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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先生的宠物(外一篇)

2023-12-03李成

雪莲 2023年10期
关键词:聂鲁达羊羔布谷鸟

【作者简介】李成,安徽桐城人,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中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历年来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十月》《诗刊》《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散文》《散文百家》《美文》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一千余篇。有作品收入多种选本,出版有散文集《故乡味》《小沧桑》《岁月深处故园情》、诗集 《水底的火焰》 等。现在新华社某部门任职。

出生在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世界政治舞台和文学舞台上度过波澜壮阔、五彩斑斓一生的聂鲁达,可能是饱览过这个世界上最广阔、最为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和风俗画的一位诗人。翻开他卷帙浩繁的诗章和一部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我们就会感觉到:他像大画家泼墨挥毫一般,不仅把拉丁美洲,甚至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倾泻在那江河般的诗文当中,让我们的目光落到哪里,都会看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样的迷人景象,面对这样的诗人及其作品,我们端的只有惊叹!

我读聂鲁达的史诗式的诗集《漫歌》时,就曾目眩于他对南美大地上那些自然景观的描绘。在《漫歌》的开篇,他在总叙拉美风情时,就这样写到植物:“风从其他的领域/降临这无名而又无数的土地/雨水带来千万条天上的线/而湿润的祭坛上的神灵/将花朵和生命奉还。//时间在沃土中蔓延。//哈卡兰达/高擎海外光辉的浪花,/长矛耸立的阿劳卡里亚/誓与白雪争高下/显赫的桃花心树/从树冠蒸馏着血滴/在落叶松的南方/雷鸣树,母亲树/长刺的树,赤红的树/朱砂木棉,橡胶树/它们都是大地的组成部分/都是声音,都是领土本身//一种新的芬芳四处洋溢……”而写到“兽类”和“鸟儿来了”,似乎更见精彩和斑斓多姿:

那是鬣蜥的黄昏。/它的舌头像投枪一样/从彩虹般的棘状鳞/向绿色挺进/蚂蚁修士迈着和谐的步履/走过森林/小巧的羊驼仿佛氧气/穿着金靴/在褐色宽广的山间走动/骆马在洒满/露珠的精美世界中/睁开了天真的眼睛……(《兽类》)

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切都在飞翔/红冠鸟宛似一滴滴/血和羽毛/染红了阿纳瓦克的晨曦/巨嘴鸟是一只/盛水果的可爱的漆盒/蜂鸟保存着/闪电特有的闪耀/而它那细小的火苗/在静止的空气中燃烧。//显赫的鹦鹉/充满叶丛深处/宛似碧绿的金绽/刚露出深深的泥潭……(《鳥儿来了》)

一切都是动感十足,活灵活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亚美利加”显现在我们面前。

之所以能如此,当然首先归功于拉美这片土地物产的丰盈、富丽,也得益于聂鲁达本人阅历的深厚与广阔,更重要的是,他对万事万物都有勃勃的兴致与一片深情、眷注。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几乎随处可见。在《回首话沧桑》开篇不久,他就介绍令他陶醉的自然环境:

各种鸟儿、甲虫、石鸡蛋把我迷住了;这些东西有的湛蓝,有的乌黑,有的闪亮,犹如猎枪的枪筒一样五彩缤纷,能在山谷里找到它们实属罕见。那些甲虫完美得令我惊叹不已。我捉到了几只“蛇娘”,这是给一种最大的鞘翅科甲虫取的古怪名字,这种甲虫浑身黑亮、结实,是智利昆虫中的大力巨人。在灌木、野苹果树、南方假山毛榉的树干上骤然见到它,会吓人一跳,但我知道它很结实……

这说的是昆虫。而禽鸟又是怎样呢?他着重写到了一只天鹅:

