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君函

《双城记》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于1859年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社会背景，以德法日夫妇、马奈特医生、马奈特小姐、伯爵外甥查尔斯·达内、卡顿为主要人物，介绍了在革命的混乱中发生于伦敦、巴黎两城的故事，呈现出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双城记》是狄更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由于《双城记》的巨大影响力，其改编作品种类繁多，涵盖舞台剧、电视剧、话剧等。其中，电影的传播较为广泛，《双城记》最早于1911年被维塔格拉夫制片厂经由导演查尔斯·肯特改编为无声电影。受当时电影学说影响，片长只有20分钟，内容情节较为简略。随后，《双城记》分别于1917、1922、1935、1958、1980年在英美上映6次。其中，1935年版较为成功，收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其作品于不同时期的影视改编也恰当地体现出电影的发展状况以及时人对狄更斯作品的不同解读。

一、《双城记》的艺术特色与电影改编潜力

大卫·本德尔认为《双城记》以极强的历史性区别于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其强大的故事情节性也与作者其他人物主导的小说不同。学界普遍认为狄更斯在此部作品中反映了18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风貌，其对法律制度的描写，揭露英法等国司法体制的种种弊端。小说中德法日夫人的形象与残暴的雅各宾派相呼应，对愤怒市民进攻巴士底狱的描写增添了小说的现实性。《双城记》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充足的资料让小说对社会的建构与真实社会紧密贴合。与一般叙事结构不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将蒙太奇式的电影剪辑手法贯穿于文本叙事中。“蒙太奇”来源于法语词汇montage，原意为“装配”，后逐渐成为电影艺术的专有名词，意为组合、构成、剪辑。《双城记》情节不围绕单一线索展开，而采用跳跃式的叙事逻辑，将悬念感注入文中。在小说第二章“邮车”中，狄更斯在不同视角的环境描写中快速变换，首先描绘马匹的艰难前行。“他们（马匹）低垂着头，抖动着尾巴，在深深的泥淖中跋涉，踉踉跄跄地向前挣扎，仿佛随时都会散了骨架似的。”随后，狄更斯从俯瞰的视角，描绘荒郊野外的大环境，“所有的低谷洼地里都弥漫着腾腾雾气，雾气阴森森地在往山上游荡”。这样的处理使环境的构建丰富立体，悄然布局了剧情的场景。在不同空间同时发生的不同情节通过变换视角的手段被联结起来，这种平行叙事逻辑印证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手法。苏联导演爱森斯坦认为，狄更斯发明了平行的蒙太奇手法，两段独立情节各自发展，狄更斯的写作启发导演电影采用特写镜头。狄更斯通过蒙太奇、空间叙事等现代叙事艺术方式塑造了“文学伦敦”。狄更斯作品中的蒙太奇特质，让文学写作充满电影风格，在叙事逻辑上与电影相贴合，部分消解了文学与电影间不可逾越的隔阂。由此，狄更斯文学作品也成为助推电影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双城记》的电影改编技巧与形象建构

（一）对非必要叙事元素的抛弃

在《双城记》中，狄更斯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小说世界，除主要人物外，大量次要人物支撑起了情节的发展与变化。在关键情节的处理上，狄更斯扩充了细节，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创造多重冲突变化，对社会的构建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特征。在达内收到老家仆加贝尔的求救信后，他动身前往法国营救，一进关卡即遭关押，被送法庭审判。狄更斯通过两次审判揭示了德法日夫人的暴力本质，通过马奈特医生的两次证词及陪审团的不同反应来体现法国革命对社会公平正义所造成的破坏，通过不公正审判、粗暴处刑等情节来表现社会的混乱、司法系统的崩溃。在1935年版电影改编中，由于早期电影拍摄技术的限制以及篇幅考量，导演大量省略原著中的次要情节，并压缩重复性的故事情节。达内在法国受审的情节是这类省略改编的典型案例。两次受审在狄更斯原著中间隔时间较短，但发生场景相同。电影《双城记》在改编过程中将两次审判压缩成一次审判，删除达内短暂获释的情节。这样做，一方面强化了革命变质后暴力行径的张力，另一方面精简了叙事逻辑。缕析逻辑主干，是电影改编的重要手法。然而，这样的改编容易部分消解人物性格、破坏文学人物原型，不利于人物形象塑造，这应当警惕重视。达内对法国贵族身份的坦白、马奈特神智的恢复等众多情节的处理，都运用了这种省略过渡情节的改编策略。同时，加快叙事节奏、清除观众理解复杂的障碍，也是重要的电影改编叙事策略。

