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孝富 邓嘉敏 何立冬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

1 引言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服饰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广义的服饰（dress）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互动时展示的身体改造（modifications）或补充（supplyments）的集合。 身体改造包括化妆品使用、美黑、穿刺、文身、节食、锻炼和美容手术等，身体的补充包括但不限于饰品、衣服、助听器和眼镜等（Roach－Higgins ＆ Eicher， 1992）。研究者通常将服饰定义为修饰身体外观的物品，包括我们购买、接受、制造并覆盖或佩戴在身体上的物品，例如，衣裤鞋帽、领带、珠宝、手表等。

服饰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民族文化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为人们遮蔽身体驱寒保暖，具有服饰的物理功能， 而且在社会互动中成为人们满足需求、彰显身份、管理印象的利器，具有更多的社会心理功能。 以往关于服饰的社会心理功能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被观察对象的视觉特征（服装类型）对观察者感知和行为的影响 （Lennon ＆ Davis，1989a， 1989b； Johnson et al.， 2008），例如，印象管理（Furnham et al.， 2013； Maran et al.， 2021）、他人知觉 （Aadomaitis ＆ Johnson， 2005； Howlett et.al， 2015）、信号传递（Bellezza et al.， 2014； Oostrom et al.， 2020）、 品牌形象 （Shao et al.， 2004；Bruder et al.， 2021）等。 大量的研究和确切的证据表明， 被观察者所穿衣服的变化确实会影响他人的感知和行为。然而，作为穿上并感受此件服饰的穿戴者，其本身的行为是否也会受到所穿服饰的影响？

近来研究者提出“着装认知”来描述服饰对穿戴者心理过程的系统性影响。 服饰的象征意义和穿戴服饰的物理体验共同作用于穿戴者的注意过程，Adam 和Galinsky（2012）用三组实验验证了穿上医生白大褂能增强注意力。基于此，后续又有研究者在对顿悟问题解决的研究中验证了穿着白大褂增加了对注意力的控制（Van Stockum ＆ DeCaro， 2014），验证了警察制服能影响注意力偏向（Civile ＆ Obhi，2017）。国内学者也发现着装紧身暴露时对积极身体词存在注意脱离困难， 认知资源分配到了外貌监控上（江沂芯， 陈红， 2019）。这与早期Fredrickson 等人（1998）发现着装的暴露导致女性被试注意力资源减少，在数学测试中成绩降低的结果一致。之后便引发了一系列服饰对穿戴者本身作用的探讨。

服饰对穿戴者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心理变量与行为变量两方面的内容，在心理变量上，研究主要关注情绪（Kwon， 1994a）、认知风格（Burger ＆ Bless，2017； Slepian et al.， 2015）、 态度 （Ishii et al.，2018）、 自我知觉 （ Hannove ＆ Kühnen， 2002；Tolani， 2018）、 身体满意度 （Fredrickson et al.，1998； Hebl et al.， 2004）等；在行为变量上相关研究聚焦在购买行为（Cutright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0）、 攻击行为 （Frank ＆ Gilovich， 1988；Mendoza ＆ Parks－Stamm， 2019； Webster et al.，2011）、 进食障碍行为 （Torres－McGehee et al.，2009）等。虽然该领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和可供解释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理论依据， 但仍然缺乏系统的综述。 服饰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对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对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不仅有助于归纳、提炼该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还有助于启发国内各领域研究者了解、关注服饰对穿戴者产生的心理力量， 促进国内服饰心理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实践价值方面，服饰疗法作为艺术治疗（art therapy）的一种手段，可应用在精神患者的临床心理治疗上。 深入了解服饰对穿戴者行为的影响可以提高服装治疗的应用价值， 为其推广到正常人的心理问题上提供理论依据。

2 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研究

关于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研究将从两大类进行梳理：一类是服饰引发穿戴者的相关行为，包括涉及人际互动的社会行为和穿戴者的个体行为； 另一类是对影响整个过程的调节变量的梳理。

2.1 服饰对穿戴者行为的影响

2.1.1 服饰对穿戴者社会行为的影响

具有助人象征意味的服饰能引发穿戴者更多的助人行为。研究表明，穿上被定义为护士衣的被试会表现出更高的共情情绪， 对于利他动机相关词语有更长的反应延迟， 并在短时间内做出更多的帮助行为（López－Pérez et al.， 2016）。 另外，研究发现，穿着体面的人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 （ North ＆Sheridan， 2004）， 但是穿着体面的人不一定会做出更多助人行为。在谈判任务中，随机分配男性参与者穿西装或运动休闲服， 并通过缝制在衣服上的传感器对生理指标进行测量。结果发现，与穿西装的被试相比，穿运动装的被试睾酮水平明显下降，并且做出了更多明显的让步（Kraus ＆ Mendes， 2014）。

