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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祖茔墓碑考

2024-01-16孙志钢

景德镇陶瓷 2023年4期
关键词:碑铭唐英唐氏

孙志钢

清代景德镇御窑厂著名督陶官唐英家族属于满清“上三旗”包衣,顺治初“从龙入关”后,依据其家族当时的军功与身份,可以在京城近郊享有封地,成为家族繁衍的根基。然而唐氏家族的封地在哪里?唐氏家族祖茔在何处?“沈阳唐英”的出生地真的是在沈阳吗?这一直是唐英研究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研究唐英的学者十分关心且感兴趣的问题。令人惊喜的是,在唐英诞辰340 周年之际,笔者发现了两块唐英家族的墓碑,使以上问题出现了破解的转机。两年来,笔者觅踪探求,多处寻访,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现将笔者调查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意在抛砖引玉,祈盼方家斧正。

一、发现石碑

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南角,有一片“碑林”,这是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为有效保护文物,将散落在朝阳区各处古代的石碑、石刻集中存放之地,命名为“朝阳贞石园”。

在“贞石园”碑林之中,赫然矗立着两座与清代雍乾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有关的石碑,一座是“唐公世墓碑”,另一座为“唐氏世墓碑”。

1、唐公世墓碑

正面:周边为石刻云龙纹图案。正中竖排正楷阴刻:“皇清诰赠通议大夫沈阳唐公世墓碑”。

背面:无字。

石碑尺寸:

高:通高3.10 米,其中底座高0.8 米,碑体高2.3 米,碑首高1.3 米

宽:底座宽1.10 米,碑体宽1 米

厚:底座厚0.45 米,碑体厚0.40 米

“唐公世墓碑”前,有北京市文物部门撰写的说明词,可知此碑出自金盏长店村。

2、唐氏世墓碑

正面:周边为石刻云龙纹图案。碑文为正楷阴刻竖排。现存石碑上部约三分之一原碑,下部约三分之二原碑缺失,虽经文物部门修补完整,但碑下部文字已佚。原碑文约2000 余字,残碑文仅余不足800 字,但碑文首列“瀋陽唐氏世墓碑銘”,第二列“员外郎兼佐领督理九江关榷使沈阳唐君”等阴刻楷书字清晰可见。

背面:上部遗存“乾隆六年”四字,下部缺失。

石碑尺寸:

高:通高3.10 米,其中底座高0.8 米,碑体高2.3 米,碑首高1.3 米

宽:底座(后补配)宽1.36 米,碑体宽1 米

厚:底座(后补配)厚0.65 米,碑体厚0.36 米

碑铭楷体字尺寸:15×15mm

“唐氏世墓碑”前,北京市文物部门撰写的说明词:“清乾隆六年立。碑螭首。碑身残,修补。座佚,今补配。首题‘沈阳唐氏世墓碑铭’。碑阴题立碑年月。碑文记‘员外郎兼佐领督理九江关榷使沈阳唐君’,系指唐英,金盏长店村发现。”

显而易见,这定是原立在唐英家族墓地(唐氏祖茔)的两座墓碑。

之前,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景德镇唐英学社黄清华先生等学者曾依据唐英乾隆五年、乾隆六年为三子出生祈福烧造的一批青花“五供”供奉地点推断:“此批供器的铭文中多次提及‘长店村’,可见唐家祖地应该是在长店村一带。”“在已知的四件唐英自制供器中,有三件和北京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附近的地藏王菩萨殿、观音大士殿、天仙圣母殿有关,但该三处佛道庙宇在北京并不知名,反而唐英则相当熟知这两处庙宇,反过来可以说明唐英必然曾生活在离这两处庙宇不远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测唐英家族在北京的住处祖地应该就在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一带。”[1]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北京城郊图》上,在紧邻“长店”两字的正上方标有“唐园”二字,(见图8: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北京城郊图》,转引自《景德镇陶瓷》2022 年第二期第6 页。)“长店”与“唐园”是什么关系?“唐园”又与唐英家族有什么关系?根据前述几位学者的推论,此处的“长店”与“唐园”并非巧合,似与唐家祖居此地密切相关。

另外,“1995 年张氏可姬青花葬具瓷罐的出土发现,充分说明唐英家族的祖茔也在长店村范围内,为唐英家族的住处祖地在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一带提供了佐证。”[2]

如今见到这两块墓碑,笔者不由得欣喜地想到,这两块墓碑的出现,定然会为探求唐家祖茔地提供进一步的佐证。于是,笔者走访了“朝阳贞石园”的建造者以及这两块石碑说明文的撰写人、北京朝阳区文旅局(原文化委)干部刘续。据刘续介绍,数百年来这两块石碑一直静静地躺在金盏乡长店村的土地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这两块碑还是完整的,不知是何原因,发现时“唐氏世墓碑”已成断碑,只剩了一截。“唐公世墓碑”碑上被弄了个沟槽,修复时把沟槽补平了。直到2016 年,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在建造“朝阳贞石园”时,将两碑从长店村移至此处,将其碑体修补完整,补配了碑座,并撰文说明。同时刘续还谈到,与这两块碑同时从长店村移来的还有一个“石供桌”。

3、石供桌

按照刘续的指点,笔者再探“贞石园”。果然在那两块墓碑不远的地方,横卧着一方长2 米、宽0.95 米、高0.4 米的“石供桌”。

旁边文物部门的说明文字是:“石供桌:清(1644—1911),须弥座式之底部,其上之束腰及桌面轶失,底座周饰覆莲瓣及圭角云纹。金盏长店村发现。”显然,石供桌是与前两块石碑同时从长店移至此处的。笔者推测,该石供桌原应置于石碑前,以摆放供品之用。

两座石碑、一方石供桌(以下称“两碑一桌”),目标直指唐英家族墓地,笔者确认,该三件物品乃是唐英家族墓地之遗物无疑。

二、寻找拓片

既然是唐英家族墓地之物,墓碑上一定有与唐英家族相关的历史印记。可惜两块墓碑均为残碑修复,其上文字大部缺失,留存部分也已模糊不清。经笔者觅踪探求,多处寻访,终于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搜寻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图书馆在石碑原址拓印的三幅唐氏石碑拓片。

拓片1:《瀋陽唐公世墓碑》正面拓片

拓片尺寸:190cm×69cm。

其上有“皇清诰赠通议大夫沈阳唐公世墓碑”十五个正楷字。

拓片2:《瀋陽唐氏世墓碑》背面拓片

拓片尺寸:130×33cm。

其上正中竖排正楷阴刻:“乾隆六年六月 榖旦立”九个正楷字(此系拓片上的完整文字,现存石碑后四字缺失)。

拓片3:《瀋陽唐氏世墓碑》正面拓片

拓片尺寸:190cm×69cm。

其上文字 :前有题头:“瀋陽唐氏世墓碑銘”(以下简称《碑铭》);后有落款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禄大夫、(軍)(機)(大)(臣)、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徐本 文”。

全碑文字为馆阁体正楷阴刻,每个字大小均为15mm×15mm。竖向排列,共有31 列,每列长短不一,满格约82—84 字,全文约2000 字左右。

三、认读碑文

三幅唐氏石碑拓片中,拓片1、2两幅比较简单,不难认读。而最重要的拓片3《沈阳唐氏世墓碑铭》,因当初发现时原碑文字即有缺失或模糊不清,致使拓片文字很难认读。

尽管认读困难,但毕竟该拓本是根据当年完整的石碑所拓,是目前唯一能够找到并提供唐英家族、身世信息的原始资料。经笔者反复多次的认读和比较,现将碑文按原碑上的排列顺序以及原碑用的繁体字公布如下:

