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一 军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 兰州 730030)

一

相比古代文学中的重要事件,五四文学革命距离我们不算遥远,然而它的真实面貌已漫漶不清。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第一时间,发起和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就对其进行了陈述、分辨和解释,然而他们的讲述和辨释基于各自立场和观点,都隐含某些盲点,存在某种偏颇,不可避免具有一定局限性。这大抵是人类认识的宿命,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假如我们虑及西方后现代主义论调,情形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类认识赖以进行的语言本身迁延不止、变动不居,想要获得事件真相本来就是痴人说梦。于是,历史成为叙述,认识的客观性不复存在。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辩证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具有相对性,语言也是如此。依此而行,后现代主义视为诡秘的语言终究还是人类至为可靠的朋友,是它引导人类走出丛林和岩洞,走向现代文明。就五四文学革命而言,尽管后来每个时期的反思和重述都存在盲点和局限,有时甚至因为某些突出因素的干扰严重失真,但是学术界还是在一棒接一棒地推进对它的理解和把握,终究在愈来愈抵近真理的堂奥。当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认识便有了一个大的突破,五四的洞穴被打开了,情势变得愈加开阔。便有不少学者跟进,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建立越来越切实、紧密的联系。

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人遭遇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眼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衍生的力量还在持续塑造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完整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就成为我们认识自身存在、开启未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这自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使命。然而,就目前实际来讲,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认识还不充分,对于它的历史渊源和生发机制就更不甚了了。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说法业已为学界熟悉的情况下,惯常的文学史却依然在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历史的一个突变。依据常识,我们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违背马克思主义“量变与质变”的规律。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对相关历史细微复杂关系的清晰呈现,习惯认知还会严重影响和束缚我们。这就是张向东教授的专著《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1]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和其他许多认真做学问的人一样,张向东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系列疑问面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下面若干就是萦绕他脑海的问题:

1.五四文学革命突然之间怎么涌现了那么庞大的作家队伍?要知道任何一个等长的古代文学的历史时期的作家队伍与之相比,都是难以企及的!

2.人们常常以为“一校一刊”造就了五四文学革命,难道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切实的“回响”和贡献吗?假如真是这样,“孤岛”一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怎么会以巨大的历史能量很快波及全国呢?

3.文学革命等于废弃文言文吗?反对文学革命等于反对白话文吗?要知道蔡元培支持文学革命,但不主张废除文言;林纾反对文学革命,但并不反对白话文。这是一组经常被含混过去的关系!

显然,仅仅依据上面罗列的问题,我们就该猜测五四文学革命和清末民初社会文化之间存在撇不清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诸多方面尚未认识清楚,根源当在于未能全面、细致、深入研究清末民初与五四之间的切实关系,这意味着晚清和五四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有待拓展、深化的空间。张向东就是带着许多这样的尖锐问题开展研究的。

可见,张向东的出发点是强烈的现代意识,这一点上他让五四历史成为了当代史。本来对现实的关怀是一切历史研究的灵魂,显然,这在张向东这里成为了自觉的操守,这是很宝贵的,因为研究历史都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困惑。缘于此,晚清和五四文学革命在张向东兴趣盎然的现代思考中开始摆脱习惯知识的固化状态,在松动和解放之中获得了自身的丰富性。

