极态度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

通过SPSS问卷数据分析家长对政策的熟悉程度与家长态度的相关性可得出：“双减”政策传播现状与家长对政策的积极态度呈正相关。但是，不排除部分家长即使了解政策出台的目的、认同政策的积极意义，也依然保持消极的态度，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没有反馈渠道，并对社会上依然存在培训班的现状表示担忧，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减负之后成绩会落后于其他同龄的孩子。因此，政府在政策推进的过程中，要为大众提供有力的监督平台，对违反政策的行为给予一定的处罚，让公众有渠道可反馈，从而打消公众疑虑，对政策的积极作用充满信心。

（三）全社会的参与行动是政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

家长要重视自身在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理念的宣传中来。家长的观念转变、支持配合国家的育人机制是学生减负的关键，能够推动“双减”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家长还要积极响应政策的宣传，同教育部门协商对话，形成健康科学全面的育儿观念，达成理性的教育培养共识[6]。

媒体在宣传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履行好信息的传递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传播结构，及时转变话语策略，实现从“宣传”到“对话”的转变，还要及时了解公众的需求并听取公众的意见，让公众意识到这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积极参与到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来。同时，要开辟反馈意见的有效渠道，让公众得以“发声”，努力建立起一个集传递、宣传、传播为一体的综合化、立体化传播矩阵。

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利用好新媒体政务平台，还要积极探索并利用好融媒体渠道，追踪并评估政策的可行性，有效监督和检测政策的落实情况，第一时间掌握家长的反映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政策具体情况进行完善，保持开放、包容的协商态度，从而确保“双减”政策后续的顺利实施。

六、结 语

近年来，“内卷”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词汇。部分小学生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超越同龄人并在以后的升学中获得优势，便会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从“剧场效应”方面来说，当一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站立起来时，后面的人也会争先恐后地站起来，站在凳子上，甚至站在梯子上，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影片，这种做法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更好的观影效果，反而使得观影效果变得更差。每个人都是这种现象的助长者，也同样是受害者，非良性的内部竞争并没有让大家获得利益，但是没有人愿意坐下来，造成大量的劳动浪费。“双减”政策的颁布是为了有所成效地逐渐抑制这种现象，解决社会问题。“双减”政策的多角度解读、多渠道传播，有利于人们形成积极正向的教育态度，实现说服家长改变现存的社会现象这一最终目的。“双减”政策的推行更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在教育类政策的传播中，家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家长群体是重要的传播单元，由于家长个体与社会的距离比较近，更容易取得其他家长的支持，也代表了家长的心声，所以利用家长的言行可以推动政策普及、优化传播效果，且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莫寰.政策传播如何影响政策的效果[J].理论探讨，2003（5）：94-97.

[2] 段林毅，王官仁.政策传播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3] 劉雪明，沈志军.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2）：136-140.

[4] 薛原.新媒体时代提高政策传播效果对策思考[J].中国报业，2021（1）：104-105.

[5] 荣思霁.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新媒体舆论对公共政策传播的影响研究———以三孩政策为例[J].科技传播，2021，13（24）：162-164.

[6] 周洪宇，齐彦磊.“双减”政策落地：焦点、难点与建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1）：69-78.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