1、认读“瀋陽唐氏世墓碑銘”凡例

□ 为原碑空白或文字认不出来,但可以确认缺字数;

() 中的字为碑文模糊不清,不能确认的文字,其中带 ?者为因有相近字形而辨认不清的字;

…… 为原碑空白或文字完全认不出来但又无法确定缺失字数。

△ 为原碑该列之结尾。

每列开头空字数按原碑空字处理。

原碑文无标点符号,认读碑铭中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2、《瀋陽唐氏世墓碑銘》拓片全文

乾隆四年己未,員外郎兼佐領、督理九江關榷使瀋陽唐君,次其世系發書使走四千里至京師,請余文其墓道之碑,余受而書之。余嘗讀周官墓大夫掌邦墓之地,令萬民族葬而……△[3]

列爵等之數,未嘗不嘆先王用意深逺,使民生相聚,死相依,利害同之。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郷,所以蠲教化,嬍風俗,實由於此。”自後世堪輿之術興,多拘於時日方向,雖其親兄弟俱分……△

俱自營域兆不祔于祖墓,乖離見於門内,而族葬之遺意以廢。今觀榷使君所述,其先世自度葬地,令子孫遵昭穆以次而尋(穴),(使)其能明大義,□□□□宜子孫之食榖无窮也。唐故□□山……△

播遷不一,其譜牒(損)而散佚。自祖以上不詳其諱字。相傳君之髙祖某移鎭遼郡,遂家篤至今,瀋陽唐氏特域祠宇相望。越再傳而爲君之祖,諱(承)(功)□□□□(承)禄承明,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亰,隸籍正白旂下,一時从龍之士无慮數十萬人,就中密通△

王室有名籍可指數者僅三十餘家,君之祖與焉。当鼎革之際,诸將多以百獲持官不就不事(侯)(幾)。後咸積累至大帥,爲公侯富貴者累世。君祖獨□(匪)□□□□□甲胄身(经)幾百餘戰而□俘(獲)□□□□不△

爭不伐,故终其身恬退自如,不計顕達,服(侍)以一童子二僕。自□□□□□□□□□□地勒馬(彌)望良久,慨然曰:吾百年後茂發魂於(此)足矣。 即令唐氏後人继。地基距 亰師城二十五里□可二十餘△

畝。東(抱)(温)(榆)河,即通州運河之支流也。南有東霸城爲之保護□□□□□□□□□不□□□□□□□(八)十家,土名長店,即唐氏莊也。遂度其地爲兆,南向方位,俱生時所自定,命子孫以次而葬□(地)△

徙及殁後家人悉遵其言,今之主穴是其兆也,越葬後八十(餘)年△

誥贈通議大夫,配解氏、陈氏俱贈淑人,其支下子姓以世譜記,夫從宗以爲本家之始祖云。又一傳爲君考△

誥贈通議大夫,諱爲國,係解淑人出,元配郭氏、継董氏亦俱贈淑人,生大夫子四,唐氏之世至是而始。大通議公性磊落,不植生産,有所蓄悉施予宗族親戚資之,餘則豊腴自给□□怡情落落,(事)母而(計)(議)……△

不屑屑也。董淑人每從容諷諫,以周急濟困,固君子之事,曷亦爲子孫少留餘地乎。□正色曰:吾之所爲,正爲子孫計久長耳。有子四人而豈無一大吾宗者乎?寜必多所貽也。噫,公之志大(識)□,亦(於)(興)而△

見矣。公長子傑勤慎謹飭,宣力本旂多歴年,所以△

朝臣薦得七品官,不願就職,僅以冠带终其身。次子士,性情高矌,居心醇厚,曾於壯歳亦在本旂效力,既而潇散林泉,怡然自得也。此皆通議公元配郭淑人出,惟四子爲側室所生,不延其年焉。△

君係継配董淑人出,由供奉内廷起家慶豊司員外郎、△

内務府佐領。雍正六年以原官督理江西窑厰。歴九載而不怠其職。乾隆元年欽奉△

恩命榷淮關税,仍兼厰務。四年復移榷九江關,凡從膺財赋重守而能勤慎自矢,永堅其潔清之操,君子於以多,君之賢而難,君之守也。△

聖天子知人善任,継自今以往,有以□君之功名事業正未可量耳。君生六歳而孤,日則出就外傳,夜則依母氏左右,殆所謂窮而無告者也。君自幼即嗜學知艱苦,两兄實深器之。年十六即從龍△

養心殿△

聖祖仁皇帝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以引掖之,君資既敏於染繪詩赋,(然)不究極其門與,凡向之師事者悉下交而樂與游。由是君之名日起,既而□□□□。列凡△

西(徴)南巡北極朔漠絶塞不下數十次能趋走△

□□□(登)□猿之山,涉不测之渊,□□□□,猶復客居,行□手編□□略無瘁容□□□君以富其於詩古文辞,下筆數千言,(倾)刻立就,□□□□□□洞悉无遺,□關二十餘载而始终□□□(計)(其)□□之歳已……△

□□□□□而有□矣。前此(之)(授)(於)才而困於境□□□□。君初娶趙氏,継馬氏,怨數疾。△

誥封淑人穴於□穴之第四穴□□□□。(君)(長)兄子(七)人□□□□□君(皆)□養之。(次)兄子七人。君之子二,皆馬淑人所出,長文保,於乾隆四年欽奉△

恩旨亦供奉内廷即君初執事之地(堂)□□(美)□□□□□□□□□□□□□有儁才,其文章爲先逹所赏識,今方绳绳未艾也。□□君之先世從龍草(林),起旂鈴,安樸陋,未嘗服習於□□而(能)……△

伐□□□止戈爲武之□(説),更不惑於陰陽家。嘗命子孫□□□□□□□□□有賢□□□福□復有如榷使君者克光大前烈,(以)(先)世之(魂)□(郭)(氏)(二)(門)(之)(内)□(分)(别?)不(利)(剥)(若)□□(其)□(之)△

不肖□去爲何如也。□承榷使君(之)請□以□□□□□□□□□爲銘之銘△

皇奮興遼水之陽,逺至邊關………(子)(孫)(世)(代)………川……世人其(惑)□□□如公者(或)樂其往……………△

平原荒荒,流水泱泱,我銘(此)碑,千載勿忘。△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禄大夫、(軍)(機)(大)(臣)、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徐本 文△

四、研究成果

在认读拓片的基础上,笔者对“唐氏世墓碑銘”进行了研究和释析。继而发现,“瀋陽唐氏世墓碑銘”(以下简称“碑铭”)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瀋陽唐氏家族以及唐英身世的许多原始信息,有些与已知文献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业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有些与现有认识有较大出入,可以纠正目前比较模糊的认识,但相当一部分是现有文献未提及的内容,从而取得了对唐英家族及身世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信息和成果主要是:

1、“碑铭”揭开了“沈阳唐英”的神秘面纱

唐英自称为“沈阳唐英”,在很多重要文字的正式落款、署名时都使用“沈阳唐英”的字样。如雍正九年仲冬唐英制作并亲书的“佑陶灵祠”匾额,落款“督陶使沈阳唐英”;雍正十三年《陶务叙略碑记》(又称《陶成纪事碑记》),署名“督陶使者沈阳唐英记”;乾隆五年十月朔日在北京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天仙圣母庙、地藏王菩萨庙和观音大中殿前供奉几套的“五供”也都分别落款“沈阳唐英敬制”。沙上鹤在为唐英作传时,也题为《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这未免令人有些疑惑不解。唐英并非沈阳出生,也从未在沈阳生活工作过,唐英出生时,其祖辈进关定居北京已近四十年,可为何他每每称自己为“沈阳唐英”?似乎在“沈阳唐英”头上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对自己的祖籍故乡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外,“沈阳唐英”的称呼似乎另有一种自豪感。查现有史料,除了《满洲八旗氏族通谱》中记载“唐應祖,正白旗包衣鼓人,世据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沙上鹤《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中有一句“先生先世为关东沈阳人”外,再无其它任何史料关于唐英祖籍沈阳的记载。

