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金鑫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一、引 言

三峡地区历史久远，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神奇的三峡山水画廊，大约形成于两亿年前”[1]。三峡以优美、雄奇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前来吟咏，并成为他们诗文中赞美的对象。著名导演贾樟柯拍摄了一部名为《三峡好人》的影片，据他所说，他是2005年第一次来到三峡的，他当时想要为画家刘小东拍摄一部纪录片，后因刘小东要去三峡进行油画创作，便跟随刘小东一起来到三峡。来到三峡后，他被三峡的环境震惊了，两周以后，便决定要拍摄一部关于三峡的故事影片。贾樟柯的“震惊”，不单是因为他目睹了一片片的废墟，更是因为三峡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成片的废墟在对比之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三峡好人》是以纪录片的方法拍摄的，整部影片具有纪实风格，同时，影片中又存在很多超现实元素，为影片增加了一些荒诞感。

二、“外乡人”与多重视角

在《三峡好人》中有男、女两个主角，男主角韩三明是山西省的一名煤矿工人，来到重庆奉节是为了寻找十六年前离开他的前妻麻幺妹（麻幺妹是他花三千元从人贩子那里买来的，被公安局解救后离开了韩三明）和被她带走的女儿；女主角沈红也是山西人，她来到重庆奉节是为了寻找两年未归家的丈夫郭斌。影片由男、女主角衍生出了两条主线，虽然他们都来自山西，都来到了重庆奉节，但是他们却从未相遇过。

对三峡库区的人们来说，韩三明和沈红是“外来者”“外乡人”，无论他们能否找到要找的人，最终都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影片中，韩三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坐在驶向重庆奉节的船上，他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偶尔抬头，眼睛也没有焦距，对三峡的景色视而不见。来到重庆奉节后，一个民工朋友问韩三明：“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夔门？”韩三明问道：“什么是夔门？”这是一段别有意味的对话。对此，戴锦华认为，美丽的自然奇观和流动在它所在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没有发生天然的审美连接。换言之，韩三明来奉节是寻找麻幺妹的，在找到人之前他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沿途的美景。女主角沈红在寻找丈夫郭斌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当女孩问她要不要保姆时，她没有答应女孩的请求，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后，留下望着她远去背影发呆的女孩，离开了。沈红只是一个过客，也没有找保姆的需求，因此她不可能雇佣这个女孩，只能拒绝后者的请求。这两段情节还有另一个隐喻，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不共通的，人们无法对他人的情感产生深度共情。

韩三明和沈红是影片中的“外乡人”，贾樟柯则是现实中的“外乡人”。在接受采访时，贾樟柯曾坦言：“我自己是北方人，我一直生活在山西和北京，离三峡工程非常遥远。”正因为他身为外乡人，离三峡工程十分遥远，并且对三峡移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所知甚少，他才会给电影中的两位主角安排一个“外乡人”的身份，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记录三峡库区的面貌和三峡移民的生活状态，表达自己对三峡库区普通人的关怀，这是一种自然而明智的选择。

此外，影片的大部分观众并不是三峡移民，这些观众也属于“外乡人”。在观看电影时，他们可能会对影片中人物的命运产生同情，有些人甚至会感动落泪。但是，这种感动并非伤痛，而是一时的情感触动，当他们离开电影院后这种情绪就会减弱很多，并可能在短短数小时内趋于消散。然而，对那些需要迁徙的三峡库区民众来说，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毁灭给他们带来的悲痛情绪可能会持续数十年之久，甚至伴随他们一生。当观众激荡的心情得以平复之后，他们便会对三峡工程的利与弊进行理性分析，如此便涉及了价值判断问题。因此，除非涉及自身利益，部分观众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建设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这种结论是在观众心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得出来的。

三、现实与超现实

在《三峡好人》中，有男、女主角看到飞碟，烂尾的三峡移民纪念塔像火箭一样飞走，身穿戏服、化好了妆的戏剧演员围着餐馆的桌子打游戏，一个人在两幢废弃的房屋之间走钢丝等超现实的情节。贾樟柯认为，超现实的气氛在中国影片中也反映了现实的一部分，比如，事物的变化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逻辑理解，一个两千年的城市在两年内被拆掉，就是一件很超现实的事情。由此看来，影片中出现如此之多的超现实情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韩三明看到飞碟后，镜头马上切换至沈红出场，沈红的目光顺着飞碟飞行的方向移动，直至飞碟消失。在这里，飞碟道具的使用让转场显得十分自然，丝毫不显生硬。此外，飞碟天然具有超现实色彩，隐喻了韩三明和沈红命运的荒诞和魔幻。韩三明百般呵护麻幺妹，却留不住她，在她离开十六年后又只身来到她的老家寻找她和女儿。沈红的丈夫郭斌离家两年未归，留给她的电话号码永远打不通，偶尔给她打电话，似乎也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沈红因对丈夫郭斌的思念和愤怒来到重庆奉节寻找他，却不知他早已变心。

沈红和郭斌的战友王东明一起寻找郭斌，他们去了拆迁行动指挥部、酒店和跳舞场，都没有找到他。在寻找郭斌的途中，沈红发觉了郭斌与老板丁亚玲非同寻常的关系，心中已有猜测。拆迁行动指挥部里的电闸突然短路，就是在暗示郭斌和女老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以及沈红极不平静的心情。沈红心中有一团火，这团火通过她不停地喝水以及在王东明家对着风扇吹风表现出来。沈红将一件背心晾在阳台的绳子上，然后进了屋，就在这时，阳台对面的纪念塔冲天而起，不知飞向了何方。这个如火箭般飞走的纪念塔是“逃离”的隐喻，代表沈红想要摆脱现实命运的愿望。在现实中，这座塔是为了纪念三峡移民由政府投资修建的，后来由于资金不足而停止修建，最终成为一座“烂尾楼”。由此可见，这座塔在影片中的讽刺意味是不言自明的。贾樟柯在接受采访时曾半开玩笑地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座塔时，觉得它不是人类世界的东西，而是天外飞来的。因此，我在写剧本时就想让它飞回天外。”

