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苗苗，方金华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福州 350000）

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中国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 年11 月1 日，中国60 岁以上老人占比为18.70%，65 岁以上老人占比达13.50%，老年人口比例正在逐年攀升［1］。这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状况日益严重，尤其是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将进一步带来养老难的困境，使社会、政府以及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步加重，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力不足、缺乏创新及消费动力，最终甚至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务院于2022年2 月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指出要依托互助力量，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加快补齐农村养老短板。政府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开创了社会养老、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等一系列养老模式［2］。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其独特优势逐步显现，但由于其在中国发展时间较短，很多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所以其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需要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1 农村互助养老的现实意义

1.1 符合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历史脉络

熟人社会是发展互助养老的现实基础。以中国古代为例，乡村社会长期受到封闭的小农经济影响，尊崇宗法血缘关系，并以此形成等级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虽然乡村社会的流动性逐步增强，但是农村地区仍然延续着“熟人社会”的历史传统，以家族中的血缘以及毗邻的地理位置来建立彼此的情感连接。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乡村社会也正在经历着巨变，农村家庭的规模也呈逐步缩小趋势，这就导致养老难问题在中国农村地区愈演愈烈［3］。而新型互助养老模式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困境，因为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将养老问题从每个“小家庭”的事上升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事，符合中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熟人社会”的历史传统，这正是其他养老模式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1.2 符合中国农村地区孝养文化的历史传承

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文化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早在中国古代时期，“孝”就是宗族组织中重要的伦理规范，常被用来约束族人的行为举止，为了将“孝”文化广泛传播，古代先贤发明了“乡饮酒礼”等敬老仪式。在积极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孝养文化”与当代所提倡的代际平等、积极老龄化的新养老理念完美契合［4］，仁爱互济作为“孝养文化”的重要部分，也与互助养老模式所提倡的多元共治理念相吻合。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中国乡村地区逐步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乡村社会新格局［5］，在此多元发展的格局下，新型互助养老模式中所蕴含的互助养老理念更易在广大农村居民中广泛传播。由于这种互助理念深深植根于有深厚底蕴和深远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孝养文化”和“互助文化”中，因此在农村社会中有很强的文化适应性，从而有利于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地开拓空间，更好地整合农村地区短缺的养老资源。

1.3 符合中国农村地区老龄化的现实需求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重，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这使得农村地区的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国家针对这一问题也在积极应对，根据国情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相关政策如表1 所示。由此可知，互助养老模式既符合农村地区老龄化的现实状况，也符合国家应对农村地区老龄化的政策需求。

表1 不同时期国家对于农村地区养老问题的相关政策

2 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的困难

2.1 农村地区互助养老供给与需求存在偏差

1）基础设施配备与老年人需求不符。在实践中，为老年人提供的硬件基础设施需要由基层政府来引导和支持，但政府在考核的压力下，往往会出现脱离老年人实际需求的情况，只重视建设的完整性，而忽视建设的服务性。如受老年人欢迎的棋牌室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甚至需要排队使用，同时一些体育器材则无人问津，长此以往会使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大打折扣，同时会增加产生矛盾的风险［6］。

2）缺乏专业化和高质量的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应该重视不同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根据其身体状况、经济实力、子女的能力等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其需求［7］。已有的服务还仅停留在日常餐食服务、子女探望以及精神慰藉等基本的服务，对于一些经济实力较好或者相对贫困的老年人以及独居或者非独居的老年人还缺乏相应的差异化服务［8］。提供服务的人员大多为不具备专业技能也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当地中年妇女，他们由于专业知识与能力的缺乏，很难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服务。

3）服务对象群体覆盖范围不够广泛。很多互助养老服务主体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距离较近且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因为已有的资金和人手还不足以覆盖到那些距离较远或身体机能较差的老年人，恰好这部分老年人很多都是高龄或身体处于半失能状态，年老体弱、行动缓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安全隐患更多、风险更大。但在互助养老服务中扮演“兜底”角色的村两委往往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怠于主动拓宽服务的群体和范围［9］。在引入社会力量之前拓宽服务覆盖范围，以更好地服务更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面临的关键问题。