（二）电影人物的形象建构

《双城记》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主要建构了马奈特父女、达内、卡顿等主要人物。在这部以宏大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中，主角并不明确，读者有很大的想象空间。1935年版《双城记》竭力保持对原著的忠实性，直接采用狄更斯原著中设计的对话，复制狄更斯描写的场景，复原社会运动现场风貌。罗伯特·麦基认为，构建电影形象应当抓住精彩瞬间，展示角色人生轨迹，有选择性地摘取主要人物故事情节，构建叙事结构。电影在尽力囊括小说主要人物基础上进行压缩改编，以完整塑造人物形象。电影中，达内首次出现在埃弗瑞蒙德伯爵庄园和舅舅交谈，随后乘船来到英国，在船上结识了马奈特父女，到达英国后紧接着就落入舅舅布下的陷阱被送进法庭接受审判，由此引出了卡顿律师出场。电影改编者厘清小说中复杂穿梭的时间线，采用线性叙事方式。小说中，达内在英国遇莫须有案件，但他并没有和埃弗瑞蒙德伯爵有联系，电影改编一方面突出了达内与法国封建贵族的巨大不同，另一方面使达内回到法国后的遭遇更富有冲击性。电影通过直接图像叙述，人物衣着和口音可以直接反映达内的生活情况，即使在法国接受审判时他都身穿熨烫工整的大衣，临危不惧，其贵族气质得以彰显。除主要人物外，次要人物如普罗斯小姐、“复仇女”等也描绘得生动传神。主要人物被放置在电影镜头叙事所构建的环境中，其人物性格得以不断加深。将时代环境深刻烙印在虚构的形象上，主要人物的社会属性便得到展露，电影环境的复原设计很好地揭示出电影人物的复杂情感冲动，提升了剧情表达的合理性。

（三）改编电影重现原著细节的艺术目的

1935年版《双城记》注重细节重现，部分情节演绎得细致深刻。“复仇女”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构建的支撑性配角，是德法日夫人革命中的助手。狄更斯在小说中曾描写“复仇女”的形象和笑声，充分利用了电影艺术在形象和声音表达上的优势。导演紧紧抓住电影视觉化叙事方式，电影中“复仇女”的笑声尖锐、古怪，出现在全片数次重要情节中，如埃弗瑞蒙德伯爵马车碾压平民，德法日夫人欺骗加尔贝、诱骗达内，马奈特小姐恳求德法日夫人而遭到拒绝等。从平民受到压迫的无奈与愤怒、革命后复仇的变态到理智完全丧失后的走火入魔，这些“蒙太奇”剪辑效果使观众听到笑声后产生不同联想。原著塑造的“帮手”形象，串联起复杂变换的风云际会，成为电影彰显法国平民情感变化的重要线索。1935年版《双城记》特别注重对原著的忠实性，在细节处理上尽量贴近狄更斯原著中的细致描写。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情节是电影的高潮，在拍摄法国大革命中巴黎平民攻占巴士底狱的宏大场景时，导演特别将拍摄地点选定在法国，并在法国导演的指导下完成，力图还原法国风貌人情。

三、《双城记》电影改编的局限与意义缺失

（一）情节呈现的差别与效果

《双城记》早在1935年即已成片，是电影高速发展时代的产物，剧情安排稍显生涩，对现代电影来说，该剧仍处在探索阶段。《双城记》原著规模宏大，触角深入社会各个方面，如揭露司法腐败、工业污染等问题，是一部极其复杂的现实主义小说。电影对革命持否定态度，大多省略旁枝的次要剧情，仅保留与主要人物相关的剧情，这就降低了剧情的流畅性，使那些不了解原著情节的观众难以理解电影。《双城记》对马奈特医生入狱的介绍出现在马奈特医生的手稿上，直到达内在法国接受审判时才得以全幕浮现，用悬念和巧合解释马奈特医生痛苦的根源。但在1935年版电影中，达内在法国接受审判的情节被大幅度改变，马奈特医生手稿的相关情节也随之略去，变更为德法日夫人手持信件对达内的控诉，以至于影响情节展开，观众在电影中无法理清马奈特医生入狱的原因。在马奈特小姐前往法国“复活”父亲时，电影描绘了马奈特医生希望在墙面上寻找手稿并希望将之带走的细节，但是这种处理明显失调，与审判时的信件关联较弱。在《双城记》中，马奈特医生初步得知达内的埃弗瑞蒙德伯爵家族血统后近乎崩溃，最终在斗争中接纳达内，体现了狄更斯的仁爱思想和人道主义理念，小说主题在戏剧冲突中得以升华。而在电影中仅讲述达内亲自向马奈特小姐解释的情节，马奈特医生对达内身份的接受略显突兀。马奈特医生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是以德化怨的理想化人物，是狄更斯塑造的榜样形象。马奈特医生的身份撕裂和认知冲突是人物人格化的载体，是人区别于上帝的标志。电影改编弱化了马奈特医生上帝般的博爱品质，改变了马奈特医生的形象，曲解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解构了改编电影的思想主题。

