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华

前 言

清宣宗道光成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为满清入关后第六位君主，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八月初十日，为嫡出的皇次子（图1）。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七月于热河行宫（承德）继位,年号道光。因嘉庆皇帝长子早夭，故爱新觉罗•绵宁是大清朝第一位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史称“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在位三十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1850 年逝于圆明园慎德堂内,终年69 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图1 道光皇帝朝服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节俭与守成是道光皇帝一生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其克勤克俭，力戒浮华，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地坚持，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不仅把节俭看成是自己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他在登基之初即严申禁令，不得习尚浮华，对前朝奢华之风颇为反感，曾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以示黜华崇实之心。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道光皇帝于道光元年御书“恭俭惟德”横披（图2）[1]正是其崇尚俭朴的信念见证。

图2 道光皇帝御书“恭俭惟德”横披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皇帝是清朝帝王中一位典型的守成之主，一举一动，莫不恪守祖制，循规蹈矩。其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康乾盛世”，恪守祖制就成为其施政的基础，即位时曾宣布：“规模制度，典册具存，朕曷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惧不及，何好恶之有？”道光二年正月，又谕告：“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因此，其处理政务的主要依据是深藏宫中的祖先历朝实录，谕旨中常常引经据典，奉若神明。《清宣宗实录》的编撰者评之“述七圣之隆规以贞厘百度，累朝实录，夙与绎诵，动遵前矩，事鲜更张”，决非虚语。道光皇帝如此守成的性格，是与其在潜邸中的常年磨炼当不无关系。

与才情四溢、雅好文物的雍乾二帝相比，道光皇帝实在平淡无奇，生活情趣单一，多喜读书和吟诗。《清宣宗道光实录》卷之一如此记述 ：“上宅心澹定，珍奇玩好之物，略不关怀，定省余闲，日与诗书相砥砺”。道光官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与存在，因此旻宁俭朴和守成的性格注定道光官窑不可能再现乾隆朝推陈出新、奇巧百出之景象，只能维持最基本的品类，满足清宫平常之需，而其力戒奢华的思想则一反前朝追求繁缛艳丽之风尚，却为清宫御瓷开拓出雍正以后少见的美学新境界，留下清雅含蓄之一面，成为道光官窑最为称道之处。

一 、督陶官

道光一朝政事多为守成而行，官窑瓷器的烧造亦然，承袭前朝规制以九江关监督为御窑厂窑务监督，在委任管理方面比较稳定，只是监督一职人员置换频繁，三十年间出现十五位监督官员，任职时间最短者不及半年，详见《道光朝督陶官任职表》。与雍乾时期的督陶官唐英不同，他们并非专职驻厂官员，只是负责烧造事务的行政工作，未涉及具体烧造活动，而且督造御瓷只是他们分管众多行政事务中的一小部分，加之任期短暂，因此决定他们不可能对窑务有深入了解，从而取得显赫的建树。

道光朝督陶官任职表

此时督陶官的职责更多是充当内务府与御窑厂之间信息沟通的角色，只是将内务府的烧造要求转达，并督促御窑厂按时按要求完成。目前除了从清宫档案中知道他们的名字与瓷器相关以外，其余个人信息并不为人所知，检阅当今公开资料当中，仅见两位督陶官在其烧造瓷器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第一位是第七任督陶官德顺，籍属蒙古正红旗，道光十二年八月至十九年八月在任，前后七年之久，为道光一朝任职时间最长、成就最杰出的督陶官。[2]其署名的瓷器现存两例，分别为广西博物馆典藏【清道光 礬红彩勾莲八宝纹鼎式炉】（图3）[3]和香港佳士得2004 年春拍第0993 号拍品【道光 礬红描金八吉祥纹香炉、烛台三供一套】（图4），香炉底部署款为“九江关监督德顺敬献”，其字侧锋用笔，口沿前后分别书“大清道光年制”篆款和“吉祥”楷款，这些是德顺同时烧造敬奉某处寺庙的供器，此举犹如唐英于乾隆五年、六年间为北京数处寺庙敬奉青花五供之事。其年号款式对辨识存世道光官窑意义颇大，凡是如此写款者应是道光十二年至十九年前后之作。

图3 清道光 礬红彩勾莲八宝纹鼎式炉广西博物馆藏

图4 道光 礬红描金八吉祥纹香炉、烛台三供一套香港佳士得2004 年春拍 第0993 号拍品

第二位是道光朝最后一任督陶官德新，任职时间短暂，其署名之作亦是供器，为金氏两庆书屋藏【清道光 青花缠枝莲托八宝长方炉】（图5，来源为中国嘉德2010 年春拍第2739 号拍品，长为36.5cm，高为11.5cm），口沿为“弟子德新供”五字一行楷书款。

图5 清道光 青花缠枝莲托八宝长方炉金氏两庆书屋藏

道光朝督陶官的委任制度决定道光御瓷不可能在技艺创新方面超越前朝，如能承袭和保持原有水平已属难能可贵，另外在瓷器设计和装饰方面，多数督陶官因专业知识的缺乏很难像唐英一样独立发挥自身的作用，往往更多仰仗内府出样，他们只是扮演着督造者和执行者的角色。

清宫烧造御瓷在传递信息方面的流程相当详备，至道光朝内务府对此还是应付自如，与雍乾时期的做法无异，主要先根据皇帝和宫里需用制定烧造计划，让宫里画师绘出准备烧造瓷器的纸样，如果是属于清宫日常器皿的纸样就直接递送九江关监督，由其下发至御窑厂烧造；如果是出于皇帝的需要专门烧造者则还需将纸样呈进御览，待御批后再行递送九江关。雍乾二朝因皇帝本身喜好瓷艺和摹古，经常发送旧物至御窑厂临摹，但此情况在道光朝是没曾见一例记载。故此，在传递信息方面主要是依靠纸样。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数张道光朝御瓷纸样，其中【道光款青凤白地磁罐纸样】（ 图6），绘出青花凤穿牡丹罐的前后两面纹饰，并用黄签标出每部位的具体尺寸和款字式样，检阅清宫档案虽不见其记载，未详其烧造年份，但清宫旧藏有与之对应的实物存在（图7）[4]。此青花盖罐与纸样一致，尤其发色效果和款字毫无差别，由此可证御窑厂是严格遵循内务府的烧造要求，而且烧造技术方面的水平是令人满意的，达到预期的效果。

图6 写款

图6 道光款青凤白地磁罐纸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7 写款

图7 道光 青花凤穿牡丹盖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道光皇帝对瓷艺远不及雍乾二帝热衷，但亦见其对御瓷烧造提出自己的要求，例如道光二年五月十五日内务府向九江关下发道光皇帝的谕旨：“九江关所进磁器颜色、花样均属不佳，着寄信九江关监督，嗣后呈进磁器，素色着仿古用粉窑、哥窑及青花白地者，其彩色着用霁红色并五彩花样者不得过艳，其洋彩及鼓出花样之件着无庸呈进。”[5]该谕旨中道光皇帝强调瓷器的装饰需要素雅，不许过于浓艳，需要矫正乾嘉以来繁缛奢华之俗艳风尚。这样的要求就成为以后内务府设计瓷器必须考虑的标准和历任督陶官必须重视的审美格调问题。

二、官窑烧造经费与数量

道光每年官窑烧造经费由两部分组成：制瓷经费和包装运输至京的花费，前者占总额的六成多，后者则近四成。经费来源仍依乾隆年间之例，由九江关每年拨出盈余银（税银）一万两供御窑厂支配。每年烧造结束后，核算以上两项经费之花销，再将剩余之数上缴内务府。包装运输经费每年不确定，内务府对此没有明确上限要求，一般随大运瓷器至京后据实报销，而制瓷经费则有明确规定。道光元年内务府奉谕转委御窑厂烧造，依嘉庆四年规定“九江关监督烧造瓷器，每年统以五千两银数为率”，即是制瓷经费每年以五千两银为上限。纵观道光一朝三十年，制瓷经费超越此上限者有9个年份，其中元年为历年经费开销之最，制瓷经费高达7510两，烧造经费总额为10647 两，究其原因是嘉庆后期御瓷减烧，“至道光元年库贮瓷器查存不敷应用”，所以需要加大烧造，属于例外。详情参见《道光朝历年瓷器烧造数量、经费详况表》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内务府对施行多年“以五千两银数为率”规定作出更改，其奏折申明：“二十八年起，每年九江关大运瓷器，除琢器尊瓶壶罐八十件照旧烧造外，其圆器盘碗盅碟四千余件，拟请减烧造。……每年动用工价银两不得过二千两之数。”故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经费为1937 两和1697 两，没有超出2000 两的预算。

