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华

景德镇明代早期窑业的实况一直是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虽已有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其中，明代御器厂的设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明代御器厂因何而设立，具体的设立者是谁，却是一直不为人所关注。其实，设立的原因和具体设立者的身份，必定又与御器厂设立的准确时间密切相关，如此重要的领域，却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反思过往明初景德镇窑业学术研究之得与失，重新定位研究的方向和思考的维度，应该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选题。若想寻求当前研究的新突破，必须具备的前提是发现新的重要资料，或是对原有资料的解读出现新观点。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明初官窑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特别于2006 年之后，立足景德镇，深入市区窑址调查，持续考察和整理记录，同时对南京、明中都、北京三地相关公私信息不间断地密切关注和收集。时至今日，虽然进展缓慢却不失为有效之方法，并能于反复思考中收获一二心得，故撰拙文公诸同好并就教方家。

一、明代御器厂的设立者与设立原因

1990 年8 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器厂遗址发现明万历青花瓷碑残片标本一件（图1），最早发表见于1992年7 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出土陶瓷》展览[1]。其厚1.7 公分，残长12.1 公分，瓷碑一面施白釉，上部边线内青花火珠龙纹，龙为双角五爪。仅存右边的边饰，为卷草纹。中部青花楷书碑文，每行之间以暗刻直线分隔，宛若笺纸，现残存11 行，内容具体如下：

图2-1 清 《景德镇陶图记》册页（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景德镇陶图记》册页中的环翠亭

新建 御器厂后山…

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

我 国家自

太祖高皇帝创业金陵，洎

成祖文皇帝垂统燕蓟，控驭两京，宇寰……

皇上盖二百余禩，熙熙然称盛矣，其于禹贡山川……

镇焉。山之环者如盘龙，水之绕者如游蛟，民之……

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厂之基延袤三四里……

上有孤柏凌霄，之傍有挹胜台，皆……皇上于龙飞己亥之岁，命余榷采总理……。

从残存文字内容，当时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撰稿人推测“这是为御器厂后山新建的某建筑物立的碑文”，并指出，立碑者为明万历时期督陶太监潘相。

依据《明史》列传一九三“宦官二”所载“陈增传”谓 ：

“至二十年(万历)，宁夏用兵……三大徵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江西则潘相，……”。同书“杨荣传”谓：“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饶州通判陈奇可谕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饶县勘矿洞，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饥渴，惫而归，乃螫鸿，罢其官。”[2]

对照碑文第二行：“钦差提督江西矿税烧造采木查盘……，”可知此碑确实为潘相所立。碑文第十行之“已亥之岁”，当为明万历二十七年(西元1599 年)。

明万历二十七年 (西元1599 年)，饶州通判沈榜因督陶不力而贬官，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乘矿税役兴的时机，掌握了御器厂的督陶事务。[3]明万历三十年(西元1602 年)，潘相激起民变后被撤回。[4]此瓷碑之发现正好印证了明万历时期宦官曾再度督陶的历史事件。

环翠亭，为明清时期珠山的一处著名古迹，始建于潘相之手。道光《浮梁县志》卷十九“古迹”载：“环翠亭，建于珠山绝顶，唐至亭名聚珠，宋为中立亭，迨明万历初太监潘相建环翠亭。”（图2）当时与潘相同朝为官的朋友王肯堂路经景德镇，受潘相之邀为新建的环翠亭撰文曰《环翠亭记》，文中道出得名的缘故：“陵岭复绕，峰起摩云，长江如带，渟澜洄浪，而重林茂草，延青耸绿，昭山水之奇观以媚于此亭之侧，信乎环翠之亭之所由名也。”[5]

前述万历青花瓷碑残片，即是当年潘相自撰的瓷制环翠亭碑记。该碑名称推测应为《新建御器厂后山环翠亭记》，第七行有文为“山之环者如盘龙，水之绕者如游蛟”形容环翠亭上所见的景致正合“环翠”之意。第十行所书“己亥之岁”，当为万历二十七年（西元1599 年），可证潘相建成环翠亭于万历二十七年，此年正好是潘相奉旨负责御器厂事务。

潘相以督陶窑务、器供御用为荣，故建环翠亭，自撰记文，烧造为碑，以为纪事长存之意。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论述明代御器厂制度时，若提及该青花瓷碑残片，往往焦点多是在潘相身上，潘相可谓是有明一代朝廷与景德镇窑业矛盾对立最剧烈的制造者，潘相事件也成为后来清代皇家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自上而下要求对景德镇窑民施行仁政，时刻警惕社会矛盾激化。然而，此青花瓷碑的重要性却远远不止潘相事件之本身，只是遗憾，三十多年过去，其更重要的学术价值一直未获得挖掘，因此，笔者试图对其铭文内容做初步的考释，以启我们对明代御器厂的设立者与设立原因之思考。

潘相撰文虽然现存不全，但是其对于明代御器厂研究最为关键的信息却依旧保存，概括为：“成祖文皇帝…命中官马公建厂于是，以董烧造。”其意为成祖文皇帝，即是永乐皇帝朱棣，他委任“马公”选择在珠山建“御器厂”，用于管理御瓷烧造事务。潘相撰文逻辑皆是遵循古人的套路，先以宏大述事开场回顾明初太祖与成祖二帝之功业，着重强调成祖的伟大贡献，从而保障了大明开国至今二百多年的江山繁荣，然后再微观聚焦于景德镇一地的珠山，强调地理环境与窑业资源的优势，正因为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遂有成祖皇帝命马公建御器厂于此的决定。

此处透露三大信息：

一、御器厂设立于永乐时期，设立的意旨来自永乐皇帝本人。

二、御器厂设立的具体负责人为“马公”。

三、御器厂选址在珠山。

御器厂为什么设立于永乐时期？笔者以为需要解答其原因，还是要回到“马公”这个人的身上。那么，“马公”所指何人呢？检视整一个永乐时期史料可证，朱棣亲信之中为马姓者，乃郑和也！

郑和，是明代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记述郑和身世生平的史料不多，近世发现与整理较为可信者如下：

明永乐三年(西元1405 年)礼部尚书李至刚受郑和之邀为其父撰写的《故马公志铭》记载：

“公字哈只，姓马氏，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勚，缙绅咸称誉焉！”[6]

永宣时期臣僚袁忠彻《古今识鉴》记载：

“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何如?’忠彻对曰：‘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7]

明人《郑和传》记载：

“郑和云南人，初以奄人事燕王于藩邸，王举兵，和从军有功，暨即帝位，擢为太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8]

清人《郑和家谱》记载：

“公和始事于永乐二年（西元1404 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9]

综前所述，郑和原为马姓，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年赐姓郑，因名郑和。我国赐姓之事，由来已久，自汉以后，其风渐盛。明初赐姓之外，有赐名者，有兼赐姓名者。其赐名之法，则御书其字以赐之。因此，潘相所言的“马公”，当是郑和无疑！

近世以来，对郑和研究颇为深入，至今厘清了郑和生平的许多基本史实。郑和，明洪武四年生于云南昆明，先祖为西域望族，十岁时被明军掳走，接受宫刑后送入燕王府。因聪颖勤奋，得燕王朱棣信任，成为其近侍。在靖难之役中，郑和为朱棣立下战功，而赐姓郑，并升任内宫监正四品太监。永乐三年至宣德五年间，郑和七次奉命远航西洋，为明初一大盛事，极大地增进了大明王朝的国际影响力。诚如《明史》所言：“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此中功劳最大者，当属郑和！

