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超，牟震江，张 果

（四川师范大学，a.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b.西南土地资源评价与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6）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流入城市，导致乡村的自我发展受阻，乡村出现衰落现象［1］。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希望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盘活乡村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2022 年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2］。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在此政策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乡村振兴的研究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针对乡村振兴这一热点议题，国内学者多从定性与定量2 个方面进行。从定性方面来看，学者多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方面进行探讨［3，4］；从定量方面来看，一是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5］、新型城镇化［6］以及土地利用转型［7］等结合，通过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二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进行分析［8-10］。

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二者相结合［11］，既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又能够推动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本研究利用四川省2018—2021 年有关乡村振兴发展的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影响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以及土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部腹地和长江上游地区，与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以及陕西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接壤，地理坐标为97°21'—108°33'E，26°03'—34°19'N。总面积48.6 万m2，下辖18 个地级市、3 个民族自治州，共21 个地级行政区。地形类型复杂、地势西高东低，主体由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和高原5 种地形构成。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四川省21 个地级市（州）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四川省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指标数据来源于2018—2021 年《四川省统计年鉴》，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体系的确定 查阅参考文献［11-13］，构建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并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作为准则层。产业兴旺反映乡村发展水平，选取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旅游人数、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粮食产量指标；生态宜居反映乡村的宜居情况，选取化肥使用量、卫生院床位数指标；乡风文明选取乡镇文化站、农村电视覆盖率指标；治理有效选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效灌溉率、农村低保人数占比指标；生活富裕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农村用电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指标（表1）。

查阅参考文献［11，14，15］，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指标体系，选择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接受性和环境可持续性3 个层面构建一级指标，选取地均农业生产值、地均工业产值、地均第三产业产值、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耕地面积、人口密度、城乡收入比、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构建二级指标，指标体系和权重见表1。

2.2.2 数据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受到不同量纲的影响，使得指标间的可比性无法成立，需要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在数据标准化处理过程中，由于出现了0 值的现象，需要对数据再进行平移，使熵值运算有效［16］。具体计算式如下。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中，Xij为第j个城市的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maxXij为第i个指标评价数值中的最大值，minXij为第i个指标评价数值中的最小值，而Y'ij则是第j个城市第i个指标经过极差标准化平移后的数值。

2.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了保证指标权重的相对客观性，利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求取其指标权重，从而利用其中间值构建综合指标权重。

1）熵值法。计算第j项指标在第i年指标值的比重Pij。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Ej。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式中，m，n不指定某一特定数值，n为年份i的最大取值，m为指数j的最大取值，1≤i≤n，1 ≤j≤m，Vj为变异系数。

2）变异系数法。

式中，W'j为权重，Gj为标准差，Sj为数据标准化后的平均值。

3）综合指标权重Wj″。

2.2.4 综合指数法 利用综合指数法计算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水平［17］，计算式如下。

式中，f（x）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g（x）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

2.2.5 耦合协调度 为了解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利用耦合协调度［18，19］，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发展度（T），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中，C为两子系统耦合度；T为两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D为耦合协调度，D∈［0，1］，D越大表明二者协调性越强；两系统同等重要，故α与β的取值均为0.5。学术界对耦合协调度的分类大致有“四等分”“六等分”以及“八等分”等方式，标准不一致。结合前人研究［11，12］以及研究区的差异情况，采用“六等分”的划分方式将耦合协调度分为极度不耦合（0＜D≤0.2）、低耦合（0.2＜D≤0.3）、中度耦合（0.3＜D≤0.4）、较高耦合（0.4＜D≤0.5）、高耦合（0.5＜D≤0.8）和极度耦合（0＜D≤0.2），共6 个类型。

2.2.6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分析空间分异性的重要工具，也是揭示驱动力的重要工具［20］。运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探究四川省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式中，h=1，2，…，n；L为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Strata），即分类或分区；N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和σ2分别是层h和全区Y的方差。

3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时空分析

利用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求取综合指标权重，再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水平，并通过耦合协调度计算2017—2020 年四川省的耦合协调水平。

3.1 乡村振兴水平时空分异特征

利用ArcGIS 10.6 软件对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做了空间可视化处理，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其水平值分为五等，即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以及高水平（图1）。

图1 2017—2020 年研究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2017—2020 年，研究区乡村振兴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中部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发展态势。从时间来看，2017—2020 年研究区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上升，其中，乡村振兴水平最高值常年位于成都市，4 年分别为0.87、0.90、0.90、0.88，最低值则稳定在甘孜藏族自治州，4 年分别为0.2、0.2、0.2、0.3，上升幅度较大的地级市有自贡市（乡村振兴水平值为0.37～0.40）、德阳市（乡村振兴水平值为0.44～0.47）、乐山市（乡村振兴水平值为0.22～0.26），其他地市州的乡村振兴水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上升。总体来看，自国家2017 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四川省的乡村振兴就始终处在稳步发展阶段。

3.2 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时空分异特征

2017—2020 年，研究区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在空间上主要呈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图2），中部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较高的主要集中在成都、德阳以及绵阳3 个地级市。从时间来看，2017—2020年研究区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存在不稳定性，这与本研究在时间以及指标选取上存在一定的关系。从数据来看，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水平最高值分布在成都，4 年分别为0.91、0.89、0.89、0.89，处于高水平，而最低值则分布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三州，其水平值均低于0.01。

图2 2017—2020 年研究区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

3.3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耦合协调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2017—2020 年四川省21 个地级市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度情况，并按照“六等分”来划分其耦合协调水平，利用ArcGIS 10.6 软件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可视化处理（图3）。

图3 2017—2020 年研究区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

从空间上来看，研究区耦合协调水平呈中间高、东西低的分布模式，其中高度协调位于成都市，较高协调位于自贡市，而攀枝花、德阳、泸州、绵阳4 个地级市常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其余各地市（州）则均处于低耦合与极度不耦合水平。从时间上来看，2017—2020 年研究区耦合协调水平以低耦合为主，始终处于上升发展的仅有自贡市和攀枝花市2 个地级市，其他地市（州）的耦合协调因年份的不同其水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4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能够较好地找到影响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因素，从8个准则层中各选取1个指标数据，分别是从产业兴旺中选取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从生态宜居中选取化肥使用量，从乡风文明中选取农村电视覆盖率，从治理有效中选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生活富裕中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经济可持续性中选取地均农业生产值，从社会可接受性中选取人均耕地面积，从环境可持续性中选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将这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水平作为因变量，运用因子探测器定量分析影响四川省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图4）。

图4 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

结果表明，年份不同，其主要影响因素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总体来看，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影响程度最高；地均农业生产值除2019 年外，也对乡村振兴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有重要影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仅在2017 年有较大影响，其他年份影响程度均有所减小；对四川省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影响因素较小的是农村电视覆盖率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 小结

1）2017—2020 年，四川省的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上看，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从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上看，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普遍较低，空间上呈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总体而言，四川省西部各地市州的乡村振兴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除攀枝花市外都有待提高。

2）2017—2020 年，四川省的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水平以低耦合为主，处于高耦合的只有成都市，而低耦合与极度不耦合的地级市（州）有15 个，在空间分布上呈中部高、四周低态势。

3）通过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发现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地均农业生产值对乡村振兴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农村电视覆盖率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其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2017—2020 年四川省乡村振兴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均以中部地区发展较好，而其余地市（州）特别是川西地区，均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来源较为单一，故在指标选取上存在诸多不足且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够完善，研究时间在年份的选取上较为靠近，不能完全反映四川省各地市（州）乡村振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发展水平在时间上的发展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