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玺昊

一、问题提出

在当下，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进阶式发展已成为学界共识，社会工作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有利于达成这一目标（王思斌，2019）。社会工作具有不同的行动范式，但其中大多数并未明确表达知识生产的目标。比如，对于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行动而言，如何根据评估结果对待此前获得和运用的知识，实证主义研究者并没有给出坚定且清晰的答案（何国良，2017）。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相符，并以知识生产为行动目标，日益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依托（郭伟和，2022）。本文所提及的社会工作行动特指基于实用主义哲学而展开的，包含反思、增能等理念的行动。由此，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特点与优势是什么？

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较为强调学习（阿吉里斯、舍恩，2008：86）。有研究指出，有意创造和推进知识的过程体现为学习，它可以被视作一种协作努力，实践中个体的主动性是创新共同体的基础，这个过程既需要个体学习专业知识，也需要通过互动对知识进行共享（Karvinen-Niinikoski，2005）。但学习的过程并不能自动出现，对于第二类型知识生产模式（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的研究指出，组织环境影响知识的转移与创造过程（Jacobson，2007），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必须解决组织障碍（Bowen & Martens，2005）。

上述两个理论维度构成了本文的知识基础和灵感来源：前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实践逻辑的微观情境，但并未对学习的概念内涵进行详细梳理，也缺少对学习所依托的组织情境的分析，略显单薄且有理想化之嫌；后者为我们从中观层面打开了理解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研究视野，但并未与学习加以关联，组织推动学习生成的作用机制还未得到学理性阐释，因此略显割裂和抽象。由此，“有组织的学习”概念试图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其中，“组织”为名词，意为个体的集合体，简单而言，这一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依托组织并受组织促动的学习型实践。

这一整合的努力还有以下三种考量。从实践层面来看，国内学界对于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必要性逐渐达成共识。有研究提及，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有利于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构建（安秋玲，2016），也可以改善社会工作的悬浮状态（侯利文，2019）。虽然既有研究不断为此指出方向，但还没有出现一个全景式的地图（Trevithick，2008），以便更深入且全面地呈现如何实现知识生产这一目标。从学科层面来看，格雷和舒伯特指出，如果不发展一个全面的知识生产模型，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叙事仍然是片面的，并且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观点产生脱节（Gray & Schubert，2013）。当然，本文只是对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理论进行综合的尝试，仅能提供一个可加讨论的基础。从分析层面来看，整合的叙事中蕴含更为全面的知识生产特征，提出这一整合性概念，并通过案例分析，可以从整体层面理解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过程，而这是单靠学习或组织分析无法获得的。

综上所述，本文将以“有组织的学习”概念解释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有组织的学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学习”的概念内涵是什么？组织推动学习生成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上述问题得到澄清后，本文将结合S 市Z 机构的实践案例，呈现这一实践逻辑的现实表征，并进一步归纳这一实践逻辑的特点与优势。

二、文献综述

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社会工作行动既是问题创造性解决的过程，也是实践性知识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不同主体的协作。这里的实践性知识也是本文“知识生产”概念所指称的知识，其具体含义是：通过反思和提炼自身专业实践所形成的认识，包括专业信念、自我知识、人际关系知识、情境知识、策略性知识以及批判反思知识（古学斌、霍小玲，2022）。目前，学界对于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学习和组织情境两个维度，这为我们理解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一种学习型实践

社会科学对于“学习”的关注由来已久，比如组织社会学所提出的学习型组织（周雪光，2018）以及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提倡的多主体沟通学习等（白子仙，2019）。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作为一种协同创造知识的模型，被归入第二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之中。该类型知识生产模式由吉本斯等（2011：4）提出，它代表一种多主体、异质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不断交互，以及知识生产共同体内部非等级化的关系。第二类型知识生产模式认为，知识通过学习型关系网络实现更新和增长（Julkunen，2011b）。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作为第二类型知识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被理解为一个学习的过程（Uggerhøj，2011；Austin et al.，2014）。托马斯·施万特提到，为了在实践中取得更深远的成果，我们需要强调学习（赵一红，2019：348），因此，学习是一个“从知道到做到”的过程，注重行动的成效。欧陆学者也极为强调学习对于行动中知识生产的重要意义，梳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学习的内涵包括参与、实现反身性①此处原文的中文翻译应为“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但肖瑛（2020）指出，当“批判性”（critical）引入哲理基础和认知活动中时，这种反思更多指向“反身性”（reflexivity）。比如，在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脉络下开展研究的布迪厄，他所提倡的反思社会学实质上是一种反身性社会学。因此，本文将批判性反思指称为反身性。反身性破除了主客二元论，认识到个体性行动与整体性社会结构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刻复杂的内在关联。简单来说，它表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思想、观察以及所使用的语言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之间的关联。从知识生产所论述的“反思”可以看出，其实质就是一种“反身性”，涉及主体对自身及其所处社会位置的反思。和对话三个维度（Estabrooks et al.，2006；Saurama & Julkunen，2011；Yliruka & Karvinen-Niinikoski，2013）。作为学习的过程，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学习内涵的体现。