郑和赐姓之时，兼授官职，亦为当时常例。郑和之赐姓授职，在永乐二年 （西元1404 年）正月元旦，适当靖难功成。靖难之役，明成祖得宦者之助甚多，故功成之后，重用宦者，推心置腹，赏赉有加。郑和以雄才大略，其靖难之功，远出诸宦者上，故赐姓以外，复选为内官监太监以示酬劳，时郑和方三十三、四岁。

明朝宦官组织庞大，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十二监分别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等。十二监之中，掌印者为太监，正四品衔，余次为少监、监丞等。各个监在太监之下，管辖多名宦官。且各个监的掌印太监同为正四品，根据职责分工不同，十二监的地位差遣也各有不同，且随时代变化有所升降，而在明初时，负责管理宫人的内官监则是其中最为重要者。正基于对郑和的信任和赏识，永乐皇帝授以郑和担任内官监太监一职，属于当时内廷宦官之首，可谓显赫一时。

内官监设置时间是最早的，设立于洪武十七年 (西元1384 年)，是明朝初期内廷第一大机构，其地位远在司礼监之上，“通掌内史名籍，总督各职，凡差遣及缺员，具名奏请，设令一人正六品……所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10]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 年）升其太监为正四品。据《皇明祖训》所定内官监职责：“掌成造婚礼奁、冠恩、伞扇、衾褥、帐慢、仪仗等项及内官内使贴黄，一应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食米、土库、架阁文书、盐仓冰窖。”[11]可见，内官监职能庞杂，相当于外廷的工部。

那么，为什么需要设立御器厂？在景德镇需要朝廷设立如此一个机构，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考察明初五十年里，与之最为相关的历史契机正是郑和下西洋。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即西元1405 年7 月11 日。《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12]朱棣即位之初即有下西洋的构思，就委托郑和负责下西洋大事。《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13]

无论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下西洋的准备和携带的赏赉礼物等重要内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瓷器一项，更加是赏赉国礼之中的重点，数量必定不会少，郑和应该竭力筹备与提前安排。

例如宣德时期曾为工部郎中王士嘉的自身经历，可获印证。“永乐初，擢为陕西按察佥事，所至无冤民，以西域贡使失供应，三司皆坐免。未几，公复起监饶州陶器，凡三十余万皆如期而办。”[14]王氏于永乐前期曾负责景德镇瓷器督造任务，数量达30 多万件，却能如期顺利完成。由此，可知王氏能力可靠，组织有力，同时，也可窥见此时景德镇官方烧造任务之巨大，此处所言三十多万件瓷器，并非内府御瓷，而应是为了满足下西洋之需的赏赉瓷。

因此，依据西洋诸国的生活风俗，大盘大碗为常，正是迎合其所需。珠山所出土的明初青花或釉里红大碗大盘即是明确的赏赉瓷，从烧造伊始，官方即已明确其功用属性。

反观洪武一朝，烧造御瓷，多有节俭之思想，择彼时民窑优胜者承接任务，不限一家一地，故过去二十年间，景德镇老城区改造，珠山以外的多处民窑窑址皆有洪武标准御瓷丰富的遗物发现，惜多数属非官方之发现，流散各地。[15]

因此，洪武内府御瓷烧造分散于民窑的做法，是可以满足明初宫内每年低限度的御用之需，但是，面对着需求数以万计的赏赉国礼瓷器，从前的模式肯定不能满足当下的新重大任务，迫切需要设立一个专职的机构来应对，因此，以珠山为新基地的御器厂就应运而生。这样的一个专职生产机构，在永乐一朝除了完成烧造赏赉瓷器任务之外，当然还须满足内府日常御用之需，较之从前，更有益于窑场制瓷和烧窑技术的提高，更有利于集中管理与御瓷保管。

综前所述，正因为大明国发生郑和下西洋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既是大明王朝之外交（显性），亦是其内政（隐性）。为了落实和推动此庞大的政治工程，朱明中央朝廷多方积极应对，才引起当时社会面的诸多变动和回应。所以，设立御器厂，首要目的是满足下西洋赏赉瓷之需，其次，才是满足永乐皇帝内廷日常御用之需。其一改洪武时期，景德镇窑场散点承命烧制御器的做法，统率珠山之上，方便管理，独显皇家御器之尊，故落选或瑕疵之品，皆集中掩埋于御器厂之内。行文至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当时设立御器厂最直接的原因是基于郑和下西洋之需。

为何选择珠山，完全是基于独特的地理优势考虑。因为珠山地势高，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样有利于烧造窑炉的稳定。据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县志》载：“珠山，在景德之中独起一峰，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相传秦时番君登此，谓立马山。至唐因地绕五龙，为珠山。元末于光据之为行台，号蟠龙山，明称纛山，后为御器厂镇山。”[16]

景德镇每年雨水多，昌江环绕，故地下水位高，窑业垃圾就近倾倒，日久就形成以窑炉为中心的低洼地段，容易面临水患之苦，于窑场的长久稳定非常不利，因此，作为朝廷重要的机构，宜选此地。（图3）

图3 清代御窑厂图中的珠山地形民国上海朝记书庄重刊清嘉庆《景德镇陶录》版本

至于郑和是否来过景德镇珠山御器厂实地考察，文献失载，但是，对于下西洋非常倚重的宝船礼物——瓷器的生产，郑和一定不会掉以轻心，会派遣自己的亲信直接负责督造，以应对下西洋之需。

因此，虽然前揭内官监职责范畴并没有见瓷器作为独立的一项列出，而是以“宫内器用”笼统函括，但是，明初的御器厂实际运作也确实充分表明，御器厂是归其管辖，是其职责功能所在的体现。因此，在永乐时期，郑和位居内官监之首领，御器厂自然也是归他直接领导和指挥。

为什么说潘相碑文所记是可信的呢？原因如下：马公郑和与潘相，虽然前后相距一百多年，但同属一个系统内。郑和属于内官监，潘相则是属于御马监，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大明内府的宦官系统。御器厂自永乐朝以来就一直属于太监驻厂管理，肩负督造之责，有明一代，中央政府诸司历朝文书档案累叠，内部资料保存基本完善，像御器厂设立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内府系统内部人员而言，绝对不可能陌生，更不会一无所知，相反，他们至少比同时期系统外的人员，更加清楚和更加了解，他们可以追溯前朝文书档案，印证查核史实，因此，可信度更加高。第二，不排除珠山此时尚保存着其他明初与御器厂设立相关内容的石碑等重要实物，公开存在于御器厂之内，因此，在明后期，熟知御器厂的人都清楚御器厂的历史由来。当然，这一推测有待日后发现来印证。

内廷的内官监与外廷的工部如何协助和分工呢？《明世宗实录》作如此记录：“国家营建，在朝廷者属内官监，在诸司者属工部。凡遇内府兴作，内官监估计，转行工部。”[17]依此规定，凡是国家的营造兴建任务，是由二者合作分工负责，前者是作出评估预算方案，后者是依估算承接实行，并由前者负责监督，主动权在前者。“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18]。因此，内官监宦官的管理权力，往往超过外廷官员。永乐时营建北京，北京行部“庶务丛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梗系。”[19]

依照清康熙二十一本《浮梁县志》之“陶政”所载：“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可知，明初工部营缮所应与内官监分工合作，由其所丞负责具体的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工匠的管理工作。“工部营缮所所正1 人、正七品、所副2 人、正八品、所丞2 人、正九品”。[20]然后，内官监再派出一员（太监或少监）亲临地方监造，大权归后者掌控，从设立之初，一直至嘉靖九年以前，这个都是御器厂管理的基本框架。

