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正 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形式论的任务是找出各种表意方式的共同特征,往往被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数学。公式适用于可以量化的学科,而偏偏人文学科追求的是质的认知。形式论提出的观察方式,如何能应用于不同质的文化呢?形式论面临的这个挑战,也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各种不同质的文化,只能描述,不服从任何归纳。形式论找出可以比较的角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四海之人在无穷变异中都可以参照的可能性。

1978年,赵毅衡在社科研究生院攻读莎士比亚时,其导师卞之琳先生就看出他的思维特点:喜欢刨根问底地找规律。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寻找现象之后的底蕴与规律,正是形式论的出发点,这一理论范式正符合作者力图构建的一种理论体系,也成了作者投进毕生精力的事业。多年之后,有学者这样评论,“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赵毅衡教授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钻研形式主义文论的文艺理论家,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将形式主义文论介绍到中国,改写了中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由现实主义-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更是以其理论把握之精到、研究视野之开阔、叙述文笔之酣畅,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80、90年代,很多学者正是通过赵毅衡的著作才一窥形式主义文论、叙述学的门径。”[1]

20世纪80年代,赵毅衡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学术的爆发期,也是他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时期,他提出了“文化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这样就把他研究的叙述学、符号学诸规律转化为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90年代,他写出了《苦恼的叙述者》,虽然探讨的是晚清小说,但“赵毅衡没有把目光局限在晚清小说的形式特征上,而是将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机制的表征。这也就是赵毅衡所说的,叙述文本,可以作为文化的窥视孔,可以作为文化结构的譬喻”。

1990年的《文学符号学》以及1995年的《比较叙述学导论》《礼教下延之后》等著作,都是赵毅衡教授形式-文化理论的总结与推演。在系统的学术之外,作者还先后写出了《诗神远游》《对岸的诱惑》这两本关于中西诗学文化交流的书,一直成为比较文学的必读书目。

最能代表其形式论研究成果的,是作者近二十年中陆续出版的“意义形式理论系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2),《广义叙述学》(2013),《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2017)以及《艺术符号学》(2022)—— 每本著作各有30-40万字,共150万,它们构成了学术史上(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意义形式论”的最详尽最周密的阐述。这一系列著作不仅总结了这些学科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成绩,而且注意开掘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想资源,以及中国社会文化近年的发展(例如影视文化、网络文化)成果,它们构成了“意义形式文化论”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潮流的切实基础。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来,屡次获奖,三次重版,成为很少见的“学术畅销书”。2012年,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就奖二等奖、四川大学人文社科重要成果奖;2013年,获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此书曾被《中国图书评论》称为“近三十年最重要的符号学著作”“是翁贝托·埃科70年代的《符号学理论》一书以来,最完善而系统的总结符号学的著作。”[2]此书不仅总结了世界符号学运动半个世纪的成果,而且在中国哲学基础上,对符号与符号学这两个古老的出发性概念,作了全新的定义,“符号学就是形式意义学”“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这意义的感知”。一个全新的定义引领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符号学不再是“一物代一物”的简单指称,更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空洞能指,而是从物世界到实践世界到思维世界的意义载体。

四十年来,作者秉承“文化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的观点,从当今世界文化符号实践出发,将一系列符号意义行为规律,扩展到文化运行的规律,形成了符号学的新原理。比如,“物-符号-艺术”三联体滑动和“三性共存”“解释漩涡”“中项偏边标出性”“伴随文本作为文化联系”“理据性的符用滑动”等。这些原理看似抽象,但在文化研究实践中非常有用。因此深受学界欢迎,涌现出一大批应用性的论文。据中国知网近年来统计,以“伴随文本”为主题的文章有310篇,以“标出性”为主题的有196篇;“解释漩涡”比较难懂,但也有9篇。正如学者评论:“读过该书之后,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那套完备的体系,而是赵毅衡在总结西方各派理论家对某一符号学问题的论述后,会运用中国本土的经验与例证,指出西方理论家论述的不足,并进一步推进对该问题的探讨。这才是赵毅衡的这部著作中最令人钦佩的地方。”[1]92