虽然账面上记载道光一朝有九个年份的制瓷经费支出是超出5000 两的上限，但由于所烧造瓷器当中，次色圆琢瓷器是可以变卖，每年次色圆琢瓷器皆在6000 件以上，多者达14000 多件，因此每一次变卖至少又回笼五六百两银，补回多支出部分，因此，真正超出5000 两上限的年份只得三个。另外，只要烧造经费正常支出，无贪渎、浪费之弊行，即使超支，内务府核准后并无追究之责罚。

内务府在统计官窑瓷器数量时是依据瓷器品质分类统计。官窑瓷器烧造要求严格，出窑之后按照品质分为四类：上色圆琢器、次色娇黄圆琢器、次色圆琢器和破损圆琢器。前三者历年来数量如下。

第一类：上色圆琢器

上色圆器主要为满足清宫日常使用，多为实用性器皿，上色琢器则多为陈设之用，制作精良。除了元年为9021 件，二十八年为1481 件、二十九年为1265 件，其余年份皆保持在5000 件上下。这类瓷器是属于合格产品，可以进贡。它们当中绝大部分为盘碗之类的圆器，瓶罐尊之类的琢器所占比例非常小，不超过总数的5%，例如道光四年圆琢器总数为5018 件，圆器为4848 件，琢器仅得160 件；道光十四年上色圆琢器总数为4682 件，圆器为4500 件，琢器仅得182 件。

第二类：次色娇黄圆琢器

由于黄釉瓷为皇家专用，每年烧造数量不少的黄釉瓷，合格者归入上色圆琢器，落选者称为次色娇黄器，每年亦不在少数。早在乾隆时期督陶官唐英就专门为如何处理此类次色娇黄器皿请旨乾隆皇帝，后获批示随上色瓷器一同运回宫中入库，供赏用之需[6]。道光年间，次色娇黄圆琢器，除元年至四年数量过千件，其余年份皆在六七百件之间。

第三类：次色圆琢器

道光一朝每年次色圆琢器数量巨大，多者为一万余件，一般都在六千至八千之间，属于落选瓷器，不能送入皇宫，由此可见官窑瓷器的生产成本之高。官窑一旦归入次色圆琢器后就可折价变卖，可以在社会流通使用，与其它民窑瓷器一样，属于商品瓷，变卖所得款项需回交内务府。

就目前所统计的数据可知，道光一朝前后烧造上色瓷器数量在13 万件左右，按照琢器比率约在3%-5%，其烧造量为3900 件至6500 件之间。平均每年最高产品不过220 件。可见道光官窑琢器之稀少。

道光朝历年瓷器烧造数量、经费详况表

三、官窑瓷器之组成

按照清宫档案的记载习惯，由于使用对象的不同，道光朝官窑瓷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大运瓷器和御贡瓷器。大运瓷器是清宫为了满足日常需用、陈设而必备的器皿，每年烧造有明确的数量、品类要求，烧造大运瓷器是御窑厂的主要任务。御贡瓷器则是由九江关监督在御窑厂精心烧造专门供道光皇帝御用的器皿，其数量少，质量精，纹饰和造型均不同于大运瓷器，是道光官窑的精华。另有传办瓷器一项则是清宫御瓷需用制度的一个有效补充，其分述如下：

1、大运瓷器

大运瓷器是清宫得以维持日常生活的重要器皿，分别由琢器、圆器、娇黄器三部分组成，特点为数量多，造型丰富，以满足不同的功用。此前雍乾嘉三朝大运瓷器的数量和品类不一，以雍乾之世最为繁多。道光皇帝本着崇尚节俭、力去奢华的原则，在前朝的基础上一减再减，所以道光大运瓷器的品类和数量已经非常简少。

道光二年初，内务府循例烧造大运瓷器，开启道光朝官窑烧造正常化的序幕。

“广储司磁库呈为知会九江关监督烧造道光二年大运磁器事。……再应呈进道光二年大运磁器内例应琢器贰百件，着改于每年呈进壹百件，按照粘单内样数烧造，其余琢器壹百件改造圆器，入于圆器之内。

再着将前经行文该关已烧造过御茶膳房并寿康宫传办瓷器，今按照前样颜色花样尺寸每样烧造拾数件按年随同大运磁器呈进外，其余大运圆器并黄色磁器按照旧例量数烧造，按年解京，以及传办并改烧大运圆琢磁器统依……粘单行文九江关监督遵照办理可也，为此具呈。

道光二年

广储司磁库（篆章）

其中琢器主要为陈设必备的瓶罐尊，嘉庆时期每年常例烧造二百件，道光二年，内务府据道光皇帝谕旨改为每年烧造琢器100 件，品类为29 类，详见下表：

道光二年大运瓷器的琢器种类

此后大运琢器的品类一直比较稳定，只是极个别品类有调整，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九江关监督普琳上奏内务府的折本所记大运琢器为30 种。但道光二十五年内务府鉴于磁库琢器不同品类的需求量不同，将上表右列的15 种琢器停烧。至二十八年再作调整，琢器目录为14 种，具体如下：

哥釉四方八卦瓶哥釉四方杏元双琯瓶霁红玉壶春均釉四方杏元双琯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青花起线玉堂春花厂官釉太极纸搥瓶天青釉四方太平有象瓶汝釉鱼子纹八方一统尊均釉石榴尊炉均釉二酉撞罐青花芦粟锦有盖撞罐五彩绿云龙八宝盖罐东青釉鱼耳盖罐

后至二十九年再将上表右侧6 种裁减，仅留下为左列的8 种。由于档案记载每一类琢器的名称较为清楚，皆可在目前传世品当中找到对应的实物，具体对照参见附表一《道光朝大运瓷器之琢器种类实物对应表》。而这些大运琢器皆不超越雍乾嘉三朝琢器的范畴，只是承袭前朝而已，是“守成”之作。

附表一 道光朝大运瓷器的琢器种类实物对应表

大运圆器为清宫日常使用的盘碗杯之类，实用性居多，所需数量不少，品类丰富。道光二年官窑烧造恢复常态化，所烧大运圆器达69 种，之后一直略有置换删减，至道光二十七年仍保持65 种，但从二十八年起减烧至49 种，二十九年亦同。因大运圆器为平时最常见的官窑器皿，道光一朝承袭的大运圆器品类乃是创制于乾隆朝，藉道光朝大运圆器的名单亦可加深对乾隆朝同类器皿的了解，故本文完整援引清档，略作分说：

道光二年大运圆器烧造清档（69 种）

道光二十八年是清代大运圆器出现重大变故的一年，道光皇帝在审阅二十八年所需烧造的大运圆器之时勾销16 种，批示如下：

“勾除者十六项自本年永停烧造，此册发往九江关监督衙门作为交代，从前按照节令、按花文之鄙例再不能除，些些小事当能如是，可恨可恶之至，总之有用之物不嫌其多，繁文世俗必当力屏，初不在数十种瓷器也。”

道光二十八年御批永停烧造的大运圆器十六种

此十六款圆器尤其开光节令者，自乾隆初期创烧以来备受皇室钟情，至道光晚期已过百年，可谓是清宫御瓷的经典之作[7]。如果从工艺美学和艺术水平的角度评价，它们正是当中代表道光朝大运圆器的精华，其题材丰富，缤纷多彩，制作异常精细，彩料妍美，依然保存乾隆朝之神韵气质。本书庋集多款器皿与之一一对应，堪称一绝。它们虽只是沿袭前朝之例，然保持如此水平亦属异常难得可贵，是为道光官窑“守成”硕果的卓越体现。

但是在道光皇帝眼中，它们工艺复杂，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风格佚丽，已失质朴含蓄之感，是前朝奢华之风的延续，他对此已经无法忍受，故严词谴责，勒令“永停烧造”。这一举动是道光皇帝晚年在御瓷烧造方面坚持力戒奢华、崇尚俭朴的最后一次显著体现。如此“过激”行为正是道光皇帝对晚年施政乏力、试图改变现状而不能的郁闷心态的发泄吧。

