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洵若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 200072）

一、《鞞舞歌》的创作背景及学术空白点

《鞞舞歌》是曹植于魏黄初年间创作的五首乐府歌曲，带有序文。他“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1]，不仅有历史意义和政治作用，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蕴含着他的文学艺术一体思想观。

曹植是汉魏著名文学家、音乐家和哲学家[2]。他年少时就有很高的政治抱负[3]，魏王朝初创时为宗亲，却遭排挤。在这样的状态里，曹植创作《鞞舞歌》五首并写下序，在对曹丕和大魏王朝歌功颂德的同时，暗藏理想申诉，期望皇兄能够顾念亲情并为明君。《鞞舞歌》巧妙地展现了曹植融入政治构想的文艺创作思维。

学界对曹植的文艺思想观有一定研究，但是，并未与乐府歌曲《鞞舞歌》相结合。因此，本文将进行论证，旨在展示曹植昔日的心血并引发学者思考。

二、《鞞舞歌》的创作思维及价值内涵

（一）政治传播功效

“鞞舞”是一种古代舞蹈，即手持鼙鼓起舞[4]。《鞞舞歌》属于舞蹈配乐歌曲，遗留至今的文字则是其中的歌词。此系列作品横跨音乐、舞蹈、诗歌、艺术领域，且含有政治用途，对于透析曹植这位涉猎丰富的才子的文艺思想大有裨益[5]。

公元220年，曹丕（魏文帝）刚上位，对兄弟宗亲苛待[6]。此时，曹植创作《鞞舞歌》有一定的政治需求。五首歌曲多讲述亲情，一方面是曹植想表达自己重视亲情，效忠于皇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感化他。曹植注入心血倾力而作，颇有“慷慨悲凉”的意味，贴合建安时代悲的审美[7]。他说“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自谦和无奈，隐约可见。“黄门”是魏王朝官方音乐机构。曹植作为皇亲国戚本来可配备乐队，然而曹丕给弟弟的条件很差，使他饱受压抑[8]，曹植只能作曲改歌，借此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五首《鞞舞歌》不仅可以满足当时人们的娱乐需要，还可以通过藩地进献给朝廷[9]，这是曹植颇为看重的一层政治功能，也是他将文学音乐艺术上升至政治哲学的表征。

该作品风格鲜明、思路清晰，五首分别为《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圣皇篇》是对曹丕的颂赞，并祝福生母卞太后，提到了骨肉亲情；《灵芝篇》化用了历代孝子孝女典故，忠孝思想浓郁；《大魏篇》是对国家的赞美，描绘了当时的礼法制度和歌舞典仪；《精微篇》引经据典，通过古代含冤之人的故事，暗喻自身被小人谗言排挤，望兄长帝王能明辨[5]；《孟冬篇》描写了大魏王朝演武狩猎的传统，歌颂国富兵强，包含政治军事理念，古朴恢弘。这一系列《鞞舞歌》融合了曹植的天下苍生情怀，勾勒出他哲学价值引导下的文艺创作与传播理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政治哲学思想。

（二）文化传承功效

在《鞞舞歌》总序中，曹植讲述了这种艺术形式的历史，也交待了“改作新歌五篇”[1]的初衷，他提到一位名为李坚的民间艺术家，会“鞞舞”，曾经被“先王”即曹操召见。然而，李坚因年纪大了没有再继续这项舞蹈，伴随此舞而作的歌曲也一并被荒废。这段由曹植凝墨记载的背景，颇有史料意义。

那位民间艺术家没有传承人，曹植自发担起这份艺术使命，以今日视阈来看，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那时的曹植已是一位“政治失利者”，被登基而翻脸的哥哥赶到偏隅，断绝了他的政治之路，但是，他依旧风度不改，对兄长充满孝悌和忠君之情，并对年少时观摩的民间歌舞进行改制，创作新曲，用以丰富大魏王朝的艺术文化。这种平和心态以及荣辱不惊的风采，是真正的艺术精神。

他依托儿时记忆和多年来勤学广记的文艺修养，钻研创作新《鞞舞歌》的方法，自行创作五首，还融入了政治、哲学理念，用作大魏王朝的典仪赞歌，让这种带着鞞鼓的歌舞艺术被载入史册。这也是他看重民间艺术，并将文学艺术提升至政治、哲学高度的表现。