传统关于明代御器厂设立的年代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主要是有洪武二年之说与洪武三十五年之说的差别，如今，我们重新梳理文献，结合潘相撰写的碑记内容，予以重新审视与思考。明清两代记录有关的史料整理如下：

1、明正德六年本《饶州府志》卷一“乡镇”之“浮梁县•景德镇”条载：

“景德镇，即陶器之所，肇于唐，而备于宋，国朝设局以司之”。[21]

2、明正德六年本《饶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阳县•御器厂”条载：

“御器厂，即旧少监厅,在月波门外,宣德间创,每岁贡瓷器,太监驻此检封以进。”[22]

3、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饶州府•御器厂”条载 ：

“御器厂，在府城月波门外，宣德间创,内臣驻此检封进御瓷器，嘉靖改元，诏革内臣，唯厂存。”[23]

4、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浮梁县•御器厂”条载 ：

“御器厂，在县治西二十里景德镇。内臣驻此烧造器皿。嘉靖改元，诏革内臣，唯厂存。”[24]

5、明嘉靖十九年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载：（封底）

“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洪熙间少监张善始祀祐陶之神，建庙厂内曰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尝仕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故秩封万硕爵视侯王，以其神异，足以显赫今古也。”[25]

6、明嘉靖王宗沐首修、万历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之“陶政”条载 ：（图4）

图4 《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国朝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府浮梁县。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明嘉靖王宗沐修）

“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万历陆万垓增修）[26]

7、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载：

“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27]

8、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浮梁县志》之“陶政”载 ：

“明洪武初，始烧造岁解。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以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督之，后更议于各府佐选轮管理。”[28]

9、清康熙二十二年本《饶州府志》之“陶政”载 ：

“明初烧造岁解，正德初置御器厂，兵兴议寝，旋复置。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仍委中官烧造。嘉靖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二督之，更议于各府佐选轮管理。”[29]

10、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之“建置”载：

“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规制既弘，迨后基益扩，辟垣五里许。永乐间,部使祁鸿莅事至厂,建堂曰秉成，立四门： 东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澄川，北曰待诏。”[30]

11、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之“陶政”载：

“明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府浮梁县，始烧造岁解，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元年委中官烧造。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寻以兵兴议寝陶息民，未几复置。嘉靖九年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二官一员专督。”[31]

12、清乾隆后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之“图说•景德镇”条载：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32]

13、清乾隆后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之“明•洪窑”载 ：

“洪武二年设厂於镇之珠山麓，制陶供土，方称官瓷，以别民窑。除大龙缸窑外，有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爁熿窑，共二十座。至宣德中，将龙缸窑之半改作青窑，厂官窑遂增至五十八座，多散建厂外民间，迨正德始称御器厂。”[33]

从以上文献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明人对于明代内府烧造御瓷与御器厂的设立时间的表述是清晰准确的，认为这是两个事件，从文献1 至文献9，看得出明代与清康熙以前的文献都是记载御器厂是建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多位身份不同的人皆表述相同的内容，绝非空穴来风，更何况是明朝人记述明朝事，不宜轻易否定。

文献5 是明嘉靖十九年詹珊所撰《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记述的多处内容，皆是清晰可考，因此其“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的记述，应该如实可信。

文献6 的两位作者都是当时江西地方的高级官员。王宗沐，嘉靖二十三年（西元1544 年）进士，曾任江西提学副使，陆万垓曾于万历前期任江西巡抚，万历二十五年(西元1597年)增修并刻印过王宗沐纂修《江西省大志》8 卷。因此，无论王氏还是陆氏，都是当时地方政府的高官，是可以看到和了解许多常人不容易接触到的重要史料档案之类，二人的记述，可信程度非常高，是值得信赖。

第二，洪武二年说则是最早来自文献10 乾隆七年本《浮梁县志》，是对文献8 理解偏差导致的错误结论。

文献8“明洪武初，始烧造岁解。”此表述没有问题，确实在洪武初年，景德镇就为明内府烧造御用瓷器，本人窑址调查得到的认识，洪武时期是在珠山以外的民窑窑场择优委托烧造御瓷，属于散点式烧造模式，与珠山集中烧造模式不同。但是，需要明白的是烧造御瓷与设立御器厂于珠山一地专烧御瓷，是两个事情。文献10，对此理解，混为一谈，以为二者所指是一个事情。

洪武二年，朝廷明确厘定内府礼制，《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记载，洪武二年八月：“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导致乾隆七年修县志者，才得出这样的认知：“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乾隆四十八年修县志者同样沿袭此论，最终蓝浦撰《景德镇陶录》皆受此影响（文献12、13）。

因此，在御器厂设立时间上，明人一直是清晰的，皆是指向明洪武三十五年，而导致今日理解出现分歧的，是自乾隆朝开始。

目前所见明代的所有文献都记载御器厂建立于洪武三十五年，时为朱棣掌权之后。正因为要服务于朱棣下西洋的国策，故特设烧造国礼瓷器的机构来保障供应，御器厂应运而来。反而洪武二年政权刚刚建立，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况且明太祖崇尚节俭，专设官窑的可能性极小。当下景德镇窑址关于洪武官窑瓷器烧造地方，也不支持洪武二年就已在珠山设置御器厂的说法。

二、釉里红品类烧造年代讨论

在传统主流观点里面，认为釉里红是洪武一朝御窑的主要产品，包括大盘大碗石榴大罐等大型器物和一些墩式碗、劝盘、执壶、玉壶春瓶，其中最少的是鼎式炉。近年明初釉里红实物最重要的发现则是明淮王府遗址出土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一组。（图5）

图5 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一组 明淮王府遗址出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012 年——2016 年江西省鄱阳县明淮王府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在G2、T0105 ③、T0102 ②多个单位出土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一组。[34]

其由9 块碎片拼成。鼎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兽足。外壁饰釉里红。口沿一周为海水波涛底纹，期间有多个“十”字开光，每个开光内楷书一字，现存四个楷书文字，从右到左，分别为：“月、初、壹、日”（图6）；口沿下一周为缠枝灵芝纹；颈部一周为7 层龟背锦纹；肩部一周为勾连如意云头纹；腹部主题纹饰为竹石芭蕉梅花；腹下部为一周连续锯齿状留白忍冬纹；底部三足之间为一周仰莲瓣纹，内画折枝灵芝，莲瓣间留有空隙、互不相连。腿部绘折枝灵芝纹。釉里红发色纯正，如此鲜艳，极为难得，绘画线条流畅，图案清晰。白釉凝厚，乳浊流淌，呈失透状，胎体厚重，一些断面可见清晰的接胎痕。

图6 香炉口沿的纪年铭文：“月、初、壹、日”

此炉造型端正，尺幅高大，发掘者依据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定之为洪武时期，也是是次考古发掘重大的收获之一。

对此地出土此组釉里红香炉残件，笔者长期以来予以思考，出土地是明代的淮王府，肇建于明宣德十年（西元1436 年）以后，为第一代淮王（淮靖王）朱瞻墺所属，后毁于明末战火，至清代顺治七年（西元1650 年）则改为饶州府学宫，即饶州府文庙。[35]此炉在此地发现，肯定与此地曾经的主人相关，是明淮王府，还是清代饶州府文庙呢？笔者觉得不宜主观以为此炉是明初之物，就认定其一定会和淮王府发生关联。

为此，笔者一直留意相关的史料信息，近年发现明晚期人徐 的记述颇为有趣。在其《徐氏笔精》卷八（图7）中如此记述：

图7 《徐氏笔精》卷八“窑变”条

“窑变。饶州府学神库中，有窑变香炉一、花瓶二，相传旧为回青所画，变成赤色，今花纹或淡或浓，宛然锦绣，上署永乐四年造，但神炉非玩器也。”[36]