娇黄器是清宫烧制的低温黄釉瓷器，娇黄是皇家独尊的颜色，是身份尊贵的象征，不外流入民间，即使是次色娇黄器也随大运运输至京入库备赏。主要是满足清宫内上层使用。道光一朝娇黄器的品类，可参见《道光二十六年九江关监督图璧呈缴大运内娇黄次色单》，罗列详尽，共51 种，当中“里外娇黄暗金钱花汤碗”即可与【道光 黄釉暗刻团花纹碗一对】（图8）对应，属于娇黄器之中少见之品。

道光二十六年九江关监督图璧呈缴大运内娇黄次色单

图8 道光 黄釉暗刻团花纹碗 一对五台山人旧藏

2、御贡瓷器

以上大运圆琢器、娇黄器的品类反映道光官窑瓷器的大体面目，当中不乏佳作，但道光一朝御瓷最为精美者则是每年由督陶官上呈的贡瓷。常例一年三贡，分别于端阳节（农历四月底五月初）、万寿节（农历八月）、年节（农历十二月底）这三个节日前进宫。御贡瓷器的特点就是品类少，质量精，数量罕，每一任督陶官烧造的器物甚少重复，成为道光御瓷的卓越代表。由于每一次御贡瓷器均有清单存档而且记录清楚，不少器物名称可与存世实物对应，成为深入了解道光官窑的重要资料。结合清单描述可知，每年御贡瓷器的纹饰寓意均与当次节日的内涵相对应，端阳节是祈祷平安，辟邪纳福，故有艾叶祥符之图案；万寿节则是贺寿增福，祈求延年益寿，对应八仙贺寿、万寿无疆之类纹饰。年节是为来年春节准备的，因此装饰题材的寓意多为吉祥如意，喜庆年年。每年贡瓷的具体名目详见附表二《道光朝历年贡瓷档案汇编》

附表二 道光朝历年贡瓷档案汇编黄清华整理

每年贡瓷数量初期不甚规范，道光九年开始定制，端阳节贡琢器6 件，圆器60 件，万寿节贡琢器6 件，圆器90 件，年节贡琢器6 件，圆器180 件。兹选道光十三年的贡瓷表以供参考。

道光十三年贡瓷表

每一次御贡瓷器之中，琢器往往成对进贡，一年常例为九对十八件，纹饰、造型各不相同，同时也与前后年份不同，似有避免重复之意。纵观道光一朝贡瓷琢器许多仅见烧造一次，往后不曾出现，故多以孤品存世，加之制作精良，远在大运瓷器之上，因此贡瓷琢器是道光官窑当中品格最高之物。根据每年御贡瓷器表统计，道光三十年间御贡琢器数量不足700 件，当中包括了所有慎德堂款琢器在内，故异常珍稀。

道光皇帝受祖父二人的影响，钟情茗茶，遂于道光四年五月谕旨，要求每年十二月的年贡必备【娇黄暗龙茶盅】、【青双龙茶盅】、【青牡丹花茶盅】各二十件，【青花渣斗】十件，因此茶具成为贡瓷必备的品类，当中青花渣斗亦为茶道之专用，是存放茶叶渣的必备容器。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道光 青花缠枝花卉开光艾叶祥符图茶壶】（图9）是烧造时间最早的御贡茶具，制于道光元年，对应了该年四月二十四日“端阳节”贡瓷单中【青花艾叶祥符茶壶】的记录，是由时任九江关监督常兴烧制呈进，彰显出道光皇帝钟情茗茶的雅好，为道光朝御瓷仅见之青花茶壶。

图9 道光 青花缠枝花卉开光艾叶祥符图茶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贡瓷由皇帝直接选用并决定存放地点，道光十二年以前主要存放在紫禁城里，一部分送往圆明园存放，但从慎德堂建成后的第二年开始，每年第一次、第二次贡瓷皆被整批送往慎德堂使用，一直持续至道光二十九年，前后十八年将近三千件御瓷陈设使用于其中，故贡瓷之大部分皆由慎德堂存放，后遭圆明园之劫，损毁甚多，至为可惜。

作为道光官窑之中最精华者——御贡琢器，在风格和技艺水平上闪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既有守成，亦见创新。作为守成的代表作清宫旧藏【道光 粉红地缠枝花卉双联瓶】（图10）沿袭嘉庆朝同类器皿而成，但品质则在前朝之上，设色淡雅柔和，彩料质感更为细腻温润，是目前所知道光朝仅存的一件双联瓶。检视道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端阳节”御贡瓷器表中所载“珐琅洋彩莲喜和合瓶成对”正可与其对应，是由时任九江关监督常兴呈贡的。【道光 粉彩百鹿尊】（图11）诸彩绚丽浓妍，彰显出皇家富丽堂皇的至尊气质，皆是效仿前朝的守成佳作，亦为清宫档案所证，皆可对应道光十六年八月德顺进贡“五彩松鹿尊 ”之记载。

图10 道光 粉红地缠枝花卉双联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1 道光 粉彩百鹿尊五台山人旧藏

另外，象征道光御贡瓷器继承乾隆朝制瓷最高技艺的一项就是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贡瓷当中出现的【洋彩万年甲子转旋瓶】，其成对进贡被安置在慎德堂东廊，由时任九江关监督麟桂上贡。笔者初见此记载颇为惊讶，翻阅各大博物馆典藏资料皆未见实物，质疑之际觅见香港苏富比2003 年秋拍第0106 号拍品【道光 胭脂红黄地粉彩花卉纹干支转心瓶】（图12），为道光年号款，证实档案所载不假。此转心瓶与唐英设计的万年甲子转心笔筒颇为相近，堪称道光一朝独有之物。又见戴润斋旧藏【道光 仿剔红雕漆锦地「万福」图盖罐一对】（图13）[8]是摹仿漆器的佳作，彰显出一份无比的华贵，以致在气质上完全无法让人区分它与乾隆朝作品的差异。底书慎德堂款，为道光十七年八月德顺敬献的万寿节贺礼【仿雕漆盖罐 成对】，陈设于慎德堂东廊。由此可启示我们 ：道光一朝御贡瓷器在技艺方面一直以乾隆时期御瓷的奇巧为师，保持相当高超的烧制水平，是道光官窑得以鼎立扬名的重要基础。

图12 底款

图12 道光 胭脂红黄地粉彩花卉纹干支转心瓶香港苏富比2003 年秋拍第0106 号拍品

图13 道光 慎德堂款仿剔红雕漆锦地「万福」图盖罐一对戴润斋旧藏

御贡瓷器的创新之处体现甚多，其中造型的独特设计亦为前朝所未经见，例如五台山人收藏【道光 仿定窑白釉螭龙耳四方扁壶】（图14）形制古雅端庄，应是仿自西周中晚期容酒器的青铜长方形扁壶，颈部两侧饰螭龙首衔环耳，模印雕饰极为精致，颈部及足部各饰模印变体夔龙纹一周，清晰灵动，上下呼应，风格简约古朴，为道光十四年五月端阳节御贡瓷器表中所记【粉定螭耳扁方瓶】，发明者为第七任督陶官德顺。此创新的造型得到继任者的赞赏，道光二十二年时任九江关监督普琳将之化裁烧造出【十八罗汉福寿尊】作为端阳节贡礼，即是【道光青花缠枝莲纹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图15）

图14 底款

图14 道光 仿定窑白釉螭龙耳四方扁壶五台山人旧藏

图15 道光 青花缠枝莲纹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五台山人旧藏

御贡瓷器创新的另一最为杰出的贡献正是纹饰设计、风格基调方面开拓出雍正以后少见的美学新境界，留下清雅含蓄之一面，成为道光官窑最为称道之处。具体论述详见后文“艺术成就和美学意义”一章。

3、传办瓷器

黄瓜霜霉病和黄瓜细菌性角斑病是黄瓜上经常发生的两种病害，这两种病害一旦发生，发生迅速而且这两病害发生症状相似，不好识别，给防治上带来了困难，加剧了生产难度。本文针对黄瓜霜霉病和细菌性角斑病的区别进行了详细介绍，以期能有效地指导生产应用。

