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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

2024-01-30

社会建设 2024年1期
关键词:中国式养老老年人

杜 鹏 王 飞

一、引 言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都有特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养老文化、养老制度和养老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养老方式和制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迁,比如养老方式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化养老、基本养老服务从兜底补缺迈向均等普惠,形成了既区别于传统,又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式”特征。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下,当前“中国式”养老的内涵是什么,呈现出什么特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养老目标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是厘清中国式养老的禀赋结构,锚定未来发展方向,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养老是对区别于其他国家养老的独特性概括,也是对中国养老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整合,包含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制度体系和养老方式等多方面内容。随着经济基础和与之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迁,中国的养老体系历经发展,从先秦时代的“养耆老以致孝”(阮元校刻,1980:1342)的文化传统到新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在独特的政治制度、人口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养老体系,并在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断地丰富中国式养老的内涵、形式和特点。这一方面为中国式养老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中国式养老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需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阶段性、战略性地实现这一目标。基于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本文总结提炼了中国式养老的内涵与特征,阐释发展中国式养老的必要性,分析当前中国式养老建设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式养老的目标,并对实现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进行展望。

二、中国式养老的内涵与特征

养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凝结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特性。当代中国经历了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迁与经济转型,养老文化(朱海龙、欧阳盼,2015;孙永健、陈友华,2023)、制度体系(陈友华、邵文君,2023)和养老方式也不断变化与之适应。从横向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养老方面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李桂梅,2009;何建良等,2010)、制度环境(徐倩、陈友华,2019;张宗良、褚福灵,2022)和养老模式(洪彩华、李桂梅,2007)上。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式养老不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形成了基于本土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养老的内涵是:不断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养老体系,这一体系在党的领导下,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取向,基于中国特色的孝老文化传统,通过不断完善养老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下,发展多元协调的养老方式和服务,最终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六大特征(见图1):

图1 中国式养老概念框架

(一)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本”和“民本”实现创新发展

中国式养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社会“欲寿国脉,必厚民生”(脱脱等撰,1977:12682)、“利民为本”(何宁撰,1998:921)的民本思想,关注老年群体的福利,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关注作为个体人的价值,聚焦老年个体的健康、尊严和价值(李怡、肖昭彬,2017)。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表明中国式养老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缩小地域、城乡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基本养老保障和服务差距,建设共建、共融、共享的中国老龄社会。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下,中国式养老以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看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国式养老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老年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在逐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重点关注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创造老年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形成老龄社会精神文明新风尚(杜鹏,2022b)。

(二)家庭性:以家文化为文化根基

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周学馨,2021),也是中国式养老的基础和立足点。从文化根基来看,“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孝文化又是其中的核心支柱(陈社英,2017)。黑格尔(1999:122)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家庭的孝敬,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构成了中国式养老的根基。从功能来看,虽然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的发展使家庭部分传统功能有所削弱,但是中国社会的形态和风险模式决定了个体依旧需要与家庭保持强链接,家庭依然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载体(陈友华、邵文君,2023)。现实情况也表明,代际之间的资源依赖与互补成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亲子之间保持着“双向互哺”的经济和照料支持(胡湛,2023)。另外,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愈加凸显,而家庭所蕴含的情感支持正是中国式养老的精神内核,亲子之间情感性互动所提供的精神动力从古至今贯穿始终,从子代身上获取情感慰藉的家庭养老是多数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高理想和精神寄托。纵然中国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乃至居住安排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林晓珊,2018),但越来越多“分而不离”或“离而不远”的代际居住安排,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依然使得家庭的养老支持富有生命力。当然,强调家庭责任并不是将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家庭,而是强调其与国家、社会与个人养老责任的结合(杜鹏、王永梅,2018;胡湛、彭希哲,2018)。