韩三明在饭馆点好了菜等“小马哥”回来，可“小马哥”却迟迟未到，手机也无法打通，此时，旁边一桌坐着三个身着戏服、化好了妆的戏剧演员，他们正在玩着现代的游戏机，这荒诞的一幕已经暗示了“小马哥”的最终命运。原本生龙活虎的“小马哥”突然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人生之无常，令人唏嘘，而人生这种变化和不确定性正是这一荒诞情节想要表达的。

为了攒钱赎回麻幺妹，韩三明决定回山西继续做煤矿工人，无处谋生的工友们也纷纷请求韩三明带他们一起去。第二天，韩三明带着收拾好行李的工友们行走在废墟之间，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很快就被工友们甩在了身后；当他看向右边时，却看到两栋危楼间有个人正在一条钢丝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这一荒诞情节，暗示了他们此去山西下黑矿挖煤就像是在钢丝上行走一样，稍有不慎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韩三明停下了脚步，工友们却仍然向前走去，对他不管不顾，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节安排也有深层的隐喻：身为煤矿工人的韩三明深知下黑矿的危险性，而工友们则因为挣钱心切和心存侥幸，下意识地将它忽略了。

四、人情社会的润滑剂——烟、酒、茶、糖

贾樟柯导演将《三峡好人》分为烟、酒、茶、糖四个章节。在计划经济时代，烟、酒、茶、糖这四种物质属于政府分配给普通家庭的奢侈品，长期充当着中国人情社会的润滑剂。当贾樟柯来到三峡库区之后，他深切感受到了物质的消失，放眼望去是成片的废墟；他认为，三峡工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很容易让他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而烟、酒、茶、糖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代气息，并仍然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发挥着传递感情的作用。因此，贾樟柯导演用烟、酒、茶、糖把影片分成四个段落，并将它们作为三峡地区空间和人际关系改变的象征。

在《三峡好人》中，烟、酒、茶、糖作为中国人情社会的润滑剂，在重要节点上并没有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其中的含义耐人寻味。

韩三明在摩的司机的带领下来到何老板的旅馆住宿，他递给何老板一支烟，后者推辞说不会抽。在这里，烟失去了它作为人情社会润滑剂的作用。当韩三明来到麻老大家中询问麻幺妹在不在时，得知麻幺妹到宜昌跑船去了，便提出想看看孩子，麻老大很不耐烦，叫他不要再来找麻烦。在无奈离开之前，韩三明拿出两瓶山西汾酒想要送给麻老大，并叫他“哥”，然而麻老大并不领情，忙说自己不是韩三明的“哥”，也不喝他的酒。在这里，酒失去了它作为人情社会润滑剂的作用。沈红来到丈夫郭斌以前工作过的工厂打听他的行踪，然而工厂已经废弃，郭斌也早已离开。厂里的刘主席让沈红把郭斌留在厂里的物品带走，她打开丈夫的个人物品柜，只带走了一袋过期的巫山云雾茶。在这里，茶也失去了它作为人情社会润滑剂的作用。“小马哥”和韩三明在街上相遇，他递给韩三明一颗“大白兔”奶糖，说自己要去云阳替郭斌“摆平”一个人。韩三明约“小马哥”晚上一起吃饭，他在餐馆点好了菜，等了很久也不见“小马哥”前来赴约，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直到第二天，韩三明在工地上再次拨打了“小马哥”的电话，熟悉的“上海滩”铃声顿时在工地里响起。韩三明循着声音走去，发现铃声是从一堆砖头里面传出来的，他立刻大声呼叫工友。他们刨开了砖头，找出了“小马哥”的尸体。“小马哥”在送给韩三明一颗“大白兔”奶糖后就永远离开了人世，在这里，糖作为人情社会的润滑剂也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烟、酒、茶、糖的失效代表的是物质的消失。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在两年内被拆掉，那一望无际的废墟给人带来难以言说的震撼，这种物质的消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千年古城的毁灭同样伴随着文化传承的遗失，影片中，有一段考古队抢救文物的情节，这个情节的安排正是为了表达对保存传统文化的呼吁和对文化遗失的叹惋。

在《三峡好人》中，人民币作为一种新的“润滑剂”正在发挥着作用。在影片的开头，韩三明被强行推到一个黑屋子里观看一场带有勒索性质的、拙劣的魔术表演，表演的内容就是将白纸变成欧元，最后再变成人民币；韩三明和其他人在旅馆休息时，其中一个人问他有没有看到夔门，他说不知道什么是夔门，那人马上掏出一张十元纸币，把纸币背面的夔门图案指给他看，他看完后也从口袋掏出一张面值五十元的纸币，把钱币背面的壶口瀑布图案展示给他们看。这些情节都是贾樟柯精心设计出来的，具有特定的含义。

五、结 语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2]对三峡移民来说，三峡不仅是物质上的家园，也是精神上的故乡。尽管三峡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浩大工程，但是人们在赞扬三峡工程的同时，也绝不能忘记百万三峡移民为三峡工程做出的贡献。“在三峡工程的宏大叙事背后，这些普通个体的生存影像让人们看到：无论时代和环境如何变迁，他们在‘三峡工程’中所保留的这些源自民间的、真实的、令人感动的‘求索’精神，以及他们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所蕴含的质朴而顽强的生命气质，仍然昂扬。”[3]因此，三峡工程不能被过度神化，也不能被过度贬低，它理应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正是贾樟柯拍摄《三峡好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