（三）精神弘扬功效

这五首乐府歌曲均是大型作品，创作难度很大，但也显示出曹植超然的才华。曹丕登基之后，对曹植多有忌惮和排挤，没让这位弟弟发挥政治才干，甚至令他有了“忧生之嗟”，生活乃至性命都堪忧[10]。曹植在这种状态下没有远离梦想，继续投入艺术，能创作出精妙的篇章，足见他心态良好、文艺功底深厚。虽然在《与杨德祖书》里，曹植说过“辞赋小道”的观点，显示出他心念国家大事，胸怀政治抱负，并不想“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11]，但是，这并非表示他不在乎文学艺术，而是将文学艺术作为抒发政治理想的渠道。

早年他就用自己的文学才能为曹魏家族广作宣传，写下《七启》《酒赋》等，助曹操招贤纳士、传播政治理念[12]。曹丕上位，他及时调整心态，制作这五首《鞞舞歌》以表明自己退居王佐之心；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融入其中，流露出凌云壮志之风采。作为有英雄情结的才子[13]，曹植也是有崇高信念的思想家，他的豪情和哲思就蕴藏在这一系列的《鞞舞歌》之中。

三、《鞞舞歌》反映曹植的文学艺术观

（一）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曹植在《鞞舞歌》的开篇序言中提到前代往事及这种艺术形式的由来，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他提出“古曲多有谬误”[1]，并将此作为着手创作的首要原因，反映出他认真严谨、追求完美的艺术思想。而这一系列作品也是他文学艺术观的展现。

在总序里，曹植称“兼古曲多有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1]，借此表达了创作思想，并清晰地阐明了自己对艺术的态度，不容许错误藏在作品内滥竽充数。在未形成正式的音乐学科或理论体系的汉魏时代，这份精神格外难得。曹植的理性思维与完美主义精神，反映出他对古曲具备品鉴、改编的高深技艺能力，也具有文学音乐艺术家追求完美的心态。他勇于指出古曲传承有错误的现象，也表明自己为此感到遗憾，愿意投入身心去改正。这种对问题的审视态度，以及发现问题后立刻着手改正、完善的科学精神，值得文学艺术工作者借鉴。

目前，学界对曹植的文学艺术思想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甚至未注意到曹植在虚年二十五岁时写给好友的信件《与杨德祖书》。这封信实为中国第一部具有文学批评思想的专题文章[14]，比曹丕的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还早出现[15]。曹丕由于登上皇位，掌握大魏官方资源，出版《典论》并加以宣传是很容易的，但这些条件是曹植所不具备的。然而，曹植丝毫未因竞争魏王之位失利而自暴自弃，依旧不放弃热爱的政治以及擅长的文学、音乐，最终创作出这一大型而完备的《鞞舞歌》并序。

（二）尊重民间艺术，广泛吸纳、为我所用

如今，部分学者虽然认为曹植具有优秀的文艺批评思想，但是较少聚焦《鞞舞歌》并认为它涵盖曹植的文艺批评观，而是较多关注曹植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论《与杨德祖书》。其实， 《鞞舞歌》的文艺批评思想也是显著的，文字之间皆为曹植整体哲学价值体系的反映，就如一体两面一般，折射出他的文艺批评观和创作观。在《与杨德祖书》中，他表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相应地，在《鞞舞歌》中，他也融入了民间艺术思维。虽然是为歌颂魏王朝官方而作，但是也采纳了民间典故，可见他重视民间艺术并从中多有学习[16]。

在《精微篇》中，他提到的“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就是“杞梁妻”的民间故事。当时建安文人提及这个民间典故的只有曹植[17]，这与他广泛汲取民间素材作为养料关系密切。《精微篇》用典尤为丰富，除了“杞梁妻”之外，还涉及好几个古代含冤者昭雪、孝女为父报仇的故事，暗含作者认为自身遭受屈辱，借助诗歌为自己伸冤辩驳[5]。《灵芝篇》也类似，不过侧重讲述亲情孝思，不仅有对亡故父亲曹操的思念，也有对兄长曹丕的歌颂，至善至美，淳朴孝悌。这其中也饱含他企望曹丕善待弟兄的心愿，婉转地投射，具有以愿景劝服他人的文学功效。在《灵芝篇》中，曹植还使用民间神话：“董永遭家贫，父老才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将原本的故事稍作修改，和董永故事产生了差异[18]，这也凸显出他对民间素材敢于“为我所用”的艺术创造理念。