有人带给我一只奄奄一息的天鹅。这是一只美丽绝伦的鸟,一只黑颈天鹅,这么美的鸟我在世上再也没有见到。它犹如一只雪白的小船……我也渐渐明白,折磨它的是乡愁。于是,我抱着这只沉重的鸟走过大街小巷,把它带到河边。它在我身旁游了一会儿。我要它去捉鱼,给它指点河底的小石子,指点砂砾,南方闪着银光的鱼从上面滑行而过。但是,它那忧伤的眼睛却望着远方……一天傍晚,它更加沉陷于沉思,就在我身边游,对于我指点它去捕捉的小动物丝毫不感兴趣,它十分安静,我于是抱起它准备带回家来。可是,当我把它抱到胸前时,我觉得有一根带子似的东西舒展开来,像只黑手臂那样擦过我的脸。是它那细长柔软的脖子耷拉了下来。我于是知道了,天鹅死去时是不唱歌的。

这只天鹅或许是聂鲁达第一次养的宠物,虽然前后相处不过二十多天,但可以看出,少年时的他就展现了与万事万物“心灵”相通的能力与禀赋。他从万物当中了解它们的本性,其实也是在发现自我。这或许正是他之所以能成就伟大诗人一生的奥秘所在。

终其一生,聂鲁达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都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和诗意的好奇。在他动荡不安的人生当中,他几乎走遍了美洲、亚洲和欧洲,他还曾有在几个国家间秘密穿越、逃亡的经历,可谓居无定所,而大地就是他的居所,他常常是独自前行的,所以他对旅途中遇到的生物格外珍视,甚至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意,随时随地都有把“沦落”的它们收养在身边,与之相伴度过寂寞岁月的冲动。曾经就有一只獴,格外引起了他的垂青,那是他在东方各国做领事时候,在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

我的狗和獴是我仅有的伙伴。初出大森林的獴在我身边长,在我床上睡,在我餐桌上吃。谁也想象不到一只獴的温情。我的小宠物熟悉我每一分钟的生活,在我的稿纸上散步,整日跟在我身后奔跑。午睡时刻它也蜷缩在我的肩膀和脑袋之间睡觉——野生动物那种警醒而快速的睡眠。

聂鲁达驯养的獴在居民区很有名,因为它敢于与眼镜蛇进行搏斗。这种形状上有点像鼬,有着大黑眼圈而尾巴蓬松似松鼠的小动物,可以长时间地用后腿站立起来,腾挪跳跃,动作敏捷,是蛇的天敌。它天生具有抗毒性。聂鲁达说獴能战胜蛇,“是靠灵活和身上那层椒盐色的厚毛”,还有“獴在跟有毒的敌人搏斗之后,就去找解毒的草”。但它并不是战无不胜。有一天,聂鲁达住所附近的孩子一窝蜂似的跑来,要求他带着他那著名的獴“基里亚”去对付街上的一条大蛇,那是一种有致命毒性的可怕的黑环蛇。其结果怎么样呢?

我把獴放出去。基里亚在空气中闻到危险的气味,慢慢向蝰蛇爬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场激战就要开始。那条蛇盘成圈,把头高高抬起,张开大嘴,用它那催眠的视线盯着小动物。獴继续前进。但是在距那只怪物的大嘴几厘米远的地方,它准确地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于是高高一跃,便朝相反方向一溜烟地跑了,把蛇和观众抛在后面,一直跑到我的卧室才停下。

这是多么富有喜剧性的遭遇,令人不禁莞尔。聂鲁达还诙谐地说:“三十年前在维拉瓦特郊区,我的名声就这样扫地了。”但是,聂鲁达并没有放弃它,甚至当他辗转到新加坡和巴达维亚当领事时,也不忍丢下他的“基里亚”,他深知那只獴已无法放回大森林,它已失去自卫能力,于是,他决定带照看獴的僧伽罗仆人布拉姆皮一起走,可以将它藏进甲板上的筐子里,由狡捷的布拉姆皮骗过海关,但到了目的地,过了一段日子,这只獴还是丢了。“它有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的危险习惯,步子又快又轻,跟着我,意味着窜到小汽车、大卡车、人力车和荷兰人、中国人、马来人来来往往的街上去。”这当然是太危险了。

