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乾生 张丽君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涵化”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然而在当代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既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也有文化全球化浪潮下各媒介之间竞争的影响。时代召唤文化涵养，文化涵养赋能时代，作为大众传播主力军的电视理应担当起文化“询唤”的责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摈弃消费文化糟粕，从而实现对“受众文化认同”和“电视文化责任”的双向“询唤”，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巩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自我认同。

关键词：电视文化；询唤；家文化；孝道；留白

中图分类号：G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2-0047-04

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时代的发展进步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社会逐步处于消费文化的狂热之中，我国文化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如何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性的保护措施和实施途径是时代之问，更是当务之急。

二、资本与消费：缺席背后的深层指涉

新一代的中国青少年是被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浸染的一代，部分青年的“亚文化、网络文化、游戏文化”表征也开始显现。如今，时代和传媒开始呼吁和引导人们学习雷锋精神、增强留白意識并积极陪伴老人，这是由于这些日常经验和文化瑰宝正在被“博物馆化”。

（一）缺席与在场，匮乏与完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影像化在场的方式捕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所指，填充现行场域的匮乏，以可视化再现完满。《孝道·下棋篇》《人生留白，风景更美》两部公益广告每天轮播，主要内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孝道”和“留白”。在当代社会中，“孝道”和“留白”两种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席，因此，承担文化传播使命的电视媒体应以影像化方式彰显“孝道”与“留白”的意义，唤起当代大众尘封的文化记忆，由此实现身份识别与身份认同。《孝道·下棋篇》映射了当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子女成家立业后忙于工作和生活，对老人缺少陪伴，然而，当代社会的孝道除了赡养老人、孝敬老人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陪伴。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今天，老人真正缺少的不是物质，而是子女的陪伴，“空巢老人”的陪伴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且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留白”是中国艺术作品创作的一种手法，而在《人生留白，风景更美》公益短片中，留白既呈现为孙女画作中的空白，又是想象的空间，奶奶教孙女将寥寥几只飞鸟涂于空白处，整幅画作的意境变得广阔深远，奶奶随之更进一步对孙女言道：“画画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言行之间教诲孙女在作画之外还要注重为人之道，“留白”一词的含义便从画作技巧上升到人生哲理。

（二）作为消费品的传媒艺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艺术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大众传媒既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又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似乎一切皆可成为商品，一切皆可消费，“文化工业”现象在我国也屡见不鲜，即便是作为电视的受众也可当作商品“售卖”给广告合作商。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言：“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1]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化的传播不再只是精英的活动，而是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活动。作为消费品的传媒艺术，以娱乐为导向，直接反映着社会现实，如今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对于消费问题，文化逻辑是表象，经济逻辑才是根本。消费可以极大地满足资本增值的需求。在消费社会，作为消费品的传媒艺术，其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被售出。”[2]如今，商业广告巧借“传统文化”作为嫁衣，以此彰显商品的文化导向，退隐广告的推销、宣传功能，从而诱导消费，实现扩大再生产。

（三）作为消费品的经典文化

如果说消费文化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意识形态，那么消费社会则是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在消费文化中，艺术和文化被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成为一种以金钱为尺度的商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进一步实现作为消费品的再创造，即把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精髓内容通过视听产品的形式进行传播，使其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译为“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是不能改变的规范，是永久不变的准则，乃是大众最根本的品行”[3]。然而在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离散感”与日俱增。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时间被工作时间建构，与家人共进三餐、身边尽孝、关爱老人的空间场所“家”被异乡异客和钢筋混凝土建构，人们为了物质充裕的理想而奔波游走，远离家乡和亲人，穿梭于城市之间。关爱老人、善尽孝道变得何其难觅，又何其珍贵。

三、建构与解构：电视文化的大众面向

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为一家之言，但各有千秋。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当中的“软实力”（Softpower），文化在当代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电视文化”作为传媒文化的主力军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电视观众群体。欧阳宏生在《电视文化学》一书中对“电视文化”做了论述，“电视文化即电视物质文化、电视制度文化和电视精神文化。其中，电视精神文化是电视作为一种文化的最终目标，它不仅包括电视传播的大量信息，还涵盖了电视观众通过电视节目产生的精神动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4]