除了带来助人行为外， 服饰也可能引发攻击行为， 例如， 戴大帽兜和斗篷使被试更容易电击他人（Zimbardo， 1969）。 这是因为服饰遮挡了身份识别特征产生了匿名化而降低了攻击行为的抑制程度。另外，当服饰可以彰显身份、带来权力时也会让行为产生严重偏差。 有研究测试了学生被试换上警服后的射击行为， 通过视频游戏要求被试模拟射击或不射击持有枪支或物体的目标。结果表明，相比于不穿警服的被试， 穿警服的被试更有可能出现射击错误（Mendoza ＆ Parks－Stamm， 2019）。 警察制服带来的权力感可以提高个人对冒险行为的容忍度（Anderson ＆ Galinsky， 2006），进而射击可能无辜的目标。此外，研究发现黑色制服与更高水平的运动攻击性有关 （Frank ＆ Gilovich， 1988； Webster et al.，2011）。研究者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和美国国家曲棍球联盟（NHL）罚球记录的分析结果表明，当一支球队身穿黑色队服时犯规行为增加。 在研究的另一部分中， 被试被分配穿黑色或白色的制服衬衫， 穿黑衬衫的被试比穿白衬衫的被试选择更具攻击性的游戏。

“假”货与欺骗存在隐喻联结。 Gino 等人（2010）研究了佩戴被描述为假冒或正品的太阳镜对自己的行为和对他人的看法的影响， 戴着假太阳镜的被试在两项实验任务中比戴着真太阳镜的被试作弊明显更多。而且戴假太阳镜不仅影响了自我行为，还加深了对他人行为的不道德判断， 戴着假太阳镜的被试认为别人的行为比戴着真太阳镜的人更不诚实，也更有可能不道德。 国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戴口罩会促进欺骗行为，在掷骰游戏实验中，戴口罩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掷骰点以获得更高的个人利益， 在廉价谈话游戏实验中， 佩戴口罩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覃欣懿等， 2021）。两项研究都指向欺骗行为，但其作用机制却各有不同，产品缺乏真实性可能会导致佩戴者感觉自己也不真实，“假” 的象征意义影响了行为； 佩戴口罩则是诱发一种虚幻的匿名心理，这种心理降低了不诚实和自私行为的抑制，鼓励道德上的越界。

2.1.2 服饰对穿戴者个体行为的影响

服饰会影响个体的饮食行为， 服饰款式会影响自我客体化或自我监控水平进而导致饮食抑制。 穿暴露、 紧身的服装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身体外貌的存在感， 会从视觉的角度增强着装者评估和监控身体的频率， 提高身体不满程度 （江沂芯， 陈红，2016）。Fredrickson 等人（1998）最早以西方女性为被试， 用情景实验法证明了着装裸露程度对女性进食行为的显著影响，他们发现在装有镜子的试衣间里，试穿泳衣的女性比试穿毛衣的女性有更多的进食控制行为。 另一研究在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现了相同的效应， 而着装裸露程度对异性恋男士几乎没有影响（Martins et al.， 2007）。 另外有研究发现，在控制女啦啦队员的队服紧身程度后， 穿露脐队服的比穿不露脐队服的队员体验到更多的身体不满意和出现饮食失调症状（Torres－McGehee et al.， 2012），类似的发现在舞者和马术运动员身上也得到了验证（Torres－McGehee et al.， 2009； Torres －McGehee et al.， 2011）。

研究还表明着装风格会影响产品购买。 穿正装与休闲装对消费者选择健康或不健康食品产生影响， 穿正式着装的被试会倾向于购买健康的食品（Wang et al.， 2020）， 因为正装的形象与健康食品的形象一致。 着装除了影响购买物品种类还会影响购买倾向。研究发现相比休闲着装，个人穿着更正式时他们购买商品的倾向会增强， 对各种类型的商品均是如此（Cutright et. al.， 2019）。 这是因为着装正式会增强消费者的社交自信而减少社交焦虑， 穿着正装的人在做决定时会更少地受到社交焦虑的影响， 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购买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商品； 但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穿着正装的顾客得到了更短的等待时间和更好的服务 （Vilnai－Yavetz ＆ Gilboa， 2013），从而提高了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