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更具参与性（Gray & Schubert，2010）。参与强调了不同的主体都可以贡献自己的智识和声音，以更有效地应对复杂问题和不确定的现实境况。这意味着，参与着重强调不同主体多样的知识类型和知识贡献。基尔德达尔将知识分为三种类别：地方性知识、已有或先前的知识、共同生成的知识或理论（Kildedal，2011）。这些知识类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奥斯蒙德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正式或非正式理论、概念、研究结果、个性化知识（文化、直觉、常识和个人价值观）、情感知识、具身化知识、行动知识、互动—情境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又具有显性和隐性两种属性，前者指行动者明确意识到的、自己所使用的知识，后者指行动者没有注意到的知识（Osmond，2005）。这些复杂多样的知识类别凸显了对话和实现反身性的重要作用。

对话彰显着平等和赋能的理念（斯通斯，2020：252），既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又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在实际科学（actual science）中，对话具有中心地位（Uggerhøj，2011），它消解了科技理性的专家自决，将其转变为多主体协同建构知识的对话主义，彰显出社会工作行动的动态性。对话为理解问题、寻找答案以及创新和生产知识提供了平台。哈贝马斯认为，彼此的理解和共识的达成需要一个充分对话和辩论的环境（约阿斯、克诺伯，2021：193）。在对话的过程中，参与者相互影响，角色从孤立个体向对话性研究者转变，从而突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困境。这有利于视域的拓宽和融合以及应对复杂问题行动力的提升，从而推动改变的发生（Julkunen，2011a）。

实现反身性是开展对话的先决条件，如果对话没有反身性，就有可能变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独白，这种方式以说服他人为目标，而非致力于共同创造新知识。反身性使得关键研究者避免以热衷于自我选择的角色出现（Reimer-Kirkham et al.，2009），维持着社会工作行动所提倡的对话与参与，不同主体之间可以开展协商，以此忠实于社会工作行动的试探性、开放性和关注过程等特征。借由反身性，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才成为可能。

以上论述不仅澄清了学习概念在各个维度的内涵，也暗含着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三者之间的承接关系，它们可以独立或者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同时，这些微观互动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过程框架内，否则就会成为一种没有方向的互动。在综合考察勒温以及各国学者的研究后，郑增财（2008：236）认为，为实现知识生产的目标，社会工作行动包括四个基本的过程要素，分别为：问题、行动、验证与反省。这四个过程的含义是：建构研究问题、拟定行动计划并执行、收集资料验证行动效果、反省并建立共同接受的观念与行事准则。建构研究问题环节以及从问题到反省的整个阶段可能会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完成。由此框架出发，从知识生产角度来说，上述四个阶段可以更具针对性地表述为：建构研究问题即问题的发现和界定；形成知识框架并行动即借助指导思想、既定模式、行动方法和介入策略等搭建行动框架并执行；知识应用的验证即收集资料并检验知识推动改变的成效；知识生产即依据良好成效，反省并总结知识，或是在未达成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实践现状优化行动的知识框架并通过新一轮的行动进行知识生产。

（二）组织情境：学习型实践的重要依托

作为上述知识生产框架背后的理念，知识移植（knowledge translation）这一概念表达了从知识建构、知识运用到知识生产的过程。知识移植的研究强调情境（可以表征为组织情境）的重要性（Armstrong et al.，2006）。知识生产的框架使得学习过程趋向于有序，组织是此过程的主要推动者。知识生产的过程依赖于不同主体的互动以及知识的沟通和交流，这一过程发生于组织之中，并受其制约。组织内部若具有促使学习行动产生的作用机制，便可以实现知识生产的目标。

社会工作行动也具备组织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对象、高校研究团队以及其他专业力量会在一段时间内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自发组建起协作系统。詹弗郎切斯科·兰扎拉将这一系统称作“短暂组织”（阿吉里斯、舍恩，2021：11），这个组织是一个由多元主体组成的集合体，具有解决问题、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三个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群体成员相互协调、分工合作。

组织领导者的行动是探究组织推动学习生成的关键。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指出，组织领导者是影响组织运转的重要因素，通常代表着组织的特定目标或某种群体的需求，是互动的发动者，在相互作用的体系中拥有超出其他人的影响力（于显洋，2020：292）。知识生产的研究也强调强有力的领导者之作用（Estabrooks，2006），虽然社会工作行动强调实践主体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但领导者这一表述与社会工作行动的理念并不违和。对于组织领导者的风格来说，它包括直接领导、民主式/参与式领导、放任式领导三类（高颖、内尔，2020：2）。其中，民主式/参与式领导是与社会工作行动特质相契合的领导类型。

（三）组织推动学习生成的作用机制

学习行动并非自动形成和展开的，而是需要组织的促动。目前，社会工作行动中推动学习生成的内在机制尚未得到清晰呈现，但诸多社会学研究者曾分别讨论过参与、实现反身性与对话这三个理论维度。整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若要保证学习要素的出现，组织情境中必须具备“激发目标认同”“凸显价值理念”“提供交流空间”这三个对应的作用机制，这具体呈现在组织领导者的行动中。

