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

摘 要：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是引导舆论的有力方式，但是在舆论引导实践中，部分媒体对情感表达持负面态度，认为不该把情感表达作为舆论引导的方式。因此，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阐释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情感表达的重要性，分析了部分媒体舆论引导中情感表达存在的误区，提出应从情感建立、情感共鸣、情感强化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新型舆论治理观，从而提升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情感表达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2-0116-04

公正无偏、事实为尊、立场中立是新闻报道的基石，也是舆论引导所一直强调的。情感被视为影响舆论引导正确性与客观性的因素之一，常常与负面新闻事件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涌现，网络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挤压着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空间，情感表达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已然凸显。

一、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如今，新闻与传播界关于情感表达这一名词的定性，往往处于批判立场，即当舆论引导出现问题时，学界往往将情感表达归为不理性的情绪宣泄，导致情感被长期桎梏在理性的长河里。不过，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众发声的机会增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学者杨国斌指出：“公共领域未必仅仅是冷冰冰的言辞，反而可能为公共领域注入活力。”[1]顺着这样的研究趋势，笔者认为，应当重新探讨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情感表达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有所启示。

（一）情感表达的指向性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情感表达并非对不存在的物质进行评判，而是对实际存在的客体进行表达，因此，情感表达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它指向实在的对象，包括个体、团体、组织以及社会结构等其他客体。这种指向性不是没有意义的，更不是单纯地情绪宣泄。实际上，情感表达背后的强指向性揭示出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甚至是仍处于发展中的隐性极端问题。

正如刘涛所说，在演艺式抗争中，情感不仅承载着微妙的资本属性和社会阶层属性，同时还在表演环节和目的上发挥着双重功效[2]。情感表达涉及的是表达主体对事件的评价，指向的是背后的个人或组织，旨在实现主体预期的特定目的，而这种强指向性能够将问题外显化，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二）情感表达的道德性提供了舆论引导的动力

公众的情感表达中包含着对善恶的判断，这种基于善恶的情感表达是推动舆论引导行为的关键因素。这种情感表达能够形成一股道德力量，促进更多个体参与其中。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公众成为发声的主体，但他们并不是都具备专业知识或批判精神，因此，部分人表达的观点缺乏客观性，这就亟需主流媒体来引导舆论，修正或重构社会秩序。

（三）情感表达的共情性丰富了社会治理方式

情感表达的共情性体现在对他人情感的感知和理解上，这是公众内心世界的感受和想法。通过情感表达，个体内在情感的可视性得到了增强，个体内部的情感得以呈现，同时，通过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真实问题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这样的表达具有感化性，能够引发共鸣，驱使公众从单纯的感受转化为具体可见的行动，从而达到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想要促成的目的，即达到社会合意，丰富社会治理的方式。

二、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情感表达的误区

网络空间存在着多样的情感表达方式，每种方式又代表着不同的观点，多方非理性地表达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各方对立。对此，我们应以理性引导情绪表达，用理性的力量抑制情感过度地表达[3]。主流媒体更应重视舆论引导中的情感表达，提升自身舆论引导能力和公信力。但是，纵观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现状，部分媒体对情感表达资源的利用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误为“非理性”病症，缺乏人文关怀

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部分媒体发布的信息存在迟缓或模糊等问题，公众难以及时得到准确信息，导致恐慌、担心等情绪在互联网空间迅速蔓延。媒体此刻的舆论引导工作应该积极回应公众的关切，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最终结果，重点关注公众的情感诉求，注重人文关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舆论引导部门态度较为强硬，即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单纯地将事件看作是“一撮人”导致的，认为这个事件是不理智的。比如，2019年7月，某大学的学伴制度在网络中引发热议，而有关部门一开始认为此事是被一撮人炒起来的热度，并未认真回应公众的情绪表达，导致公众对此事产生质疑。在这次风波中，部分舆论引导部门过于关注舆论中的非理性表现形式，忽略了公众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舆論引导缺乏人文关怀。

（二）将公共领域的难实现简单归结为情感表达，忽略情感指向性

在对网络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中，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领域须符合以下特性：平等、开放、事关公共利益以及无偏倚性。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过于理想化：它排除了底层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参与，也排除了“情感”的实践[4]。实际上，公共领域不能规避情感的介入，相反，情感本身就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因为公众情感表达背后所指向的是他们对公共利益事件急需解决的期望，舆论引导部门若看到了公众期望，并解决了公共利益事件所存在的问题，便会有益于公共领域的实现。

在2019年10月10日下午6点，江苏无锡发生了一起高架桥侧翻事故，这一意外事故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关注。13日晚上9点，“@无锡发布”发布了一篇题为《在重大事故面前，我们该如何理智且关爱地应对！》的文章，官方在这篇文章中以一种诙谐的口吻、调侃的方式“斥责”了公众的过度情绪化言论：“比事故原因、调查结果飞得更快的是朋友圈里你来我往、似真似假的揣测……在官方通报到来之前，网络见证了一拨面对重大事故的自嗨，悲情的意味很少。”这篇回应并未消除负面舆论，甚至还遭到了公众的质疑。人民网针对“@无锡发布”回应的事件提出了观点：“面对此种舆论波动时，无锡官媒应当做的是重视民众的感受与情感表达，并及时发现情感表达指向的问题，以平等姿态回应公众期许，而不是忽视公众情感表达背后所指向的问题。”尽管舆论中公众的煽情表达打乱了网络舆论空间的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众话语的表达，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形成。