道光官窑之中尚有一种特殊品类——传办瓷器，它是道光皇帝根据自身需要或清宫特定原因临时加派烧造的瓷器，属于非常态的烧造任务，数量通常不多，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要求，因此九江关监督皆异常重视，制作尤精，从每一次传办瓷器的烧造经费即可得到反映，平均每一件所花经费数倍于御贡瓷器。烧造经费亦从一万两盈余银中报销。道光朝宫里的祭器、供器、婚庆喜事置办瓷器多出于此。例如道光二十五年，道光皇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下嫁预备瓷器所涉品类47 种共400 件，是所知道光朝最大规模的一次传办瓷器。另外，【道光 豆绿釉花盆】（图16）正是道光二十九年的传办瓷器之一，当年道光皇帝就要求烧造“大号、二号、三号”豆绿釉花盆三种，本品尺寸应属于当中的“二号”者。但是不少传办瓷器不曾记入档案，或记载笼统不详，因此，若果一件道光御瓷既不属于大运瓷器又不在每年御贡瓷器表上，那么它就应属于传办瓷器无疑。

图16 底款

传办瓷器是清宫御瓷需用制度的一个有效补充，灵活实用，充分满足皇帝的一时之需，例如皇帝需用一些文房或特殊器具皆以传办形式去烧造，因此它们往往最能体现道光皇帝的美学追求和艺术情趣，品格往往都是最佳，例如下文将介绍的“湛静斋”、“澹怀室”款御瓷皆属此类。

四、清宫的特殊堂名款瓷器

1、慎德堂

有清一代，官窑瓷器之中不乏书写内府堂名款之品，构成清代官窑文化独特的现象，但这在康雍乾嘉四朝之中始终只属于年号款瓷器之外的一类补充，数量少，质量难以超越年号款瓷器，唯独道光一朝例外，其慎德堂款名物品质佳良，式样妙美，皆在年号款瓷器之上，向为藏家所重，一如陈浏《陶雅》称道：“慎德堂为道光窑中无上上品，足以媲美雍正。质地之白，彩画之精，正在伯仲间”。

检阅清宫档案得知，慎德堂为圆明园九州清晏内的一组建筑（图17、18、19）。道光十年，道光皇帝择九洲清晏西部之清晖阁旁边原鱼池之地添建了五间三卷大寝宫，曰：慎德堂，次年三月落成，共报销二十五万二千余两,此后道光皇帝常年在此园居，道光三十年（1850 年）驾崩于此。在清宫旧藏《喜溢秋庭》、《道光帝行乐图》画轴上，曾详细描绘过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画卷上方皆钤“慎德堂宝”印一枚（图20）。道光皇帝曾专门写一篇《御制慎德堂记》文（收录在道光《御制文余集》）[9]（图21）反复强调了自己修建慎德堂的目地，是为“崇俭去奢，慎脩思永。”

图17 圆明园四十景图册页之“九州清晏” 纸本设色法国私人收藏

图18 “九州清晏”平面示意图

图19 清宫旧藏慎德堂蜡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0 道光喜溢秋庭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1 道光《御制慎德堂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道光十三年烧造慎德堂款瓷器档案原文

道光皇帝对慎德堂的喜爱从建成之初即可体现，首先亲自为慎德堂御书匾额，“慎德堂”为粉油板蓝字匾，底做金花冰梅地，高二尺四寸，宽七尺二寸[10]。另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二、十一日，“帝奉皇太后幸慎德堂进膳”，其时距慎德堂落成不久，向以孝道著称的道光皇帝便邀请其母后参观、进膳，共享天伦。因此，慎德堂在道光皇帝的心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始，他对慎德堂内部陈设的营建更是不遗余力，就瓷器一项而言，每年三度贡瓷当中就有二次被送往慎德堂安放使用，可见道光皇帝对此之重视。

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肯定是在慎德堂落成之后才出现，但其具体时间又是哪一年呢？此前众学者均无提及，直至2010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赵聪月女士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2 期发表《慎德堂和慎德堂款瓷器》一文[11]，首次公布道光一朝造办处档案证实，慎德堂款瓷器始烧于道光十三年下半年。所据档案如下：

“（道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主事那隆阿太监张得兴来说，太监沈魁交金鱼苲草瓷渣斗样一件、外黄里白暗龙黄瓷盅样一件、青花白地瓷碗样一件”。

传旨：

瓷渣斗一件，着照此样，要黄瓷白里烧造六十件，内慎德堂制款三十件、湛静斋制款三十件，俱要楷书字。

暗龙黄瓷盅一件，着照此样，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系楷书。

青花白地瓷碗一件，着照此样，要里外俱黄色，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系楷书字。钦此。这是道光朝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第一次出现烧造慎德堂款瓷器的记载，档文所载道光皇帝于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要求烧造黄釉渣斗三十件，署款为慎德堂制，款字俱为楷书。此类制瓷要求属于传办性质，内务府、九江关监督与御窑厂皆不敢怠慢，应极力完造。那么，第一批慎德堂款瓷器面目又如何呢？实物可见清宫旧藏，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存【慎德堂红款黄瓷白里渣斗】37 件，皆为内府所遗，另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道光 慎德堂红款黄釉渣斗】一对，由钟氏怀海堂惠赠，来源是香港佳士得1995 年春拍第0724 号拍品（图23）。检视往后十余年的造办处档案再也未见同类记载，故道光一朝三十年仅此一次烧造慎德堂款黄釉渣斗。以上39 件黄釉渣斗即是当年圆明园浩劫余生之见证，弥足珍贵。

图23 道光 慎德堂红款黄釉渣斗 一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档房 九江•周兴

（图22）

慎德堂款瓷器的生产机制是以贡瓷形式为主，传办形式为辅，目前所见大部分慎德堂款瓷器自道光十三年以后主要出自每年三次的贡瓷之中，另有极小部分是根据道光皇帝的临时需要而下发御窑厂专门烧制，属于传办性质。因为主要属于贡瓷范围，因此每年三次贡瓷名单之中对慎德堂款瓷器的名称皆予以记录，只是没有明确标识而已，但是笔者通过细心比对，还是能将目前传世所见的绝大部分慎德堂款瓷器与档案记载对应起来，详见附表三《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存世一览表》

附表三 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存世一览表黄清华整理

正因为慎德堂款瓷器属于贡瓷之列，就具备贡瓷的特点：品类少，质量精，数量罕，每一任督陶官烧造的器物甚少重复，自然成为道光御瓷的卓越代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道光慎德堂款瓷器总数为357 件，大部分为清宫旧藏，其中一些则是收购和接受捐赠得来。当中琢器不足二十件，非常稀少。此种状况在晚清民国时期已经非常突出，当年许之衡就叹曰：“慎德瓶类近极罕见，有之则价值甚昂。”慎德堂款琢器罕少的缘故正是当年烧造数量不大。每年三次的贡瓷之中，慎德堂款的琢器往往成对进贡，但每一次最多烧造三个品类，不超过六件，笔者统计自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份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份前后十七年里，贡瓷之中琢器总量为312 件，当中包括慎德堂款瓷器和道光年号款瓷器，根据附表三《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存世一览表》之中慎德堂款琢器与年号款琢器的比例尚不足1:1，因此估计当年烧造慎德堂款琢器的总数不过150 件，加之后来圆明园在咸丰十年（1860 年10 月）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慎德堂被毁，瓷器损灭者不计其数，故幸存的慎德堂款琢器更是稀少，本书收入八件琢器当属难能可贵。

同时，慎德堂款瓷器尚有一部分属于传办瓷器，每年都烧造一定数量，但不录于御贡瓷器名单之内，例如《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吉立•瓷器账》中有以下记载：

道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收

黄磁白里御制诗慎德堂长方盒五件（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一件）

白地柳雁磁盖碗茶盅十三分 慎德堂 （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出一分）

白地蝴蝶磁盖碗茶盅四分 慎德堂

白地荷花鸳鸯磁盖碗茶盅十四分 慎德堂

白地梅花磁盖碗茶盅十一分 慎德堂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收

黄地皮球花双耳瓶一对 慎德堂

白地冰炸梅磁九寸大盘六件 慎德堂

白地冰炸梅磁五寸碟八件 慎德堂

五彩磁莲花盖碗五件 慎德堂

道光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收

红地白里飞鹤磁海碗二件 慎德堂

红地白里飞鹤磁大碗十件 慎德堂

红地白里飞鹤磁中碗十件 慎德堂

红地白里飞鹤磁五寸磁碟三十八件 慎德堂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收

五彩磁大碗十件 慎德堂

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七日收

黄地绿龙磁盅碗十八件 慎德堂

黄地绿龙瓷碟十件 慎德堂

黄地绿龙瓷九寸大盘四件 慎德堂

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五日收

红花描金瓷九寸盘四件 慎德堂

红花描金瓷中碗八件 慎德堂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收

红地黄龙瓷九寸盘四件 慎德堂

红地黄龙瓷五寸碟六件 慎德堂

五彩瓷喜鹊闹梅盖碗六件 慎德堂[12]