以上文献初步解读：

明后期的徐氏知道在饶州府文庙储存祭器的库房里面保存有一套色釉特殊的瓷质三供：一香炉二花瓶，之前人们都传说这套三供瓷器最初是使用回青料绘画纹饰，出窑之后，纹饰则变成红色，故谓之窑变。现在所见纹饰有一些地方颜色浅淡，有一些地方则浓重。纹饰具有鲜明的立体感，非常逼真，与精美鲜艳的丝织品一样，花纹清晰细致，上面书写“永乐四年造”，但这些是祭祀供奉神灵的器物，而不是文人清供赏玩之物。

徐氏记载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如何理解此处之“窑变”。在清代雍正七年以前，文人笔记或各位所提及的窑变，皆是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或瓷胎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变化。如明中期王圻《稗史汇编》认为：“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37]

雍正朝以前所指的窑变本质属于天工而成，非人工所致。古人对窑变的记载有多例，最早见于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该书曾有记载：“饶州景德镇，大观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38]当时的窑工从来没有看见过“色红如朱砂”的现象，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从迷信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它是“妖”。

再回到徐氏所言“窑变”应该是指此套瓷质三供“相传旧为回青所画，变成赤色”，正好符合周辉所言“色红如朱砂”，遂以“窑变”称之。

釉里红是景德镇元代窑业的创新品类，入明之后，在元代已有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在洪武时期已有较高水平，并在永乐宣德成化三朝达到历史巅峰，主要是集中在明初官窑瓷器之上，民窑极少出现。成化之后，弘治、正德官窑仅有零星烧造。有明一代釉里红再一次出现，则是万历晚期天启之际，规模不大，且皆是民窑瓷器，影响力极为有限。

故釉里红品类在明代景德镇窑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境况，多为官窑独断，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并且有一百年以上的烧造空白历史，故大家不了解其真实面目属于最正常不过。看到如此艳丽的釉里红，大家觉得新奇，与常见的青花瓷器完全不同，特别釉里红的颜色发挥到最佳状态，以为是由青花转变而来，故谓之“窑变”。从这个角度分析，亦可见徐氏这个记载是非常客观和真实的。[39]

第二、徐氏记载“香炉一、花瓶二”，这是完整的一套供器，俗称为“三供”。

这正好符合《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上《祭祀五》中“其牲齐器皿之数……陶器三，瓶二、香炉一”的礼制规定。这表明，至少南宋以降在祭器使用当中,“三供”模式已经相当普遍，明初景德镇依然延续此风尚。

就目前所见宋元以来的景德镇窑烧造的三供瓷器，其中香炉多为鼎式三足，供甁则是盘口，上身多对称贴附铺首衔环。铺首衔环装饰是供瓶与其他日用瓶类区分的标志。

在明初能够烧造这一套釉里红供器的人，身份一定与官方相关，可以调动景德镇最好的制瓷技术和资源，肯定绝非普通的老百姓可为之。至于这一套供器，最初的供奉地，是否一定就是饶州府文庙，目前不好说。不排除有可能一开始就是供奉给饶州府文庙，也存在另一个可能就是后来各种机缘才入饶州府文庙供奉保存至明末，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套供器在饶州府文庙的时间不短，有相当的社会知名度。徐氏作为外省人（福建）亦能听闻。

第三、如何确认如今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就是徐氏记载的三供之香炉呢？笔者以为如下：

1、明代饶州府文庙确有这一套釉里红三供，是一个事实，没有争议。至少两者都是明初釉里红的香炉，属于三供之一。目前所知明初釉里红大香炉极为罕见，可以推知当年实际烧造的数量也是很少，由此，可以想象一个小小的饶州府城内会有两个明初釉里红大香炉的概率是非常小。

2、饶州府文庙在明清两朝地址不同，前后亦随明清政权更迭发生过搬迁，正好清代饶州府文庙的地址符合当前出土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的地址，让我们相信正是明代保存下的釉里红供器，入清之后继续作为供器搬入文庙新址。

“宣德间，知府黄通理重新。嘉靖万历中，知府彭辨之、林欲厦、黄琮先后修葺，末年渐颓。皇清知府翟凤翥为申请将淮藩废址改建府学，尚无垣墉。康熙初年，知府于荣始缭以石，随复圮坏。九年，知府王泽洪捐俸重修。十八年，知府黄家遴捐赀重修正殿两庑明伦堂并各祠，垣墙焕然一新。”[40]

饶州府文庙在明代是设立在鄱阳城外督军湖之北，明末战乱遭破坏损毁。依据前述文献记载说明顺治时期饶州府“知府翟凤翥为申请将淮藩废址改建府学”：明淮王府在明末战乱中被焚毁，夷为平地，顺治七年，饶州府日渐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知府翟凤翥为教化发展考虑，见饶州府城内能有空地且空间足够大可为文庙新址，唯有明淮王府旧址最合适，故有搬迁之举。

3、香炉损毁的时间，笔者考察史料认为，是三藩之乱发生之时，而不是明末。明末战乱虽是毁了之前的文庙，但是，这香炉应该是没有遭损毁，而随着清政府建立饶州府地方政权之后，从饶州府文庙旧址搬至明淮王府故址新建的清代文庙里面供奉，康熙十二年之后，三藩之乱对饶州府境内的破坏十分严重，新文庙遭毁，方有后来康熙十八年重新修理的举措，“十八年，知府黄家遴捐赀重修正殿两庑明伦堂并各祠，垣墙焕然一新。”故祭器也难逃厄运，损毁于此地。准确表达应该是说，这釉里红大香炉是损毁于清代饶州府文庙的范围之内，其出现与明代淮王府本无相关。

综上所述，如今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正是徐氏记载的三供之香炉，二者所指同为一件。

既然是同一件，徐氏记载“上署永乐四年造”的纪年款，特别符合祭器的一贯署款习惯，第二，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口沿绘饰多个“十”字开光，每个开光内楷书一字，现存四个楷书文字，从右到左，分别为 ：“月、初、壹、日”，正好是署写纪年的，更加有理由让我们相信目前考古发现缺失的年份文字，应该就是“永乐四年某月”。

以往认知中，明初御器厂管理严格，所烧之器皆是御用或对外赏赉，此为大体情况，确实也存在一些个别例外，例如明永乐二十一年黑釉三足炉（图8），1999 年明御器厂遗址出土。[41]圆腹正中用铁刀剔除黑釉刻楷书题记，再在露胎的笔划中填以白釉，形成黑地白字一周，曰“永乐二十一年岁次癸卯□□吉日喜捨湖坑大桥永□□□”（远供奉）。永乐二十一年即西元1432 年，题记中提到的“湖坑”,为景德镇近郊瓷石矿产地。南宋人蒋祈在《陶记》中有“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以为次矣。”[42]

图8 明永乐二十一年黑釉三足炉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此件黑釉三足炉残片出土于御器厂大门西侧离地表深约2 米左右的小坑里，其就混杂在大量永乐官窑鲜红釉残片之中。

通过此实例，大家都可以很好理解，永乐一朝御器厂可以存在为地方一些神灵专门烧造供奉祭器，以示诚意，以官方身份作为施舍者。出现类似饶州府文庙那样纪年的釉里红供器就不足为奇。

既然，徐氏所载的三供之香炉即为今淮王府遗址考古发掘的釉里红三足鼎式炉残件，那么，其真实年代为永乐四年（西元1406 年）。这样的资料，是否符合景德镇明初制瓷业的实况？我们请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早年珠山御窑遗址出土“永乐元年”、“永乐四年”款的釉里红标本[43]。（图9）