“碑铭”的发现,终于解开了我们的疑惑,给了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揭开了“沈阳唐英”的神秘面纱。

“碑铭”记载:“相傳君之髙祖某移鎭遼郡,遂家篤至今,瀋陽唐氏特域祠宇相望。”“家篤至今”,“瀋陽唐氏”家族在“遼郡”沈城竟有“特域”,而且“祠宇相望”,家族祠堂与神庙遥相辉映。原来,当年唐氏家族在沈阳竟是如此显赫,如此风光。这样看来,唐英称自己为“沈阳唐英”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2、“碑铭”确认了沈阳唐氏祖茔所在地

由于“唐公世墓碑”和“唐氏世墓碑”均发现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朝阳贞石园”现存“两碑一桌”系文物部门从长店村移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当时尚完整的墓碑上采集的拓片系北京图书馆在长店村实地所拓,而且当时即将拓片的命名为“唐氏茔地碑”,说明“两碑一桌”原址即在长店村境内,由此可推定沈阳唐氏(即唐英家族)祖茔就在金盏乡长店村境内。其具体位置及形制是:

(1)唐氏祖茔地理位置

“碑铭”明确记载 :唐氏祖茔“地基距亰師城二十五里,……南有東霸城爲之保……”。这与2010 年新编《长店村志》的记载完全一致。该《长店村志》记:长店村“地处日坛东北13.5 公里。……南与北马房、东坝地界毗邻。”[4]另据笔者测量,现长店村址距北京东直门直线距离约十二三公里,也与碑文记载完全吻合。

“碑铭”记载,唐氏祖茔“地基”附近有“□□河(即)通州運河之支流也”(碑文不清,查相关地图,此河为温榆河),而观今长店村地理位置,“通州運河之支流”温榆河恰流经长店村附近。(见图14)加之1995 年出土的唐英妾张可姬的“可姬埋玉青花罐”(可姬骨灰罐)出土地也在金盏乡长店村,由以上几点可证,唐氏祖茔在长店村境内无疑。

图1 朝阳贞石园实景图

图2 朝阳贞石园石碑平面布局图

图3 唐公世墓碑正面照片

图4 文物部门撰写的“唐公世墓碑”的说明词

图5 唐氏世墓碑正面照片

图6 唐氏世墓碑背面照片

图7 文物部门撰写的“唐氏世墓碑”的说明词

图8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北京城郊图》

图9 唐英祖茔地遗物石供桌

图10 “唐公世墓碑”正面拓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1 “唐氏世墓碑”(唐氏茔地碑)背面拓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2 “沈阳唐氏世墓碑”(唐氏茔地碑)正面拓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3 “沈阳唐氏世墓碑”正面开头文字实拍

图14 长店村地理位置图

图15 1949 年前长店村平面图(引自2010 年新编《长店村志》)

图15-2 民国时期长店村平面图《北平市城郊地图》 1947 年出版北平市政府工务局绘制

图17 清乾隆六年 唐英款青花缠枝莲纹烛台(一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8 清乾隆六年 唐英款青花缠枝莲纹花觚北京文物商店旧藏1996 年北京翰海春拍第985 号拍品

图19 唐英祖父名讳的石碑拓片局部

(2)唐氏祖茔占地面积

根据“碑铭”记载:“君之祖”(即唐英祖父)“自……地勒馬彌望良久,慨然曰:吾百年後茂發魂於(此)足矣。即令唐氏後人继。地基距亰師城二十五里,□可二十餘畝。……遂度其地爲兆,南向方位,俱生時所自定,命子孫以次而葬。”

从“碑铭”中“可二十餘畝”可知,唐氏祖茔占地面积二十余亩。

(3)唐氏祖茔所在地名称

据“碑铭”,唐氏祖茔“地基距亰師城二十五里,……二十餘畝,東(抱)(温)(榆)河,即通州運河之支流也。南有東霸城爲之保(護)……。(八)十家,土名長店,即唐氏莊也,遂度其地爲兆……”可知唐氏祖茔“地基”坐落在当时有几十户人家的“唐氏莊”。而“唐氏莊”“土名長店”(即长店村),今为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管辖之自然村。据乾隆《通州志》(卷一)载:“长店旧志云,在州(通州)北安德乡(东坝)有通衢曰长店。”[5]此外,这里有一个细节引起笔者的注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图书馆在采集石碑拓片时,唐氏世墓碑上“瀋陽唐氏世墓碑銘”八个大字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此碑系“瀋陽唐氏世墓碑”,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碑拓片命名时,却将其命名为“唐氏茔地碑”[6]。

笔者揣测,莫非是当时拓碑者发现石碑之地尚存茔地的痕迹,故以“唐氏茔地碑”命名也未可知。

3、“碑铭”给出了沈阳唐氏祖茔主穴及昭穆次序

据“碑銘”记载:“其先世自度葬地”。唐英祖父在亲自选择的坐落在“土名長店,即唐氏莊”的沈阳唐氏茔地上,“度其地爲兆,南向方位,俱生時所自定,……今之主穴是其兆也”,即明确了沈阳唐氏祖茔地其主穴为唐英祖父之墓。又“令子孫遵昭穆以次而尋穴,使其能明大義,……宜子孫之食榖无窮也”。而“……殁後家人悉遵其言”,“子孫以次而葬”,后世子孫皆按照中国传统礼制的“昭穆”次序而葬入其祖茔地。

根据“碑銘”记载,依照“昭穆”左昭右穆的次序,沈阳唐氏祖茔的排列应为:

居中主穴(南向方位):为唐英祖父及两位夫人(解氏淑人、陈氏淑人)之墓,“從宗以爲本家之始祖”。

主穴前左(昭):为唐英父亲唐为国及两位夫人(元配郭氏淑人、継董氏淑人)之墓,“唐氏之世至是而始”。

主穴前右(穆):为唐英两位兄长唐傑、唐士及妻妾之墓;以及唐英三位妻妾(趙氏淑人、马氏淑人、妾张氏可姬)之墓。[7]

4、碑铭”披露了“长店村”就是乾隆时期的“唐氏莊”

“碑铭”中明确记载“……(八)十家,土名長店,即唐氏莊也”。据此分析,唐氏莊是乾隆六年之时的正式名称,而“长店”则是当地人俗称的“土名”。因此处是通州至北京的通衢大路,商贾行旅络绎不绝,是来往客商歇脚住店之地。故当地百姓将唐莊土名称为“长店”。

