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忠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医学是一门植根中华文化具有独特医学理论体系和健康养护体系的学科,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后基因组时代,大数据驱动的西方新技术变革所诞生的新思想加速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破解自然哲学基础上的现代科技在面对生命科学所面临的困惑和现在哲学发展的困境以及充分发挥中医学所具有五大资源优势的历史必要性都亟须审视中医学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所在,亟待破解中西传统哲学观的局限。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的学科,因此中医哲学就是中医学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其他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不够,今天的发展状态亦未能充分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概言之,中医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哲学观源于但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更不宜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与承载的历史使命必须同步于新的中医学哲学观,新时代的中医学哲学观决定着中医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否从困局中突破而创造新局,中医学哲学观的重建必然具有历史紧迫性。

1 中医学哲学观的困惑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哲学形成了严重挑战,同时,哲学学科自身远离社会生活现实等原因使如今的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这门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目前正处于“世纪性”的衰落之中[1]。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学哲学观亦处于困局之中。

1.1 源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医学哲学观分界模糊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哲学?这是一个现在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但不论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内,或者是在形而上学外[2],它蕴含的内容显然不同于西方哲学。源于易、儒、道、释合流形成的中医学,展现出中国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独特的东方哲理和时代特征。中医学立足于健康领域,对生命现象的理解与满足临床需要的独特的指导思想显然应该不同于易、儒、道、释哲学,或者仅仅只是后者的简单延伸,没有对临床实践、诊疗模式、个体化经验的哲学思考和凝练显然不足以体现中医学的本质特征。如“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3],《庄子·齐物论》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可见“天人合一”为中国哲学思想,儒、道、释等诸家各有阐述,非中医学所独有。

1.2 框套西方哲学的困惑

古代的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世纪英国哲学、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和百科全书派、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等都是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哲学思想,影响和形成了西方的世界观及相应的方法论。在西方哲学发展面临困境时,中医学的一些学科及观念在探索中却加上了形形色色的西方学科帽子,如中医现象学、中医营养学、中医康复学等,此种简单地拿来有可能淡化甚至偏离中医学精华而有失守正之虞。甚至有学者对中医学作了两个层次的区分,即作为形而上学的中医学(作为中医学内核的中医哲学)与作为经验知识的中医学,这种机械划分、内核抽离的思路值得深思[5]。

1.3 与现代学科的汇通与吸纳不足

中医学与现代技术所形成的现代学科存在不同的世界观,理论差异的本质在于概念及概念网络的不同。中医学中的临床事实可以被现代学科所承认和利用,中医药在现代疾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可以在国际性医学杂志发表,但中医学理论却难以被认同,当然这种独特性是中医学独特性存在的核心标志。开放与创新发展是中医学面向世界,赢得自我实现与贡献人类的必要条件,探索发现中西交汇点与契合点,才能有效汇通并吸纳现代科技成果,才能真正开启中医学科研从证明性研究走向原创性研究之路。

2 重建中医学哲学观的历史必要性

2.1 贡献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需要

东西方近代科技交流的主体就是一部“西学东渐”的历史,当西方科学发展到需要“合”(综合)的阶段,已经感到自己古典的思想武器不够用了,这个时候他们想到要面向东方、面向中国古典哲学,从中寻找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武器,东西方近代科技交流才开始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阶段。如系统科学的产生应当说就是东西方思想交融的产物,甚至出现所谓“东学西渐”[6]。中医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未来的东西方文明互鉴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2.2 发挥中医学五大资源优势的需要

中医学是一门医学与人文交互的学科,其所具有的五大资源优势(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和历史使命必然需要能体现其价值的哲学观的指导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因此必须哲思、凝练其原创性、独特性、拓展性与价值性等要素,以形成适应中医学新时代发展的哲学观。

2.3 汇通现代科技成果合和共进的需要

不论科学体系的差异、发展脉络的不同,学科进步与时代发展均依赖不断的汇通现代科技成果以丰富学科内涵,提升应用价值和时代贡献,引领科技与社会发展。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亦需要中医学在创新性的发展中融汇多学科研究成果,合和共进,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的形成。

3 重建中医学哲学观的历史意义

促进中医学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离不开中医学哲学的支持,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须挖掘和深刻理解中医药的理论价值源泉,即坚持以人为本的生命观、健康观,及在华夏文明生存繁衍中所凸显的历史价值。

3.1 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医学生存之根

中医学历经数千年的筚路蓝缕而光彩依然,立足其显著的临床价值贡献于人类的健康事业,依据其独特的个体治疗视角贡献于医学的未来发展,依靠其独特的治“未病”视域贡献于健康的系统防治,凭据其独特的“形神一体”视野贡献于健康的身心防治,其根本价值不仅在于认识生命和健康的理论体系,重要的是建立了系统的救治生命、守护健康的独特方法和手段。不同于其他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中医学所拥有的宝贵临床实践经验和巨大历史价值在蕴藏于汗牛充栋的医案典籍中的同时,亦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