《广义叙述学》出版于2013年,也是作者四十年来思考的结晶。2014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2015年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叙述学在世界上,在中国,研究者众多,其发展历史悠久,流派纷呈,但大部分叙述学著作都集中于小说形式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化中数量更为庞大的叙述类型,例如戏剧、电影、游戏(包括电子游戏)、视频、体育比赛、历史、传记、新闻、日记、庭辩、纪录片、电视采访、广告、预测、甚至人的幻觉与梦等这些巨量的体裁,几乎无法涉及,更不去处理这些叙述的总体规律。

找出所有叙述的分类原则与共同规律,是赵毅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心怀的志愿。1994年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言》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但那时还比较集中于小说叙述的整理分析。到了《广义叙述学》,作者将几乎所有的叙述体裁纳入分析框架,分两条轴线展开,一是文本的存在地位,即纪实/虚构;二是文本的内在意向性,即时间指向。这样所有的叙述体裁都在分出9种体裁集合之内,从而揭示出它们的叙述规律。这种创新性的分类,为一些长期未决的问题提出全新的研究思路。

不仅如此,作者《广义叙述学》一书中,还提出一连串新的见解,它们成为解决很多叙述问题的犀利工具。例如纪实与虚构的“二度区隔”问题,“可能世界三界通达”“叙述者的框架/人格二象”“跨层与回旋跨层”“犯框与元叙述”等。在“广义叙述学”的影响下,近年来许多叙述学论文,开始沿着这些方向进一步开拓,出现了中国叙述学超越文学分析,朝广义叙述发展的潮流。《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刊登王长才教授文章,指出:“放眼世界, 就其抱负、创见来看, 这部著作的确是近年来最为重要、最值得研读的叙述学著作之一。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建构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还可能吗?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该书的确做到了。”[3]

符号学、叙述学作为文科的研究方法,让许多研究者感到极为顺手,能用来分析许多问题,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者,也满足于提供方法,但作者认为这些貌似形式的问题,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我们找到人的意义世界如何形成的关键入口。于是,2017年,作者写出了《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一书,此书先后获得四川省哲学社科特别荣誉奖,教育部哲学社科二等奖。

此书分成三部分,首先是符号现象学(semiotic phenomenology),讨论意义世界的形成方式,讨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中心”论述,与符号现象学的“意义中心”论述的关联与区别,提出了意义世界的“七分区”理论。第二部分是意义的经验论,讨论了意义与人类经验的关系、交流与传播是如何形成的;第三部分是意义的社会学,讨论了意义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以及人类意义生活面临的巨大变异,包括符号泛滥,人工智能等重要课题。

这本著作,作者的学术创造力与广泛理论视野融为一体,却不拘泥于陈说,充分运用中国历代的思想资源,推进世界学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用从孟子到王阳明的心学讨论,加入到符号现象学的哲学思考中,从而使哲理的挑战具有中国特色。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包括“意义世界的构成方式”“复合解释的四种方式”“认知差作为交流的基本动力”“展示决定意义”“文本横向真知”,以及“元符号升级”等重大问题,已经引发了许多青年学者的兴趣。

赵毅衡2022年刚出版的《艺术符号学》也是从形式意义出发,聚焦于分析艺术形式引发意义过程,从艺术的定义,艺术形式的意义构成,及艺术意义的解读,以一系列的理论发现,重新给艺术一个形式意义框架。迄今为止,中西方关于各种艺术门类的符号学研究的著作与论文都比较多,但偏偏符号学艺术理论,或者说讨论艺术整体的符号学,几乎找不到。难得有几本著作,几篇论文,包括影响很大的朗格的著作,以及巴尔特的若干著作,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本《艺术符号学》,既是艺术学形式理论的前沿成果,也对世界符号学理论在艺术理论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人的意义活动之“虚而不伪”“诚而不实”,渗透了文化的复杂性,这正彰显形式论的力量。这些看起来是个形式问题,却涉及文化与人性的能力。这也证明人性有可以形式化的方面,文化也有可以形式化的方面,也只有形式化后我们才能看出这不是个别人的聪明。只有完整的人格,才能欣赏这种假戏假做。这或许也是人性的最幽微处吧。从这个角度看,最形式的,正是最人性的,因为人性的完美演出必是悖论的,文化的成熟也必然是反讽的:在这个以反讽为主调的时代,多元文化不应当是存异谋同,而应当是同中得异。正如一些学者注意到,赵毅衡在“形式论系列”中多次提到聚合/组合的双轴运动,能指/所指和理据性的滑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符号化与主体化双轴运动的说法,却将这一基本判断实实在在地贯注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论述环节中。符号化与物化相对,是一个意义化的过程,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的落“实”都离不开意义活动参与者的创作、交流与争鸣;在“零度写作”“无发送文本”“二度创作”“无限衍义”等极限情景预设中,主体化的程度随之推演至极,可即便在此时,符号文本“横向融通”的要求也不容罔置,后者始终与主体化的过程齐头并进[4]。