根据“碑铭”,乾隆六年时此处已是“唐氏莊”,土名“长店”了。“碑铭”的发现,必将对重修《长店村志》有所帮助。

5、“碑铭”明确了“唐氏莊”(长店)即是唐英家族入关后在京居住地

按清朝祖制,清初“包衣”“从龙入关”后,皆可得一处封地,以安家室,以示荣耀。唐英之祖“从龙入关”后(“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亰,隸籍正白旂下”)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可得一处封地。既然“碑铭”记载了唐氏家族祖茔位于北京金盏长店村,而“碑銘”中又有“孟子曰:死徙無出郷”句,[8]我们有理由相信,唐氏家族居住地与茔地应在同一处乡村,即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唐氏莊也”。故此可判定,唐英之祖从龙入关后这块封地即在“唐氏莊(土名長店)”,唐氏家族的居住地就在北京“东直门外霸北长店村”。联想到清光绪十二年《北京城郊图》“长店”上方的“唐园”二字,便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了。[9]由于“碑铭”的发现,我们可以确认:沈阳唐氏家族入关后在京城的居住地即现北京市金盏乡长店村。

6、“碑铭”提供了唐英家族谱系和血亲关系的新信息

“瀋陽唐氏世墓碑铭”的现身,为现有史料记载的唐英家世及唐氏世族谱系提供了一些新的重要信息,填补了现有史料的某些空白。根据“碑铭”提供的新的信息资料,结合其他有关史料记载,笔者进行了初步梳理,大体上厘清了唐英家族族譜及世系血亲关系。

(1)唐英之高祖以上

“碑铭”提供的新信息为:唐氏世谱“其譜牒□而散佚。自祖以上不詳其諱字。相傳君之髙祖某移鎭遼郡,遂家篤至今,瀋陽唐氏特(域)祠宇相望。”

据此不难想见当年世居沈阳的唐氏家族地位之不凡,香火之兴旺。

(2)唐英之曾祖父

现有史料对唐英先祖(曾祖父)的记载有二,一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唐英曾祖父记载为 :“唐應祖,正白旗包衣鼓人,世据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曾孙唐英,现任员外郎,兼佐领”。[10]二是乾隆五年中秋后九日长洲沙上鹤撰写的《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先生先世为关东沈阳人,自其祖从龙入关,隶籍正白旂下。”然而“碑铭”则对唐英曾祖父只字未提,这与现有史料似有相悖。

(3)唐英之祖父

现有史料和文献对唐英祖父均不见记载,而“碑铭”则披露了以前从未见诸史料的唐英祖父的部分生平。

“碑铭”中对唐英祖父名讳有明确记录,遗憾的是由于拓本字迹不清,无法辨认,从而无法确认其祖父名讳。但可喜的是“碑铭”首次披露了唐英祖父鲜为人知的生平:“越再傳而爲君之祖,諱(承)(功)□□□□(承)禄承明,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亰,隸籍正白旂下。一時从龍之士无慮數十萬人,就中密通王室有名籍可指數者僅三十餘家,君之祖與焉。当鼎革之際,诸將多以百獲持官,不就不事侯(幾),後咸積累至大帥,爲公侯富貴者累世。君祖獨□(匪)□□□□□甲胄身□□百餘戰而□俘(獲)□□□□。不爭不伐,故终其身恬退自如,不計顕達,服(侍)以一童子二僕。”“葬後八十(餘)年誥贈通議大夫,其元配解氏、继室陈氏俱贈淑人。唐氏宗谱以唐英祖父爲本家之始祖”。且其祖父“自度葬地,令子孫遵昭穆以次而尋(穴)”。

“碑铭”明确了“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亰”(即“从龙入关”)的是“君之祖”,即唐英之祖父,而非曾祖父。这样算来,“从龙进关”到唐英子侄辈,应是历经四世,这与唐英乾隆三年诗中提到的“寒族从龙进关四世,今发舍姪一人”就相吻合了。[11]“碑铭”中描绘的唐英之祖,不仅“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亰,隸籍正白旂下”,而且在数十万人的“从龍之士”中,能够“就中密通王室有名籍可指數者僅三十餘家”,这其中便有唐英之祖父(“君之祖與焉”)。“碑铭”描绘的唐英祖父,分明就是一位披巾挂甲、身经百战、屡立奇功、声名显赫的大将军(“後咸積累至大帥,爲公侯富貴者累世”),但其本人却并不居功自傲,“不爭不伐,不計顕達”,服侍者不过“一童子二僕”,“故终其身恬退自如”。有这样一位祖父,唐英十六岁就能够入职内廷,成为康熙皇帝的皇家护卫,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自圆其说了。

“碑铭”对唐英祖父生平信息的披露,补充了现有史料中唐英祖父一代信息的缺失,填补了唐英家族祖辈信息的空白,对于唐氏家族研究和唐英身世研究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4)唐英之父:唐为国

现有史料对唐英之父的记载只有一句:“父讳为国,隐德弗售,以先生官赠通议大夫。”[12]

而“碑铭”则提供了唐为国一些鲜为人知的新信息:

“誥贈通議大夫”唐为国,系唐英祖父之元配“解淑人出”。其“元配郭氏、継董氏亦俱贈淑人。生大夫子四。唐氏之世至是而始”;“大通議公性磊落,不植生産,有所蓄悉施予宗族親戚資之,餘則豊腴(自)(給)□□怡情落落,事母而(計)(議)……不屑屑也。”“噫,公之志大(識)□,亦(於)(興)而見矣”。

“碑铭”对唐英父亲的记载尽管字数不多,但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从姓名到出身,从配偶到子女,从品德到性格均有涉猎,从而补充了现有史料对唐英父亲记载的不足。

(5)唐英之母:董氏淑人

根据现有史料,只知唐英之母为董氏董淑人。“碑铭”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史料的记载,唐英係其父継室董淑人出,同时提供了关于董氏的一些新信息:

“董淑人每從容諷諫,以周急濟困,固君子之事,曷亦爲子孫少留餘地乎。□正色曰:吾之所爲,正爲子孫計久長耳。有子四人而豈無一大吾宗者乎?寜必多所貽也。”

“碑铭”对唐英母亲的品德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做了生动形象的记录和描述,不仅补充了现有史料对唐母生平记载的不足,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一位“從容諷諫,周急濟困”,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且性格豁达、教子有方的母亲形象。这对研究唐英自幼品德性格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唐英“生六歳而孤,日則出就外傳,夜則依母氏左右,殆所謂窮而無告者也。”他“自幼即嗜學知艱苦,两兄實深器之”。从一定程度上讲,定然是得益于母亲的关怀与教诲。

(6)唐英之兄弟

唐英为其父第三子(叔子),但现有史料中,除唐英自己在《陶人心语》中的几首诗词中提到“两兄”,“一松,仲兄堂额也”,[13]其他未见更多关于唐英兄弟姐妹的信息,可以说,有关唐英同辈兄弟的信息几乎是空白。

“碑铭”的发现则填补了这个空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唐英兄弟的新的信息:

“碑铭”披露:唐英之父唐为国元配郭氏、継董氏,生子四。长子、次子“皆通議公元配郭淑人出”,三子唐英“係継配董淑人出”。“惟四子爲側室所生,不延其年焉”。

唐英同父异母的长兄唐傑,“勤慎謹飭,宣力本旂多歴年,所以朝臣薦得七品官。不願就職,僅以冠带终其身。”“長兄子七人。”

唐英同父异母的仲兄(次兄)“唐士,性情高矌,居心醇厚,曾於壯歳亦在本旂效力,既而潇散林泉,怡然自得也。”“次兄子七人。”