（一）建构大众认知，影响大众行为

威尔伯·施拉姆认为：“电子传播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潜在的信息渠道，这些渠道可以通向多得难以置信的受众；可以冲破图书馆的栅栏，向平民百姓传播信息……”[5]电视传播的无所不及使得信息孤岛不复存在，人们置身于地球村之中，被电视庞杂的、结构化的信息所包围，不知不觉地开始依赖电视。人们通过电视获取信息、认知事物、了解他人、理解世界，开始把电视所拟构的“仿真世界”作为思考和判断的参照。尤其是我国电视节目形态百花齐放，市场的细分造成了节目和观众的细分，电视的发展走向了“市场化、专业化、分众化”道路，人们在各类节目中总能找到自己的所需所好。“电视人”是被电视所建构的电视观众，这批电视观众对电视非常痴迷，其信息获知、求知问道、精神食粮都向电视“索取”，认知完全被电视化，因此，电视在某种程度上也建构了这些“电视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

（二）解构传统文化，引导大众消费

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载体，正在解构着“电视人”周围的环境，比如，“平面化、无深度感、去中心化、拼贴、复制”等正在解构着当代人的独立思考空间和深度学习途径。在大众传媒艺术中，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消费品，通过解构传统文化，以独具匠心的方式完成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对接。“与精英文化不同的是，大众文化具有以贴近世俗生活的内容及其通俗化的表现形式為前提的、普遍的可接受性。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世俗化’倾向”[6]，并且这种倾向正在逐渐走向“商业化、功利性”主导的自由消费市场，而作为大众传媒中坚力量的“电视文化”，在创作、传播过程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此时，被电视商业广告所建构的商品符号层出不穷，人们不再只是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多地关注商品符号背后所折射的文化含义，这种商品符号给消费者带来的多是一种身份象征和消费快感。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看似是主宰者———“尊贵的上帝”，实则正在被市场解构为商品符号的再生产者———“数字劳工”。“变幻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激发人们欲望的能量，鼓励人们去追逐并无限扩张更多的消费。”[7]

四、共情与觉醒：电视文化的“询唤”魔力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这一命题中提出了“询唤”的概念。他曾举过一个例子，“假定我所设想的理论场景是在街上，那么被召唤的个体就会转过身来。就这样仅仅做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他就变成了一个主体”[8]。媒体在思想观念形成与传播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询唤”功能具有“强话语”的优势，在大众传媒（报刊、广播影视、互联网新媒介）的影响力中电视的文化影响力早已异军突起，即便是面临着当今新媒介的冲击，电视依然担当着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重任。电视观众的广泛性为其“询唤”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庞大的受众基础，所呈现的视听影像直观可感，加之电视公益广告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因此其传播力、感染力和共情力极强。

（一）电视的文化共情，促使大众的意识觉醒

“情感性”“形象性”“审美性”“主体性”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其显性功能表现为感性共情能力，即“诉诸感性优于诉诸理性”；其隐性功能表现为理性共情能力，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电视艺术作为大众传媒的中流砥柱，把生活日常经过影像化转码输入电视，深入社会与人生，流入大众的内心世界，其影像纪实性、逼真性、造型性、运动性再现并代表着大众的生活，其共情能力强劲而卓越。随着共情力量的发挥，观众的认知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渐强化，进而转化为行为动能。电视文化的影响力表现为以视像呈现、真情实感、生动迷人、尽善尽美的荧屏世界感化、“询唤”、陶冶、启迪着万千观众，进而达到和谐共进的社会效果。适应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而绝非简单地迎合，电视文化的正向引导功效坚实可靠，因此电视文化传播者应明晰权责，以文化人。

（二）家文化的重述：孝道“询唤”