慎德堂款传办瓷器皆属于设计别致的独特之物，例如道光十五年九月的“黄磁白里御制诗慎德堂长方盒”为慎德堂款瓷器仅见的造型，道光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入的“红地白里飞鹤”纹饰的碗盘，设计新颖，亦为道光一朝独有之物，虽然现今未见对应实物，但清宫旧藏之中却有对应的制瓷纸样（图24-1、图24-2）[13]。

图24-1 清宫旧藏红地仙鹤纸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4-2 清宫旧藏红地仙鹤纸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自道光十三年下半年起，每一任九江关监督除了完成“大运”瓷器之外，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慎德堂款瓷器”，它属于御贡瓷器当中的核心工程。但是哪些瓷器写慎德堂款，哪些瓷器写年号款的决定权由谁来定夺呢？检阅档案未见交代，但是作为御用的陈设瓷，道光皇帝理应过问，因此笔者推测所有贡瓷在烧造前皆由九江关监督呈送画样，由道光皇帝审核，其中书写慎德堂款器皿亦由道光皇帝所决定，如此施行正是遵循御瓷烧造的传统，因此慎德堂款瓷器最能体现道光皇帝的审美性格和艺术修养。

而督陶官则是道光皇帝在瓷艺方面审美的执行者，承命烧造首批慎德堂款瓷器的督陶官——德顺则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其任职时间为道光十二年八月至十九年八月，前后七年之久，是道光朝为数极少熟知窑务、贡献颇多的督陶官。烧造慎德堂款瓷器正是其上任后第二年的任务。作为道光朝任期最长的督陶官，他深知道光皇帝的品味，因此追求淡雅而秀美的艺术效果必将成为德顺任内最大的任务。道光皇帝对其督造瓷器一事亦曾罕见地多次发出御旨。

例如道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库掌崑玉首领武进忠来说，太监沈魁传旨：谕尚书禧、侍郎阿传谕：九江关监督德顺，嗣后端阳、万寿、年节贡内呈进磁器，不必拘定节令，变别花样呈进，花纹要细，钦此。”

——档房行文•九江

道光皇帝要求德顺不要固于传统做法，要变通改进，这与其惯于守成的性格而言似乎不大相称，但由此确实看出道光皇帝对御瓷制作方面要求改进，扬弃传统习俗，追求新意，同时强调“花纹要细”，突出精细的理念。

此时恰逢慎德堂初成，对各项陈设瓷器需求必多，因此慎德堂款御瓷的前期烧造必由德顺负责，而且数量不在少数，德顺在一年三贡的御瓷中费尽心思，堪称道光朝的“唐英”。正是其任内七年里竭力追求创新，从而奠定了慎德堂瓷器雅致不凡的自身风格。

慎德堂款瓷器另一独特之处即是其写款精美，风格清雅，得书法之逸趣，为有清一代写款之佼佼者。此过人之处当然要归功于道光皇帝，因为其对慎德堂款瓷器颇为关注，除了前述十三年八月首次烧造时钦选款字为楷书之外，在半年之后又下发一道谕旨补充说明：

“（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主事那隆阿首领武进忠太监沈魁传旨：十四年年贡起九江呈进瓷器款“慎德堂制”要红字。钦此。

——档房行文”

此次写款要求就表明十三年年底已有慎德堂款器皿进宫，但是款字的书写颜料不统一，所以道光皇帝专门谕旨指明必须为“红字”，即是礬红楷书款，从而形成慎德堂款今日所见的面貌。那么，此前除了红彩款之外，还曾存在什么样的写款呢？清末《陶雅》中云：“慎德堂瓷器，皆抹红楷款，亦有金款者”，寂园叟所言非虚，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慎德堂款瓷器之中，尚见4 件红地描金万寿勾莲纹羹匙和2 件红地描金缠枝莲纹器物座皆以金彩书款，另外 【红地描金缠枝莲纹夔龙捧寿海棠式洗一对】（图25）亦是如此，至为罕见。

图25 道光 红地描金缠枝莲纹夔龙捧寿海棠式洗一对五台山人旧藏

以上两则档案表明道光皇帝对慎德堂款瓷器的写款尤为重视，从书体到颜料的选取皆一一亲身钦点落实，其专注程度不亚于雍乾二帝。而慎德堂款书法水平甚高，以侧锋书写，笔道稳健而锋芒凌厉，款字结构跌宕多姿，富有变化，可见运笔之人熟知用笔之妙，符合古人所言“正以取劲，侧以取妍”之道，为有清一代堂名款瓷器之少见者。那么，“慎德堂制”四字究竟为何人所书，似乎不应该由御窑厂工匠信手而成？笔者以为，此四字当出自道光皇帝之手，情况有二：一是道光皇帝为此订造瓷专门书写该四字底款，以前面分析此可能性极高；二是如果前项不可能，至少也是内务府的官员从道光皇帝的楷书中集出此四字组合后，交付御窑厂工匠临摹而成[14]。

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道光皇帝多幅宸翰，其中多为楷书作品，例如著名《御书御门听政诗》手卷、《御制甄别贤愚以澄吏治谕》册页等（图26），其楷字皆为侧锋用笔，规整而力求稳重，予人以刚健中正之感，更荡出清逸之气。拣选当中“慎”、“德”、“堂”、“制”四字运笔皆与慎德堂写款一致，气韵暗合，应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此，据此可认定“慎德堂制”款当为道光皇帝之宸翰无疑。

图26 慎德堂制写款与道光书法比较

纵观慎德堂款瓷器前后十七年，写款形式存在两种，四字两行楷款和三字单行竖款，前者居多，后者罕见。陈浏《陶雅》评曰：“慎德堂……以三字直款者为贵”，之所以贵的原因正是罕少。目前三字直款者见有三类：

第一类 ：里白外绿釉渣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16件（图27），但清宫档案未见其烧造的记载。

图27 款式

图27 慎德堂款绿釉渣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类：白地粉彩诗文鸳鸯荷花图茶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 件，私人藏两件（图28-1、图28-2），亦未见于清宫档案记载，但在清末已为藏家所关注，如《陶雅》记述：“慎德堂款之器皿若彩花之旁有墨彩题句者，其有小印‘道光’二字多作椭圆形”，正与之吻合。

图28-2

图28 底款

图28-1 慎德堂款鸳鸯莲池图诗文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类：白地绿彩卍字锦堆纹鸟食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2 件（图29），写款为三字单行横款，亦未见于清宫档案记载。

图29 底款

图29 慎德堂款白地绿彩卍字锦堆纹鸟食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无论是四字款还是三字款，其书法风格相当一致，初看未觉差异，然细究却存在两种类型。其最直观的差异集中在“德”字的写法，详见（图30）：左边“德”字的“心”的第二笔“钩”为平底，简称“平心德”，右边“德”字的“心”的第二笔“钩”为斜落，简称“斜心德”，如此差异究竟是同一时期不同工匠运笔所致，还是有时间前后之别呢？参考附表三《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存世一览表》的实物与档案对应的分析，笔者发现确实存在时间前后之差别，该表非常鲜明地表明，在道光十七年四月份之前慎德堂款皆是“平心德”，之后则皆是“斜心德”，前后区分明显，尤其在十七年四月份转变尤为突出，该年端阳节御贡瓷器表中有“松竹梅九寸盘，十件；松竹梅五寸碟，二十件”记载，正好与江苏常熟市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品（图31-1、图31-2）[15]对应无误，而且道光一朝仅仅烧造过一次。但是两者写款却存在上述的差别，说明此时“斜心德”正取代“平心德”。

图30 慎德堂款写法比较：平心德与斜心德

图31-1 常熟博物馆藏品

区分两种写法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楚了解慎德堂款瓷器的生产时间，特别对没有档案记载的传办瓷器尤其有用。例如，前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里白外绿釉渣斗】，写款为“斜心德”，其生产时间一定在十七年之后，而【白地绿彩卍字锦堆纹鸟食罐】和【白地粉彩诗文鸳鸯荷花图茶盅】则为“平心德”，其烧造应在十四年至十七年之间，而查对此三年里历次贡瓷名单皆无对应之记载，故可肯定属于“传办瓷器”。