图9 釉里红“永乐四年”、“永乐元年”铭瓶口残片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永乐釉里红楷书年款长颈供瓶瓷片（右，瓷片一）

残长：11.8 厘米

釉里红绘蕉叶纹，口部楷书“永樂元……供養”一周。

永乐釉里红楷书年款长颈供瓶瓷片（左，瓷片二）

残长：14.4 厘米

以釉里红绘莲瓣及龟背锦纹，口部楷书“永樂肆年……公廟供養”一周。

二者出土时间为1987 年12 月，出土地点为东司岭宣德与空白期地层之间的填土。

经对照，该瓷片器形与1982 年出土于珠山中路永乐前期地层的甜白盘口铺首长颈供瓶一致，该瓶盘口长颈深腹，足作三层台式，瓶两侧各饰一铺首式衔环头，高达78 厘米。因此，此二片标本属于明初典型三供之一供瓶的口沿。

前述《徐氏笔精》提及的永乐四年铭文，正好与御窑出土的四年铭文盘口瓶对应，也进一步证明，所谓的典型洪武釉里红器物，都是永乐前期烧造的。很有可能是当年一起烧造，是因为烧造发色差或出现事故损毁等原因而丢弃御窑之内。

永乐时期御器厂，除了有永乐年号款实物之外，这些年下来还频频发现明确永乐纪年款的实物，却至今不见一例洪武纪年款实物的发现。如果真的就在洪武二年设立御器厂，那么洪武一朝近三十年存在的御器厂，难道不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吗？洪武一朝空白了无痕迹，而永乐肇始之初则是频频留下重要纪年材料，如此明显的反差，也只能间接说明御器厂真正存在的时间，与洪武朝无关。

为何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如此重要的两个纪年资料偏偏是那么忽略呢？没有任何纪年依据，却认定是洪武之物？有两个重要明确的纪年材料，却视而不见呢？这些正是过往数十年里御器厂研究的症结，逻辑不通的背后，就是存在认知与事实、史实的严重不符。究其前因后果，后文第三节将对此继续诠释，以解众疑。

如此明确重要的纪年材料的存在，笔者以此为标准件，初步总结梳理其时代特色的纹饰（图10），作为判断永乐早期青花与釉里红器物的依据，是可行的方法。

图10 永乐早期赏赉瓷的代表纹饰

以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为例，大凡一个皇帝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年，在器物面貌上必定会有前后明显的差异，甚至出现风格突变，都是符合正常的艺术演进规律。根据以前特色纹饰的区分和颜料、造型等特点分析可知，凡是这类釉里红和青花的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石榴大罐，绘画风格有别于标准典型永乐御瓷的，都属于永乐七年以前烧造。青花者，是使用了元末遗留下的钴料，釉里红也是如此。（图11）、（图12）、（图13）、（图14）[44]、（图15）、（图16）

图12 明 永乐早期 青花瓷缠枝牡丹纹大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3 明 永乐早期 青花番莲纹玉壶春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明 永乐早期 釉里红三友玉壶春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 明永乐早期 青花扁菊纹执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6 明永乐早期 釉里红折枝花卉纹石榴大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因为洪武一朝御瓷之中，青花品类不算多，民窑之中则没有青花瓷器的烧造，因此至永乐初年，距离元末已近四十年，青花料配制工艺，远不如元代那时娴熟和了解。元青花使用是灰釉与青花料结合工艺，而这一批永乐早期的釉里红、青花赏赉瓷，则是使用高钙釉与青花结合工艺，故青花与釉料结合的方面，烧成之后釉面变得朦胧半失透状，釉下青花发灰发闷，很容易出现不如意的地方。后来永乐时期标准成熟的那一类，则是继续使用了元代的灰釉工艺，青花自然透亮清澈明亮，前后确实存在鲜明的差距，由此，看出来，永乐御窑青花与釉里红可分前期与后期两种风格，也是符合工艺发展的规律，不违反事理。

制作青花瓷，前提是要有青花钴料，但是，从元代青花瓷诞生伊始，青花钴料必须依赖进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青花赏赉瓷，是使用元末遗留的青料，但是，可想而知，数量不会多，反而十分有限。作为西洋诸国十分喜爱的青花瓷器国礼，郑和一定非常重视寻求青花钴料的补给。结合郑和下西洋的范围，本人觉得郑和获得进口波斯料最快的可能是第二次下西洋（永乐五年去，七年夏回），那里有可能通过中间商获取波斯地区的青花钴料，重新输入青花生产基本原料，然后，或者得到波斯工匠的再度支持，或者景德镇当时工匠也逐渐掌握其物理料性之后，终于成就永宣青花盛世。

因此，永乐七年夏天之后，应该是御器厂烧造生产的一个分水岭。

三、洪武官窑瓷器概念的认知与前期局限

当前学术界主流观点的洪武官窑瓷器概念如何确立和发展演变，为此笔者曾做过梳理，现简述如下：

洪武官窑瓷器的现代学术概念界定和内涵解读，是始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前辈吴玉璋先生。上个世纪5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元末明初景德镇窑业面貌的认知逐渐深入，但是，对洪武官窑瓷器仍缺乏独立认知和界定标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陶瓷研究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Pope）虽然在吴先生之前已提出在元代 “至正型”青花瓷与明代永乐、宣德窑之间有洪武时期青花瓷的存在，但是，真正直接以明确实物界定洪武官窑瓷器内涵、树立其清晰面貌者，则是吴玉璋先生。

1951 年6 月，台湾地区成立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为委员，对赴台文物进行重编箱号、抽查箱内文物，直到1954 年才完成。这次清点也编制了《点查清册》，成为存台两院文物的原始清册。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与出版馆藏文物成为社会与政府的共识，因此，由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古陶瓷专家吴玉璋先生为首的团队负责编撰《故宫藏瓷》丛书。[45]《故宫藏瓷》丛书自1961 年第一辑印刷起，至1969 年最后印讫，共历时八年之久，至目前为止，它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瓷器规模最大的一次出版计划。（图17）

图17 《故宫藏瓷》丛书 景德镇唐英学社藏

在1954 年至1961 年丛书编撰期间，吴先生及其团队先把有明一代的所有御窑瓷器都整理完毕，在出版体例和内容分布上，依照年代早晚与品类编排，唯独缺失洪武一朝。众人多次开会讨论之后，认为明清御窑瓷器始于明初，怎能缺失洪武一朝呢？于是吴先生决定在故宫旧藏明代瓷器之中，寻找和区分出洪武御瓷，增补入书，以示体例结构之完善。[46]

当时，赴台的故宫博物院瓷器藏品中有大量的明代早期无款御瓷，因洪武瓷器未书款识，因此在清宫档案或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文物所编《点查故宫物品报告》帐册中，并未标明年代。吴先生根据当时学术界的认知，把一批与标准的永乐宣德器物面貌风格完全不同的明早期景德镇官造瓷器分出来，从中选出典型者，谓之为“洪武官窑瓷器”，在1963 年出版的《故宫藏瓷：明青花瓷一•洪武永乐》与《故宫藏瓷：明釉里红瓷》图录中，首先公开介绍台湾收存故宫博物院所藏洪武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洪武青花瓷有三件、釉里红七件。因此，吴玉璋先生也是现代中国陶瓷史研究中最早发现并公布洪武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研究学者。