激发目标认同是参与生成的内在机制。开展社会工作行动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让不同主体参与进来。没有参与，社会工作行动必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Jones & Gelling，2013），但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聚集，而是不同主体积极贡献自身知识，实现组织和项目所设定的目标。主体参与的逻辑分析聚焦于权力视角（Arnstein，1969）、参与—回报的利益视角（冯敏良，2014）、认同的文化视角（颜玉凡、叶南客，2019）以及主体关系视角（何雪松、侯秋宇，2019）。权力视角和主体关系视角关注互动双方的不同关系形态分别对应着何种参与状态；而参与—回报的利益视角指出，如果行动者的参与可以取得预期的回报，比如物质收益、关系拓展、知识能力增长等，并且收益大于付出，那么行动者便会展开积极的行动，这与文化视角所指称的认同有类似的含义，都是实践主体的自觉行动。因此，如果组织可以立足于行动者的意愿与需求，清晰地呈现参与所取得的预期回报，激发行动者对于目标的认同，多元主体便会开展积极的知识生产行动。

凸显价值理念是反身性生成的内在机制。实现反身性的目的是促使实践主体对自身和自己的知识及其所依托的位置进行反思（布迪厄、华康德，2004：41）。实践者所偏好的理论、实务经验以及常识、直觉，极易形成对现实的剪裁和刻板印象，这不利于特定场景下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Gray& Schubert，2010）。反思自身所处的位置、破除知识使用惯习，是社会工作行动中解决问题和生产知识的关键环节之一。塞耶在发展布迪厄的理论时提到，惯习（包括知识、话语、技能等）并非完全习惯性的或潜意识的，当行动者能够反思自己惯习的某些方面时，他们“可能有意识地克服或推翻它们”。推动行动者打破上述惯习的是另一种惯习类型，即道德情感，包括同情、内疚、羞耻等情感以及利他主义、尊重、正义感等信念，它们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提取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信息的方法，使得行动者能够监控自己的行为，也能监控他人的行为，以便对当下的情景做出正确的反应（斯通斯，2020：467）。因此，对自己行为的监控等同于对自身所处的位置及所使用知识的反思，促进反身性的生成需要强调道德情感，本文着重从道德情感的信念层面，探讨反身性的生成。

提供交流空间是对话生成的内在机制。由于社会工作行动涉及不同实践主体的参与，需要承认不同知识类型的有效性。哈贝马斯提到，成功的创造是一种对话，而空间对于交流和对话至关重要（Osmond，2005）。在参与和反身性的作用下，对话的出现具备前提条件，交流空间的存在使得行动者自由分享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成为现实，这个交流空间既是概念性的，也是物质性的。从概念上讲，交流空间提供了一个人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的话语舞台（Bevan，2013），当人们旨在通过辩论和讨论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时，空间就会发展起来（Kemmis，2001：93）。在物理上，它指的是一个现实的空间，也包含特定的时间，让人们得以聚在一起进行讨论。这个空间需要具备安全的特征，以鼓励对话者打开以前不存在的沟通渠道（Singhal，2003）。

综上，本文梳理了学习的概念内涵以及组织推动学习生成的内在机制，“有组织的学习”的概念含义是：在组织激发目标认同、凸显价值理念、提供交流空间的促动作用下，实践主体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的学习行动得以生成，这使得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过程有序展开，顺利实现既定目标。社会工作的实践特点为“有组织的学习”的生成提供了土壤：为了实现有效改变，不同实践者结成“短暂组织”，以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境并产出实践性知识。在此过程中，作为理性的行动主体，“短暂组织”会以特定行动促使学习行动的产生。这一“短暂组织”并非社会工作机构或其他非营利组织，而是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在某些情况下，“短暂组织”的领导者与社会工作机构项目负责人、高校专家或其他行动者为同一人，但前者与后者在概念意义上不能等同，“有组织的学习”不能被认为是由机构、高校或是其他组织促动产生的。尽管学习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澄清（见图1），但学习的实践表征以及组织推动学习生成过程中各实践主体的互动现实依然有待呈现。基于此，本文将以S 市高校研究团队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合作开展的实践案例为基础，对“有组织的学习”概念进行经验解读。然后，本文结合学理分析和经验解读，进一步归纳总结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特点与优势。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

本文所聚焦的实践案例是由S 市Z 机构申请的合成毒品成瘾者社区戒毒康复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个案和小组的工作形式，帮助戒毒康复人员改变认知、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强运用社会支持的能力，进而顺利实现社会康复，同时，机构从中总结提炼具备成效的实践性知识。Z 机构于2020年10 月启动该项目，并邀请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L 校老师参与。L 校组建研究团队（包括1 名老师和5 名博士生），与Z 机构合作开展该项目（下文项目团队是Z 机构与L 校研究团队的统称）。项目面向S 市15 个区站的150 位禁毒社会工作者，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实用主义为该方法的核心哲理基础），借助专家辅导讲座、经验分享、行动研究研讨和培训等活动形式，通过有针对性地招募服务对象、聚焦具体问题、科学设计方案、研讨推进服务，实现在服务中研究，在研究中服务。上述三个维度的行动分别由相应的区站开展，L 校研究团队分组与各个区站对接。S 市J 区属于L 校研究团队重点跟进的区站，该区在认知维度开展的小组工作属于L 校研究团队重点跟进的服务。