任继愈先生认为“中医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医的本原问题,也就是生命的本质问题”,并通过探讨生命的终极问题来“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7],即中医哲学与中医学生存之根上是密不可分的。在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理论中,体现着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路径,而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路径又通过这些理论[8],渗透到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的各个方面。中医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中医学创新的重要工具。哲学思维方式强调思辨和思考的过程,并注重从深层次的角度去理解现象。认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讨中医临床诊疗方法的逻辑结构和内在规律,从而更好地应用中医学诊疗技术。在这个体系中,包括许多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和认知论等方面的内容,通过中医哲学的方法和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中医学几千年来的思想创造和临床实践,在推进中医学的创新和现代化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3.2 进一步深切领会中医学守正之路

3.2.1 以真实的人为主体的间性实践 中医学之根在临床,因此本体论的自说自话是难以适应临床需要的,需要的是关系论的深度指导;临床实践过程中必然存在主客体关系,不能是主体性缺失或主客二元,必然存在主体间性(人对他人意图的推测与判定),无论是“先验的”主体间性或者“世间的”主体间性[9]。中医学中的主体的间性是一种“形神合一”“医患合一”的、非虚拟抽象的、真实的人为主体的间性实践,这种间性是建立在深度交流,相互影响的“共同体”模式中的。临床中从医师意向的发出即是整个间性实践的开始,医案中的按语就是这种交流、反思的历史明证。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整个西方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对“存在者”的“表象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对具体事物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之上的,从而表现了对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作为整体和无限者的“存在”的“遮蔽”和遗忘[10]108。

3.2.2 健康之象的生成准绳 中医学对生命与健康的认识明显不同于砖块论或胚胎论,生命与健康是一个在多维时空、多因素互作中连续的生成过程;对生命体,特别是对社会属性的生命体的认识不能简单直接建立在对宏观物理知识的理解上,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失当嫁接将会影响巨大。在东方生命哲学中所认识的空间不同于宏观物理体系的欧氏空间,应该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多方关系中导致生命体嬗变的领域,因此,生命与健康之象是多尺度下的网络象,需要医意之力才能充分理解原象、具象、立象的尽意之变。象的生成与作用高度相关,解构象的主次、序列等属性应该突破抽象整体论的局限,才可能破解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相关的整体。当然,这种生成过程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空间化了的时间,强调内在时间的绵延中各种时间因素和形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联结和渗透[10]165。 事实上,从现代科学的特点上来说,很难从整体上把握生命之象,即便是网络科学、复杂科学等层次也无法完全诠释中医自然和谐、主客合一的思想方式。若在自然、整体情况下把握疾病、生命中的复杂联系,“意象”“医意”等层次有望体会与洞见中医发展的守正内涵之一。

3.2.3 个体经验传承之道 中医学的临床个体化方案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个体的临床需要,标示着医学的终极目标,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具体体现和对个体的最大尊重。医生的临床对象是个体化需要的患者,而非异化或依赖检测物或工具,使物的作用大于人的感受,才能避免意力发挥不够,医意[11]旁落,医患关系紧张。中医学的医疗实践活动,是针对现实状况的每个人的临床需求而进行的临床实践,不同于依据理想人群研究基础而推广到不同个体的行动;是针对个人健康需求寻找破解之道,不同于基于局部环境结论的广义推导。

3.3 进一步深入感悟中医学创新之需

在长期的生命感悟和临床实践过程中,中医学衍生出由象及理的致思路向、蕴物神意的意象思维,形成了直观认识、类比方法、整观联系、辨证析理等思维形式,从而滋养和承载着中医学哲学的发展。中医学哲学在追求超越经验的努力中始终把追求这种超越依托于一定的经验基础之上,因而其拥有着感性与悟性、具象与抽象、推理与模糊的统一,即思性与情性的和谐交融。对生命意义追求的“意义实现”成为中医学哲学的最高目标,人们对生命存在的体认能够落实到人的生理之上,并对其进行超越,从而实现着人生的意义[12],尚需在新的时代超越传统的经验领域,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忽视中医客观的临床实际和人为本的生命观、健康观,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在中医学与现代医学融合的过程中,涉及对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比较和融合问题。西方哲学中的“实在论”等思想对于中医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挑战,这也促使中医学透过哲学的视角认识自身,并作出创新性发展。同时,中医学作为一门古老学科,在历史、人文和文化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贡献,中医学哲学领域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思想可以为中医学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 重建中医学哲学观的可能性