（三）激情回应和迂回情感方式容易激化矛盾

在舆论引导工作中，部分媒体可能存在固守旧有观念、思维方式不够科学、方法相对单一等不足，使舆论引导工作陷入困境，出现诸如过度解读、仓促回应、胡乱应对等现象。公众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便会产生怨怼情绪，甚至部分人在网络空间中肆意发表言论来宣泄情绪，导致主流媒体难以进行舆论引导，舆论场变得较为混乱，容易引发重大舆情。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部分媒体被公众的情绪化表达所激怒或产生畏惧情绪，采取激情回应或迂回情感方式，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矛盾事件进一步升级。

激情回应是指媒体被网民的情绪所裹挟，回应内容不够理性甚至情绪化。而迂回情感方式可以理解为舆论引导者虽然善于运用情感话语，但所回应的内容与问题本身或公众所期待回应的问题不相关，本身是想转移矛盾，但是容易弄巧成拙。激情回应中包含着非理性的偏激因素，容易导致舆论偏向单纯的情绪宣泄；迂回情感方式则会加剧公众不满，甚至出现制造谣言、倒逼真相等问题。可见，这两种回应方式都会激化矛盾，有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三、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正确表达情感的对策

在舆论环境中，情感表达一方面可能导致众声喧哗、舆论混乱等现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需要舆论引导者转变固有观念，正确看待情感表达所带来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势、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精确定位受众，善于设置议题，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5]。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在新的历史阶段，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工作应将重心置于公众之中，重视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积极回应公众的情感表达与期待，转变文风，调整工作作风，让报道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进而乐于传播。这对新时代下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角色定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简而言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正确表达情感的策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一）情感建立：议题设置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塑造情感机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场域已经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因此，主流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时要关注网络舆论的议题设置、整合营销等，从而更好地进行情感表达，提升自身的舆论引导力。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已经成为社会舆论传播的主要载体，这些新媒体平台借助技术特性将情感与多元的故事元素交织在一起，传播至公众生活的各个角落，进一步推动个人的主观色彩成为网络舆论信息传播的主要特点。因此，如何有效地运用情感表达方式治理网络舆论的个人情绪化表达，是目前主流媒体应当关注并亟需应对的问题。具体来说，主流媒体要积极回应公众关切，重视网络舆论的情感表达，深入理解并掌握新媒体时代下舆论引导情感表达的规律，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公信力优势，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积极进行情感表达，主动策划话题，坚持内容为王、以情感打动人心，传递公众最想表达的声音，从而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环境。例如2022年7月1日，《人民日报》微博直播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大会上强调的“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香港与内地是一家人”等表达强烈爱国情感的议题，获得了较好的舆论反响。

（二）情感共鸣：游戏互动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创建情感体验

主流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政治动员。特别是在特殊节点，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各种宣传途径激发公众的爱国热情，增强其民族认同感。例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报道中，权威媒体与相关机构共同策划了具有深厚政治传播内涵的新闻报道或电视节目，这一创新性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政治意识的普及。学者成伯清提出，我们社会上所表现的情感体制可以分为三个类型：装饰体制、体验机制和表演机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媒介事件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细致规划和广泛推广的，它们通常在特定的时机或环境下出现，能够巧妙地构建布局，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并推动舆论的引导进程。成伯清特别强调了表演机制的强大功能，认为它能够聚集群体、创造情感联系、创建“情感社区”。这种机制主要通过戏剧化和视觉化的方式，尤其是借助生动的形象，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7]。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置身于新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可以通过融合媒体报道手段，运用融媒体技术实现参与式互动与游戏式情感体验的构建。例如，2021年，在新华网为记录全国两会发布的互动H5《两会“睿”心跳》上，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互动数据生成个性化海报，这种以游戏互动的方式构建的情感共同体，达到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目的。可见，尽管互联网的发展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只要主流媒体转变思路，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来提升情感体验互动效果，牢固树立用户中心思维，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报道，就能够助推主流舆论引导在速度、广度、深度上实现突破。

（三）情感强化：人文关怀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传递情感表达

在传统的认知里，新闻媒体通常认为情感是带有偏见、非理性色彩的元素，导致新闻报道缺乏客观性。因此，情感被视为需要抑制和规范的对象，甚至被谴责为“不良因素”，但是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情感却能成为主流媒体表达人文关怀的桥梁。例如，2022年3月21日，在“东航MU5735航班失事”突发事件中，由于当地主流媒体巧妙地根据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矩阵变化适时调整了传播策略，将情感化传播作为主要手段，并积极解答公众疑问，多次舉办发布会回应事件进展，满足了公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成功助推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工作，为其他媒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除此之外，当地媒体还在微博上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解读事件始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获得了较好的报道效果。例如，“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全力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相信他们依然活着！”这些充满希望的词语让公众感受到了当地主流媒体的人文关怀。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应当积极回应公众期望，运用情感表现方式表达对公众的关心、重视人文关怀，以此来构建新型舆论引导观、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情感的良好表达与传递有利于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特殊的情感表达案例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展现出人文关怀在舆论引导情感表达中的重要性。

四、结 语

主流媒体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学会正确运用情感表达，思考如何运用情感表达策略扩大舆论阵地，促进各方平等积极地进行交流互动，从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环境，更好地彰显主流媒体的价值担当。

参考文献：

[1]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39-66

[2] 刘涛.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5）：102-113.

[3] 张涛甫，王智丽.中国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9）：32-36

[4] 曹劲松.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J].新闻与写作，2010（5）：45-47.

[5]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9.

[6] 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5）：84-102.

[责任编辑：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