2020—2021 年，笔者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不同方法对S 市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进式调查。这既是案例研究的要求，也是行动研究项目的要求，它需要参与者全面详细地记录过程资料，包括会议记录、调研资料、个人反思等，以供反思与总结使用。对于所记录和收集的资料，笔者运用质性研究中资料分析的“互动模式”（陈向明，2000：275）展开分析。首先，笔者在对资料进行初步整理、编码和分析时发现，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实践主体的互动”以及“组织领导者推动”两个主题。在尝试将现有主题与理论进行对接时，笔者认识到，前者可以纳入不同学者提及的“学习”概念之中，后者则可与组织情境相关联，并且现有研究关于学习内涵的界定多样，并未实现整合，组织推动学习产生的作用机制也未得到详细澄清。基于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学习的概念内涵以及组织推动学习生成的作用机制，完成了“有组织的学习”的概念建构。然后，本文将此概念带入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过程（从理论上已经发现了此过程即学习过程）以及组织领导者的行动中，一是分析并编码“学习”在知识生产不同阶段的现实表征以及组织推动学习的现实表征；二是检验此概念是否可以概括现有经验材料，实现理论饱和。

对于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而言，既往研究要么关注学习过程，要么强调组织情境的保障，缺少整合的叙事。而在本文的案例中，S 市行动研究项目属于较为典型的、整全的知识生产过程，包含学习和组织推动学习两种实践逻辑，深入研究该案例有利于加深对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理解，从而实现“从故事到知识”的升华（张静，2018）。

四、有组织的学习：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案例呈现

（一）学习行动与知识生产过程

1.建构研究问题

为应对合成毒品使用者增多和复吸情况突出的问题，2016 年，在S 市禁毒办和禁毒基金的支持下，Z 机构策划实施了合成毒品成瘾者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方法研究项目，发现服务对象分别在认知、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上存在问题与需求。虽然有了较为聚焦的介入维度，但是Z机构禁毒社会工作者并没有具体且系统的干预方法，这导致禁毒社会工作者在干预相关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困惑和难度。为应对这一困境，Z 机构于2020 年启动了行动研究项目。在初期，项目的研究问题是：禁毒社会工作者采取何种干预方法应对服务对象在认知、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上存在的问题？在搭建行动框架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发现，认知、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三个维度的问题内涵丰富，需要进一步界定服务对象存在的具体问题，以便精准开展服务。L 校研究团队、禁毒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充分参与其中，基于反身性，在对话中建构出更具针对性的研究问题。

具体而言，每位个案社会工作者利用生命历程访谈、认知行为评估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分析服务对象的现实处境、问题和需求，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书面材料。为准确建构研究问题，L 校研究团队与禁毒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反思且避免形成话语挤压，确保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共同梳理资料，并开展对话和交流。以J 区为例，在分析认知行为评估量表的过程中，L校研究团队发现，服务对象大多持有“因为有吸毒的背景，所以到哪里都不会被认同，到哪里都不会被接纳”的认知。为了确定这是否为服务对象存在的共性问题，L 校研究团队与禁毒社会工作者进行了线上交流。首先，禁毒社会工作者根据既往经验对此予以初步确认，然后继续追问服务对象，试图获得最终确认。在明确问题后，L 校研究团队根据服务对象的表述，借助相关理论知识和概念，认为J 区小组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禁毒社会工作者该采用何种干预方法，以弱化或消解服务对象因吸毒经历而产生的自我贬低及夸大环境排斥的偏差认知？

2.形成知识框架并行动

各实践主体发挥各自所长，贡献解决问题的知识。在合力建构研究问题后，项目团队共同参与服务方案的设计。在此过程中，L 校研究团队、禁毒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分别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式理论、经验知识、本土情境下的文化知识以及行动知识和情境知识。

为了解决服务对象的认知偏差，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以及运用社会支持的能力，L 校研究团队分别选取理性情绪治疗模式、自我效能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为服务指引。在这一过程中，禁毒社会工作者过往的经验也被纳入其中，比如，在改变服务对象家庭支持状况时，禁毒社会工作者就提出要善于运用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再比如，为了增强服务对象的信心，禁毒社会工作者运用数据、案例或者其他可得资料引导服务对象。本土情境下的文化知识主要为建立关系的知识，比如，禁毒社会工作者通过开车接送服务对象参与活动，用行动践行“以心换心”的文化传统，以便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行动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L 校研究团队和禁毒社会工作者通过检索文献，使用表格、图画、游戏、活动等形式，将理论观点变为可实施可操作的步骤，并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相应地使用质疑、引导、角色互换、澄清等技巧。情境知识由禁毒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提供，他们提供了戒毒康复人员在康复阶段的生理、心理状况，社会工作者可以据此删减不必要的服务内容。为了保证服务方案精准对接服务需求，L 校研究团队与禁毒社会工作者时刻关注自身所处的位置，避免先入为主的观点输出，并通过对话使不同知识的融合可以逻辑自洽。借由上述行动，各介入维度最终形成一个整合性的服务方案。

3.知识应用的验证

这一整合性的知识框架具体呈现在个案和小组计划书之中。计划书设置了不同节次的目标，禁毒社会工作者每完成一次服务，就会邀请服务对象参与评估，借助测评工具验证本节活动的知识是否可以帮助其实现阶段性改变，如果完成预期目标则继续开展下一节次活动。整体服务完成后便实现了知识的应用与检验，若是服务整体实现预期所设置的目标，则可证明知识的有效性。