1963 年，上述二书出版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的轰动，除了因为公布全新的故宫藏瓷之外，还是因为第一次以故宫博物院的权威学术机构身份公布和界定洪武官窑瓷器的概念，国际许多文博机构由此重新标明同类收藏品的确切年代。但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处于不交流状态，最新的学术观点，国内自然无从知晓，洪武官窑瓷器的概念主要是在海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1980 年初，刘新园先生因为撰写《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文章之后，轰动东洋学界，对方邀请其赴日学术交流。刘先生在东洋期间因此得以了解许多国际学术新成果，诸多出版读物得以阅读学习，上述《故宫藏瓷》二册亦为刘先生所了解，从而较早就在刘先生脑海里留下洪武有官窑瓷器的印象，并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观点非常认可。[47]后来，1988年珠山东司岭、中华路等处陆续集中发现青花、釉里红的大盘大碗、玉壶春瓶、执壶等赏赉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风格一致，特征相同，刘先生便直接定其为洪武之物，故称其发现地层为“洪武地层”。

正因为当时珠山御器厂遗址出土了这些所谓的洪武青花、釉里红官窑瓷器，直接印证了故宫的传世实物，更能证明当年吴玉璋先生的判断，所以，一经发表，洪武官窑瓷器的概念就更加可靠和全面地获得中外学界的高度认可。1988年之后，在珠山御器厂遗址陆续有发现这些洪武瓷器标本，从而促使刘新园先生思考洪武官窑瓷器具体烧造开始于何时与御器厂设立于何时的问题。如果按照明人文献所言御器厂设立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那么，自然就不会存在这些被公认的洪武官窑瓷器的存在，因此，必须要认定明人记载有误或理解偏差，需要重新寻找可靠证据，以推翻明人之说。

以上情况便是刘新园先生关于明代御器厂设立问题“洪武二年说”考证观点的前因与背景，对此，我们必须如实了解。

后来刘先生在文献上选择乾隆七年本《浮梁县志》的记载，再佐以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述，认为洪武二年说是有文献支持的。第二，再从实物证据角度去考证。

1990 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东麓发现了明代早期的遗物，出土有青花、釉里红大盘和白釉印花碗、盘残片，这些标本为公认的洪武瓷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瓷瓦和瓷用建材以及印有“官匣”字样的匣钵等，其中有的瓷瓦用褐色料书有监造、监工、作头、甲首、浇釉等人匠姓氏的文字，其中监工为浮梁县丞赵万初。查阅《浮梁县志》，赵万初为洪武时的县丞，而且名列榜首，他出任县丞的时间当在洪武早期。1994 年，又在珠山东侧发现了两个较集中的瓷片堆积，其中一大批胎体厚重、器型硕大的，曾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瓷器，经考证这就是洪武官窑的遗物，所以洪武有官窑成为定论。（图18）

图18 明洪武 瓷制瓦当、建筑构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因此，刘新园先生在文献上寻找清人记载的支持，再借赵万初铭文的发现，实现文献与实物的二重证据法的考证。[48]

然而，大量书写江西各县各都具体地址和人名的瓷制瓦当在珠山范围出现，它们在窑场遗址存在的状态，一直被大家忽略，它们在珠山遗迹之中充当作坊的地基和墙体，从时间上而言，它们肯定早于所发现地的遗址年代，早于在该遗址发现的瓷器标本。瓦当在前，瓷片标本在后，才是真实的情况。

第二、不能证明这些瓦当就是绝对烧造于珠山之内，只是有一半的可能是烧造于此地。反而，景德镇市区南部西瓜洲、小港嘴等地方此类瓷质瓦当发现数量浩大，各类铭文丰富，此地才应该属于真正的烧造地，这些瓷制瓦当确实是洪武时期烧造，是为了满足当时明中都、南京都城之营造。后来因为永乐初创设御器厂之需，建设作坊墙体等，才从瓦当原烧造地运来当时的残次废品于御器厂之内，充当基础材料，既便捷，又节约成本，非常符合当时官方作法。

第三、此瓦当的铭文格式和内容，皆是明代劳役制度存在的体现，是事后质量责任追究的依据。砖瓦烧造属于工部直辖的事务，与明代内府御瓷烧造、御器厂的设立，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关系。虽然两者同为烧造，但是服务对象和产品品质要求根本不一样，在逻辑层面，很难将此二者混为一谈，更不宜视之为对方的证据。

后来继续随着洪武官窑瓷器概念的深入普及，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对馆藏瓷器的细分更加明显，其中一件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在当时被吴玉璋先生归入永乐时期（图19），近二十年被重新归入洪武，并视之为洪武非常具备典型代表性的器物。[49]

图19 明永乐 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该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典藏编号：故瓷013200，足径5.2 公分 ，高12.6 公分，口径11.5 公分。侈口带撇，深弧壁，高圈足，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外壁绘饰多种莲纹，器壁绘穿莲摩羯龙纹，仰首张爪姿态雄武。青花色极淡但线条明晰，多处渗青色斑点。此类青花器一般釉色泛灰，色艳者少，透明釉较厚，形成青花、釉里红难辨，风格古朴浑厚，有元代风，花边、蕉叶中茎皆白不填色为典型风格。[50]

此摩羯龙的形象在明初洪武其他御瓷上没有出现，反而在后面的永宣瓷器上有多个实例可资比较。其摩羯龙的形象与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台基宋代摩羯龙石刻颇为一致。（图20）

图20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台基宋代摩羯龙石刻

2007 年北京宣武区西绒线胡同改造，在明代前期城市社会生活堆积层发现一青花花卉纹高足杯残件，后为北京有心人珍藏。该杯高12.8 公分，口径11.4 公分，足径5.2 公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者尺寸非常接近，造型一致，胎釉细腻如凝脂，青花发色偏灰蓝，纹饰淡雅而深沉，多处渗青色斑点，二者肯定为同一批次烧造。唯独纹饰不同，外壁主题纹饰为各式缠枝花卉，靶部为缠枝扁菊纹（图21）。杯壁细薄，透光可见，内壁似乎也有极淡青花绘画与外壁一样的纹饰，并且彼此重叠，若隐若现，有如传统两面彩之工艺。[51]最为重要的是，该杯内心中央暗刻“永乐年制”篆书款（图22），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 永乐 甜白番莲八宝纹高足杯】一致，（图23）[52]。当年，吴玉璋先生将前述【明永乐青花穿花摩羯龙纹高足杯】归入永乐朝，与此密切相关，彼此造型一致，成型工艺与圈足处理工艺都是一致。

图21 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卉纹高足杯 重要私人藏2007 年北京宣武区西绒线胡同出土

图22 “永乐年制”暗刻篆书款

图23-1 明永乐 甜白番莲八宝纹高足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3-2 内壁

如今，又有北京发现的青花暗款者，因此，我们相信充分证明此类造型的器物，无论何类品种都属于永乐朝的器物，而且该造型未见于洪武一朝，应该是永乐时期的创新造型，或者最初原型是来自金属器。目前台北故宫所藏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杯之内心正好贴着早年点查标签，遮挡着暗刻篆书款，故引起误判，盼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仁代为查核与确认。（图24）

图24

同时，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期，老龙珠阁东门对面的消防局改造曾出土一批特殊的青花与釉里红的高足杯，它们对探讨此类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器物的年代，大有裨益，故作分享。其器型规则，细节处理考究，碗外壁绘双龙纹，靶部外面也缠绕云龙一条，设计颇为特殊，内壁口沿绘缠枝灵芝纹，内心绘团龙纹，内壁模印双龙纹，清晰可见。此龙之形象确实不同于其他同类，独特新颖。（图25）其青花发色与胎釉特征与前述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青花花卉纹高足杯较为一致，再对照图10 所示纹饰特点，该高足杯标本的年代应该是永乐早期。