关于服饰影响穿戴者个体行为的证据还有许多，例如，冒险行为（Gamble ＆ Walker， 2016）、吸引力表现行为（Roberts et al.， 2010）、毅力（White et al.， 2016）、守时行为（Ellis ＆ Jenkins， 2015）、自利行为（Zhong et al.， 2010）等。

2.2 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调节变量研究

2.2.1 穿戴者特质变量

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过程中， 其特质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内部因素， 对行为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首先，每个人对服饰的兴趣或意识程度不同。 研究表明那些对服装更感兴趣的人更有可能看到它的价值， 因为它能对各种工作成果和自己的看法产生积极的影响（Peluchette， 2006）。 那些形容自己穿着得体的人认为，与不得体时相比，他们的着装让他们看起来更有责任感、有能力、知识渊博、专业、诚实、可靠、聪明、值得信赖、勤奋和高效（Kwon， 1994b）。其次，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选择穿什么时比其他人更敏感。 高度自我监控的个体希望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行事， 对有关他们行为恰当性的暗示特别敏感 （Day et al.， 2002；Miller ＆ Cardy， 2000）。 因此高自我监控水平的人群会非常注重自己的着装形象， 行为受服饰影响程度较大。最后，性别差异也会显著影响服饰对穿戴者行为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服装兴趣， 并表明她们的服装与她们的表现质量之间有更大的联系（Solomon ＆ Schopler， 1982）。

2.2.2 情景变量

人际互动中情景因素将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情境可能会促成特定的行为， 因此在影响行为方面的作用和强度不可忽视。 由于在实证研究中情景选择十分丰富，有根据地点、场景、时间段等不同种类的划分，但是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与服饰行为相关性最强的情景性质有如下分类：（1）情景的公开性。 当人们的行为公开时他们更愿意管理印象， 因为会有人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评价（Bolino et al.， 2016）。 有研究让女性想象自己身穿泳衣或运动衫在公共场景（海滩或者街道）或者私人场景（试衣间），结果发现在公共场所有更高状态身体羞耻感和消极情绪（Tiggemann ＆ Andrew， 2012）。 因此公开情景和私密情境下服饰对穿戴者行为的影响强度会有所差异。（2）情景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在组织情景中远程办公的员工倾向于使用更高水平的印象管理， 而在社交网络中处于更中心位置的员工使用较低水平的印象管理（Barsness et al.， 2005）。 关系情景是影响印象管理动机水平的因素， 在中国特有的“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中，熟人关系情景中个体处于社交网络的中心位置， 服饰线索对穿戴者的影响水平低于陌生关系情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陌生人面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管理。（3）情景的有利性。 人们被激励管理形象，以获得有价值和可取的结果。 例如，在求职面试时个体对得到工作的期望越强烈越会采用印象管理策略（Stevens ＆ Kristof， 1995）。因此当按照服饰角色行动是有利的情境下，个体行为受到服饰影响更显著。

3 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理论解释

服饰与穿戴者行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服饰何以影响穿戴者行为？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些年来心理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服饰如何影响穿戴者的行为进行了解释。

3.1 着装认知理论

穿戴服饰时的身体体验及服饰的象征意义对认知和行为产生系统而深刻的影响，这被称为“着装认知”（enclothed cognition）。 着装认知源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也译涉身认知（孟伟， 2007），其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叶浩生， 2010）。人们通过感觉和运动等身体体验，例如，知觉（如视觉、听觉）、行动（如运动、生理感受）和内省（如心理状态、情感）来形成和发展对抽象概念的认识，从而概念化世界，身体体验通过相关的象征意义诱发了抽象概念以及心理模拟（Niedenthal et al.， 2005）。例如，身体洁净会影响道德判断，体验身体温暖会增加人际温暖感等， 用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暖”“净”的原始概念去理解“道德”和“人情”等抽象的概念。 而着装认知则是穿着衣服的体验触发了相关的象征意义及其抽象概念作用于我们认知的过程。 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护士是白衣天使，护士服象征助人和关爱， 坏人则常以黑色兜帽服或其他隐藏身份的着装示人，黑色兜帽服或斗篷象征侵略、残忍的特性。因此，实验中穿戴大兜帽的被试比穿护士服的被试更能被激发对侵略、残忍概念的理解，也因此更有可能实施电击。