唐英同父异母之弟乃其父側室所生,早逝。

尽管唐英与两位兄长是同父异母,但唐英同他们的感情很深。唐英“自幼即嗜學知艱苦,两兄實深器之”。当雍正十年唐英在景德镇得知两位兄长皆驾鹤西去的消息,不禁“遥忆两兄,神飞万里,和泪挥成,存殁志痛”,以“缠绵不了弟兄心”,“犹是一松堂上月,(唐注:一松,仲兄堂额也。)圆亏两地照沉吟”抒发自己的兄弟情义。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唐英将兄长的孩子视为己出,“犹子即吾儿”。在唐英诗词《陶人心语》中,可知他将“六姪天保”、“舍姪光分”都带到自己身边监护、与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读书。乾隆三年九月廿三日 唐英侄儿唐光分(系唐英仲兄唐士之子)乡试中举,成为唐英家族“从龙入关”后四代人中第一个科举高中之人。[14]这次“碑铭”的发现,则更进一步披露了唐英对两位兄长情深义重。“碑铭”在谈到唐英两兄之子时,有“(長)兄子(七)人……君(皆)□養之”的表述,进一步表明唐英曾对两兄之子予以抚养、养育和教育。这对已知史料中“至其睦婣任恤,又出之性天。……所得养廉自办公而外,由手足以迄亲党故旧之贫乏者,群沾餘润焉”[15]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7)唐英之配偶

关于唐英之配偶,唐英“初娶趙氏、継馬氏”,“碑铭”记载与已知史料记载相吻合,此处不赘述。

侍妾:张氏可姬。“碑铭”未见提及。张氏可姬雍正五年冬到唐家,雍正十二年去世,唐英曾作《可姬小传》怀念。1995 年长店村曾出土“可姬埋玉”青花瓷罐,学者认定为可姬骨灰罐。

可姬去世后的唐英继室某,即三子万宝之母,“碑铭”并无记载。据唐英研究学者推测,万宝之母应在唐英侍妾张氏可姬去世后续弦,乾隆五年八月十八日唐英三子万宝出生,故唐英续弦最迟也是在乾隆四年,但目前不见史料有载。“碑铭”系乾隆六年所立,唐英继室已存在。“碑铭”却无记载,笔者推测,最大可能的原因就是:“碑铭”撰写者徐本是乾隆四年收到唐英之请,从而“受而书之”的,所以碑虽是乾隆六年立,但徐本的“碑铭”则是根据乾隆四年唐英提供的资料撰写的,彼时或许唐英尚未续弦。若此推断成立,那么唐英应是乾隆四年下半年在九江任上续弦万宝之母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该女并非唐英正妻,史料不便记载,不过这只是笔者的猜测而已。[16]

(8)唐英之子女

“碑铭”明确记载:“君之子二,皆馬淑人所出”,“長文保,於乾隆四年欽奉恩旨亦供奉内廷,即君初執事之地堂”。此与现有史料记载一致。

关于唐英次子寅保,[17]“碑铭”中有一段文字“……有儁才,其文章爲先逹所赏識,今方绳绳未艾也。”尽管此处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识,但笔者与前后文对照分析,确认这段文字说的就是唐寅保。唐英乾隆七年十月初十日《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中有一段与碑铭记载相吻合:“独寅保读书,日有进益,其所为文,每为诸先达奖掖许可。予窃喜于望外……。”[18]

三子唐万宝,乾隆五年八月十八日生,其生平不详。“碑铭”无记载。

四子(稚子):唐英是否有第四子,未见史料有载,此碑铭亦无记载。只在唐英乾隆十五年自撰《题石镌小照小序》中提及“稚子长春保”,唐英学社黄清华文曾大胆猜测“可能续妻在乾隆七年之后再生一子?”[19]

唐英之长女、次女、小女(稚女):姓名无考,生平不详,只在唐英《陶人心语》诗作中有所提及,“碑铭”中未见此三女的记载。[20]

7、“碑铭”对唐英本人的生平履历提供了佐证和补充

“碑铭”中称唐英为“君”,对唐英生平履历及性格特点、专长能力等记述与现有史料记载基本一致:

“君係継配董淑人出,由供奉内廷起家慶豊司員外郎、内務府佐領。雍正六年以原官督理江西窑厰。歴(數)載而不怠其職。 乾隆元年欽奉恩命榷淮關税,仍兼厰務。四年復移榷九江關,凡從膺財赋重守而能勤慎自矢,永堅其潔清之操,君子於以多,君之賢而難,君之守也。”“君生六歳而孤,日則出就外傳,夜則依母氏左右,殆所謂窮而無告者也。君自幼即嗜學知艱苦,两兄實深器之。年十六即從龍養心殿。聖祖仁皇帝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以引掖之,君資既敏於染繪詩赋,(然)不究極其門與,凡向之師事者悉下交而樂與游。由是君之名日起,既而□□□□。”“列凡西(徴)南巡北極朔漠絶塞不下數十次能趋走□□□(登)□猿之山,涉不测之渊,□□□□,猶復客居,行□手編□□略無瘁容□□□君以富其於詩古文辞,下筆數千言,(倾)刻立就,□□□□□□洞悉无遺,□關二十餘载而始终□□□(計)(其)□□之歳已……”

在笔者解读“碑铭”的过程中,不时与沙上鹤于乾隆五年中秋后九日撰写的《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以下简称“沙文”)相对照,发现“碑铭”记载与沙文内容有许多相互印证的地方。例如,“碑铭”中提到的“君資既敏於染繪詩赋,(然)不究極其門與,凡向之師事者悉下交而樂與游。由是君之名日起,既而(遂)(樂)從之”。《蜗寄先生传》则有:“内廷故多贤士大夫,见先生之少而好学,皆折节下交,因而笔墨诗文遂日以进,而声誉亦日以起。乃先生则抑然自下,未尝以学问骄人。”

“碑铭”中有部分缺失或模糊不清之处,也能从沙文中找到相应内容的补充。例如,“碑铭”中谈及扈从圣祖仁皇帝一段有部分缺失:“列凡西(徴)南巡北極朔漠絶塞不下數十次能趋走□□□。(登)□猿之山,涉不测之渊,□□□□,猶復客居……”,《蜗寄先生传》则表述为:“前后供奉三十余年,曾无一日少懈。圣祖仁皇帝车驾所临,无不扈从。凡山之高,江之深,绝塞之广漠,先生悉勇往弗怠”。

尽管“碑铭”对唐英本人的记载中与现有史料基本一致,但仍有两处信息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是“碑铭”提到“聖祖仁皇帝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以引掖之”。该提法此前均不见史料记载,然而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它为了解康熙时期的青少年唐英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信息和证据。

当年唐英在扈从康熙皇帝北征南巡时,“趋承之下,车尘马足沐雨栉风于山之左右,江之东西。远至龙沙朔漠,靡不蹒跚经历,几无一息之暇。然于劳攘困顿中,朝昕夕灯,未尝不把卷吟哦,濡毫挥洒……”[21]在皇帝身边“几无一息之暇”却又如此勤奋的少年唐英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康熙皇帝对唐英的书画天分和勤奋好学态度十分赏识,才亲自“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对唐英引导扶持。“引掖”,词典和百度均解释为“引导扶持”。由此联想到大名鼎鼎的清初画坛“四杰”之一的王原祁,能对青年唐英绘画予以悉心教导,便疑团顿消,恍然大悟,顿觉顺理成章了。[22]二是“碑铭”在谈到唐英两兄之子时,有“君皆□養之”的字样,此提法也是首次面世,由此可见唐英情义之重,德行之高。

综上所述,“碑銘”提供的信息与沙上鹤于乾隆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所撰《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中所写唐英家族信息及唐英本人履历基本吻合且有所补充,由此可验证沙文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两碑所立时间与沙文相差不过一年,两者几乎同时成稿,可相互印证。