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我回到饭店,一见布拉姆皮,就知道发生了悲剧。我什么也没问他。但是,当我坐到走廊上的时候,獴没有跳到我膝上,他那毛茸茸的尾巴也没有伸到我头上。

我在报上登了一则寻獴启事:“丢失獴一只,叫基里亚这个名字,它会有反应。”没有任何消息,邻居都没有看见它。它也许已经死了。它永远消失了。

这是在早年,在亚洲。聂鲁达晚年回到智利,参与本国的政治。他有个亲戚当选参议员,来到聂鲁达在黑岛的家,支持者纷纷在空场上生火烤羊、喝酒、弹唱,以示庆贺。第一天烤了一只羊羔,另一只羊羔留作第二天来用。他们把它拴在窗下。

它整夜呻吟、哭泣,咩咩叫,为它的孤独哀怨。羊羔忽高忽低的怨诉,听了令人心碎。我当即决定天一亮就起床,把它劫走。

……我把羊羔塞进汽车,带它到一百五十公里外我在圣地亚哥的家,在那里屠刀就够不着它了。它一进门,就贪婪地吃起我花园里最美花木的嫩叶来了。它最喜欢的是郁金香,吃得一株不剩。玫瑰有刺,它不敢碰,却兴高采烈地把紫罗兰和百合吃得精光。我只好再把它拴住。它立刻又咩咩叫起来,显然是想像先前那样感动我。

后来,当地农民罢工,大庄园主驱散了佃农,一个乡下小伙子四处流浪,饿得奄奄一息,最后倒卧在街头,一位过路人同情他的窘境,对他说他应该去找诗人聂鲁达,聂鲁达收留了他。“我派他专门看管那只美食家羊羔,不让它只吃我的花,也要不时让它用我花园里的草填肚子。”

他们一见如故,开头几天,他举行仪式似的拿一根绳子套在羊羔脖子上——看着就像绶带,牵着它到处走,羊羔不停地吃,牧羊人也是如此。他们俩走遍整座宅子,也走进我的房间。他们彼此情投意合,简直像是由一根大地母亲的脐带连在一起,像是由人的权威指令连在一起。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牧羊人和羊羔的体形都变圆了,尤其是那只羊,它的个头都快赶上它那胖墩墩的牧羊人了。他们有时不慌不忙地走进我的房间,无动于衷地看看我就又走了,在地板上给我留下一串黑色小念珠。

可惜仍是好景不长。后来那小伙子因想家而回乡,没法带走那只羊羔,只得彼此“情意绵绵地告别”。而聂鲁达又忙于政治斗争,家里乱成一团。“那只羊羔又如怨如诉地咩咩叫起来。我闭上眼睛,要我妹妹把它带走。唉!这次我敢肯定,它是逃不脱烤肉棍了。”

聂鲁达和他的宠物的缘分似乎告了终,从此他再也没有收留或养过宠物,但对动物们的关注乃至深情却未曾止绝。他所到之处都要去参观动物园,当他访问亚美尼亚,“在埃里温动物园,我直奔南美神鹰的笼子,可是我的老乡并不认识我,这只绝望的神鹰,这只思念故乡山峦的大鸟,停在笼子的一个角落,头秃着,两眼带着疑虑重重的绝望神色。我伤感地看着它,因为我就要返回祖国了,而它却要永远被囚禁在笼子里。”

他在这个动物园与貘还有一次“邂逅”,这是个身躯像牛、鼻子很长、眼睛很小的动物,聂鲁达说,“我应该承认,貘长得很像我。这不是什么秘密。”再一次显示出大诗人的风趣幽默。院长问他想不想看它游水,聂鲁达答道:“我走遍世界就因为喜欢看貘游水。”结果貘跳入水中尽情地展示它的游泳特技,动物园园长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它这么高兴过。”

可以看出,聂鲁达的动物情缘确实是非同一般,他把动物当作同类一样对待,平等而亲切,此为一般人乃至许多作家、诗人所不及。如何对待大自然、如何对待大自然中的生灵,聂鲁达给我们带来了启迪。

