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李欣泽

（太原师范学院美术与影视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一、引 言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是我国战争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这类影片的创作采用了“共同体美学”的新视角，展现出人类共同利益观和共同价值观的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归属与认同归旨。此外，这类影片通过唤起观众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使观众感受到不同形态的审美，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

二、共情：审美能力与集体记忆

（一）审美感觉力与审美记忆力

感觉力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审美关系的首要条件，没有感觉力，就不会接受外部刺激，也不会发生审美活动。帕克说：“感官是我们通向审美经验的门户，反过来，它们是整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1]。”同时，感觉力是来自环境刺激的信息传递到大脑的手段，也是与自然界保持密切的审美关系的重要方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同体具有权威性和崇高性，但是，其核心是对善的追求，这与人的本性相合。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展现的志愿军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例如，电影《长津湖》及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均是通过宏大视角叙述了志愿军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故事，两部影片分别从我军、敌军以及敌军指挥部三条线索展开叙事。在《长津湖》中，志愿军奔赴水门桥之前，所有战士向着祖国的方向，向着家的方向，全体敬礼，神情严肃地异口同声道：“新中国万岁！”这一庄严的时刻令所有观众为之而动情。《长津湖之水门桥》生动地讲述了梅生、平河和余从戎等战士舍生取义、协同作战断敌退路的英雄故事，“永别了，七连的兄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其他战士的生命。伍千里最终也不幸牺牲，弟弟伍万里的愿望是恢复七连建制，在《长津湖之水门桥》最后的镜头里，伍万里仿佛看到了哥哥的身影，一句“哥，我特别特别想你”令无数观众热泪盈眶。两部影片通过亲情与友情的诠释，让观众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唤起了观众埋藏在心中真挚的情感。

记忆力是人脑储存和再现过去经验的能力，它对学习和人类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任何心理活动都必须以保留其当前的每个要素为前提，并与随后的要素联系起来。[2]记忆是审美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审美经验就无法维持和再现，审美感知、想象和理解就无法进行。但是，回忆不是经验的简单再现，它是一个受整个心理系统支配和影响的复杂过程。抗美援朝战争的集体记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新时代抗美援朝电影从单一的民族化叙事走向了更加开放、更加现代的共同体叙事。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写道：“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里，每个成员都无法认识大多数同胞，无法与他们相遇，甚至无法听说他们的故事，不过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存活着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影像[3]。”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抗美援朝战争，但是，通过电影讲述的故事以及震撼的视效呈现，我们仍然可以重温那段历史，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影片《狙击手》另辟蹊径，通过去宏大叙事的叙事策略，聚焦于个体命运，讲述了1952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阵地战阶段，我军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中冷枪五班的故事。影片在严格遵循“三一律”的时空关系上，重点着墨于班长刘文武、战士陈大永等人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刘文武为了救回带有重要情报的亮亮，孤身一人走向敌军，当班长及其他战士全部牺牲后，神枪手陈大永用班长教的方法：“见火再敲，后发制人”，最终战胜了敌军神枪手约翰，救回了朝鲜孩子柱元，拿到了涉及美军作战计划的重要情报。在影片临近尾声时，班长刘文武对着死去的战友说：“我把你们从老家带出来，现在却没法带你们回家了。”影片结尾是上战场前班长点名的情景，大家的脸上满是斗志昂扬的神情，而影片则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张张笑脸上。这些场景、这些故事我们不曾忘记，也不能忘记，在残酷的战争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份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不仅决定了观众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体认知和判断，同时，对于美育价值的传递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审美情感力与审美思维力

情感力是一种心理能力，它表现为一种情感冲动，能够推动心理活动从内部展开，并作为一种与需要和愿望等个体特征相关的动机，控制心理过程的方向。[4]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情感力是体验自己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能力，它与认知能力不同，体验的对象不是外部事物，而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在电影《金刚川》中，为了使志愿军如期赶赴金城参加战斗，必须要通过一条名为金刚川的湍流，自此，志愿军工兵连开始了修桥与美军炸桥的一次又一次博弈。没有了故事片中人物弧光的设定，影片从工兵、敌人、炮兵三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叙事，最终回归于“桥”，重复的故事不重复的镜头，使影片主题逐渐得以升华，使观众的审美冲动得以实现，情感得以释放。

思维力是探索和发现新事物的心理能力，涉及多种心理功能，是从感性进入理性层面，发现事物某些内在属性的一般能力。在审美过程中，审美思维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过程，而是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情感等多种心理功能协调、综合的过程[5]。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重点聚焦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在一个无名山川一群无名英雄的故事，影片中“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为了找到美军重炮营的位置，与指挥部取得联系，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导演翌翔、郭勇选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其中所传达的世界观令人深思和回味：这些战士的名字可能永远无法被人知晓，但是，他们也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同样会义无反顾，冲锋陷阵。文学家、戏剧家李渔曾要求演员“梦往神游”“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正是审美理解的一种特殊方式，深入对象之中，并分享其生命。在观众的观影过程中，很容易追随着故事的节奏走入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在银幕上与一群不畏艰难、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相遇，和他们感同身受，并和他们产生共情，从而实现由“物我两分”到“物我合一”境界的飞跃。