(三)体系性:以体系化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为支撑

中国式养老的治理体系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从顶层设计到体制机制上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确保了老龄工作开展的协同性和连续性。在顶层设计上,中国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到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从战略、规划、制度到操作性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体系日趋成熟健全,政策涉及领域更加广泛全面,内容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包括养老保障、养老服务与健康服务在内的老龄政策体系。在体制机制上,纵横双向协同治理,横向协同方面,政策发布主体由单一部门向多部门联合发布转变,跨部门协同治理不断加强;纵向协同体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担上,各级政府在涉老领域进行工作责任划分,合作互补、协调一致(杜鹏、王永梅,2018)。

(四)参与性:参与主体一核多元

中国式养老涉及多元主体参与,并且是“一核多元”的全主体参与(见图2)。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东西方都强调养老应对的多元主体模式,但因政治体制不同而各有侧重。中国式养老的显著特点也是其优势在于,党在老龄社会治理、养老事业发展中处于统领地位,发挥着理念引领、制度创设,规划布局的领导作用(王永梅、杜鹏,2023)。在此基础上,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养老实现了两个转向,一是责任主体的多元转向,从过度依赖家庭或过分依赖政府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多元主体责任共担(吉鹏,2013),二是治理方式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不同主体由分散化、封闭性向互动合作转变,在党的领导下,不同主体之间政治互依、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徐猛,2014)。

图2 中国式养老的参与格局

政府在中国式养老中处于元治理的地位,既是养老事业的主导者,也是养老产业的引领者、支持者、监管者,在制定政策规划、资源协调、监督管理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是中国式养老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在中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如基层老年协会、妇女组织和各类为老服务志愿队等在基层老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不断推动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在养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充分鼓励和调动市场力量参与发展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最后,个人与家庭则是中国式养老的基本主体,发挥着基本细胞的作用。

(五)多样性:养老方式多元协调、服务层次多样

中国式养老旨在构建养老方式综合体系。一方面,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养老需求对不同养老方式的组合进行选择。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历了从注重量的要求到追求质的转变,对居家、社区、机构的作用不再是着眼于其地位,而且着眼于其作用的协调性,特别是在医养结合的理念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从只关注基础照料服务到重视老年人的多样化康养需求,从只关注老年阶段的健康到关注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此外,中国也在不断探索特色养老服务模式,如农村地区依托邻里互助传统开展的互助养老模式、城市地区开展的“时间银行”服务模式等。

另一方面,让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群体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可选择的养老方式,是中国式养老服务多层次发展的根本目标。首先,普惠型养老服务是中国式养老未来发展的重点。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是中国式养老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未来养老产业的主要市场所在。其次,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背后是老年群体巨大的异质性,体现在区域、城乡、收入、健康和文化水平等各个方面。因此,需要精准把握老年人需求,增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最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了基本养老服务是中国式养老的重要一环,中国式养老发展兼顾弱势老年群体,为弱势老年群体提供坚实的兜底保障。

(六)联结性:传统与现代、家与国、个体与社会的多重联结

从演进逻辑来看,中国式养老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历史延续性与现实发展性并存,一方面不断适应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文化理念、人口结构、代际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变迁,呈现出具有全球性的共性特征,但也因其历史延续性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在文化理念和养老方式上,个体仍受孝文化的影响,因而在养老方式上仍然将家庭作为最优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式养老还呈现出家庭与国家的联结,个体与社会的联结。中国独特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模式下,养老既是家事,更是国事。中国自古重视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从先秦时期“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谢浩范、朱迎平译注,2009:548),减免老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赋役,到新时代强调强化家庭赋能、构建“一老一小”的家庭友好型支持体系,中国式养老将养老这一国事置于家庭的基本单元中,予以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保障与支持。而随着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国式养老的外延不断扩展,养老不仅意味着个体和家庭的养老,也是社会的养老,养老责任不仅是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反馈”,还有家庭外部即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与世代养老责任的 “接力”,每个个体既是家庭中的成员,也是社会中的个体,承担着家庭与社会养老的双重责任。