以J 区的认知维度小组工作为例，通过前期的对话和交流，J 区形成了主题为“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小组服务方案。该方案分为六节，节次安排由理性情绪治疗模式演化而来，其间穿插禁毒社会工作者建立关系的知识、经验知识和行动知识。在六节活动结束后，禁毒社会工作者应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尊重服务对象的诉说，初步评估活动成效。在与服务对象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禁毒社会工作者明显感觉到服务对象的改变与成长。量表前后测的初步分析也显示，服务对象自我贬低的认知程度下降了77%，大幅改变了“因为有吸毒背景，所以到哪里都不会被认同，到哪里都不会被接纳”的非理性认知，并且服务对象提升了应对不良情绪、改善认知偏差等方面的能力。这一评估结果显示，项目团队所形成的知识框架是颇有成效的，值得对此进一步总结和提炼。

4.知识生产

在知识框架的有效性得到验证后，项目团队以此前的知识框架为基础，逐渐开始总结和提炼实践性知识。

首先，项目团队总结在理性情绪治疗模式、自我效能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指引下的服务框架，以此作为进一步开展服务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次，为禁毒社会工作者提供反思的时间，总结每个维度的个案以及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在禁毒社会工作者初步反思出自身的实践经验之后，L 校研究团队以文本资料为基础，运用归纳法对禁毒社会工作者反思出的经验进行初步归类整合。最后，双方基于文本开展交流对话，并不断反思总结提炼出的知识是否完整且符合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求。按照这一方式，项目团队分别提炼出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中有效的方法和技术，认知维度、自我效能维度、社会支持维度的实务指南，一般性过程知识以及其他知识，等等。这些方法和技术包括：专业知识，比如如何识别服务对象的非理性信念；人际关系知识，比如如何建立专业关系；策略性知识，比如如何聚焦问题、如何设计服务方案、如何有效使用量表以及如何提升开展深度访谈的能力；自我知识，比如如何处理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观点与社会工作伦理所要求的责任之间的冲突、如何沟通调整自身以实现知识的同步增长；信念知识，比如禁毒社会工作者如何应对服务对象的挑战。这些知识最终汇总在“合成毒品成瘾者社区戒毒康复干预方法研究项目材料汇编”之中，分发给各区站禁毒社会工作者，以供此后服务参考。

（二）知识生产中的组织促动

上述知识生产的过程包含着学习行动，即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不过，尽管参与项目的实践主体了解行动过程中学习的重要意义，这一学习过程并不会直接出现，而是需要组织的促动。

1.激发目标认同，促进主体参与

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多元实践主体积极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声音，这一参与意愿的激发通过两个步骤得以实现。

在开展动员时，组织领导者所阐述的项目目标对接到项目成员的需求，顺利激发起他们的使命感和参与意愿。在项目初期，Z 机构的副总干事和项目负责人明确了阶段性任务，他们提及，S 市禁毒办非常重视研究工作，认为实务领域不光是做，在十几年的实务工作后，禁毒社会工作者有丰富的经验，如今到了总结和提炼的阶段了。由此，这一目标阐述就与禁毒社会工作者彰显自身价值的需求对接起来了。比如，在组织领导者动员后，一位资深的禁毒社会工作者回应到，自己明年就退出工作岗位了，要尽最大的努力分享十多年来积累的经验，站好最后一班岗，当项目目标与自己的愿景恰好一致，所以要积极参与其中，给予帮助。这一目标阐述也与L 校研究团队的需求对应，他们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亲自下田”开展服务，还需要“站在田埂上看”，以便总结和提炼，这一研究项目目标有利于禁毒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值得参与其中。

其次，通过树立榜样的方式进一步激发实践主体的参与热情。在激发目标认同后，为保证各实践主体持续参与，项目领导者在会议中借助榜样的示范作用，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比如，由于N区的行动与研究结合紧密，研究的意涵充足，在某些会议中，项目领导者便邀请N 区代表发言，交流自身的经验。邀请发言也是调动参与者积极性的过程，因为不同区站的项目会在年底共同考核，分数和排名使各区站有一定的压力和相互对比赶超的动力。也因禁毒社会工作者团队的积极参与，L 校研究团队的参与热情得以维持。

2.凸显价值理念，促进反身性思考

实现反身性表现为实践主体对自身位置及知识的反思，这依托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以及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共同体理念。

在决定知识使用的关键节点，组织领导者多次提及以服务对象为本的价值理念。比如，在建构研究问题阶段，L 校研究团队的带队老师提醒项目团队，研究问题的建构需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尊重服务对象的声音，不能凭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权威，剪裁或简化服务对象的真实处境和存在的问题。这带给研究团队的博士生和禁毒社会工作者很大的警醒：要拥抱以服务对象为本的价值理念，在建构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时刻反思自身所处的位置以及所拥有的知识，团队成员要相互提醒，保证研究问题及所运用的相关概念忠实于从服务对象处收集到的资料。