图25 明永乐早期 外青花内模印云龙纹高足碗（A）景德镇唐英学社藏

图26-1 明洪武 青花云龙纹盘1997 香港佳士得春拍第651 号拍品

图26-3 明洪武 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瓷瓶1958 年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周惠王墓出土

图27-1 明洪武 霁红模印双龙纹盘 大英博物馆藏

图27-2 明洪武 白釉模印龙纹盘 上海博物馆藏

图27-3 明洪武 外褐釉内霁蓝模印双龙纹盘 英国布托里斯博物馆藏

图27-4 明洪武 外褐釉内霁蓝模印双龙纹盘 大英博物馆藏

图27-5 明洪武 外褐釉内霁蓝模印双龙纹高足碗 大英博物馆藏

那么，洪武御瓷的真实面貌又当如何？为了让大家形成对比印象，暂以选取传世数件，以示代表。（图26）（图27）（图28）（图29）

图28 明洪武 青白釉刻云龙纹荷叶盖罐1970 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明洪武二十二年：西元1389 年薨)山东博物馆藏

图29 明洪武 釉里红龙纹梨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参照前述的认定标准与比较所得，现在对几件之前被认为洪武的传世官窑瓷器的真实年代进行简单讨论，以启思益。

第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釉里红番莲三足炉，年代上最初定为元，后改为洪武。[53]（图30）

图30 明永乐 釉里红番莲三足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虽是早期照片，不是真实还原器物色泽质感，但是，其束腰处的缠枝灵芝纹则是属于前述典型的永乐早期器物纹饰，据此即可判断其时间应为永乐早期。

第二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釉里红龙凤呈祥图三足香炉（图31）[54]，纹饰颇为特殊，主题纹饰龙凤题材更多是典型的永宣御瓷风格，三足的兽面加以龙之三爪，设计独特，仅见此一例。口沿的缠枝灵芝纹则是前述典型的永乐早期纹饰，据此也可以重新考订为明永乐早期之物。

图31 明永乐早期 釉里红龙凤呈祥图三足香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三件：广东省博物馆藏青花云龙纹三足炉（图32），上部及双耳遗失，但是其前后各一云龙，遒劲灵活，绘画水平极为高超，其龙爪又见特色，龙首及祥云皆与标准洪武者不同，可与之相同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 甜白脱胎暗龙盘】[55]（图33），该盘模印腾龙在内壁，盘心模印“永乐年制”篆款，典型的永乐御物。同类永乐御窑暗花龙纹盘碗类器物不少，皆可与之对应，这类腾龙的制式，首创于永乐时期，可谓永乐御瓷龙纹之典型。同时，该炉之造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 青花松竹梅纹香炉】图34 造型相同，三足的浮雕模印兽首的工艺一致。综合以上两点，该炉的年代还是永乐早期。其底部青花书“寿字号”，如此铭文内容，堪称独特，值得深入研究。

图32 明永乐早期 青花云龙纹三足炉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33 明永乐 甜白脱胎暗龙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4 明永乐 青花松竹梅纹香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对永乐早期的这批赏赉瓷器，细分可有两种风格：粗放豪迈与精致细腻。

一、粗放豪迈的品类：御器厂成立至永乐三年(西元1405 年)六月第一次下西洋以前，约为三年间生产的。绘画比较粗糙潦草，青花发色偏灰黑，釉里红发色灰暗不明亮。

二、精致细腻的品类：永乐三年(西元1405 年)六月以后至第二次下西洋永乐五年（西元1407 年）九月十月之际以前，约为三年间生产的。绘画笔风开始细腻，褪去豪迈潦草气息，较为讲究，青花发色灰蓝，较为妍丽一些。例如【明永乐 青花穿莲摩羯龙纹高足杯】（图19）、天民楼藏【明永乐 青花折枝石榴花菱口盘】（图35）[56]、珠山出土【明永乐 青花折枝莲纹大碗】（图36）[57]。

模印正面龙（局部）

图36 明永乐早期 青花折枝莲纹大碗（内壁）1994 年珠山东门头遗址出土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对这两类瓷器可以细细区分，比较与总结各自的纹饰、造型、成型工艺、装烧工艺诸多方面的异同，应该会有助于厘清永乐御窑早期向中后期前后发展的真实面貌。

结 语

通过以上原有资料的新解读与新资料的发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一、御器厂是成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西元1402 年），是为了下西洋之需而创立，创立者为郑和（马公），其承朱棣永乐皇帝的意旨而为之。（图37）

图37 设立御器厂逻辑示意图

二、传统观点认为属于洪武的釉里红、青花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石榴罐等，其真实的年代是永乐七年以前的为了下西洋而烧造的赏赉瓷，永乐一朝御瓷面貌存在着前期（初创阶段）与后期（成熟阶段）的风格差异。

洪武御瓷的风格面貌和烧造活动特点值得深入研究，永乐早期御瓷的面貌与具体烧造史实有待进一步厘清，扎根景德镇窑址调查必将有所突破。对于洪武官窑瓷器概念的确立与探索，前辈学者台北故宫博物院吴玉璋先生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已故所长刘新园先生皆作出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继续发扬学术求真精神，是对前贤学者最好的致敬方式！

2012 年冬月初稿于景德镇西畴山房

2023 年冬月定稿于香江会馆

附记：感谢香港天民楼的葛师科先生和恩师林业强教授在本文漫长的撰写过程中给予许多重要指导与无私帮助，向二位前辈致以深深的谢意。感念先父黄景祥先生生前一直鼓励与始终支持我从事古陶瓷研究，叮嘱我踏实为学，持之以恒，于此报以深深的缅怀！

注 释：

［1］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编：《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 年7 月，图版276；该标本的器物说明见于同书，第140 页。

［2］ （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陈增条、杨荣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3］ 《明神宗实录》卷之三百四十一“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丁卯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本），台北，1962 年。

［4］ 《明神宗实录》卷之四百一十九“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乙亥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本），台北，1962 年。

［5］ （清） 乔溎修 贺熙龄纂 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卷十九“古迹•环翠亭条”，清道光三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6］ 《故马公墓志铭》文，见民国人袁嘉谷《卧雪堂文集》之“昆阳马哈只碑跋”。该碑文系明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于永乐三年(西元1405 年)撰文继由郑和为其父立此碑于昆阳城郊月山之侧。清季光绪二十年(西元1894 年)，昆阳孝廉宋落在昆阳月山西坡发现此碑，后将碑文拓片送袁嘉谷先生其内容得面世。关于郑和的身世与其先世事迹，诸多正史全然无载。该碑价值弥足珍贵，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揭示了郑和与云南回族在历史渊源上的联系。

［7］ （明）袁忠彻辑撰：《古今识鉴》卷八，第十页，“太监内官郑和条”，明景泰二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袁氏擅相面术，为朱棣所倚重，对当时朝中大臣、亲信，朱棣往往征询袁氏之见解，以助任用，故此书记录甚详，可信程度高。

［8］ 《古今图书集成》第一百三十二卷“明伦汇编•官闱典”引《明外史》之“郑和传”，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 年。

［9］ 《郑和家谱》，修于清雍正年间。记马氏一支——郑和以后15 代之谱系。1936 年玉溪县李鸿祥将军，从该县郑和17 世裔孙郑绍明处发现，1937 年云南文史家李士厚（李鸿祥之子）据谱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出版，颇受社会重视。现原本已佚，幸有原谱照片保存。今收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家世资料》中，于1985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10］ 《皇明祖训》之“内官”，见于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 年，第403 页。

［11］ （明）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102 页。

［12］ 《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三与卷七十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本），台北，1962 年。