三、发展中国式养老是立足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展中国式养老?这是由两个维度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式养老有着其他国家的共性,但也有中国历史传统和国情所决定的独特性;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式养老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也有着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下,更有其未来的发展指向。

(一)空间维度: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性与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国家在应对养老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虽然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挑战,但是西方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局限性。

1.养老责任主体:中国式养老的责任需要国家与个人共担

从养老责任主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养老责任经历了从个人责任到共同责任的转变。现代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养老责任的社会化。1889 年德国建立世界首个公共养老金计划,标志着养老金制度的正式诞生,随后公共养老金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国家经历了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并存的多样化模式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突出集体和个人在养老金制度中的共同责任。

中国也建立了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度强调国家或是个人的养老责任在中国并不适用。一方面,许多福利国家过度强调国家责任,面临着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与福利刚性的矛盾(彭希哲、胡湛,2011);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养老保障体系过度依赖个人退休金账户而不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网,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魏南枝,2023)。

2.养老参与主体:中国式养老的参与主体需要有党的核心领导

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是西方国家发展养老的突出特点,养老不再仅仅是家庭事务,而是逐渐走向家庭以外,从家庭事务演化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务。但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西方养老体制中的这种“共治”是“去中心化”的,追求“小政府、大社会”,这导致片面强调社会的主导性地位及个体化权益,使其老龄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受到影响(胡湛等,2022)。此外,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下,执政党的更迭、政府的更替使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体系难以持续,也缺乏内部资源的平衡能力。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决定了西方式养老中的“去中心化”的“共治”并不能够完全适应中国国情。

3.养老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养老的根本发展理念

从发展理念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养老本质上还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国家在应对老龄问题时,例如对于养老金的改革、延迟退休政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本质上还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系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国家老龄社会的劳动秩序、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规范和制度安排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老年人被资本定义为不被需要甚至构成生产负担的过剩人口,也造成了社会上对老龄群体的消极认知(林进龙、穆光宗,2023)。

相比之下,中国式养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养老发展理念的本质区别,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养老事业的道路选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本质差别,我们既肯定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又重视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经济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党和政府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关注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重视养老事业的发展,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下,老年人并不被视为负担,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继续参与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二)时间维度:中国式养老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未来指向

1.孝亲敬老传统为中国式养老提供了文化根基

中国式养老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国的孝老文化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礼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阮元校刻,1980:1345)尊老尚齿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在国家制度层面,养老是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内容,历朝历代遵循“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设立养老礼仪和制度,例如设专职官员负责养老事务、对鳏寡孤独者进行特殊照顾、赏赐物质、推行“给侍”制度,优待老年人、实施刑律优免等(王志芬,2003)。因此,历史上的中国式养老,是在中国独特的孝亲敬老文化和国家礼制共同形塑而成的一种养老传统,发展中国式养老也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2.人口国情、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中国式养老发展的现实基础

(1)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并存是中国式养老的人口现实

中国人口面临数量和结构的双重压力,养老面临巨大挑战。2022 年中国人口经历了1961 年以来的首次总人口负增长和自然负增长,中国进入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和迈向重度老龄化的双重风险社会(陈卫、郭亚隆,2023)。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生育率的中方案)预测数据,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将缓慢地持续波动降低,预计到21 世纪中叶,出生率将达到6.9‰的水平,并此后保持6‰的水平上下波动(见图3)。从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第二和第三波冲击也将接踵而至(原新,2023)。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生育率的中方案)预测数据,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首次超过30%,老年人口总数也将突破4 亿,老年人口总量将在2054 年达到峰值(见图4)。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满足当前近3 亿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还需要考虑未来30 年2 亿老年人口增量带来的需求增长(杜鹏,2022a)。因此,人口国情决定了总结中国式养老的发展经验,探索中国式养老的发展道路是当前和未来都迫切需要的。