4.1 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嬗变的机遇

世界历史发展进入现代化、工业化之后,哲学被边缘化了,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的嬗变,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然而,反思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促使回归人文、呼唤两种文明的互鉴结合,已然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强音。中医学数千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独特人文实践经验必将在互鉴之道中有所贡献。总体而论,一个学科的贡献度与实践度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一个看似不精美但经过实践不断检验与反复修正的学科,贡献度应该大于理论美好但实践时间短暂的学科。事上磨,事上练,才能知行合一,进一步的“格物致知”需要经过哲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不懈探索,深入挖掘学理、医理和哲理,中医学需要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4.2 引领未来的形而上学方向

中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人学”和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基础上的医学体系,引领着未来的形而上学方向。在中国哲学的建构上,似乎有两种可能途径:一种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西方哲学为用,如熊十力;一种是以将西方哲学改造成为中国哲学,如冯友兰、金岳霖。但从康德开始,传统西方的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了。未来的形而上已经彻底改变了形而上学研究的方向、作用和意义。本体的形而上学只能陷入困境或歧途,而真正的或者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学科。未来的形而上学不再去研究世界的基础这类问题,而是要从人的存在或生存出发,去研究人的生存基础和意义问题[13]。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综观视角”就是从整体上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事物的分析需要跳出事物本身的理解框架,从更为宏观的视域中去把握所分析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意义[1]。

4.3 中医学的独特历史和特征将提供独特理论来源

在众多的现代学科中,同时涵盖物质和精神及其关系的学科只有哲学、量子力学和中医学三个学科。中医学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为中华民族的延续贡献了东方智慧,理论系统,特征明显,实践丰富,在具体、准确、精细等方面有较大缺陷,但具有兼性、扩展性、可通约性,有利于在生命科学和健康科学探索新的时空观和协同性实践活动[14]。

4.4 现代技术进步与新理论不断涌现提供中西互鉴可能结合点

现代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改变了现代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但牛顿建立自然哲学时的“实体形式和隐秘的质”不仅导致对“存在”认识的局限,进而不可避免地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分离。以量子力学为核心的量子理论,颠覆了人们以往的直观经验以及在其上建立的物质观;必然性是随机性的特殊表现,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的特殊表现等理解为当代哲学科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呼唤着与其范式相匹配的新哲学。近年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学、混沌学、分形学、细胞自动机、复杂性科学等新兴边缘学科纷纷向主观思维领域渗透,不仅为思维与智能研究提供了经典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手段,而且还从更深和更广的角度,揭示了人脑、思维与智能的某些本质属性,将为中西互鉴提供可能的接合点与面。如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框架中,不同于经典认知科学框架对知觉活动的研究深受笛卡儿主义二元论模式知觉理论的影响,知觉建构不依赖表征计算模式,而是更多地依赖身体器官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从而展现了一种涉身-交互的行动知觉观[15]。

基于认识论领域和方法论领域的“科玄之争”以及中医学科学性的争论实际上把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演示了一遍。但是,这些争论预设了现象与本体的分离、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等等,显然与休谟、康德以来的科学和哲学学术传统有关,似乎还没有走出18世纪休谟“怀疑论的经验论”范围。我们从汉语的象形与指事等“六书”造字法,写意性的传统书画与戏曲以及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天工开物”的传统造物之美,“望闻问切”的传统中医学诊疗之法和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养生之道,都能够充分理解深蕴其中东方哲学根基。传统哲学在向非理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的过程中,重建中医学哲学观就是要制定未来之象,就是那种不得不是,而又超乎现实的、必然的、面对的可能性,把面向未来之象从全知全能的理性控制之下解脱出来,重构时空维度以便应对哲学危机,既保持住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独特联系,又不能为了实用主义而牺牲历史经验。

面对“李约瑟之问”,非欧洲文明中不曾有过“科学”并不奇怪,直面现代哲学困境,有理由相信不受欧洲传统文明影响的科学可能反倒会对未来科学,至少是生命科学或健康科学带来比欧洲更多、更大的贡献。建立具有跨文明、跨宗教、跨国别、跨区域即具有全球性属性的哲学认知体系,是解决全球性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中医学丰富、系统的健康防护体系改善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对生命现象和真实的人类健康的进一步思考,需要明晰一个学科之根本。真正的传统,并非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和物,而是刻在一个民族的血脉里,它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现在,又左右着国家未来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因而,站在东西互鉴的机遇上,历史、系统、深刻地了解中医学思想,不仅是判断未来趋势、走向的重要依据,更是一个追求思想的现代学科。在面对互相冲突的方法论、价值观时,心中有人民,心中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真正进行创造性的哲学研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医学几千年来的思想创造,致力于把握中医学哲学的本质、特质,将那些由历史经验组成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光芒变为民族的宝贵财富,化为我们今天安身立命的智慧,才能促进中医学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