第一首诗

“人们多次问我,我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写诗的灵感又产生于何时。我要尽力回想。很早以前,在我幼年时期,我几乎刚开始学写字,又一次我感到激动万分,便随性写下几行类似诗的韵文,但是我觉得这些诗句很奇怪……”

這是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开篇不久说的一段话。是的,任何事物都有来处,万里长江、九曲黄河都有它的发源地,诗人及其诗歌也是一样。

但那是什么样的源头?它是晶莹的一泓山泉?它是草叶间滴下的一串水珠?它是山涧里的小溪,荒原上的小小的湖泊、芬芳的小河,抑或细雨微飔……都有可能,都像诗一样静静地,然而对一颗心来说,是带着萌蘖的芽苞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声音,它横空出世,它悄然现身……

屈指数来,我“写诗”已经有四十年。对于我而言发表的第一首诗,它的诞生,确实有些“惊心动魄”的意味。但其实,在处女作诞生之前,我已走过一段不短的诗之路,可惜却没有一首留下来,只是在记忆中有那么一行浅浅的模糊的脚迹。

我大约是十岁开始接触到诗的,不算早也不算迟。那时候,国内的文艺界和图书业凋零已久,荒芜一片。在乡下的我们也接触不到前人特别是古代的作品,在小学阶段甚至连一首唐诗也不会背哩!然而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诗之旅”,由此也注定了旅途的艰辛与困顿。

但一夜之间情况悄悄地发生变化。几位领导人接连去世,悼念性的文字铺天盖地,我虽是生长在穷乡僻壤的一个乡下孩子,也偶或从书刊上读到了一些。我似乎也从中了解到一点中国当代革命史,对领袖人物的事迹很崇仰,怀念他们的诗句我差不多也能读懂,包括一些大文人写出的工整的七律。读得多了,一些词汇、诗句积存在心里,我觉得我也可以模仿写出与之类似的“七言八句”。我果然在纸上涂写了起来,一篇、两篇甚至更多的“七律”就这么产生了。我如法炮制,把它投给了一家大刊,多么期待能够得到一丝一毫的回应。可是没有,当然是没有的。

可是,我再也刹不住车了啊!以前家里有几本旧杂志,我过去只读过上面的小说、故事,根本不读诗,现在我已写起“诗”,当然要重新读读。我把每一本都找出来,一首首地读下来。刊物上的诗歌是以新诗为主,这似乎更加好懂,而且,它长长短短,参差不齐的“模样”也很好玩,我一下就着了迷。我从简单的诗句入手,一首首地尝试着写下来,不断地推翻重写,真的颇像一个一岁多的孩子,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在地上开始迈出行走的脚步。

大约这时又开始读到唐诗和民歌。我继续以旧体形式写作,出来的当然更像民歌。我甚至在课堂作文当中嵌入自己写的“歌谣”。一如既往,在报刊上发表一首两首诗作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便一次一次向报刊投去。有许多石沉大海,也有一些鼓鼓囊囊地寄出去,又鼓鼓囊囊地返回来,中间或许夹着一张两三指头宽的退稿笺。伴随着退稿笺的增多,我觉得我的“诗”也一次比一次更加成形了。终于有一天,意外地等来了一点好消息,省城的《文艺作品》来信说:来稿留用。并问我有无其他稿件,可一并寄来。我感到极为兴奋,仿佛文学的大门即将被我叩开,其实,它还是严丝合缝:前后寄出的稿件依旧没有了下文。

我仍然没有沮丧,因为文学本身、写作就很迷人。我们人所处的是一个世界,写到纸上的似乎又是一个世界。我再一次沉下心来阅读。还是那些旧杂志,接着又有了新杂志。有一个时期,《安徽文艺》上刊登了那么多军人的诗歌,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一些作者的名字。我不可能不受影响,我写了两三首描写军队生活如练兵、拉练、野营之类的诗,有的已像那么一回事了,我自己读来也是心情荡漾。