形式论的论证方式既基于经验材料,又很逻辑抽象,确实可称“文科的数学”。整个现代批评理论要处理的共同问题:人的存在是带激情的个别性的存在,人的意义行为不按理出牌,文化中都充满了真真假假不自觉无意识的行为,但整个现代批评,要处理的正是这种自主与非自主混杂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揭穿意识形态的“假相”,心理分析深入到无意识之中,阐释学则是循环往复之中寻找可以暂时停留的平衡点,而形式论则是专门对付意义的在场与不在场的交错。赵毅衡的这一系列著作,是学界第一次对“意义的形式文化论”做出的根本性的成果,这种理论的最大的特点是“从形式出发,理解社会文化”,因而让我们感受到覆盖的广阔的学科面,它们有符号学、叙述学、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艺术哲学、媒介理论等。

20世纪初之前,西方没有形式论,东方也没有形式论:虽然东西方都有些哲人讨论过意义形式,却没有这样一个理论体系。20世纪初,在俄国、英国、瑞士、美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试图解释形式的人,他们互不相识,至少在最初二十多年,不了解别国人在做什么:什克洛夫斯基不知道索绪尔,索绪尔不知道艾略特,艾略特不知道皮尔斯,皮尔斯不知道瑞恰慈……这些自发的个别事件,没有人协调成运动。一直到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才受到索绪尔影响,多勒采尔后来称上世纪初这个突发的“形态学热”为“星座爆发”。

不只是形式论,在20世纪之前,乃至整个现代文化批评理论都没有真正出现:弗洛伊德还在医治歇斯底里病;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还等待卢卡奇和葛兰西发展成文化理论;胡塞尔还在研究数学与逻辑,刚起步走向心理描述。现代批评理论的四个支柱: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形式论,一个都没有出现。20世纪初奇迹般爆发的,是四大星系组成的理论银河: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开始思考现象后面的底蕴,以及贯穿底蕴的规律。

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催醒了思想,或者说思想的爆发表明了某种文化变迁的压力。到了20世纪开场后不久,现代批评理论渐渐成形,现代式的学术交流也开始形成,与世隔绝的“民族独特”的理论体系,已经不可能。

这不是说中国学术不应当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而是说中国理论界并不是在“追赶”某个文化特有的理论,中国人应当而且已经对整个现代批评理论做出贡献。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肯定能帮助我们作出独特贡献,但中国理论界的贡献并不局限于解说中国先贤的思想,从王国维开始,就已经没有“纯粹”的中国思想。现在中国学者的理论贡献或许尚是零星的,不久后的贡献肯定是全面的,这其中会包括作者多年来对形式论的贡献。

最后借用李松睿对赵毅衡形式理论的总结:“首先,他从不随意选择研究对象,每一项研究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形式主义文论,是为了扭转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弊病;在新世纪研究广义叙述学,则是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界急需一种涵盖各类叙述的学科。这就使得赵毅衡的学术研究总是能解决一些真正的问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次,赵毅衡原来以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知名,但他的研究却具有鲜明的中国主体性,他总是用中国本土的经验与例证,指出西方理论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推演出新的理论表述。因此阅读赵毅衡的著作,我们总能在里面觉察到作者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自信,这在长期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的中国学界中非常少见。”[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