推动禁毒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共同体理念也是组织领导者用以实现反身性的重要依托。项目所生产的知识由各区站共享，对于这一点的强调促使实践主体时刻基于反身性开展行动，避免简单移植和生搬硬套等敷衍的行动。为了实现知识生产的目标，项目领导者提到了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共同体理念。他们强调，提炼有效的干预方法和技术，可以使各区站禁毒社会工作者分享彼此的知识，更便捷地运用各种评估和分析工具，精准找到服务的介入点，有效协助服务对象康复，从而推动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对专业化和机构共同体理念的强调，调动起禁毒社会工作者对于服务对象、各区站和机构的严谨态度。他们认为，认真开展知识生产工作，避免敷衍了事，有利于所有区站交流、学习和共同进步，这一理念为禁毒社会工作者保持反身性提供了动力。

3.提供交流空间，促进主体对话

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项目领导者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组织了三十余场会议，为彼此交流提供空间。微信平台所形成的工作群以及手机通话，形成了项目团队交流的补充性空间。除此之外，线下非正式的聚会也为项目团队的交流提供了机会。

会议是主体对话的重要空间。为了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项目领导者寻找线下的会议室或预定线上的会议室，为各实践主体表达困惑、交流成功经验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空间。在会议之中，项目领导者通过鼓励、支持或是点名邀请等方式，为项目团队成员发声提供机会。在发言的过程中，组织领导者记录发言人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并予以回应，进而形成对话，每次会议所形成的共识也成为项目下一阶段的基础。

项目领导者号召大家重视微信群聊和手机通话的交流作用，二者成为实践主体对话的补充性空间。在日常工作中，项目团队并不总是遇到需要集体解决的问题和关键任务，实践者也会遇到个性化的问题。此时，禁毒社会工作者和研究团队通过微信群聊或电话，表达彼此的困惑和看法，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达成共识。此外，项目领导者所组织的线下非正式聚会也为实践主体的对话提供了空间，包括正式讨论后的聚餐、下午茶或是其他非正式聚会。这些聚会的氛围较为轻松，一方面，各实践主体可以表达在正式会议中不便于传达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交流彼此内心的真实情感和负面情绪，这既为精准制定项目方案和开展服务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也有利于实践主体保持积极的参与状态。

五、有组织的学习：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逻辑

（一）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实践逻辑的特点

1.知识生产主体的能动性

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强调过程性，需要借助四个阶段和学习行动来实现既定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实践主体面对的知识生产环境具有复杂性，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服务对象的问题是复杂的，实践主体解决其问题的过程难以精准控制。在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服务对象的问题具有复杂的生成脉络，无法通过简单的访谈加以界定。比如，为改善J 区服务对象夸大环境排斥的认知偏差，项目团队在访谈资料和理论知识的梳理中寻找服务的切入点，最终在社会结构、自身认知以及文化传统三个层面获得启发。在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禁毒社会工作者又面临着个别服务对象不回应或拒绝改变自身认知等新问题，这需要项目团队寻找方法予以应对。

其次，为了解决问题，实践主体所使用的知识部分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中，而大部分理论知识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需要借助特定工具将其转化为可操作化的知识，才可以搭建起具备可行性的知识框架。在运用自我效能理论提升服务对象戒毒自我效能感时，L 校研究团队首先绘制了一棵包括树根、树干和树冠的大树，分别代表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因素、高自我效能感、高自我效能感的现实表现。以此为基础，禁毒社会工作者根据既往经验进行了填充。由此，项目团队获得了提升服务对象戒毒自我效能感的方法，包括给予鼓励、树立榜样、挖掘既往某一时刻控制心瘾的成功经验等。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调整方法的顺序并予以细化，最终搭建起可实施的知识框架。

最后，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并非简单的“行动—总结”过程，而是一个建构、检验、生产的过程，每个步骤需要实践主体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完成不同阶段的目标。以J 区界定问题环节为例，项目团队首先开展了生命历程访谈以及问卷调查，这项工作周期为1 个月。此后，项目团队不断往返于抽象的理论知识和繁多的经验材料之中，在经过多次对话和讨论之后，历时近3 个月才最终确定服务对象的问题。

这样一种复杂的知识生产环境，带给各实践主体极大的挑战。面对复杂的知识生产环境和变动不居的过程，实践主体大多会感到困惑、迷茫或焦虑。项目团队会因迟迟无法确定服务对象的问题而产生焦虑情绪，也会因在知识框架运用过程中遇到瓶颈而产生短暂的困惑。同时，由于实践主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处于不同的工作阶段，其对话充满张力、碰撞甚至冲突。在L 校研究团队与B 区团队开展自我效能维度的研讨时，对于前者所研制的自我效能感问卷，禁毒社会工作者认为这并不符合服务对象的现实情况，并对此展开了较为尖锐的批评。

但是，实践主体并未受制于实践情境对于自身的干扰，而是通过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形成互相支援的知识网络。由此，一方面，实践主体实现了视域融合，这强化了实践者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以及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穿梭能力；另一方面，这一知识网络也是一种情感共同体，项目团队成员会相互鼓励消解压力，也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以表达关心和支持。对于个别成员激烈的情绪反应，通常情况下，其他项目成员会以友好的态度进行沟通对话，这可以有效处理实践中的负面情绪。这种应对复杂实践情境、实现既定目标的知识生产行动，彰显着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2.知识生产团队的协同性