（二）思想表达与内涵解读的错位

《双城记》首次出版与1935 年版电影上映已间隔数十载，文字艺术与视听艺术的鸿沟也将两种形式分隔开。影片的叙事结构是封闭而充满暴力的，与之相对的文学作品则能更全面、开放、包容地展现虚构的社会。德法日夫人是狄更斯塑造的革命者的典型人物，也是众多戏剧冲突的交汇处。德法日夫人作为受压迫法国人的代表，反抗暴虐的封建统治当然是正义的，但随后心境的改变让自身最终走向毁灭。德法日夫人形象的复杂性不能够简单归纳总结。狄更斯并没有单纯地反对她在革命浪潮中的种种过激行为，而归因于其长期以来的受害和不共戴天的阶级矛盾的影响。作为代表人物，其他在革命暴风中被复仇欲裹挟的群众形象也具有复杂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小说原著也表现了以德法日夫人为首的革命群众心态的改变。与之相对，电影中对德法日夫人和革命群众的处理呈现不同的特征。小说中，狄更斯介绍了贵族欺压人民，列举了种种变态手段，如不加姓名的逮捕令、骄横跋扈的态度等。而电影则趋于简单化，弱化了腐朽贵族欺压人民的情节，不足以展现革命的正当性。狄更斯以审视的眼光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电影妖魔化了群众反抗邪恶统治的正义性，将底层民众塑造为暴民形象。思想表达与内涵解读的错位在剧情呈现中凸显出来，在实际表达过程中产生不符。

（三）人道主义内核塑造的改变

狄更斯的一系列小说，如《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都阐述了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爱可以消解困境，改造社会。狄更斯阐释的人道主义是其一系列作品的内核，也应当是这部以对原著忠实性为特点的改编电影的价值核心。在《双城记》小说原著中，卡顿对马奈特小姐的情感在情节发展中悄然发生变化，从对伴侣的渴望一步步过渡至自己心灵的寄托。电影中，受限于情节删节和时长因素，卡顿的献身被简单归因于对马奈特小姐的爱情，渴望马奈特小姐生活幸福。这样的处理使崇高的献身精神表现为“殉情”的悲壮，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狄更斯认为，唯有通过社会中广泛的人道主义，让仁爱的光辉沐浴社会，才能将社会从当时的种种苦难境况中解脱出来。人道主义是狄更斯宏大且一以贯之的立场。电影中，爱情作为卡顿献身的主要因素，使并不相同的爱情和人道主义观念对等起来，改变了人道主义的内核，电影的价值阐释深受影响。电影的改编需要根据实际，改编者的创作立场和电影出品时的时代环境带来的微小差别，使电影呈现的价值观念与小说大异其趣。

随着现当代文化电影产业的发展，文学与电影的交互转换日渐兴起。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二者既存在着互通性，也存在不可逾越的隔膜。经典文学作品是电影改编创作的重要来源，而从文学至电影的转换，无疑能够丰富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加强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与视听效果，渲染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与价值内涵，提升大众广泛认知与深度接受。然而，鉴于文字艺术与视听艺术的差别、思维想象与感官审美的隔阂、思想表达与内涵解读的错位、时代语境与文化价值的隔离，《双城记》电影改编对作品本质的形象建构、意象表达、内涵诠释、价值传递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艺术缺失和改良空间。而电影的改编需要使之契合文学作品特定的时代语境、价值观念和态度立场，加强对故事情节改编、人物形象建构、思想意象表达、价值观念传递等层面的改编和转换，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将视听艺术的审美意境和文学语言的内涵意蕴深刻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