图3 1980-2100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总人口数① 低方案假设2023年后,中国总和生育率(TFR)将持续下降,从2022年的1.1下降到2030年的1.04,2050年的0.92,2100年的0.86。中方案假设2023年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缓慢上升,从1.1上升到2030年的1.27,2050年的1.39,2100年的1.48。高方案假设2023年后,中国总和生育率将快速回升,从1.1上升到2030年的1.5,2040年的1.66,2050年的1.8,2100年的1.9。

图4 1980-2100 年中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比

(2)经济发展的成就与差距并存是中国式养老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式养老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区域和城乡发展的差距。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城乡老龄化水平的倒置交织使得农村养老面临巨大的挑战。区域的差距体现为相较于东北和中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低(张文娟、陈露,2023),区域养老资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不平衡。基于城乡与地域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倒置的现状,中国式养老的发展也旨在不断缩小差距,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平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养老赋予“中国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发展中国式养老提供了制度优势。这一优势首先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一系列五年规划不断推进落实。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还体现在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集中地协调配置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资源。基于此,发展中国式养老是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的内在要求,旨在推动中国式养老特色转变为中国式养老优势。

3.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养老的发展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这也是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导向。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让老年人由“养老”到“享老”、实现老年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人口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中国需要将国情的特殊性与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普遍性相结合,总结自身经验和优势,补齐短板与不足,发展中国式养老,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四、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式养老的发展机遇

1.中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和养老服务市场前景巨大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老年人口,意味着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老龄市场。随着中国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提升、可支配收入增多,其支付能力、消费意愿均有较大幅度提高,老年人将由过去的生活必需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和参与型消费发展。未来银发市场层次将更加细分,需要立足于全生命周期为全体面向老年期的消费者提供准备性、持续性和善终性的产品和服务。国家扩大内需战略也赋予养老服务业发展新契机,《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明确提出增加养老育幼服务消费,适应人口老龄化进程,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这将大大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刺激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型消费。

2. 健康中国战略促进中国老年人健康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将会更加深远地影响我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健康中国战略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聚焦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识别重点关注领域,加强系统性干预,最终实现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卫生服务与健康保障,保障全民健康。这有利于营造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持和生活环境,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医养结合”将相对独立的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衔接。2019 年,《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卫老龄发〔2019〕60 号)颁布,我国将医疗与养老相结合,将医疗、康复、护理、养老等多种服务融入养老服务体系中,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养服务,从而提高老人的养老与医疗服务水平。

3.“智慧养老”为“中国式养老”带来后发优势

中国数字技术发展速度快,后发优势明显。秉持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中国也不断促进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平等使用数字技术,建设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在养老服务领域,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了养老服务的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尤其是在解决养老服务信息不对称、资源离散化、管理碎片化等方面,新技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服务供求匹配更加精准,节省交易成本,服务效率和质量提高。未来,智慧养老涉及的服务领域将不断扩展,在智慧助老、智慧用老和智慧孝老方面的应用将更加广泛。特别是未来迈入老年队列的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会使用智能化技术,在养老过程中将更加依赖智能化服务,智慧养老服务将在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

4.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红利亟待开发利用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存量和增量巨大,当期和未来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不断改善,分别构成老年人口红利的数量和质量基础。从年龄结构来看,虽然我国老年人数量庞大,但以低龄老年人为主,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总数的56%,人数约有1.5 亿,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2035 年,我国60 ~69 岁低龄老年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仍将超过一半(林进龙、穆光宗,2023);从健康素质来看,得益于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比任何时期都要好,从而相应延长了具备劳动能力的时间;从教育水平来看,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占13.9%,比2010 年增加2 085 万人,提高了4.98 个百分点,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的时代同时也是老年人教育水平大提升的时代。