三、共鸣：审美意识与英雄叙事

（一）审美趣味的培养

审美趣味是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定势，它可以体现为某一群体的共同审美倾向，但总是具体表现为个人的审美偏好或选择[6]。“趣味”一词是从味觉的意义发展而来的，春秋时期的晏婴认为“声亦如味”，魏晋之后，“味”“韵味”被用来形容艺术作品的某种审美特性和风格类型。培养审美趣味的基础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如果个体没有兴趣和积极性，便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审美趣味。电影《血战狙击岭》取材于上甘岭战役，狙击手孙承欢枪法神准，引来敌军王牌狙击手的追杀，为了保护战友，孙承欢选择牺牲自己与敌军狙击手同归于尽。影片创造性地以马苍山的日记为叙事线索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记录了上甘岭战役中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影片结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阅兵场景，人群中的马苍山仿佛看到了已经远去的战友又重新回到了他身边。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则聚焦于爆破大王杨根思、烈火永生邱少云、全能战士黄继光、九星战鹰王海大队以及狙击天才张桃芳等耳熟能详的英雄战士的故事，通过热血高燃的动画效果呈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无畏，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全面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个体审美趣味的形成和发展是人格、人生观与社会审美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受时代与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当今时代应当积极推动和扶持弘扬主旋律的优秀影片创作发行。

（二）审美观念的塑造

审美观念又称审美理想，它是对审美对象本质的集中反映，同时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丰富的审美经验的概括的产物[7]。马克思把艺术作为一种人们借以意识到现实冲突并力求克服它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认为作为一种观念的最高范本、鉴赏的原型，更适宜于被称为美的理想。电影《英雄连》中有一句台词——“这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战斗，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战斗。”赵和在伤痛痊愈后选择重返战场，重新和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赵和鼓励战士们：“我们保卫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保卫的，不只是这个时代的和平，我们保卫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同时，影片结尾纪念了黄草岭英雄连、烟台峰英雄连、三八线尖刀英雄连、杨根思英雄连、鸡雄山英雄连、新兴里战斗模范连、中元山英雄连以及天德山英雄连的光辉事迹，进一步深化了主题。电影《我的战争》取材于巴金的小说《团圆》，献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勇献身的英雄。孙北川在与文工团队长孟三夏相遇后，多了一分柔情与责任，而张洛东只能隐藏起自己心中的情愫。影片在表现残酷战争的同时创新性地加入了爱情元素，百转千回的情节使这部影片更加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审美观念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生价值，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往往体现为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不仅是对人生内在价值的追求，也是对提升人生境界的关注。观众在欣赏抗美援朝影片时，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即在关心物质利益的同时，追求精神上的充实；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可以顾及他人的需要。因此，这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抗美援朝精神将引领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同时这种精神也将融入无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骨血之中。

四、共振：审美形态与精神传承

（一）悲剧：心灵的净化

悲剧作为主体性审美之一，是在主体对客体的悲剧性境遇进行反抗与超越的过程中产生的。悲剧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审美形态，它既有挫折和毁灭的一面，又有胜利和永生的一面，二者以主体精神的超越为中介，实现了辩证的转化[8]。悲剧人物虽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伟大精神和生命价值将存活于人类的思想文化之中，转化为人类的本质，从而成为永恒。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中，无数战士为了实现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前赴后继奔赴战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中慷慨就义的余从戎、平河、伍千里；《狙击手》中冷枪五班的大永、刘文武、亮亮、米老二、王忠义；《金刚川》中以一敌百的张飞、关磊、高福来； 《浴血无名川》中的狙击天才杜川；《英雄连》中并肩战斗的赵和、雨三湾；《血战狙击岭》中冲锋在前的孙承欢； 《我的战争》中挺身而出的孙北川、孟三夏、王文珺等等。悲剧赋予死亡以重生的意义，悲剧人物因毁灭而不朽，悲剧精神因面对死亡的考验而获得永恒的价值。悲剧意识的主要内容是生命意识、伟大的抗争意识和崇高的超越激情，抗美援朝电影中许多战斗英雄在无情的战火中牺牲，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后代的幸福生活。悲剧教育是最高级、最深刻的审美教育，具有生命观教育的性质和功能。悲剧艺术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在死亡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在痛苦中追求精神的自由，从而呈现悲剧对人的净化作用。

（二）崇高：人格的至善

与具有完整和谐形式的优美不同，崇高的对象往往是零散的、无序的，甚至是无形的[9]。康德认为，崇高“可以在对象的无形中，在巨大的混沌中，或者在非常狂野、非常不规则的无序和荒凉中找到。”崇高的审美性质和价值产生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冲突以及主体精神的升华。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在表现我军和敌军的交战时，重点展现了双方力量的悬殊，在武器装备以及人数差距极大的情况下，我军迎难而上，并通过精心的战略部署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取得胜利。崇高感是一种过渡性的、动态的和充满矛盾冲突的审美体验，具有痛感与快感的双重性质。当战士们一个个倒下，观众的内心充满愤怒与痛苦；但是，当我军鏖战取得胜利时，战士的人格得到了升华，同时，观众也享受到了痛苦之后的快感，仿佛获得了重生之后振奋人心的巨大力量。崇高的基本教育功能是发展主体性，高扬主体精神，同时启发思想，振奋精神。在崇高的快感中，一切现存的、经验的、有限的东西都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只有未来的、理想的东西才真正具有价值。

五、结 语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展现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根源于中国“天下为公”“和合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品格。这些抗美援朝影片通过对人性的反思，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英雄人物的塑造和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对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通过不同审美形态的展现，对观众审美能力的培养与审美意识的塑造都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引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