我更加注意阅读报纸副刊上的诗作。我发现从全国性的大报到地市的报纸几乎都有文学副刊。有一阵子,我在省报上集中读到了一位署名“陈所巨”的作者的诗,他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深契我心并唤起我表达的欲望。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本县人,他所在的县城与我村距离不过十三四里。我开始构思描绘田园的诗。许多仍然是半成品,但也有一首已经十分像样了,我有了劲头继续努力。可苦思冥想也难得寸进。

似乎命中注定会有那么一天来临。那是晚上,村里没有停电,灯火通明。我和家人刚吃过晚饭,桌子上也可以说是杯盘狼藉(其实并不丰盛)。正值仲春,气候已比较温暖,夜风柔软如水,田野里早已插上新秧,即便在室内也能感受到四野一片生长的气息。我微微有些陶醉了,突然,从远空传来了一声清晰的啼鸣,由隐约到幽微又到清晰:“发沃——发沃——”随着不断啼唤,仿佛已飞临我的村庄、我的庭院上空。啊,这是布谷鸟的叫声,它是如此清脆,如此激越,这与万物生长的气息是多么吻合,它呼唤的是春天的一派生机!我顿时激动起来,头脑里仿佛有一扇门打开了,涌现出无限的想象,我有了一种歌唱的欲望,于是我迅速推开眼前的碗盏,铺开纸,拿起笔,在纸上不假思索就写上了第一行文字——“布谷鸟叫了”:

布谷鸟叫了

无垠的麦海泛着金波,

金色的浪花,

扑打着林落。

布谷鸟飞回来了,

载着一路欢歌。

“割麦,插禾”

叫得格外欢乐。

……

二十四行,一气呵成,把我心中春天的田园摹写出来了,我感到很是神奇、快乐,大约也将这页诗歌左看右看,自己欣赏半天吧。我也意识到,这才是一首真正完整的诗歌,算得是我的处女作了。我甚至确信它已经达到发表的水平。为了保险起见,我只把它投给了本县的报纸——我前不久刚知道县里有这么一份文学小报,我的中学老师告诉我,陈所巨就在本县文化局任职!啊,我崇拜的人物就在眼前!我感到欢欣鼓舞。果然,我的这首《布谷鸟叫了》竟也不声不响地发表出来了,我是暑假随父亲去县城拜访他的一位作家同学,偶然在他家发现这张小报的。我的第一篇作品就这样悄悄地问世,没有任何异响与欢呼,呵呵!但正如诗的题目所示,我却觉得自己也仿佛是一只布谷鸟,就是那只飞过家乡的天空,洒下激越的欢鸣的布谷鸟。

多少年后,我讀到了《陈所巨文集》,在其开卷不久就读到一首《播》:

潮润的炊烟

箍着村落

像白莹莹的

珍贵的玉镯

雨丝子甜甜的

像蜜炙过;

小南风香香的

刚从茶花上滚过

……

我才恍然大悟,我的那首《布谷鸟叫了》和这首《播》在“格调”上多么相像。这使我想起来,我的处女作实际上是借鉴,甚至可说是模仿了陈老师的作品才有的。我进一步回想起来,我当年的的确确是读到了载在《安徽日报》上的这首《播》,并且手持着这一页报纸,走在刚刚耕耘过的水平如镜的田野间,心旷神怡,觉得这首诗把眼前景描绘得如此恰切。没有这首《播》,或许就没有我的那首“处女作”了,或者还要等待多时才会有处女作“问世”。事情是多么偶然,然而偶然中又确实含有必然的因素:假如我不是那么喜欢读报纸副刊上的诗,不是关注到陈老师的诗作的话,我可能也写不出这首诗。后来,就在这首《布谷鸟叫了》发表几个月后,我又在地区的报上发表一首短诗,似乎有了一点底气与勇气,我给时任县文化局股长的陈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他的仰慕,他也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鼓励有加,并邀我去他那儿玩。我真的去拜访了他,与他有了一席谈,从此有了交往,而我也似乎是步上了一条文学的窄径——对我而言,它一直都并不宽阔,倒是有些漫长,也有些曲折——因为直到今天,我似乎仍在这条窄径上踽踽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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