二

然而,切入问题的角度或者解决问题的抓手是什么呢?最好的答案是厘清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近代中国人面对的知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只是传统的儒释道,西学与时事新闻成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获取信息、认识自我的渠道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刊媒介全面深刻介入并改变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所谓“欲通今者莫如读报”;以至于人们认识到报刊这种文化传播媒介的到来成为“晚清中国大变局中重要的一环”:它在有效消除人们以前存在的隔阂,去塞求通,开扩见闻,开启民智,破除迷信,激发志气,连合团体,由此成为振兴民族国家提纲挈领的一个“武器”。尤其是,当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意欲瓜分中国时,白话报刊更加成为先觉士绅启蒙大众的绝佳方式,由此开启了通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读报渐渐变成人们合乎时代要求的一种生活时尚,也成为人们获取大学问的最重要渠道。这时从旧式文人中蜕变出了具有新的审美情趣的新型知识分子,广大民众也在通俗文字的“猎奇”中,渐渐受到现代知识的洗礼。于是,作为新型媒介的报刊逐渐成为觉醒的中国人的内在尺度,它在重新为中国人确定新的生活目标、意义和价值,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轨迹。古老中国的文化岩层由此被撬动了。此乃张向东孜孜以求探究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真正缘由,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于是,对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资料的运用和分析,就成为张向东著作的中心任务。在《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一书中,作者频繁而稔熟地调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资料,周详论证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复杂联系。当然,就二者关系讲,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作用,学界已无人否认,但是作者明白:问题在于阐明具体详实的作用及影响。所以,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像《演义白话报》《蒙学报》《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妇孺报》《湖州白话报》《白话》《中国女报》《白话新报》《浙江白话报》(《浙江白话新报》)《芜湖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第一晋话报》《晋阳白话报》《晋乘》《山东白话报》《济南白话报》《河北白话报》《地方白话报》《竞业旬报》《广东白话报》《有所谓报》《岭南白话杂志》《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俗话报》《安徽通俗公报》《安徽船》《皖江日报》《公民白话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伊犁白话报》《正俗新白话报》都为其所用,以铺排和解释这一段原来显得相当粗疏的文学史。历史学本来是一门解释学科,解释“首先是对史料的解释”,藉此“力求恢复史实的全面真实性”,然后对“通过史料建构起来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2]。这就是张向东广泛而详尽运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资料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进入那一时段白话文运动的历史现场,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眼睛向下”,通过时事新闻、小说、戏曲、歌谣、杂谭、传记、图画等形式,变革风俗、启蒙大众,使得各类文体在报刊中杂陈与互见,形成“报章体”对文学的渗透,导致人们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传统诗歌被装进新的内容,旧的形式眼见就要被撑破,民间歌谣又在一旁解构它;具有“不可思议之力”和新鲜时代感的小说大行其道,逐渐取得文学正宗地位;戏子的地位开始上升,有了和文人学士一样被看待的趋向;戏曲地位得以抬升,取法西洋的现实主义戏剧主张也提出来了;具有战斗性、讽刺性、论辩性的形象幽默、短小精悍的杂文已基本成形乃至异军突起……各种文体越来越具有时代性、西方性、多样性和个性化色彩,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开启。《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就是这样一部在详实资料基础上“力求恢复史实的全面真实性”的著作,避免了惯常人们从宏观角度把握这段历史的大而化之流于粗疏的问题。这样建立在细密资料基础上的呈现与考辩,所揭示的道理的确胜于雄辩。

然而,尽管依靠具体历史资料,宏观的透视和把握却是必须的,因为文学史需要综合的解释,而且还存在一个问题:这段历史如果仅仅从文学或文学史角度去看往往会“流于简单与偏狭”,假如能从“传播学、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去考论”“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1]15。于是,《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便自觉运用了文化社会学、媒介理论、阅读史和新文化史的诸多方法。例如:作者引述《敝帚千金》登载的一篇题为《白话报迷》的短文,论说白话报对人言说功能的恢复,便恰如其分引证了海德格尔“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观点,如此一来白话报的意义价值就彰显了。就新型报刊媒介催生“思想界”的成长,使得读书人走出科举获得了新的角色和身份的问题,作者引述加拿大著名媒介研究家麦克卢汉关于报刊媒介的重要论述,很好说明了问题。当论及清末民初白话报人在文学革命中的表现时,作者运用了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这样就把白话报人的诸般情态、诸多差异从理论高度澄清了。透析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中语言建设与民族国家意识培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则运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正是白话报刊运用通俗文字将“百姓”编织进了“民国”的想象共同体。当然,作者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是节制的,绝不为炫耀而调运理论,完全是以点睛之笔作有效解释。这样一来,《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一面为我们呈现了恩格斯所说的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的,无数互相交错力量形成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一个合力”的作为一个苦难民族整体走向未来的动人历史场景,一面又作了现代有深度的历史审视[3]。

三

《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微观和宏观的结合,史料和理论的运用,给我们全方位呈现了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五四文学革命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意外惊喜,而是清末以来几代先知先觉历经数十年苦心培育的结果。《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在细致入微、委曲周祥、切实深致中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从清末白话文运动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又一次抵近了原初的丰富和鲜活。而在鲜活的历史面前,首先让我们感慨不已的是清末到五四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执着赤忱的国家民族情感,于是,《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感受了有感情有温度有深度的历史。