慎德堂款瓷器因慎德堂而产生，但其陈设使用则不独慎德堂一处。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份开始，历次贡瓷名单上皆注明每一项贡瓷的去向，其选取权应属道光皇帝，依据附表三《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存世一览表》的对照结果表明，慎德堂款瓷器在道光朝被放置在明殿、含碧堂后廊、慎德堂东廊、抱厦等四处，后二者皆在慎德堂内，所以实际上除了慎德堂之外还有两处地方曾放置过慎德堂款瓷器。

道光十二年至十八年的七年之中，每年十二月份的贡瓷都被安置在明殿。明殿，即是圆明园中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的主要宫殿，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和乾清宫，皇帝在里面朝会和听政。每年正月十五皇帝在正大光明殿接见王公大臣、外藩蒙古的王公、回部首领等。该殿的外面有内务府、宗人府、军机处、内阁、六部、督察院、理藩院等办公的场所，归置上相当于皇宫。因此，慎德堂落成之后，道光皇帝长期园居于此，正大光明殿则是其办理朝政的地方，慎德堂属于其生活休息的寓所，故两处宫殿对于道光皇帝而言同样非常重要，故两处的陈设都选用慎德堂款瓷器装饰也是情理之中，更显得道光皇帝对慎德堂款瓷器的钟情。

慎德堂款瓷器入贡含碧堂只见一次，为道光十七年四月，该年端阳节的贡瓷皆入含碧堂。含碧堂则属于圆明园长春仙馆景区中岛西路，原是乾隆帝“旧时书室”。乾隆朝以后，改为皇太后在园中的居所。因为道光皇帝以孝德著称，对其母后至为敬重，将慎德堂款瓷器孝敬皇太后，妆点居所。

至于慎德堂款瓷器是否被安置紫禁城内，目前未见文献证实，故笔者认为在道光朝慎德堂款瓷器应不曾在宫里使用，目前所见清宫旧藏慎德堂款瓷器很有可能是咸丰十年以前从慎德堂中收归内库而形成。同理，在慎德堂内陈设的官窑瓷器不独慎德堂款一种，尚有年号款者，明确为档案所证实，而且其数量似在慎德堂款者之上。

2、湛静斋

道光朝与慎德堂性质一样、地位显赫的就是湛静斋，湛静斋乃是取九州清晏之清晖阁及其四景一带改建而成，营建和落成时间与慎德堂同步。湛静斋与道光皇帝关系非比寻常，在其一生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亲人都与湛静斋密切攸关。第一位就是为道光皇帝的爱妃全贵妃，湛静斋落成之后道光皇帝赐予全贵妃居住。全贵妃即是孝全成皇后，钮钴禄氏，是清宣宗道光帝的第二位皇后、清文宗咸丰帝的亲生母亲（图32），其蕙质兰心，聪明伶俐，深得道光帝的喜爱。后来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孝全皇后病逝于湛静斋。第二位就是道光第四子——奕詝，即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于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年）六月九日出生于湛静斋，登基后遂改湛静斋为基福堂。

图32 孝全皇后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湛静斋为道光皇帝所命名，道光十年湛静斋尚未建成之前道光皇帝已亲自为“湛静斋”御书匾额，“六月二十日员外郎贻兴来说，懋勤殿太监张忠交御笔本文一件，湛静斋“传旨做黑漆金字匾一面，高二尺宽六尺一寸，得时随托钉挺钩安挂，钦此。[16]

湛静一词折射道光皇帝稳健深沉的性格。湛静，亦作“ 湛靖 ”，意为沉着冷静。例如《汉书•匡衡传》：“湛静安舒者戒於后时，广心浩大者戒於遗忘。”明•张敬修《太师张文忠公行实》：“及上在亮阴，太师（张居正）湛静沉默，声色不露。”

湛静斋款瓷器的烧造与慎德堂款瓷器同步，前揭所引道光十三年造办处档案中提及在第一次烧造慎德堂款瓷器时亦一同烧造了湛静斋款瓷器：

“八月十九日主事那隆阿太监张得兴来说，太监沈魁交金鱼苲草瓷渣斗样一件、外黄里白暗龙黄瓷盅样一件、青花白地瓷碗样一件”。

传旨：

瓷渣斗一件，着照此样，要黄瓷白里烧造六十件，内慎德堂制款三十件、湛静斋制款三十件，俱要楷书字。

暗龙黄瓷盅一件，着照此样，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系楷书。

青花白地瓷碗一件，着照此样，要里外俱黄色，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系楷书字。钦此。

——档房 九江•周兴

湛静斋在第一次烧造中数量达110 件之多，对此御窑厂承命烧造完成后送入宫里，其情况档案有载，内务府编《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立•瓷器账》记为“黄瓷湛静斋膳碗二十件，黄瓷湛静斋茶盅四十件，黄瓷湛静斋渣斗三十件（原注：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茶房领五件）。”以上记载皆可得到当今清宫遗留实物对应，详见下表 。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湛静斋款瓷器共13件，皆为清宫旧藏，其中“黄瓷白里瓷渣斗”与慎德堂款者无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不过八件，私人收藏仅见钟氏怀海堂典藏一对。表中最后两项写款为三字款，与慎德堂款瓷器写款风格一致，其中青花缠枝牡丹纹小圆盒，品格与黄釉瓷相比似乎稍差一些，两者皆不见于档案收录。

湛静斋存世实物一览表

湛静斋款瓷器尚有见于档案记载、但无实物对应者，例如上述内务府编《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立•瓷器账》中有如下记载 ：

道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收

黄磁白里固轮钱湛静斋盖缸二十件

（附注：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一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盖罐五件

（附注：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二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小盖罐五件

（附注：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二件）

道光十六年四月初六日收

黄磁白里湛静斋磁盖罐大小三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磁大元盒二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磁小元盒三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磁敦子罐三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磁盖盒三件

道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收

黄地绿龙白里磁膳碗三十六件 湛静斋

以上三处档案表明，在道光十五、十六、十七年里御窑厂尚烧造过湛静斋款其他瓷器，此后就不曾记载。道光皇帝烧造湛静斋款瓷器多为茶具，渣斗为盛放茶渣的容器，盅为喝茶之用，盖罐存放茶叶，盖缸是为储水之器。道光皇帝钟情茗茶，一生节俭别无讲究，唯独对茶具不惜亲身指导制作，不单为湛静斋配以瓷质茶具，还配套其它需用之器，并且极为讲究雅致，如何设计、搭配皆清晰交代，可见其痴迷至深。例如道光十八年内务府造办处清档所列：

二月二十四日库掌乌尔恭布太监马忠来说太监沈魁交白地青花茶盅一件、白地五彩盖碗一件、宜兴茶叶罐一件，传旨：照茶盘底足先烫做元宝式茶盘合牌样呈览，钦此。

于二十五日烫得元宝式茶盘呈览，奉旨：比此样两边每边撇放二分，打造银茶盘一件，得时横錾“湛静斋”三字，再合对。茶盅、茶罐、盖碗高矮配做楠木插盖匣一件，安襄盛装，匣盖上安铜提环二个，里外安眼钱。钦此。

——金玉作 匣作呈稿 铜作

湛静斋款瓷器的风格比较一致，主要为黄釉品类，其写款与慎德堂款瓷器一样，皆出自道光皇帝御笔无疑。与慎德堂款瓷器最大的不同则是湛静斋属于传办瓷器，前后仅烧造几回，数量少，而且品类比较单一，只在湛静斋内使用。湛静斋虽为全贵妃的寝宫，但是湛静斋款瓷器却并非供其独享，主要的目的还是供道光皇帝御用而成造。

3、澹怀室

澹怀室为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的一处“虚室”，[17]具体设立时间不详，但早于慎德堂，因为在慎德堂建成之前其已存于道光皇帝在九州清晏的居所万象涵春内。[18]道光十一年慎德堂建成之后，道光皇帝遂将其匾移挂到慎德堂内，可见道光皇帝对其之珍视。

澹怀，谓使内心恬淡寡欲。《旧唐书•张说传》：“罢不急之役，省无用之费。澄心澹怀，惟亿万年，苍苍羣生，莫不幸甚。”其意正合道光皇帝修身、养性之追求，居于其室，启悟心性。道光皇帝曾赋诗一首《澹怀室漫成》：