（三）典雅庄重，聚焦正统

《孟冬篇》以四言开篇，显得古朴庄重；到了“乱”，即尾声出现，进而转为五言形式，增加大气隆重之感。此篇具有汉大赋的渲染韵味，还有曹植自身的创新特点[15]，反映出他乐于学习前人艺术作品，并勇于创新。全篇以“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收尾，在光明辉煌的气势中，蕴含对丕、植兄弟情谊的暗示，结合他们二人的历史真实经历，更显悲情。这种将血脉忠君理念投入到创作，凸显自身政治哲学理想的方式，是一种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构筑。所以说，曹植的文学艺术观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他所作的这一系列作品，也算是“文人音乐”的精品呈现[19]，具有非凡的文学底蕴，既登得庙堂，又有朴素的民间文化风格，难能可贵。

（四）精妙构思，有原则价值

《鞞舞歌》系列作品中，由文字凝聚的意象也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显示出他的正统价值观。比如，各类孝子孝女的形象，灵芝、龙等中国神话传说元素，都运用了文化符号，这种携带意义的感知[20]，布局在作品的整体构想中，形成了微观局部与宏观整体的呼应。大气斐然的正统观暗藏个人微言，是一种巧妙的创作手段，既是曹植高超智慧与精妙艺术造诣的显现，又体现了他的文艺审美思维。

有学者指出，《圣皇篇》委婉有内涵，表面看似歌颂魏文帝，实则暗中透露曹丕的虚伪和对兄弟情份的淡薄[11]。从这点来看，曹植的文人觉醒意识渗入其中，不仅颇有文学技巧，还暗藏他的政治才华。曹植懂得将历史记载融入文学音乐作品，这也是他文艺创作思维和政治意识的敏锐性高度融合的证明。

四、《鞞舞歌》反映曹植的艺术哲学思想

（一）与文学艺术观相连的哲学

《鞞舞歌》并序不仅体现了曹植的政治意识形态，还体现了他的文艺思想观，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曹植本身是一位哲学家[21]，在《鞞舞歌》的序言中，他表达的文学艺术观就含有哲思成分。作品中的文学艺术观念，构成了他哲学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鞞舞歌》是关乎政治的创作，并非一般的乐府歌曲，其政治意义和历史效用都颇为明显，意识形态成分也很浓厚。在这一系列具有政治导向意义的作品中，曹植率先提及了自己的文学艺术思想，可见他注重将自身的文艺思想观和政治抱负相结合。他把文学笔墨的技艺当成发挥自己政治才干的辅助手段，如诗歌《薤露行》所言“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那般， 《鞞舞歌》也同样凸显了其政治哲学理想和文艺思想相辅相成的状态。

曹植在建安年间所作的《学宫颂》，表达的是要向孔子学习的思想——“性与天成，该圣备艺”，他认为圣贤之人须具备才艺，要将文艺思想融入政治哲学中，一如他在《鞞舞歌》的《大魏篇》中，直笔描写鞞舞艺术者与大魏皇室朝臣欢融礼乐的景象：“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忭赞若惊。”文艺活动是政治典仪的辅助，道德哲思也是文学艺术开展的基础——曹植的这种文艺理念，至今都有借鉴意义。

（二）“天人文化”浸润下的文艺思维

曹植自小熟读先秦典籍[22]，受到上古文化的影响[23]，除了儒家等当世学派之外，还承袭了“天人”意识。中国的祖先大量关注于天，对天象产生兴趣而幻想“通天”的可能[24]，这种意识在后世，通过“集体潜意识”的心理现象[25]，在曹植灵感踊跃时浮现[26]，因而，有上古文化浸润的哲思对其文艺观有进一步打磨的作用。