首先,晚清报刊源自西洋人办报,清末民初中国人办报并非出于对这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好奇”,而是由于危急存亡的国运。换句话说,清末民初白话报刊是为了“醒世救时”。维新运动以后,先觉的知识分子深切认识到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不堪,受西方触动目光开始下移,着手开启民智,培育新的救国力量,于是,运用通俗文字的白话报刊遂成为日胜一日的文化现象。借助白话报刊,白话文运动便在清末民初大张旗鼓开展起来。所以,像裘廷梁这样的白话报人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实乃痛定思痛的自我否定,浚发民智的使命让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自我革新,进而塑造新的国民,实现民族自救和国家自强。于是,白话报刊便大力提倡戒烟、剪辫、放足、废八股、揭露封建迷信、批判旧式婚姻……揭露人的自私、麻木、冷酷、虚伪、愚昧、守旧、怯懦、退让、依赖、势利、卑下、奴性、萎靡、涣散等等,表现了非常自觉的历史担当。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方面已做了厚实工作,其批判已触及国民深层心理与精神,这直接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所显示的民族自救意识直接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美学风范,其在语言意识层面“辟人荒”“发现人”的特质直通五四“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无疑,《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在精神层面深度沟通了清末和五四。

其次,《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也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从清末白话报刊到五四文学革命,是人的互动的复杂历史,把握这段历史也就必须从特定人际关系出发。

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报人-创作者-读者之间的多维度、多层面的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旧学衰落,报刊出现,科举废除,“骤然间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报刊文人群体,这既是现代文学得以发生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关键因素”[1]83。诚然。从清末民初白话报人中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五四或稍晚的新文学作家,多是受清末以来白话报刊“新文体”的影响成长起来的。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还培养了新文学的同道,形成新文学“中心作家”“外围作家”“大众作者-普通撰稿人”和“普通读者”的多个圈层。这中间,清末以来那些有名无名的白话文作者尤其值得重视,正是他们对于白话文写作的不断“尝试”,“才使得白话成为新文学的‘利器’”[1]217。这中间“普通读者”的地位同样值得重视,因为它以“农工商”的“大众”读者群显示了由白话报刊引起的读者群体的“千年未有之巨变”[1]53。正是这样的论述昭彰了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而这样的“运动”才可能为五四文学革命蓄势造能。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清末民初白话报人悉数历时“演化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推手”[1]110,其中有推动者,游离者,甚至还有反对者。之所以这样,不只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还有文坛地位的争夺,地域籍贯的纽带联系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造就了后来五四文学革命的生动而复杂的局面。这同样是回归历史现场的论述,也是更为细致、精确的论述。

第三,《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在让我们更加透彻认识了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的同时,也使二者的分别变得更加明晰。

借助《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我们切实看到了报刊作为新的传播媒介的“革命”力量,正是由于它的包罗万象,使得不同文体在同一平面对比、参照、影响、渗透,从而引发传统文体语言形式的变化。而白话报刊文章大量铸造新词,引入外来语,运用西洋文法和句法,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运用分行分段的写文形式,不仅增加了汉语表达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动摇了旧文体地位,还造就了新文学文体,为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彻底的文体解放做了有益尝试。小说、戏曲、歌谣等通俗文学则借助白话报刊从文学边缘地带游弋到文学中心,变成“文学之最上乘”,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而白话报刊新闻的强烈现实感与批判性则催生了后来为五四文学革命延续和强化的写实与讽刺两种潮流。从白话文写作能力来看,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实际受惠于清末以来的白话文写作训练。所以,在总体上,从清末到五四,白话文的写作越来越顺畅流利,而且“绝不能说清末的白话文没有超过五四白话文的个例”[1]177。显然,这些都是丰富我们知识、更新我们认识的论述。

《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使我们更加明晰了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分别:思想方面,五四时期的国民性论述显然更为具体、系统、全面,而且这时个人上升到与国家同等重要的地位,显示出个人本位主义倾向。语言艺术方面,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只是有意主张“白话”,而五四文学革命有意主张白话“文学”、国语“文学”,这方面胡适早就指出了——五四的白话已是“文学的白话”,如此白话便有了生命,能够长久发达了。总之,如作者所说,研究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有效弥合了清末社会文化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裂痕”,让我们清晰观察到了“文学进化的轨迹与阶梯”[1]16,进一步拓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对文学革命发生背景和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