由来澹静念无违，尚有四十九之非，

慎始敬终心勿惑，去奢从俭道堪希。

风清竹下邀明月，雨霁松间待夕晖，

争奈岁华多烂漫，何时旋斡续遗微。[19]

澹怀室款瓷器当为澹怀室之专备，当今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白地粉彩百蝶图水丞”四件（图33），为1960年购藏。虽非清宫旧藏，但可与道光十八年造办处清档记载对应无误：

图33 澹怀室款白地粉彩百蝶图水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十一月十九日库掌双明太监高长喜来说太监王进安交白地黑花蝴蝶瓷罐一件，澹怀室款，传旨：配做三分厚楠木盖一个。钦此。

——匣作呈稿

此品造型秀雅，所饰白地墨彩花蝶极见逸趣，予人春光荡漾之感，是为文房之佳器，必得帝心所喜。白地墨彩花蝶图是道光皇帝最钟情的纹饰，在御瓷制作中出现多次，亦为前朝所罕见，其画意清雅，自见道光皇帝的审美品位。

另据《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吉立•瓷器账》记载：“道

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收，白地九花磁盖碗茶盅四分，澹怀室；白地竹子磁盖碗茶盅四分，澹怀室。”但至今未见实物可对应，皆是茶器，其艺术风格应与前述“白地粉彩百蝶图水丞”一致。其属于传办瓷器，烧造时间应在道光十五年的上半年，往后未见同类记载。写款为三字横款，与慎德堂款白地绿彩卍字锦堆纹鸟食罐相同，故笔者认为道光朝御用三字横款堂名款瓷器皆是同时烧造。

4、养正书屋

养正书屋，为道光皇帝一生重要的读书之处，自年少时起即相随至老，其匾额为嘉庆元年嘉庆皇帝御书所赐。“养正”二字取自《易经》的“蒙以养正圣功”之句，寄寓了嘉庆皇帝对旻宁的期望，告诫他从小就要注重道德修养，立下做圣人的根基，将来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道光二年（1828年），道光皇帝将其践祚前，即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诗文作品，按诗文分类编辑成书，取名为《养正书屋全集》。（图34）

图34 《养正书屋全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三年，道光皇帝临幸圆明园后，命人将“养正书屋”匾额移挂至奉三无私之西二楹处。[20]慎德堂建成之后，又将其移入慎德堂内，为此曾赋诗一首《养正书屋即事》：[21]

赐额依然地不同，承恩继统惕子衷，

一言以蔽母违正，百度惟贞在用中。

日映松窗增煦育，雪余石径助玲珑，

时光卅六何其速，触目含辛仰碧空。

检视清宫档案最早记载养正书屋款瓷器为道光十二年初，为一仿定窑白釉粉盒：

“道光十二年正月初七员外郎庆伦太监高长喜来说太监孟来喜交……粉定瓷圆盒一件，养正书屋款……传旨：着盛装洋漆柜内，钦此。[22]”

另见《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立•瓷器账》记载一例：

道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收

黄磁白里御制诗慎德堂长方盒五件

（附注：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一件）

黄磁白里固轮钱湛静斋盖缸二十件

（附注：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一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盖罐五件

（附注：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二件）

黄磁白里湛静斋小盖罐五件

（附注：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二件）

白地九花磁盖碗茶盅四分 澹怀室

白地柳雁磁盖碗茶盅十三分 慎德堂

（附注：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出一分）

白地蝴蝶磁盖碗茶盅四分 慎德堂

白地竹子磁盖碗茶盅四分 澹怀室

白地兰花磁盖碗茶盅九分 养正书屋

白地荷花鸳鸯磁盖碗茶盅十四分 慎德堂

白地梅花磁盖碗茶盅十一分 慎德堂

但以上二物现今皆无实物对应，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未见典藏养正书屋款瓷器，当今仅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白地粉彩朵梅纹鼻烟盒】（图35）[23]，堪称孤例。其红彩写款与慎德堂、湛静斋者无异，应为道光皇帝御笔。此盒所绘红梅朵朵，妍丽华美，于莹白釉质映衬下极见清雅，品格之高丝毫不亚于雍正御瓷，由此可一窥道光皇帝个人审美品位之高低。

图35 养正书屋款白地粉彩朵梅纹鼻烟盒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5、慎静斋

慎静斋与前述数个堂名不同，其不在圆明园里面而是位于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的寝宫内。道光皇帝登基后循例移居养心殿东暖阁，道光元年“孟夏十有一日初居养心殿”，“养心殿东暖阁东室为寝宫”，故慎静斋在紫禁城的功能相当于圆明园的慎德堂。

慎静斋设立不早于道光元年，道光皇帝于道光元年曾御书“慎静斋”横披匾额，并刻有“慎静斋宝”白玉印章（图36）。慎静斋款瓷器目前造办处档案对其不见于记载，应属于传办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三件清宫旧藏的慎静斋款瓷器：两件为白地墨彩花蝶图六方鸟食罐（图37），纹饰、风格与前述道光十八年澹怀室款水丞一致，另一件为粉彩踏雪寻梅图鼓式鸟食罐（图38），图案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道光 粉彩绿地开光人物图兽耳扁瓶】（图39）相同，后者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贡瓷，档案原名为：金丝珐琅人物双环尊，因此笔者推测此三件慎静斋款瓷器烧造时间应在道光二十年前后。

图36 道光御书“慎静斋”横披、白玉“慎静斋宝”印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37 底款

图38 粉彩踏雪寻梅图鼓式鸟食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39 底款

6、经笥堂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五件经笥堂款瓷器，其中一件为粉彩松下童叟图碗（图40），纹饰、尺寸与之相同的一件则为慎德堂款[24]，而且后者属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份的贡瓷“洋彩福禄寿喜大碗”，为道光御瓷无疑，两者写款运笔一致，特别“堂制”二字可断出自同一人之手，由此可推断此经笥堂款粉彩松下童叟图碗亦当为官窑之物，而且烧造时间亦相同。

图40 经笥堂款粉彩松下童叟图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档案未见对经笥堂款瓷器烧造的记载，有待日后发现，但肯定其数量极少，属于传办瓷器。经笥堂与道光皇帝存在某种联系是肯定的，特别“经笥”词义亦与道光皇帝好读书的性格相合。经指儒家经典，笥是专门存放书籍的方形竹器，故经笥就比喻博通经书的人。例如唐•褚亮 《奉和咏日午》诗中就有：“昼寝惭经笥，暂解入朝衣”之句。

以上列举六种御用堂名，虽然产生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其署款瓷器的烧制主要是在慎德堂落成后的几年内陆续出现，除了慎德堂款瓷器之外，其余五种皆是根据道光皇帝临时需要的专门烧制，属于传办瓷器，数量极少，品类各异，但它们绝大数皆由德顺负责监制。正因为他们是传办瓷器，直接得到道光皇帝的谕旨，所以更能展示出道光皇帝的真实艺术品味和审美追求，为道光官窑不可或缺的珍稀之品。

五、艺术成就和美学意义

道光皇帝一生以俭德著称，力戒奢华之色，在瓷器的制作方面亦然。道光二年五月十五日内务府向九江关下发道光皇帝的谕旨：“九江关所进磁器颜色、花样均属不佳，着寄信九江关监督，嗣后呈进磁器，素色着仿古用粉窑、哥窑及青花白地者，其彩色着用霁红色并五彩花样者不得过艳，其洋彩及鼓出花样之件着无庸呈进。”该谕旨中道光皇帝强调瓷器的装饰需要素雅，不许过于浓艳，其实就是对乾嘉以来繁缛奢华之俗艳风尚的矫正，而且从往后烧造品类的档案记载和传世实物皆可证道光皇帝此道谕旨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指导着道光御瓷的装饰格调。因此，在清宫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彩瓷渐渐回归淡雅清新，与雍正时期颇有相似之处。其所具备的艺术成就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追慕雍正御瓷之清雅，悉心摹仿，得其神髓。