8、“碑铭”首次披露唐英与撰写人大学士徐本的关系

由于现存“唐氏世墓碑”下部缺失,五十年代所拓的“唐氏世墓碑銘”拓片文字模糊,结尾落款部分文字缺失严重,对“碑铭”作者落款几乎无法辨认,能够识别的只有“……賜進士出身 诰授光禄大夫□□□□□□太子□□東□大□□□□□□□□□本文”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字。后经笔者反复查询比对,在已知条件中找寻交集。发现在乾隆四年至六年,同时具备“賜進士出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这三个身份的,只有军机大臣兼礼部尚书徐本。于是,最终确认该碑铭撰写人是徐本。由此试恢复“碑铭”原文,应是:“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禄大夫 軍機大臣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徐本文”。至此,现有史料从未涉及到的唐英与徐本的关系由此浮出水面。

《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记载: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尚书潮子。本,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七年,擢贵州按察使。八年,调江苏,迁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庆巡抚。……十二年,迁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高宗即位,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刑部尚书。寻命协办总理事务。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以协办总理事务,予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御前侍卫永兴赍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上亲临其第慰问赐诗。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明年,上念本归将一载,复赐诗。十二年,本卒,加少傅,发白金千治丧。浙江巡抚顾琮往祭,谥文穆。上南巡,所经郡县遣祭旧臣,礼部奏请未及本,上特命遣祭。祀京师贤良祠”。

从徐本履历可以看出,雍正五年徐本提督贵州学政,雍正六年唐英往景德镇赴职,其后两人并无交集。只有康熙五十七年徐本考中进士(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编修。其时唐英36 岁,正供职内廷。笔者揣测,在这段时间里,唐英与徐本曾有过接触或交往,相互敬佩或有好感,以致两人友谊保持了多年。所以乾隆四年唐英才选择了已身居高位的徐本为撰写唐氏家族世墓碑銘的执笔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碑铭”中有撰稿者本人为“誥授光禄大夫”的记载(清光禄大夫为正一品),而《清史稿》对徐本的介绍里却无此记载,或许“碑铭”可补充史料之不足也未可知。

五、相关考证

1、关于“两碑一桌”立于何处,为谁而立

基于上述对“碑铭”的释读和分析,我们再来看这两座墓碑和石供桌。两座墓碑,一曰“唐氏世墓碑”,一曰“唐公世墓碑”。二者只相差一个字。“氏”应是一个氏族、家族的意思。[23]而“公”则是特指某某人。根据墓碑名称分析,“唐氏世墓碑”应是唐氏家族祖茔的主碑,而“唐公世墓碑”则是立在某一位“唐公”墓前的石碑。

那么,这位“唐公”是谁呢?是唐英祖父,还是唐英父亲唐为国呢?

“碑铭”载,二人均为“皇清诰赠通议大夫”,那么“唐公世墓碑”是立在哪一位墓前的呢?

笔者发现,在“碑铭”中,唐英祖父被称作“祖”(“君之祖”),唐英父亲唐为国被称为“公”(大通議公),而唐英则被称作“君”。据此,笔者认定“唐氏世墓碑”是立在唐氏祖茔主穴(“兆”),即唐英祖父墓前的碑。而“唐公世墓碑”则是立在唐英之父唐为国墓前的碑,这里的“皇清诰赠通议大夫唐公”即唐英之父唐为国。

而那方“石供桌”则是安放在两个墓碑前用于摆放祭祀贡品的石桌,只不过目前只发现了一方,且只有底座,另一方尚未发现罢了。

2、关于撰写“唐氏世墓碑銘”的依据和信息来源

既然确定“碑铭”的作者是徐本,那么徐本其信息来源于何处?他是依据什么撰写一部几乎是唐氏家族世譜的“碑铭”的呢?

笔者仔细观察,答案就在“碑铭”之中。

“碑铭”一开头,开宗明义便写道:“乾隆四年己未,員外郎兼佐領、督理九江關榷使瀋陽唐君,次其世系發書使,走四千里至京師請余文其墓道之碑,余受而書之”。其中“发书”之“书”则极可能是唐英亲笔所撰唐氏家族世系及唐英本人履历的有关资料,交予徐本作为写作依据。

其次,“碑铭”中还有“今观榷使君所述……”字样,进一步说明徐本手中有唐英撰写的文字材料。

由此看来,徐本撰文所依据的应该是唐英本人亲笔所书的唐氏世族的有关资料,是为第一手资料。据此,笔者认为,“碑銘”中有关唐英家族住地、祖茔、世譜以及其身世的记载都应是出自唐英本人,因此,“碑銘”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记录。

3、关于“唐氏世墓碑”和“唐公世墓碑”的立碑时间

根据碑文记载,两碑均立于“乾隆六年六月榖旦”,[24]此时唐英正在九江任上,并未回京。长子唐文保从乾隆四年起在宫廷内务府供职,次子唐寅保恰好于乾隆六年进京参加乾隆辛酉科会试。唐英乾隆七年十月初十日所作《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六年辛酉,寅保已年十九矣,以回京扫墓请,且值宾兴之期,欲乘便就试。予笑而颔之。乃未几,竟以捷报。……予家从龙入关,历世五叶,隶旗百载,遗清白而守忠孝……”[25]。据此可知,乾隆六年六月,唐寅保“以回京扫墓请”,实为唐英委托其子代自己回乡扫墓,同时为其父及祖立碑,寅保回京后,会同早已在京城的长兄文保,在会试之前(会试时间为八月初八至十四日)的六月间择一晴朗美好的良辰吉日(六月榖旦),兄弟二人代父祭扫并于唐氏祖茔地立此二碑。

另从“碑铭”开头:“乾隆四年己未,……瀋陽唐君,次其世系發書使走四千里至京師,請余文其墓道之碑……”可知,至迟于乾隆四年,唐英便萌发了为其父及唐氏家族祖茔立碑的想法,并派使者带着自己亲书的唐氏家族世谱,走四千里,从九江至京城,面请徐本为其执笔撰文。乾隆六年唐寅保到京时,徐本文已就,此二碑也已刻制完成,文保、寅保回乡后遂将两碑立于唐氏祖茔之地。

说来也巧,乾隆六年,正值唐英六十寿诞,当年还发生了两件事,不禁让人与六月立碑之事产生了联想:

一是春月谷旦,唐英委托人将亲制“青花缠枝莲纹五供”敬献北京东坝天仙圣母庙,器上铭文:“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壩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 乾隆六年春月谷旦”。[26]二是乾隆六年五月初五日端阳节,正值唐英六十寿诞。唐英又烧造了一套同样的“青花缠枝莲五供”,供奉到京都朝阳门外东岳大帝案前,此套“五供”器型与纹饰与前几套相似,局部略有差异,下部纹饰有些不同,腹部开光中铭文为:“大清乾隆六年春月端阳节恭献京都朝阳门外东岳大帝案前永远供奉。钦命陶榷使者沈阳唐英敬制”。[27]这两件供奉之事与立碑恰在同一年,且第二件发生在五月,立碑则在六月,这几件事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史料不见记载,唐英诗文亦无谈及,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却自然想到端阳节供奉之事或许也是唐英委托其子所为。如果说,春月谷旦“五供”供奉到天仙圣母案前是为保其三子万宝健康平安。[28]

那么端午节之供又是为何?这次供奉的东岳庙东岳大帝是何方神圣?唐英为何要供奉东岳大帝?五月的供奉是否与六月立碑有关?