在这里，着装认知有两个核心要点，首先，穿着衣服的体验（看着衣服在自己身上的样子，衣服带来的皮肤触感）就像身体的体验（例如，视觉、听觉、运动、生理感受、心理状态、情感）一样通过衣服的象征意义触发了相关的抽象概念 （Adam ＆ Galinsky，2012）。只是穿衣服的身体体验可能有别于具身的身体体验：在具身认知中，身体体验与象征意义是直接关联的， 直接通过感官和身体获得。 但在着装认知中， 穿衣服的体验与其象征意义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 以图片的形式呈现衣服或仅是触摸衣服的启动效应远远比不上穿上衣服 （Adam ＆ Galinsky，2012； 张琪， 2015）。 服饰承载了象征意义，直到穿上衣服才能体现相关的象征意义从而激活抽象概念。不同于触摸衣服，穿上衣服的身体皮肤触觉更能引发认知的变化。 有研究设计了拥有石头的触感或水的触感的电子衣， 体验石头的触感的被试感觉更强、 更自信； 体验水的触感的被试感觉更平静（Tajadura－Jiménez et al.， 2020）。

其次， 衣服通过象征意义引发的抽象概念不像具身认知那么广泛， 它主要激发与服装有关的身份特征概念（张琪， 2015）。 这之中一个关键点在于着装者对服装身份的认同。 Adam 和Galinsky 在实验三中要求不同组别的被试分别写下穿上白色大褂的医生或画家会是什么样子，以此激活身份特征概念。而衣服包含的象征意义来自文化联想和图式（Wang et. al.， 2020）。 例如，休闲着装激发平易近人、亲和的特征（Tolani， 2018），商务着装激发专业、理性的特征（Slepian et. al.， 2015）。总的来说，着装认知强调穿上衣服的身体体验和衣服体现出象征意义两者同时满足时才能引起认知和行为的改变。

另一方面， 服饰的颜色也可通过象征意义发挥对穿戴者的影响力，红色与女性性吸引力匹配（Pazda et al.， 2014），白色隐喻着道德洁净（Uebayashi，2016）。 语境中的颜色理论（color－in－context， CIC）认为，颜色的意义随着感知颜色的环境而变化，并且颜色传达的信息具有两个来源： 文化联想和进化（Elliot ＆ Maier， 2012）。 在“粉红是女孩的颜色，蓝色是男孩的颜色”文化中，与穿蓝色外套的男性被试相比， 穿着粉色外套的男性被试更容易将自己与人际关系导向的特征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权力导向的特征； 着粉色外套的男性被试比着蓝色外套的男性被试表达了更强烈的平等性别角色态度和更弱的仁慈性别歧视（Ishii et al.， 2018）。

3.2 角色理论

角色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占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个人如何被期望或者期望他人实施某些特定行为（Hindin， 2007）。 能否实现角色期望就成为评价角色扮演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范惠明，2021）。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 正常人穿上狱警或囚犯服装后行为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 （Haney et al.，1973）， 他们在所处的社会情境中成功地扮演了角色。穿着衣服意味着假设一个特定的角色，服装符号将激活记忆中的角色概念和行为规范。 人类对于遵循规范， 模仿他人行为有强烈愿望（Bernheim，1994）。 遵守群体期望，可以减少社会排斥的可能性（Kruglanski ＆ Webster， 1991）， 并营造良好形象（Cialdini ＆ Goldstein， 2004）， 当着装与行为不匹配时可能会获得消极的后果和惩罚。对穿戴者来说，服饰作用的一端是角色的凸显， 另一端则是角色的遮蔽，也称去个性化。 除了前文提到佩戴口罩、兜帽起到匿名作用， 降低了不诚实和自私的行为的抑制外，还可以通过统一着装增加视觉相似性，使个体在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更加突出而掩盖个人特点。 研究表明统一的制服可以转移责任归因， 让消费者更多地将负面影响归于组织而不是个人 （Smith et al.，2020），这可能会导致员工做出更消极的组织行为。