道光皇帝讲究器用的朴实素雅，极为推崇雍正皇帝的艺术品味。例如，常熟博物馆藏【道光 粉彩过墙松竹梅纹盘】（图31）隽巧别致，绘事极精，无论是彩料和布局皆摹仿雍正御瓷之风格，采取最具雍正彩瓷特色的过枝手法表达岁寒三友图，使得这一高贵的装饰技法沉寂数十年之后再度出现，绽放出迷人的耀眼光芒。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道光 粉彩莲池鸳鸯文碗】（图41）[25]以莹白釉地彩绘莲池鸳鸯图，设色妍美脱俗，极见清雅之佳境，完全摈弃乾嘉繁缛之气，直追雍正御物之风韵。【道光 粉彩落花流水瓶】（图42）设色淡雅而质感逼真，花落之态，游鱼之乐，皆随笔而至，传达出道光皇帝于政治余暇寄情自然之文人性情，一反乾嘉以来崇尚繁奢俗艳之风，凝聚了道光皇帝在瓷艺审美当中所追求清逸简约之理念。

图41 底款

图42 道光 粉彩落花流水瓶五台山人旧藏

图43 情殷鉴古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彰显文人情怀，去俗求雅，逸趣妙现。

文人性情在道光御瓷当中流露相当明显，不独一例，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道光 粉彩绿地开光人物图兽耳扁瓶】（图39）[26]前后绘出“踏雪寻梅”和“寒江独钓”二图，画面萧疏简淡，与冬日霁雪的氛围相谐，寻梅者冲寒不畏朔风吹，钓笠翁静守不觉天地冻，此二番意境最为古今文人雅士所向往，道光皇帝融二者于一物之上，前后可观可品，引人入胜，神游其境。另外，道光皇帝传办的“慎德堂”、“慎静斋”、“澹怀室”等堂名款文房清玩之物，皆文气浓郁，与道光皇帝的性情非常匹配。道光皇帝“定省余闲，日与诗书相砥砺”， 赋诗是其一生最大的消遣和享受，擅长书法和绘画，颇具文人性情之一面。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情殷鉴古图》（图43）描绘道光皇帝静坐于洞石之上，手执史书，目视前方，若有所思，背后翠竹掩映，意境幽静恬淡，充分说明道光皇帝虽身在帝皇之家但极度向往士大夫追求的悠闲生活，属于一位标准的文人。

第三、尤擅人物题材之装饰，造妙入神，独步一时。

道光御瓷画事极精，尤擅人物题材之绘饰，是继康熙一朝之后的又一次高潮，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重绚丽的一笔。其绘画水平丝毫不逊色于前朝，而且清新之感更是超越乾嘉。多喜以白地映衬，其釉质之莹润一如乾隆上品，予人以无限清雅洁净之感。【道光 青花缠枝莲纹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图15）诸相造妙笔下，宛然如真，纵观全图，放笔纵墨，轻盈飘逸，情势俱佳，形象诡怪，得妙趣于天然，当出名家之手。其造型之新奇别致，纹饰之独特可观，画工之华美细腻，皆独步一时，与之可媲美者唯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清道光 粉彩黄地勾莲纹人物图蝠耳扁方瓶】[27]（图44）。两者可具异曲同工之妙，堪称道光御瓷之绝代双雄。

图44 清道光 粉彩黄地勾莲纹人物图蝠耳扁方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 粉彩秋庭嬉乐图吉庆瓶】（图45）所绘诸童脸庞圆润，体形丰腴，衣饰华丽，专注于游戏之中，于无声处让人感受到无限的童趣。其绘画精细入微，神形俱佳，兼取成化、嘉靖二朝笔意，所展示此番热闹之童趣与清宫旧藏道光《喜溢秋庭图》所画的场景息息相通，寄托了道光皇帝期盼子嗣昌盛的朴素愿望。【道光 粉彩八蛮进宝图瓶】（图46）场景丰富庞大，人物众多复杂，绘事者成竹在胸，笔下八路队伍井然有序，神态生动可爱，展示诸国使臣前来朝贡之盛况，为道光一朝御瓷绘画人物数量最多者，其寄寓了道光皇帝治国施政的宏图大志，流露出对康乾盛世的无限追思和仰慕。

图45 道光 粉彩秋庭嬉乐图吉庆瓶五台山人旧藏

图45 底款

图46 道光 粉彩八蛮进宝图瓶五台山人旧藏

道光官窑是清宫前期御瓷艺术的终结，既是继承了乾嘉之世的特色，体现守成的一面，又见自身之追求，铺陈出钦慕雍正瓷艺的新姿彩，从而构成婉约朴素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清新绚丽的一页。

本文原应文物出版社《慎德明道——五台山人藏清道光御瓷》一书之需撰写于2011年初秋，该书出版之后，惜印制册数有限，流传不广，众人查阅困难，引用不便，如今承蒙挚友赵磊先生校正原有一些错漏之处，再度修订完善，重新刊出，以飨同好。

注 释：

［1］ 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第九册“道光朝”，页15，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2］ 有关德顺的生卒年份不详，对其仕途履历记载最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803-1 号。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图版170，页160，文物出版社，2002 年。

［4］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官样御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样与御窑瓷器》页282、283，图81，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5］ 本文所引之道光朝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皆出自2008 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北京铁源陶瓷研究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影印的《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之“道光朝”卷的内容，下文引用之时将交代档案的年份和所涉办事机构，出处则不一一作注释。

［6］ 乾隆七年，为节省开支，乾隆皇帝曾有旨，御窑厂烧造之脚货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但唐英认为此不妥，于乾隆八年上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别，以杜民窑冒滥折》：“唯是国家分别等威，服务采章，俱有定制……至于黄器及五爪龙等件，尤为无可假借之器，似未便以次色定价，致本处窑户伪造僭越，以紊定制……”而乾隆皇帝的谕旨则为：“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价。”所以乾隆嘉道三朝御窑厂皆执行此规定，成为惯例。

［7］ 据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八年十二月，乾隆皇帝传旨唐英烧造膳碗外面花样“各按时令吉祥花样”，新年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七夕用“鹊桥仙渡”、万寿节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重阳节用“重阳菊花”等，之后此六款御用节令膳碗成为乾嘉道光三朝清宫必备之物。

［8］ 香港苏富比2010 年秋拍《彩华腾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场第2127 号拍品。

［9］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御制诗文集•清宣宗、文宗、穆宗、德宗诗文》，故宫珍本丛刊第583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道光朝》，编号2974。

［11］ 北京故宫博物院赵聪月女士去年以来就道光朝御用堂名款瓷器撰文两篇，分别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2 期《慎德堂和慎德堂款瓷器》和《紫禁城》2011 年第7 期《道光御用堂名款瓷器》（上），文中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道光朝堂名款瓷器的收藏情况分别介绍，公布相关实物的照片，并对其堂名的具体位置作考证，为近年所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发表清代御瓷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章，尤其是公布故宫收藏道光朝御用堂名款瓷器的具体情况，对深入研究颇为重要，笔者在此章节中引用其公布的实物资料，参考其部分观点的基础上，结合造办处档案的记载，寻求档案与传世实物对应，以期达到实物还原之效果，展现出一个立体的道光朝御用堂名款瓷器的面貌。

［12］ 此处所引为道光朝有关慎德堂款传办瓷器的全部档案，但是传世所见尚有一些慎德堂款瓷器仍然无法与之和御贡瓷器名单对应上，可见慎德堂款传办瓷器并非全部记录在案。

［13］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官样御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样与御窑瓷器》页296、297，图90，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14］ 赵聪月女士对慎德堂写款亦持相同的观点，皆认为是道光皇帝本人御书，交由工匠临摹而成，见前引《慎德堂与慎德堂款瓷器》一文。

［15］ 钱浚、周公太编《常熟市博物馆藏瓷》，彩版90，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年；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编《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之美》页85，图77,便利堂，2006 年。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编号2983。

［17］ 张恩荫《清五帝圆明园御制诗景名表》，《圆明园》第五期。

［18］ 张仲葛《圆明园匾额》，《圆明园》第二期。

［19］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宣宗御制诗余集》卷十之十四《澹怀室漫成》，故宫珍本丛刊第583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

［20］ 张恩荫《清五帝御制诗文中的圆明园史料》，《圆明园》第五期。

［21］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宣宗御制诗余集》卷八之五，故宫珍本丛刊第583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编号2980。

［23］ 林业强著《台阁佳器——暂得楼捐赠堂名款瓷器》，彩版20，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3 年。

［24］ 叶佩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页234、图209。

［25］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编《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之美》页85，图78,便利堂，2006 年。

［26］ 叶佩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页220、图195。

［27］ 叶佩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页221、图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