一查资料,竟然如此吻合:

东岳大帝,又称青帝、东帝,为泰山神,是泰山的化身,是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神圣使者,也是历代帝王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在汉民族最古老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泰山位居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万物发祥之地,因此泰山神主生死、寿夭、贵贱,掌籍幽冥、权涉拔罪解冤、通天达地、保国佑民。传说中东岳大帝主管世间一切生物的出生大权,并由此延伸出几项具体职能:新旧相代,固国安民;延年益寿,长命成仙;福禄官职,贵贱高下;生死之期,鬼魂之统。东岳大帝掌管着天下三百六十五路诸神,是阴曹地府十殿阎君和十八层地狱的主宰者。历代帝王对东岳大帝都尊崇有加。

东岳大帝主生死,统鬼神,新旧相代,固国安民。唐英六月拟在祖茔立碑,不正需要东岳大帝这样的神灵护佑吗?唐英欲以自己的虔诚之心,取得神灵的护佑,以保自己儿孙满堂,唐氏家族日益兴旺。祈求神灵护佑,六月祖茔立碑顺利,唐氏祖茔香火不断。由此想来,五月初五供奉东岳大帝不仅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而且为两子六月立碑提供了心理层面和灵魂层面的慰藉。

六、遗留问题

由于“碑铭”拓本的发现和解读,为我们研究唐氏家族、唐英身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一部分唐英研究领域的空白。但与此同时,又引出一些新问题,为唐英研究提出了新的谜团。

1、关于唐氏家族的世族谱系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对唐英家世只记载了唐英曾祖父唐應祖,“其曾孙唐英,现任员外郎兼佐领”。而“碑铭”却无唐英曾祖父的记载,从“高祖”直接到“祖”。原文是:因其家族谱牒散佚,“自祖以上不詳其諱字。相傳君之髙祖某移鎭遼郡,遂家篤至今。……越再傳而爲君之祖,諱(承)(功)□□□□(承)禄承明,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都燕亰,隸籍正白旂下”。此处从“高祖某”“越再傳”至“君之祖”即唐英之祖父,紧接着:“又一傳爲君考,誥贈通議大夫,諱爲國”(即唐英之父)。这里缺失了唐英曾祖父一辈。笔者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徐本“碑铭”所说“高祖”即指唐英之“曾祖”,不过作为进士的徐本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伦理常识上的错误的;二是由于唐英提供的唐氏家族信息文本中原本就没有提供其曾祖的信息,许本文不得不将其略过,从高祖直接过渡到祖父,这种可能性想必也是存在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从“碑铭”可知,唐英祖父在其入葬八十年后被诰赠通议大夫。乾隆六年为公元1741 年,往前推八十多年为1660 年,清顺治皇帝入关定都北京为1644 年,即唐英祖父是在从龙入关十几年后去世入葬的。既然已被朝廷诰赠通议大夫,其信息应该是完整的,唐英遣使交给徐本的文书中其祖父的信息亦应是完整准确的,那么为什么《八旗满洲通谱》中却没有其祖父的记载,而只记载了其曾祖父呢?这不能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此谜团之一。

2、关于唐英祖父的出身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无唐英祖父的记载。而依“碑銘”所述,“越再傳而爲君之祖,諱(承)(功)□□□□(承)禄承明,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都燕亰,隸籍正白旂下”“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都燕亰,隸籍正白旂下”,且“密通王室有名籍”。“後咸積累至大帥,爲公侯富貴者累世。君祖獨□匪□□□□□甲胄身□□百餘戰而□俘獲……不争不伐,故终其身恬退自如,不計顕達……”。“碑銘”中的唐英祖父俨然是一位军中大将,虽然其“不計顕達”,“恬退自如”,但无论如何史料也应有记载。但事实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所能查到的史料均未见唐英祖父的信息,此段唐英祖父的经历应为笔者首次披露问世。此谜团之二。

笔者分析,因其祖父出身于“包衣鼓人”,为满清皇家家奴,即使身经百战立有战功也未必能加官进爵,故未列入史册,但其长孙唐傑能“朝臣薦得七品官。不願就職,僅以冠带终其身。”其季孙唐英能十六岁便入职内廷,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一定与其祖父功绩有关。因为唐英之父唐为国“隐德弗售”,并无官职,且“性磊落,不植生産,……於興而見”,显然唐傑能“薦得七品官”,唐英年十六能“入职内廷”,显然不是其父的原因,那必定是其祖父的声望及影响无疑了。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唐英祖父的名字目前尚不敢最终确认。“碑铭”拓片中“越再傳而爲君之祖,諱(承)(功)……”,“諱”字后面的两个字模糊不清,笔者认读为“承功”,但不能确认是否正确,需要后续的发现才能予以更正或确认。本文暂用笔者认读的结果称呼唐英祖父为“唐承功”。

3、关于唐英所葬何处、墓在哪里

“碑铭”中有一段字迹模糊,辨认不清,但断断续续的文字却不能不引人注意,发人深思。

“碑铭”在说到“君初娶趙氏継馬氏怨數疾”后,转而说到“誥封淑人穴於□穴之第四穴……”。据此可推知唐英两位妻子去世后都葬在唐氏家族祖茔地。这不能不令人自然想到,唐英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去世后所葬何地?其墓在哪里?是否有墓碑、墓志铭?此谜团之三。

笔者推断,既然唐英元配、继配甚至侍妾可姬都已回乡安葬,唐英去世后理应葬入其唐氏家族祖茔地。若此推断成立,果真如此,唐英之墓也一定在长店村唐氏祖茔墓地,只是尚未有史料记载,未发现其墓碑而已。目前只能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史料发现。

4、关于唐英出生地

根据笔者对“碑铭”以及各种史料的研究分析,确认唐英家族从龙入关进京后,居住在北京东直门外坝北唐氏莊(长店)(今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既然如此。那么唐英的出生地是否就在长店村呢?在唐英本人的诗作文章中,只披露了其出生日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五月初五端阳节,并没有提及出生在哪里。此谜团之四。

笔者认为,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康熙二十一年唐英出生时,其父母均居住在唐氏莊(长店),若无特殊原因,唐英出生在长店村应是情理之中之事。但仍需进一步的史料发现和考古发掘的证实。

综上所述,“两碑一桌”以及《沈阳唐氏世墓碑铭》拓本的发现,填补了唐英研究领域的部分空白,使得对唐英家族、家世、身世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料,不能不说是国内唐英研究领域的一件幸事。期盼拙文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重视唐英的深入研究,以期在不久的将来,学术界在文献方面与实地考古调查能够有更多的新发现,一解众人多时的谜团!

(2023 年7 月3 日初稿于北京)

注 释:

[1] 黄清华、郑泽婷:《唐英后乐图石像考》,《景德镇陶瓷》2022 年第02 期,第5 页。

[2] 李仅录、王光尧:《北京新出土唐英妾可姬瓷骨灰罐》,《东方博物》第三十辑,2009 年第01 期,第41-45 页。

[3] 《周礼•春官•墓大夫》:“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笔者揣摩,“碑铭”中“令萬民族葬,而……”其后缺佚部分似应接“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

[4]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总支部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村民委员会:《长店村志》,2010 年,第4 页。

[5] 【清】高天凤修、金梅纂:《通州志》卷一,乾隆四十八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6] 徐志强:《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7] 参见唐英《陶人心语》记载,古柏堂乾隆三十七年武林重镌本。乾隆六年时,唐英的两位兄长唐傑、唐士,三位妻妾均已离世。

[8] 孟子曰“死徙無出郷”,即丧葬与迁居都不离开乡土。孟子用以说明井田制经济下农民生活安定的用语。出自《 孟子•第五卷•滕文公上•第三节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向孟子问井田制。孟子说明了井田制的内容和优越性之后,又说生活在这里的小农“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9] 清光绪十二年(西元1886)彩绘本《北京城郊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该图于西元1899 年由W.W.Rockhill(柔克义)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