知识获取和生产是以合作的方式展开的，包括此前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戒毒康复人员也参与到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在组织的促动和凝聚作用下，这一行动的合作特征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指向了包含共同体意识的“协同”。

知识生产的实践主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主体实现了脑、心、手的协同。L 校研究团队对于普遍性和抽象化的知识更为了解，“脑”即指代此种知识类型。而“心”是指知识位于主观世界，来源于生活经验，这一类知识部分为社会工作者所掌握，部分为服务对象自己所掌握。“手”则指代一种实务性技术知识，来源于科层制与技术，组织领导者以及禁毒社会工作者对此较为熟悉，L 校研究团队对此也有一定的掌握。在合作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实践主体对彼此的经验和观点理解加深，运用脑、心、手共同实现解决问题和知识生产的目标。脑的知识、心的知识、手的知识表现为上文所提及的具有权威性的科学知识、经验知识、关系知识、行动知识以及情境知识等。三者又大致分为科学知识与艺术知识两种类型，因此，脑、心、手的协同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协同。

脑、心、手的协同过程，需要以实践主体逐渐培养的共同体心态为前提。这种心态具有包容的特征，引导实践主体以合作与共识作为研究活动的主要导向，在实践过程中，实践主体追求对服务对象生活世界的一致看法及共通的视角。在项目开展过程中，L 校研究团队和禁毒社会工作者沉浸于不同的知识环境中，但都以服务对象的现实情况为考量标准，就像禁毒社会工作者经常对L 校研究团队所说的那样，研究者的理论知识比社会工作者强，而禁毒社会工作者对于实务和服务对象的情况可能更熟悉一点，彼此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以“互补”和“达成一致”的心态开展知识生产行动。组织领导者的行动秉承服务导向，推动共识的达成，Z 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提及，她是为大家沟通交流服务的，具体如何做由L 校研究团队、禁毒社会工作者以及服务对象共同商定，这彰显着项目团队的共同体心态。

在共同体心态和脑、心、手的协同下，社会工作行动实现了知识与实践的协同。社会工作知识生产需要在实践和知识、经验世界和理论世界之间不断穿梭，项目团队的协同破除了实践与知识之间的多重障碍，比如理论知识与服务过程“两张皮”、理论知识的操作化程度低、服务经验搁置且难以总结提炼为实践性知识等。当上述问题获得解决后，知识的应用、验证与生产就得以顺利开展。

（二）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实践逻辑的优势

1.应对实践不确定性

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由于复杂的知识生产环境，实践过程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这源于实践主体的有限理性。在实践过程中，每个主体所贡献的知识总是不充分的。L 校研究团队的理论知识难以顾及复杂实践过程中的细节，不能提供彻底的解决方案；禁毒社会工作者的经验知识并未经过系统总结，难以对介入过程形成有序的指引；服务对象明确自身的现实处境，却难以寻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组织促动下的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的实践行动，使得实践主体实现了“纵向知识的增长与横向知识的联结”（白子仙，2019），弱化了有限理性带来的弊端。

以J 区小组活动为例，L 校研究团队、禁毒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所熟知的知识通过共同参与实现了汇聚。在价值理念指引下，实践主体保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通过对话，各实践主体的知识获得了澄清，实现了进一步的增长。比如，L 校研究团队在与J 区禁毒社会工作者沟通对话的过程中，发现某理论可以运用于实践过程中，但具体如何运用需要可操作化的说明，于是L 校研究团队就运用表格和实例形成操作指引，这是知识进一步增长的体现。另一方面，各实践主体所掌握的不同类别的知识实现了横向的联结，具体体现为实践过程中每一阶段的群策群力以及最终所建构的应对实践问题的整合性知识框架。

知识的增长和联结过程通过实践主体的协同以及知识与实践的协同而得以持续再生产，这保证了在每个关键节点上实践主体信息量的最大化。由此，项目团队的知识储备与解决问题所要求的知识储备之间的差距不断被缩小甚至抹平。实践主体的有限理性得以弱化，可以应对实践中的不确定性，最终实现知识生产的目标。

2.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知识创新

社会工作被引入中国后面临特殊的实践情境，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必须应对本土化的议题。有研究指出，本土化议题直接针对的是社会工作领域里的普适论和文化本真论两种对立的观点，因此要对此进行调和（郑文换，2021）。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有效处理了这一对立关系，完成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知识创新。

西方社会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体系完善、影响力较大的理论体系，比如L 校研究团队所熟知的理性情绪治疗模式、自我效能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以及生态系统理论。经过实践者的运用，这些知识体系的权威地位不断得以再生产，部分知识甚至被认定为可普遍使用的知识。这些知识确实具有一定的效力，在本土实践过程中需要加以使用。但是，这些知识体系所依托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化情境与中国社会的内核存在差异，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实践。以社会支持为例，国外研究着重在个人本位下探讨支持供给，而在本土情境中，将服务对象带入以家庭为本位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社会支持的方法或许更为有效。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用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生发的知识进行补充，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具体含义。