2.2 农村地区互助养老资金供给不足

1）政府对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的资金支持不足。虽然自2017 年开始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文件来强调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重要性，并支持基层政府通过建立“幸福院”等养老机构切实发展农村互助养老［10］。但是政府支持仅停留在提倡性质的书面文件层面，鲜有贯彻落实到实践层面，其中对具体养老模式的选择与建设资金的保障还未形成系统的程序流程，所以政府专项的财政支持与资金保障很难落实到位［11］。

2）农村地区集体收入难以支撑互助养老机构的建设。很多农村地区没有自己的专项集体产业，集体收入依靠政府逐级划拨的款项，但这些款项除去维持村内正常运营的部分费用外很难有剩余［12］。所以这些互助养老机构的建设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常面临资金中断的风险，这将会大幅度增加扩展服务对象与范围的难度，同时服务水平的提升也受到很大限制，最终会影响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有养老需求或预期的群体资金投入意愿低。农村居民由于文化水平总体偏低，所以对互助养老的认识层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人只想依靠政府支持或志愿者服务免费获取养老服务，自身不愿投入资金支持，严重缺乏互助积极性［13］。长此以往，很容易因资金的不稳定性造成资金断裂，影响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长期稳定发展。

2.3 农村地区互助养老运营管理水平较低

1）互助养老管理主体专业化技能以及市场化运营经验缺乏。互助养老模式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互助养老机构尚未制定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14］，在运营过程中缺乏规范的日常管理程序以及明晰可执行的具体规则，对具体的人员安排、设备维护、用餐种类及时间还没有可遵照执行的细则，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较大的随机性，不利于互助养老模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2）农村地区互助养老场地的局限性限制了互助养老机构的规模化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在中国发展时间比较短，多数规模还比较小，无法满足当前的养老需求［15］，但是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情况比较复杂，村集体并没有足够多可供使用的集体土地用于扩大互助养老机构的规模。同时，规模扩大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保障场地的安全及管理，还要面临资金不足等问题，在实施管理方面更是缺乏成熟的成文规定，因此，互助养老机构的规模化发展任重而道远［16］。

3）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从实践来看，互助养老主要依靠村集体的力量，其内部的运营管理由村级组织成员负责，容易产生监督缺位的问题［17］。首先，从日常检查的角度来看，村级组织成员虽然会通过拍照或录视频的方式向管理主体进行日常报备，但是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其次，从突袭检查的角度来看，虽然村集体领导会不定期抽查其运营及安全状况，但是后续缺乏相应的惩戒制度，所以也是收效甚微。最后，从接受服务者的评价角度来看，老年人是各项服务最直接的受众，他们的感受最具有真实性，但是他们多数年龄较大，相比村集体处于弱势地位，且监督意识相对淡薄，也难以形成有力的监督［18］。

3 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

3.1 传递互助文化，提升互助理念，奠定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础

首先，推进互助养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互助理念的传播，在实践中互助养老发展较完善的地区不仅已经形成了群众普遍认同的互助理念，同时还有良好的互助养老氛围［19］。组织互助主体集体学习相关政策以及先进地区的经验和成功模式，再进一步向当地群众积极传播，能够最大程度地加快培养社会公众互助精神的脚步［20］，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使互助主体深刻认识互助养老的现实意义及成效，从而为中国互助养老进一步推广奠定基础［21］。

其次，可通过媒体媒介大力宣传互助文化，传播互助理念。中国农村地区信息传播方式较落后，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家庭养老的阶段，当前阶段的一大任务就是在中国孝养文化的基础上，转变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打破以往养老模式的束缚。如利用各种媒介如学习强国、政府官微、新闻客户端等积极宣传互助养老模式的独特优势、运行机制、发展脉络［22］等，以增强社会公众对互助养老的社会认同感与信任感，让互助养老成为解决农村地区养老难问题的必然选择。