3.3 自我客体化理论

性客体化理论（sexual objectification theory）认为， 女性的身体、 身体部分或性功能被分离出其本人， 沦为工具状态， 或被认为能够代表她整个人（Bartky， 1990）。 反复的性客体化经历会使女性将她们自己视为被评价（根据外表）的客体，导致女性以观察者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频繁、习惯性地对外表进行自我监察，即发生了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 自我客体化可以分为特质自我客体化（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 和状态自我客体化（state self－objectification），前者是客体化水平较稳定的个体差异，后者是被某些情况触发和放大的状态。大量的实证研究用服饰操纵状态自我客体化水平（Fredrickson et al.， 1998； Hebl et al.， 2004；Tiggemann ＆ Andrew， 2012）。 研究者让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被试在装有镜子的试衣间里分别试穿泳衣和运动服， 然后让被试完成高等数学测试或经典stroop 色彩命名任务， 结果发现试穿泳衣的女性比穿运动服的女性有更高水平的状态客体化水平。 在客体化状态下， 大量的认知资源被分配到外貌监控上，分到其他任务上的资源就会相对减少，进而影响其任务表现（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自我客体化除了对认知资源产生影响之外， 还会给身心带来大量的负面影响，如进食障碍、抑郁、物质滥用等（孙青青 等， 2013； Moradi ＆ Huang， 2008）。 此外， 有研究考察了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着装暴露度和着装紧身度对年轻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暴露组的状态自我客体化程度显著高于不暴露组， 紧身组的状态自我客体化程度显著高于宽松组，紧身组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宽松组（江沂芯， 陈红， 2017）。

3.4 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性理论

Sirgy 和Danes（1982）提出了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性理论 （self－image product－image congruity theory）， 描述了人们将有关自我的想法应用到购买行为中的过程。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通过营销和品牌让产品获得相关的形象。 该理论的前提是人们被激励购买的产品的形象与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即实际的自我形象）或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即理想的自我形象）一致或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一致（Johnson et al.， 2014），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越强，品牌偏好越强（Dolich， 1969）。 随着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提出了情境自我形象的概念并检验了其在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性中的作用。 这一概念是为了驳斥消费者感知到的实际或理想的自我形象是静态的、 随时间不变的这一理论假设（Solomon， 1983）。 相反，在现实中，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依赖于当时的社会情景。情境自我形象是指在特定情境下个体认为他人期待自己拥有的自我形象（Schenk ＆ Holman， 1980）。 社会情景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光照、地点等）、社会环境因素（情景中的人、角色、特征等）（Linville ＆ Carlston， 1994）。 然而研究者也提出服饰可以被看作影响个体自我形象的微观情景（Johnson et al.， 2008；Wang et al.， 2020），服饰风格代表了一个人的“情境自我形象”。同一个人穿着不同风格的服装会影响他的购买决策。 例如，当一个人穿着休闲服装时，非正式服装风格与不健康食品形象的一致性更强，导致更多的不健康食品选择（Wang et al.， 2020）。 因此当服饰引发的情境自我形象与商品形象一致时，会促进消费者购买。此外，服饰可创造的情境自我形象是多种多样的， 它可以和不同的品牌相关联。 例如， 正式着装体现了高地位形象， 可与奢侈品牌匹配；嬉皮着装风格彰显了前卫形象，可与潮牌匹配；时尚风格着装体现了流行形象，可与快销品牌匹配。反过来对服装营销人员来说， 可以关注不同着装风格的顾客而有选择性地推荐产品。

4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 无论是穿戴者的个体行为还是社会行为都会受到所穿服饰的影响， 且受到个体特质和情景的调节。 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服饰与穿戴者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解释， 加深了人们对服饰影响力的理解。此项研究横跨服装学与心理学，本文整理了一些未来可探讨的研究方向。

4.1 服饰内涵界定的拓展化

拓展服饰的操作定义， 可以拓宽该领域在实践生活中的运用程度。 目前研究对服饰的操纵比较局限， 有研究提取了1955-2004年间发表的93 篇文献进行分析， 其中超过三十篇文献的自变量都是对服饰正式、 非正式程度的划分 （Johnson et al.，2008）。近年来在此领域研究中对服饰的操纵大多集中在职业制服或服装正式程度。因此，一方面可以尝试拓展操纵服饰的属性，例如，服饰面料触觉（Ackerman et al.， 2010）、服饰剪裁的对称性（边小佩，2015）等。另一方面，可以尝试服饰操纵本土化，未来可以尝试从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中挖掘。 我国传统日常用语中就包含了许多服饰的隐喻（孙毅，张盼莉，2016），比如身份隐喻：金领、蓝领、白领，生活隐喻：“勒紧裤腰带”“光脚不怕穿鞋的”， 风俗隐喻：“彩衣娱亲”“锦上添花”等，我国的服饰文化宝库还有待学者挖掘探索。