(二)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挑战

1.养老保障的公平性、结构性和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从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来看,职工和居民间保险的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制度公平问题尚未解决。当前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的模式,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而我国居民养老保险采用完全个人账户模式,财政提供部分补贴,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另外,当前我国的养老三支柱体系①第一支柱是国家责任的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强制性;第二支柱是企业雇主发起的企业/职业年金,定位是“补充养老”及“雇员福利”;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政府提供税收激励。存在发展高度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2 年末,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覆盖全国105 307 万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缴纳人数为3 010 万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为1 954 万人(民政部,2023)。养老保险融资过多地依赖基本养老保险和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导致第一支柱责任过重,结构性问题突出,财政负担较重。

2.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

一方面,老年人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多层次,但养老服务供给结构失衡,存在一定的无效供给。机构养老服务出现结构失衡,床位紧张和床位空置同时并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服务内容普遍单一,层次较低,难以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护、康复护理、心理辅导、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不够充分,养老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仍需提高。当前中国养老服务的发展面临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有时依然存在政府越界挤压市场的情况,造成养老服务的管理和市场定位不明确、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融资困难、社会资本缺乏多样化参与机制等问题。

3.老年人口卫生健康服务质量亟待提升

我国老年人对自身内在功能和能力的优化需求不断增加。但是,面向老年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仍面临服务内容不精准,服务体系不健全,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基层服务能力与信息化水平有限,资源投入有限,资金投入不足,长期照护保险资金不足等问题。老年医院以及老年康复、护理和临终关怀机构严重缺乏,基层社区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要。当前,我国老龄卫生工作中“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依然突出,优化内在能力、促进功能康复和发挥尚未成为工作重心。

4.农村养老仍是中国式养老的重点与难题

养老服务城乡发展不平衡,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长期存在的一大突出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加之人口外流带来的“空心化”问题,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明显滞后,农村养老服务起步晚、基础差,服务设施不健全,服务内容不完善,专业护理人员短缺。再加上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低,养老服务机构成本回收周期长,投资回报率较低,阻碍了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5.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不足

第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当前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缺乏战略性发展规划,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服务管理、权益保障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第二,缺乏专门的机构或组织来管理和指导老年人再就业,老年人缺少再就业的机会渠道,也难以对其进行规范管理。第三,老年人的职业培训相对欠缺,现有的老年教育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更多地服务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和休闲娱乐活动,缺少契合老年人再就业需求的内容。第四,中国老年人具有浓重的“家”情结,许多老年人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家庭事务中。由于家庭养老与抚幼政策的缺失,社会服务支持的滞后与不足,以及家庭照料责任的分配不均衡,中国老年人面临着社会参与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

五、展望:推动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养老必须基于自身独特性,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和优势。结合上述对于中国式养老内涵的界定,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式养老目标应该是:在以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为重点的系统性制度保障下,以家庭养老责任为基础,强调国家与个体养老责任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共担,通过多元协调的养老方式与普惠性和差异性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多元和动态发展的养老需求,发挥老年人的主体性,最终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老年人物质和精神全面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安排,促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更加成熟

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在制度设计上,一方面,提升国家层面政策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增强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横向上坚持老龄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相融合,纵向上立足人口全生命周期,促进各阶段的政策制度相协调。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尊重地方政策的创新性和自主性。在制度内容上,直面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健全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等相关制度。在制度落实上,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增强其可操作性,推动政策落实,建立及时反馈和科学评估机制,完善老龄工作综合评估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强化老龄问题的整体性治理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自上而下多方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机制。

(二)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促进全体老年人共享共同富裕成果

构建公平、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一是要以公平和可持续为导向,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动职工保险和居民保险的有效衔接、制度并轨。加快推进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改革发展,采用自动加入机制、适度简化和放松企业建立年金计划的条件等方式,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参加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通过做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财税政策设计,调动国民参与积极性。二是坚持科学可持续的政策,确定适度的保障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三是要完善老年救助制度。积极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殊人员供养制度,以及医疗救助与住房救助等多位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公平完善。