最后，村两委领导应发挥带头作用普及互助理念。村两委领导既是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是完善基层治理、推动农村地区养老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相对于村集体成员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普及互助理念是村两委领导的使命与责任，村两委领导应发挥带头作用，并通过积极参与、深入推广进一步向广大村民宣传互助文化，传播互助理念［23］，推动互助理念成为广大村民的普遍共识。

3.2 完善制度设计，保障互助养老模式落实

一是建立对互助养老参与者的多元奖励机制。要推进农村地区互助养老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建立对参与者的激励制度。首先，可以通过“时间银行”的方式鼓励更多人参与到互助养老中，这种方式既有助于互助养老发展壮大，也能使互助行为成为参与者日后获得照顾的资本。其次，需要以契约的方式对此种模式予以保障，包括明确相关的组织、运行、权利义务及责任等。最后，还需为参与者提供物质上的奖励或者相关补贴，尤其是对一些积极参与的机构组织要及时给予相关政策扶持［24］。

二是建立专门的互助养老资金管理制度。为了让有限的互助养老资金更加合理有效的使用，必须建立专门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可以借鉴已有的农村资金管理方式，统一规定资金的筹集方式、支付程序标准等，进而对政府、集体、个人等筹集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另一方面，还应适当公示以便其他参与者对资金进行更好的监督，必要时还可以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管理，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资金使用的公平公正，而且可以促进资金的增值，由此促进资金的可持续性流转［25］。

三是建立针对施助者、邻里志愿者等参与者的责任保护机制。由于年龄原因，老年人群体普遍身体素质较差，且身体状况不稳定，面临的突发状况较多，所以负责照顾老年人的施助者或志愿者往往会面对一些不必要或者不理智的指责，长此以往容易打击其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因此，首要任务是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实施流程，对参与者具体的权利义务、工作流程和行为规范等作出具体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定明确的责任划定标准［26］，从而有效降低参与者在工作中承担不公平责任的风险，为其参与互助养老提供保障。

四是建立对农村养老服务的监管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群体的各项权利。首先，由于老年人群体是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接受者，维护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十分重要，所以需要密切关注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求，从实际出发，以最有利于老年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其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其次，还要发挥老年人代表的作用，使其对日常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评价、打分，以便提供者随时调整服务［27］。还应依靠政府专门负责养老的部门以及养老协会等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养老服务质量进行把控，发现问题后由养老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3.3 建立多方联合的互助养老模式，推进互助养老的全方位发展

一是发挥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开拓互助养老多方合力而治的新局面。虽然村两委应在农村互助养老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但是受资源、教育程度和地区等因素的限制，其在专业化程度上远不及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28］，因此，应倡导村两委积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发展互助养老的规划与总体要求，再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专业组织合作，利用其专业化的知识与服务更好地帮助农村地区开展互助养老，村两委在其中则主要发挥监督与监管的责任。必要时村两委还应积极组织建立农村志愿者、老年人协会等一系列互助组织，为农村互助养老增添内生新动力。

二是有效整合资源，提升互助养老的硬件设施。由于互助养老模式发展还不够成熟，所以常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程度的作用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应遵循就近原则着力实现跨区资源整合，使各村庄的闲置区域得到充分利用，进而有效避免因人口密度不同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29］。其次，可向政府申请将闲置校舍、村委会闲置房屋进行再改造，划分功能区从而投入到互助养老中，这样能大大节约建设成本。最后，可利用就近的土地进行简单的生产活动，既能让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也增加了养老地点的趣味性［30］。

三是拓展资金来源渠道，联动多方资源，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具有很大的公益性质，政府应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配备相应的专项资金支持和补贴。同时，村两委作为主要建设者也应响应乡村振兴的口号，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整合乡村闲置资源，增加乡村公共收入，从而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次，农村居民也应发挥主人翁精神，尤其是“乡村精英”等乡贤可以通过公益捐助等方式为农村互助养老贡献力量。最后，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新型渠道来筹集资金。

4 结语

养老问题关乎民生大计，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农村地区养老问题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更是直接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水平。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为实践中解决农村地区养老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阶段进一步完善、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路径是应对农村地区老龄化的重要挑战，需要从实际出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