[10] 【清】弘昼,鄂尔泰,福敏,徐元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八,第855 页,乾隆内府刻本。《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唐英曾祖父记载为:“唐應祖,正白旗包衣鼓人,世据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曾孙唐英,现任员外郎,兼佐领。元孙德格,现任八品官;庚保、寅保,俱现系举人;寅年,现系生员。四世孙唐景,亦现系生员。”

[11] 乾隆三年九月廿三日,唐英仲兄之子唐光分乡试中举,这是唐英家四代人中第一个科举高中之人,捷报传来,唐英喜作《舍姪喜登贤书,漫成一首寄之》:光分犹子即吾儿,淮海秋风捷报时。今日尔知书可读,半生我抱志徒悲。三年科第寻常事,四世人文创始奇。(唐注:寒族从龙进关四世,今发舍姪一人。想见一松堂上乐,(唐注:一松堂,家兄堂额。)桂花棠棣几枝枝。(唐注:舍姪弟兄七人。)

[12] 【清】沙上鹤:《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第1289 页。

[13] 雍正十年七月廿二日,唐英一家八口自京城南来投亲,抵达景德镇。当晚唐英作《儿女远来,天涯团聚,遥忆两兄,神飞万里,和泪挥成,存殁志痛》 :“艰辛八口天涯聚,雁齿西风思转身,潦草已完儿女计,缠绵不了弟兄心。五年遗累多家难 ,百岁相依几寸阴。犹是一松堂上月,(唐注:一松,仲兄堂额也。)圆亏两地照沉吟”。此詩说明雍正十年时,其两兄均已离世,无疑已入葬唐氏祖茔。该诗收录于唐英《陶人心语》卷之三,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第36 页。

[14] 陈宁:《督陶官唐英<陶人心语五卷本的整理和研究>》,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160 页。

[15] 【清】沙上鹤:《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第1289 页。

[16] 唐英学社黄清华著文曾谈及“至于诞下三子万宝的妻妾为何人,目前检索文件未见,续娶时间似应是小妾可姬殁后数年里”,详见黄清华、郑泽婷《唐英后乐图石像考》,《景德镇陶瓷》2022 年第02 期,第4 页。

[17] 关于唐英次子唐寅保,据现有史料已知信息为:寅保(?-1773 年),字东宾,号芝圃,一号虎侯,又号桐封,室名“秀锺堂”,唐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乾隆辛酉(乾隆六年)举人,戊辰(乾隆十三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务府郎中,杭州织造,安徽庐凤道,税务管理等。著有《秀锺堂诗钞》。

[18] 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第237 页。

[19] 黄清华、郑泽婷:《唐英后乐图石像考》,《景德镇陶瓷》2022 年第02 期,第5 页。

[20] 唐英有两首诗提及其女。唐英雍正十年七月廿三日《孀女远来,慨成二章》有唐英注:“予奉差后,长壻夭折,次女亦亡;有一外孙女,是年新殇;有一外孙,留侍其祖”。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年,第20 页-第21 页。同日作《稚女》,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年,第21 页。

[21] 乾隆十二年七月廿六日唐英为梁溪施景南《书法指南》一书作序。其中谈及:“十龄以后,问学之功虽浅,颇有观书作字之癖。书不甚解,开卷无昏昼;字无所师,执笔忘倦顇。年十六,入直内廷服事。趋承之下,车尘马足沐雨栉风于山之左右,江之东西。远至龙沙朔漠,靡不蹒跚经历,几无一息之暇。然于劳攘困顿中,朝昕夕灯,未尝不把卷吟哦,濡毫挥洒。盖癖在是也……”,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第346 页。

[22] 唐英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题罗梅仙画山水小跋》中提及,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年)三月十六日(唐英24 岁)与王司农麓台先生同系舟于(杭州)海涌峰下,篷窗对月,听其论画的经历。见《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年,第90 页。另,乾隆十年九月初五日唐英为玉川张君《题友人画册》文中也谈及自己少年时,曾见黄公望“富春山卷子”,“时余受业于娄江王麓台夫子。”见《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年,294 页。

[23] 氏,姓氏。——《玉篇》。按,秦汉以前,“姓”和“氏”不同,“姓”为“氏”之本,“氏”自“姓”出。夏、商、周三代,氏是姓的支系,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略•氏族》

[24]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第六十九册,第91 页,有记:“唐公墓碑,京8245,清乾隆六年六月刻,碑在北京朝阳区金盏长店村。拓片长190 厘米,宽70 厘米。正书。年月据‘唐氏茔地碑’补”。

[25] 唐英乾隆七年十月初十日作《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见张发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第237 页。

[26] “五供”包括一对花觚、一对烛台和一件鼎式香炉,共五件。这套乾隆六年唐英制“五供”之一的“青花缠枝莲纹花斛”,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一对乾隆六年唐英制“五供”之一的青花缠枝莲纹烛台,收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系斯蒂芬•布舍尔旧藏,均高67 厘米,足部坡面如意头形开光,内自右向左排列竖写七行青花楷体供养铭文:“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监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坝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 该对烛台分三段分别烧成,由底座、中段和烛盘组成,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花觚为同年烧制,但专家通过花纹对比,确认这对烛台与此花觚并非一套。说明乾隆六年唐英烧制并供奉到东坝天仙圣母案前的青花“五供”不止一套。

[27] 清乾隆六年端阳节唐英制青花缠枝莲纹“五供”之一的一件花觚,见于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1996 年春季拍卖会。该花觚高65 厘米,腹部如意头形开光内自右向左排列竖写七行青花楷体供养铭文:“大清乾隆六年五月端阳节恭献京都朝阳门外东岳大帝案前永远供奉钦命陶榷使者沈阳唐英敬制。”

[28] 乾隆五年八月十八日唐英三子万宝出生。

注 解:

世,本义为三十年,后引申为一代、一世;世代、累代、世世代代;时代;世界等。父子相承为世。因以指一代。《周礼•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郑玄注:“父死子立曰世。”《礼记•大传》:“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世代;累代。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五》:“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庆薨。庆即奋之小子。世以淳厚为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止足》:“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唐•韩愈《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家世习儒学词章。昆弟三人,俱传父祖业。”墓,本义为坟墓,后引申为宏伟的陵墓、墓志、葬等义。“墓”,“莫”表否定,为没有;“土”为土地、土壤。“墓”字“莫”在“土”上,意为土上空无一物。上古时期凡掘塘穴葬棺木,盖土与地平,不植树者称“墓”,后泛指坟墓。“莫”的甲骨文为日落林中之形,是“暮”的本字,表示黑暗。“暮”“土”意为黑暗的土地,意指地下。此处借指人死后所葬之处,即坟墓。《说文》:“墓,丘也。”段玉裁注:“丘自其高言,墓自其平言,浑言之则曰丘墓也。”《周礼春官冢人》:“正墓位。”也指茔域、陵园。冢茔之地。——《周礼•墓大夫》注。古也墓而不坟。——《礼记•檀弓》。注:“墓谓兆域,今之封茔也。”冢有状,墓有铭,神道有碑,有传有诔有颂有赞有墓祠,而犹未已也。——明•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家庙记》 周礼有冢人、有墓大夫。郑曰:冢、封土为丘壠,象冢而为之。墓,冢茔之地,孝子所思慕之处。……墓之言规模也。《方言》:凡葬而无坟,谓之墓。所以墓谓之墲。注引《汉•刘向传》初陵之墲(墲w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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