曹植的诸多作品都包含着类似于上古先民们向往天界的“通天”思想，结合他的政治理想，将“寄心”对象视为代表当世政权的“皇天”[2]。这在《鞞舞歌》中也有体现，比如， 《孟冬篇》的“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就包含地上之人对应天上美景的观念，即“通天思想”；《精微篇》的“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也抒发类似观念，其中，亦有摘取“天”之意象的巧妙取象手法。这些形成了他的审美符号，体现了他关联哲学的艺术思想。

曹丕和曹植争太子位时，都曾争取过学者邯郸淳的支持。彼时二十多岁的曹植真诚接待、亲自表演，并向邯郸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27]。文韬武略，才艺斐然，让他获得了这位老学者的支持，被邯郸淳赞为“天人”[27]。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曹植如同天降谪仙般美好而有才华；二是曹植有上古天人文化浸润，喜爱自古及今的哲思，正如“天人”意识下超脱于衣食住行的感悟，即后来被心理学界定义为“自我实现”的终极状态[28]，在曹植身上都有显现。

这二位文人的会面，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29]。曹植所表现出的各项精湛才艺，说明他不止擅长文学，还是艺术家、哲学思想家；他能够熟练背诵民间小说、跳异域舞蹈，说明他广泛关注民间文艺，并擅于吸收，不仅具有优异的天赋，还拥有一颗不排斥异己、追求“无国界”艺术的心。这些在他终其一生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文艺思想中，都是一脉相承的。

（三）忠孝意识及审美构成

曹植在竞争太子中落败，从父王爱子突然变成了兄长排斥打压的首席目标。在艰难的处境中，他没有气馁，而是积极转变心态，把愿意辅佐曹丕、对他高声歌颂而暗中劝解的言辞，写入五首《鞞舞歌》里。他心性善良且具有浓厚的忠孝思想，因此，在另一位兄长曹彰表示要帮他取得王位之时，立刻拒绝，甘愿为臣。放弃送上门的机会和权力，须有莫大的勇气，若非有坚强的心性和哲学理想支撑，很难做到。

曹植的荣辱不惊，在竞争落败后不嫉恨、不焦躁，甘居人下；在遭到登上皇位的兄长百般刁难时，也依旧坚守臣子和兄弟的本分，哀而不伤、怒而不怨，极为难得，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18]。就如《圣皇篇》所写那般，“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曹植还愿意将自己的倾世才华投入王佐之中，将“天人”焦点转至曹丕执掌的政权[30]。比如，他在《大魏篇》里写道：“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这是他对兄长、王朝和天下的祝愿。实际曹植并不信奉仙道，这里只是运用这一意象来表达他的热忱之心。“皇天”是曹植结合上古思潮，并加入自身政治哲学观而注入的一抹情结[31]，也是《鞞舞歌》大篇幅讲述忠孝故事和政治理念，体现他哲学思想的同时又饱含文艺美感，相互和谐交融而又平衡的深刻缘由。

五、结 语

《鞞舞歌》并序承载着曹植的政治哲学和文学艺术观，内容丰富、饱含典故，风格隐约统一，体现了曹植慷慨悲凉、大气唯美的风格。他创作《鞞舞歌》是在发现古曲有谬误的基础上，将原辞推翻重写，音乐也由自己修缮编订。即使他未被容许使用曹魏官方音乐机构，称“不敢充之黄门”[1]，高超的音乐文学技艺与大师风范，也已然使这五首《鞞舞歌》称得上是殿堂级佳作。经过曹植的创作，大魏王朝拥有了代替汉朝曲目的鞞舞歌曲艺术，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功效也非常显著。

陈思王曹植终其一生都希望全国结束分裂[32]。他身为精英贵族公子，却对人民充满关怀，丝毫没有瞧不起底层百姓，而是自发秉持“勠力上国，流惠下民”[12]的崇高思想，并将他的政治哲学体系融入文艺创作中。在《鞞舞歌》系列作品中，此意识形态更为凸显。这一系列的宏伟作品跨越了文学、音乐、舞蹈领域，如今虽然仅剩歌词，但也可以看见它壮丽优美的形制，亦有曹植这位思想家给予后人的启迪。《鞞舞歌》五首中的典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结合曹植一生的经历来看，更是他尊重民间艺术形式、熟读中国经典、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文艺思想的表率特征。总体来说，这一系列 《鞞舞歌》并序，拥有很高的价值，它应与创作者曹植的名号一样，永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