［13］ （清）张廷玉等修：《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三•郑和”，乾隆四年内府刻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

［14］ （明）王直撰：《抑菴文后集》卷三十二《侍郎王公墓志铭》，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两淮盐政採进本。

［15］ 标准、公认的洪武御瓷是指各色釉模印龙纹盘碗、高足碗，青花模印龙凤纹盘碗、高足碗，釉里红龙凤纹盘碗、梨壶等，明确是洪武内府御用，清楚无误，并非赏赉瓷器。笔者对此，一直追踪记录，整理成文为《洪武官窑瓷器窑址调查报告》，预计明年9 月刊出。

［16］ (清)程廷济修：《浮梁县志》卷一“山川•珠山”条，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江西省图书馆藏。

［17］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本），台北，1962 年。

［18］ （明）吕毖：《明宫史》卷二“内府职掌•内官监”，乾隆四库全书本。

［19］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本），台北，1962 年。

［20］ 明代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营缮司掌经营兴作之事，虞衡司掌山泽采捕、陶冶之事，都水司掌川泽、桥道、舟车、织造等事，屯田掌屯种、薪炭、夫役、陵寝等事。同时辖管营缮所、文思院、皮作局、鞍髻局、宝源局、颜料局、军器局、节慎库、织染所、杂造局、竹木局、柴炭局等。

［21］ （明）陈策修：《饶州府志》卷一“乡镇”之“浮梁县•景德镇”条，明代正德六年刻本，天一阁藏。

［22］ （明）陈策修：《饶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阳县•御器厂”条，明代正德六年刻本，天一阁藏。

［23］ （明）林庭㭿 周广：《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饶州府•御器厂”条，第二十六页，嘉靖四年刻本，收录于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 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24］ （明）林庭㭿 周广编纂：《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浮梁县•御器厂”条，第二十九页，嘉靖四年刻本，收录于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 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25］ （清）王临元修 曹鼎元撰：《浮梁县志》卷八“艺文•记”之“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第三十一、第三十二页，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景德镇市图书馆藏。

［26］ （明）王宗沐纂修 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之“陶政”条，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二十七“土产•饶州府•瓷器”条则是沿用明嘉靖《江西省大志》的内容，表明当时大家是认可明代的文献价值。

［27］ 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残碑，为景德镇陶瓷馆已故的吴良华先生1960年代初在珠山旧址所发现，碑高237.5 厘米，宽110 厘米。碑文整理，见于江西省历史学会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组:《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2 页，1963 年1 月。

［28］ （清）王临元修 曹鼎元撰：《浮梁县志》卷四“赋役•陶政”，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景德镇市图书馆藏。

［29］ （清）王泽洪修 吴俊纂 黄家遴续修 王用佐续纂：《饶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第七十八页，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0］ （清）李洊德修 汪埙等纂：《浮梁县志》卷七之“建置志•御器厂”，清乾隆七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见于傅璇琮等主编《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369 册第230 页，2015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31］ （清）李洊德修 汪埙等纂：《浮梁县志》卷十之“物产志•陶政”，清乾隆七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见于傅璇琮等主编《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369 册第501 页，2015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清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县志》与清道光十二年本《浮梁县志》对此记载相同，应该是沿袭前者。

［32］ （清）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景德镇”条，清光绪十七年京都书业堂刊本。

［33］ （清）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之“明•洪窑”条，清光绪十七年京都书业堂刊本。

［34］ 叶谦等主编、黄清华执行主编：《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江西美术出版社，2023年9 月，第345-346 页。

［35］ 明宣德十年（西元1436 年），淮靖王朱瞻墺从广东韶州迁江西饶州，建造淮王府，设置了多个王府内部机构。之后，其子朱祈铨又在王府的基础上建了永寿宫，内有蓬莱清隐、水涨平溪等八景，此外还有钓鱼台、宝书楼等建筑。淮王在饶州共传八代计九王，历时208 年。西元1644 年明亡后，永寿宫焚毁坍塌，地面遗物至今仅存鄱阳县饶州府文庙大成殿前残存云龙纹辇道。清顺治七年（西元1650 年），饶州知府翟凤翥在永寿宫废墟上改建府学宫，即饶州府文庙。咸丰三年（西元1853 年），文庙遭焚毁，光绪二年（西元1876 年）重建。

［36］ （明）徐 ：《徐氏笔精》卷八“窑变”条，收录于《碧琳琅馆丛书刻本》，巴陵方氏广东刊宣统元年印本，清末著名藏书家方功惠所刻，以孤本精校精刻著称。

［37］ （明）王圻：《稗史汇编》，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卷一百三十七，第3344 页。

［38］ 清乾隆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第十页。

［39］ 乾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其评价不高，然不得不承认“特其采摭既富，可资考证者颇多，亦不可尽废”，今人重新予以客观之评价“《笔精》论性质属杂考，论成就虽不及顾、阎之书，但在明人著述中已属力矫空疏、渐趋平实之作，可以说，徐氏是清代考据学的前马。”故徐氏所录，可信可用。

［40］ （清）王泽洪修 吴俊纂 黄家遴续修 王用佐续纂：《饶州府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1］ 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第314—315 页，图版151。

［42］ （清）王临元修 曹鼎元撰《浮梁县志》 ，卷七“陶政”之蒋祈《陶记略》，第48—50 页，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景德镇市图书馆藏

［43］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编：《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 年7 月，图版208、209。

［44］ 图11，典藏编号：故瓷010776，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1775&Dept=U 图12，典藏编号：故瓷012395， 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36031&Dept=U 图13， 典藏编号：故瓷016952，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8528&Dept=U 图14，典藏编号：中瓷001575，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1477&Dept=U

［45］ 《故宫藏瓷》全套三十三册，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主编，香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是书的出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故宫文物继承南宋以来四朝宫藏和积累，但其中瓷器部分从未编目或较完整地出版，此次由专家就所藏两万余件历代名瓷，依其类别，分辑甄选其中的珍稀品，配以彩色图版（附器底照片）和中英文说明，既供欣赏，也便于研究，为本书的一大特色。由于出版日久，日后亦未再版，其中更有部分瓷器日后再无出版，参考价值极高。

［46］ 笔者十三年前在港访学，香港天民楼葛师科先生告知当年此情况，后幸遇吴家后辈亦印证此事之真实。

［47］ 笔者2006 年乔居景德镇之初，曾多次拜访刘新园先生，并就洪武官窑问题请教，谈及台北故宫博物馆出版的《故宫藏瓷》丛书，刘先生明确表示这对其1980 年代研究御窑出土瓷器影响深远，当年可供参考的故宫馆藏明代御瓷出版书籍极少，此书作用极为重要。

［48］ 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收录于台湾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1996 年，台北，第45 页。

［49］ 廖宝秀：《洪武奇葩——青花穿莲龙纹高足碗》，《故宫文物月刊》第335 期，2011 年，第60—67 页。

［50］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典 藏 编 号：故 瓷013200，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4117&Dept=U

［51］ 两面彩者，指瓷器或玻璃、玉石等胎体轻盈通透，器之内外施以同样之花纹，持向日光中照之，则见两面有完全相同之花纹。

［52］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典 藏 编 号：故 瓷017824 ，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6151&Dept=U

［53］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宋元瓷器特展目录》，图版20，1971 年，台北。

［5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明代》，第20—21 页，图版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55］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典 藏 编 号：故 瓷005591，图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31111&Dept=U

［56］ 香港天民楼编著：《天民楼藏瓷》上册，第40-41 页，图版5，香港艺术馆、香港市政局主办，1987 年。

［57］ 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 :《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第062—063 页，图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