(三)增强制度赋能,夯实家庭在养老中的基础作用

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将促进家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强化对家庭能力的制度性赋能,以家庭建设为抓手实现对养老和育幼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在经济支持上,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支持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以及贫困家庭。在服务支持上,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发展高质量的家庭养老床位,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属照护的技能培训、喘息服务等试点,提升家庭照护服务能力,提供照料心理支持。以社区养老机构为依托,把养老机构的专业化服务延伸到家庭,对有老年人的家庭进行智能化、适老化改造并提供专业照护、远程监测等服务,真正把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周边、家边和床边”。

(四)提升服务品质,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一是促进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一方面完善服务需求评估机制,提高精准化水平。促进养老服务需求精准化识别、供需双方实时精准对接、智能化精准管理、政策精准扶持。另一方面,强化技术赋能,不断推动新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包括健康管理类、康复辅助器具类、养老监护类、家庭服务机器人等产品和服务。

二是平衡普惠性和差异性的发展。既要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又要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提升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服务供给。一方面要促进普惠养老服务资源持续扩大,引进需求评估机制,从老年人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特点等方面进行评估,建立长效的需求评估机制,提供不同特点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丰富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对提供健康、护理、照料、精神关爱等专业服务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重点扶持。

三是要促进基本养老服务的均等化,不断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其中,同步规划,同步实施。鼓励城市养老机构向农村开展延伸服务,探索城乡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利用智慧养老在农村发展基本养老服务,链接外部优质服务资源,拓展农村老年人可选择、可购买、可享用的服务范围,提升农村医养服务的质量。

(五)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引导行业产业转变发展思路,化“养老服务”为“为老服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各产业细分领域的协调发展,扩大老年用品有效供给。二是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制定银发经济发展的国家中长期规划,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完善“放管服”改革,加强市场监管,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企业主体要积极开展市场调研,不断满足老年人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三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大力引导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手段与适老化产品和老年辅助产品相结合,做好相关产业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开发。

(六)促进主动健康,优化老年人口健康服务质量

第一,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促进主动健康。明确老年健康教育的主体,为老年健康教育提供经费支持和人员支持,基于老年人对于健康教育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升健康素养。第二,推动医疗制度转型。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向健康保险制度的转型,建立全国统一的健康保险制度,在确保老年健康服务公平可及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全体老年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第三,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质量,将全生命周期健康、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树立预防优先于康复,康复优先于护理的意识。建立健全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老年医院和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为核心,相关教学科研机构为支撑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加强老年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老年健康服务企业开拓市场的营销能力,切实提高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七)贯彻积极老龄观,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方面,要发展终身教育体系,为老年人提升参与能力提供支持,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老年开放大学、老年科技大学辐射作用,推动老年教育资源开放共享。

鼓励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将“老有所养”转变为“养为并举”。完善制度设计,继续补齐政策空缺,对老年社会参与制定独立的法律政策,细化老年社会参与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逐步推进延迟退休政策;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支持老年人创业,将老年人创业纳入双创政策体系,给予老年人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成立专门针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管理和服务机构,统一管理和指导老年人再就业;鼓励社会组织或机构发展针对老年人再就业的中介服务,为有就业意向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

六、结 语

养老是中国的国之大事,家之要事。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社会,中国式养老不断发展变迁,但在“变”中有其“不变”,“变”的是中国式养老的制度体系和实现方式等,“不变”的是中国式养老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如何在这种“变”与“不变”之中联结中国式养老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命题。一方面,延续千百年的家与孝的精神文化内核对中国式养老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现实背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下,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养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养老的价值取向和发展道路与过去、与其他国家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新时代的中国式养老旨在实现新发展、满足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新需求,这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直面挑战,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要立足国情,综合考虑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不断调整养老方式和相关机制,从观念、制度、保障和服务等层面不断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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