从古至今，“家”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表征着稳固、自由、和谐、传承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公益广告短片《孝道·下棋篇》以“象棋”为主线，运用一组组分切镜头将“沙发、客厅、相片、平安符、老式收音机”与“家文化”相关联，用“行李箱、车站、打电话、线上下象棋”映射“现代生活”，以“眼神凝视、笑靥、斟茶、擦眼镜、揉肩、户外陪练”暗喻“子女陪伴”。这一个个物象组成了“家”的物理构件，意指“平凡且厚重、意味悠且长”的家文化，由这些物件所组成的物理空间中，亲人、亲切、亲情溢满全屏，再加上画外音、“角色”旁白、片尾字幕“陪伴是最好的孝心”，都在“询唤”当代青年孝敬父母、关爱老人，给予他们更多的日常陪伴。在时长1分钟的短片中，“孝顺”在子与父的言谈举止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小时候父母无限包容我们的兴趣爱好一样，等他们老去，我们也应关照他们的兴趣爱好，这就是孝顺，更是传承，中华文明正是靠着一代代人的传承而不断延续，经久不衰。

（三）留白文化的再识：人生处世“询唤”

“留白”一词源于中国书画创作，最早可追溯至老庄哲学的“虚实相生”。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艺境》中曾说，“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底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9]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就是经典文化，属于中国人独有的东方文化意蕴。公益广告短片《人生留白，风景更美》，通过“笔墨纸砚、竹椅方桌、青花瓷、盆景、书法挂画”等布置，营造了一个书香四溢的传统家庭空间，这些物件和其蕴含的意义跨越荧屏，“询唤”着镌刻在中国人脑海中的集体印记。当代青年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电影、电视、电脑、手机“四屏”相伴，学习、工作、生活也在四个屏幕中穿梭，并且较少使用毛笔、钢笔，甚至部分青年不知毛笔是何物，更不了解“笔锋、力度、着墨、晕染”的书画艺术魅力，就像孙女问奶奶“什么叫留白”一样。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这种具有民族身份识别和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学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短片中，对于孙女的发问，奶奶给予了她实践式解答“你画些飞鸟试试”，孙女在勾勒轻描间顿悟了画面的广阔，之后奶奶顺势将留白导向漫漫人生，画作之留白，犹如人生之留白，留白之处与整幅画作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尽显生命的气韵和灵动，尽显人生滋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代更迭中浸润着中流砥柱的代代青年，引导他们“求真、向善、尽美”，实现既“美美与共”又“美美异和”的审美盛景。

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要去向何方。无论是国家制度层面，还是社会宣教层面、个体言行层面，均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有所作为，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处理好其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提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中国范式，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溯本清源，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节目制播、文化引领方面，以“严谨、规范”而被各家媒体尊为典范，勇立我国媒介改革与发展的潮头，尽显央媒风范。公益短片《孝道·下棋篇》《人生留白，风景更美》只是央视众多公益广告中的冰山一角，通過满屏经典文化意味的中式家庭环境和祖孙之间的对话，以及对现代“孝顺”一词的影像化再现，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生成情感依恋和文化觉醒，将观众深层次的集体心理和集体无意识“询唤”了出来。在对电视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中，每一个观众既是“个体”，也是被电视文化责任“询唤”出来的“主体”，进而为身体力行的实践提供路径参考。

五、结 语

切实履行电视的文化责任是电视发挥文化“询唤”功能的关键一步，也是电视文化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心中的一面明镜。在新媒体场域下，广播、电视等媒介与抖音、微信、客户端等平台交互传播，直播带货开始影响主流媒体视听产品的创作机制，挤压节目内容传播的有限空间，电视文化的责任担当和文化“询唤”功能的发挥更为迫切，也更有意义。央视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其专业的内容生产、精良的制作手法，权威性、引领性、前瞻性、思想力、公信力等为当下纷繁冗余的媒介环境注入了一泓清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电视传播的精品力作中必将大放异彩，熠熠生辉。电视文化的责任担当、电视文化“询唤”功能的发挥以及受众文化认同的觉醒，相互“询唤”、同频共振、同向聚合，共同为重构主流话语空间、重拾民族灿烂记忆、重塑文化身份认同而继续努力。同时，电视也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新媒体，这也为电视从业者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提出了新命题，带来了新挑战。

参考文献：

[1]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48.

[2] 胡智锋.传媒艺术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54.

[3] 蒋经仟.中华孝文化语录[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8：30.

[4] 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5.

[5] 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96.

[6] 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7.

[7] 郭景萍.鲍德里亚：后现代消费面面观[J].广东社会科学，2015（5）：186-193.

[8]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56.

[9]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0.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