在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主体的学习行动和组织的促动，权威性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在本土文化情境中产生的知识实现了汇聚和融合。比如，在J 区改善服务对象偏差认知的工作中，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与“以心换心”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再比如，家庭支持是社会支持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为改变服务对象家庭支持状况，项目团队以家人共同关心的孩子的需求为重，重建服务对象与家人的连接，以此缓解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困境。这是社会支持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父慈子孝”为核心的行动伦理的结合。这种融合的过程正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实表征，也是知识创新的过程。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与中国本土情境知识相互融合，补充彼此的不足，从而形成新的、更加有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框架。

（三）组织：理解社会工作发展的补充性理论维度

本文提出“有组织的学习”这一概念，以期为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提供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知识生产与实践者的行动和组织情境有关，还呈现了组织和学习行动之间的具体关联。对比既往研究来看，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文建立起一个社会工作领域知识生产的整合性叙事。既往研究要么将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定位为一个学习的过程，要么注重组织情境的保障，进而将社会工作行动中知识生产的希望或寄托于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或组织领导者的能动性。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通过本文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属于组织情境中的学习型实践，知识生产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行动，而是实践主体与组织协同互动的结果，且这一互动寓于社会工作的实践特点之中。

其次，本文详细呈现了这个整合叙事内部的作用机制。对于社会工作行动中的知识生产而言，本文关注到学习与组织均具有重要意义，且学习行动需要组织促动，但组织如何推动学习行动的展开，还未得到详细澄清。本文探索出三个机制予以了补充。对于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而言，其中既包含着实践主体的理性考量，比如禁毒社会工作者通过对实现何种收获的判断而决定是否参与；也体现出文化传统对于实践主体的影响，比如实践主体对团队和专业共同体的严谨态度以及所付出的协同行动，属于集体主义在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中的现实写照。

本文所聚焦的知识生产属于社会工作发展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运用的微观与中观结合的分析思路，对于“如何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也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嵌入论”是理解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流理论观点，部分研究对此展开了对话。专业社会工作如果要摆脱一系列约束条件，在中国实现发展，就需要遵循嵌入性发展的路径，即进入行政性社会工作占主导地位或基本覆盖的社会空间发挥作用（王思斌，2011）。有学者对“舶来品”这一事实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早已存在社会工作的相关理念，而且在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工作就得到了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民政工作可以被看作具有助人服务功能的社会工作。由此，社会工作的发展并非嵌入的问题，而是政府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为适应社会转型需要而产生的向专业社会工作靠拢的内部转型过程（李伟、张昱，2015）。郭伟和（2007）表达了另一个观点——“分立说”。他认为，专业性社会工作和行政性社会工作存在不可化约的差异，需要沿不同轨迹平行发展。何雪松（2019）在与“嵌入论”对话时提到，这一观点难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工作可以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域更早或更快地发展，这实际上与社会工作的教育者、实践者和推动者的共同行动密不可分。共同行动的浮现使其跳脱出嵌入论的观点，转而运用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行动”视角，分析社会转型中社会工作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其中，结构是指规则和资源，行动则是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在转型过程中，结构性机会出现，行动者充分利用“规则”和“资源”，从而实现“转换”，促进社会工作发展。

相较而言，嵌入说、转型说与分立说是在描绘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结构—行动”的分析视角偏向于解释不同发展路径需要具备何种条件。本文无意于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描绘一种新的路径，而是想对发展的条件进行补充，因为“结构—行动”的分析视角无法回答行动者为何能善用规则和资源开展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集体行动，而本文所呈现的经验现实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在禁毒办的号召和禁毒基金的支持下，行动者获得了制度支持和发展资源；在组织的促动作用下，生成性机制产生，多元行动主体可以利用结构支持，开展集体性的学习行动，从而实现知识生产的目标，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因此，回应上述问题的可能性在于“组织”这一理论维度。费恩的研究已经强调过群体（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对结构与行动的关注中，“群体”（group）①费恩的研究中隐含着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群体和组织的区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二者的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其一，组织是不同群体的集合，群体可以看成是构成组织的最小单位，群体使组织生活成为可能；其二，组织是群体的类型之一，更加正式且边界清晰。这两种观点都可以表明，组织和群体的术语可以交替使用，组织是大群体，或者说组织是更为正式的群体。消失了，他呼吁将群体及相关的身份、关系、文化和空间带回研究中。同时，他认为，正是以互动为基础的群体将个人和制度联系在一起（Fine，2012）。这一观点虽然并未详细澄清群体如何促使个体开展集体行动，但已经表明组织维度是“结构—行动”视角的重要补充。

以组织为载体的社会工作的发展或许将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教育先行、实践后发、理论阙如”的发展路径（张威，2017），从目前来看，专业的发展依然悬于现实实践，这意味着一项具有成效的社会工作服务需要高校教育者、社会工作者或是其他行动者结成“短暂组织”，在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中实现视域融合，开展有效的实践，“有组织的学习”这一概念或许具有持续的解释力。

由此看来，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关注结构、组织和行动者三个维度，这也意味着，虽然本文提到禁毒基金对于组织的支持，但这一分析显然是不足的。对比组织推动学习的内在机制来看，宏观结构对于组织知识生产意愿的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索，这是未来研究的空间所在。同时，本文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争取到项目支持的情况下，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的社会工作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为完成项目而结成的组织以及组织领导者没有发挥强有力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这一假设需要后续研究的验证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