4.2 服饰象征意义的细化研究

服饰通过象征意义影响穿戴者的行为得到了较多实证支持， 但是大多研究对象征意义的探讨比较笼统、模糊。首先，服饰的象征意义可能具有多重性，有研究表明志愿者服装能够激活两种不同动机倾向的象征意义——责任感（利他性） 和权力感（利己性），这两种象征意义会对利他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唐一睿， 2019）。 因此在研究中还需分清楚服饰激活的具体是哪个象征意义。其次，服饰的象征意义可能具有矛盾性， 通常认为警服这种服装类型会带来积极的评价， 可以代表安全、 诚实和乐于助人（Van DeVeer et al.， 2012）。 但因为警服的颜色多为黑色， 人们往往又会将黑色制服与暴力行为联系起来（Johnson， 2005）。 因此象征意义也有隐形的主次之分，公众往往只关注到主要的象征意义。 再者，服饰的象征意义具有可变性， 服装作为一种非语言交流形式是“语境依赖”的，服饰符号所传达的特定意义取决于所感知的社会语境 （Damhorst， 1985；Kaiser， 1985）。 例如，在野炊时戴棒球帽的人被视为爱运动、有活力，在开会时戴棒球帽被视为掩饰、不自信。未来可以分情景进行比较研究。 最后，服饰的象征意义具有文化独特性，例如，我国特有的佩玉以示君子德行。 服饰通过象征意义影响穿戴者的行为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目前的研究中象征性意义通常是假定的， 大多研究只关注他们想要获得的服饰相关的象征意义，没有进行明确的检查和区分，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引起行为变化的服饰象征意义进行细化、检验、对比。

4.3 服饰对穿戴者行为影响的机制完善

关于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理论机制目前有了一定的进展， 但不足在于理论平行式发展以及缺乏生理机制的探讨。首先，有部分关于服饰影响穿戴者行为的研究几乎没有理论支撑， 仅仅是经验之谈（Ellis ＆ Jenkins， 2015； Gamble ＆ Walker，2016）。其次，不同的实验研究运用的理论过于分散，新的理论冒出却没有后续深入拓展， 旧的理论也没有合理应用到新的情景中去， 这可能是研究者们的切入视角各有不同，进而没有形成焦点领域。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跟进、 完善前人的研究结果或发展新的理论架构。 最后，缺乏生理机制的探讨，生理机制的发展基于其测量。大多数研究采用情景实验，这种保证其生态效度的方法是很值得提倡的。 也有如研究者Kraus 和Mendes（2014）对身着不同阶层服装的被试设置谈判任务，监测其心率变化、交感神经系统激活程度和睾酮浓度， 以此测量社会阶层的服装符号引发的行为和生理反应。 这样的情景实验与生理测量相结合的方式更值得学习和发展， 并且有助于深入挖掘服饰对穿戴者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 希望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创新服饰研究的测量方法中，完善其机制研究。

4.4 服饰对穿戴者行为影响的持续性研究

根据着装认知目前的假设推论，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穿上服饰可以影响穿戴者相关的行为和认知。但是大部分研究者的实验被试都是召集与刺激服饰无关人员， 只测试在穿上某刺激服饰的那一段时间内的行为或心理反应，多采用横断研究设计。但当人们习惯于穿某种特定形式的衣服时， 服饰的效果会持续吗？ 服饰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持续度的变化规律如何？是会随着着装频率变化，还是脱下该服饰影响便消失？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未来可以尝试开展纵向研究， 深入探讨服饰与穿戴者行为的发展关系。

有研究曾梳理了20 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时尚心理疗法”，它作为一种改造、改善和有效规范患者身心的方式，旨在让女性患者在性别角色、社会行为和外表方面成为规范的人（Stauss， 2020）。虽然这种心理疗法的有效性有待商榷， 但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让服饰成为激励自我效能感的工具。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重视自己的职场着装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更强， 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Peluchette et al.， 2006）。在思维方面，强烈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包括决策质量在内的认知过程。在行动方面，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选择执行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投入更多的努力和毅力，并且在面对挫折时比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恢复得更快（Bandura， 1995）。 因此，对于一些人（高度自我监督的人、对服装有很高兴趣的人、看到服饰价值的人）来说，穿着得体不仅会让他们感觉更有能力，而且还能更有效地完成各种任务。 如果可以探究出服饰对穿戴者影响持续性的规律便可尝试通过服饰操纵对日常行为或特殊场景做一些干预， 让服饰在关键时刻为人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